儒者網刊 第一期 華夏復興
被人们误认为是弊端的儒学观点驳正 赵宗来
1、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此语出自《论语·颜渊》，是孔子教导颜渊之语。这里首先涉及到的是对“礼”的认识：礼是违背人性的吗？在儒学经典中，《礼记·乐记》中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因此，“礼”是根据一个人的德与位所形成的本分与职责的不同，是要求每个位置之上的人各敬其业，这是使一个团体和国家，乃至天下，能够有条不紊的关键所在，所以，《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在孔子学说的“礼乐政刑”之中，“礼乐”两方面都属于道德层面上的，它不是强制性的接受，而是靠人们的自觉遵守和公众舆论的监督，当自觉遵守和舆论监督无效的时候，才会动用“政刑”的手段予以制裁。孔子在提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时候，不是强制人们接受，因为孔子既不是君王，也不是官长，孔子只是站在仁者的立场，告诉人们，怎样才能使社会和谐稳定，从而使人们更能保障自己的安居乐业的正常生活。我们不会只要“法”而不要“礼”，等到人们犯法的时候就用法律加以制裁吧？孟子说，那叫做设置罗网陷阱让百姓上当，不是仁者所为。当一个社会不知道什么该看、该听、该说、该动的时候，不知道什么不该看、不该听、不该说、不该动的时候，也就必然是社会混乱腐败的时候，可是，我们现在常见的是，该看的不看，不该看的偏看；该听的不听，不该听的偏听；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乱说；该动的不动，不该动的也动。我们现在不正是需要复兴“礼”的时候吗？当“礼”复兴起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国家民族和平安定的“和谐社会”到来的时候。
2、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此语出自《论语·里仁》，孔子所说。大家对此句常有的误解是，好象孔子在此是在贬低小人、否定利。事实果然如此吗？我们来看看，什么叫“义”？什么叫“利”？朱子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朱子所说的“天理”，相当于孔子所说的“天道”，《礼记·乐记》中记载，孔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没有私心的好恶，便是无私，便合乎天道、天理，我们总不能说我喜欢的就说是对的、不喜欢的就是错的吗？“天理之所宜”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君子，不管是自己喜欢不喜欢，只要是符合道义的时候，符合仁义的事情，就要去做，而且要做到最好，不符合的，即使自己喜欢也不能做。什么叫“君子”？什么叫“小人”？程子说：“君子之于义，犹小人之于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笃好。”杨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义者，以利言之，则人之所欲无甚于生，所恶无甚于死，孰有舍生而取义哉？其所喻者义而已，不知利之为利故也，小人反是。”由此可知，能不为利所动，能够见利而先思义，便是君子；见利而忘义，抛弃人生原则，便是小人。那么，请问，谁喜欢与这样的小人一起做事交朋友呢？贬低这样的小人，而提倡人们学习着去做个君子，不是要害人害社会，而正是要有益于人有益于社会。那么，孔子是不是否定“利”呢？《易传》中说“利者，义之和也。”只要我们能尽职尽责地按照自强不息的精神去做事了，那么，利也就在其中了。最大的利是使我们活得心情舒畅、问心无愧，而不是富贵。富贵不是人们想求就必然能够得到的，也不是得到之后就永远能拥有的，因此，不必有意地去提倡追求“利”，却应该提倡做好此时此刻该做、能做的事。
3、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语出自《论语·颜渊》，原文是：“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意思是说：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治国的事情。孔子回答说：“君王尽君王的责任，臣子尽臣子的责任，父母尽父母的责任，子女尽子女的责任。”齐景公说：“说得好！如果真的君王不尽君王的责任，臣子不尽臣子的责任，父母不尽父母的责任，子女不尽子女的责任，即使有粮食，我能吃得到吗？”
在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一是这里的君臣父子是四类人的象征性名词，而不是说君就是“封建皇帝”、臣就是“封建官僚”、父就是“封建家长”、子就是“孝子贤孙”。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只要是处在国家最高地位上的那个人就是“君”，拥有治理国家的权力而处于君王之下的人就是“臣”，所有家庭中已经有了子女的父母都是“父”，还有父母在世的子女都是“子”。不要认为现在、外国就没有“君臣父子”，何时何地都有。二是这里所讲的是四种人的责任与义务，而这种责任与义务又是落实在个人修养上的，绝不是说“君”就要专制，“臣”就要服从，“父”就要威严，“子”就要孝顺。无论是谁处在君王的位置上，都要按照君王的原则去做，君王什么原则？就是要效法天地之道，仁民爱物，要把民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国家社稷放在第二位，把自己放在第三位。无论是谁处在臣子的位置上，都要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根据道义来为君王做事，为民众做事，为国家做事，君王有错误必须根据道义加以劝谏，君王的命令是正确的就必须根据道义去执行好，以真诚和端正之心来对待天下、民众、国家、君王。父母要尽父母的职责，仁慈而又对子女负责；子女要尽子女的职责，孝敬而又真诚。由此，我们可以说，儒学恰恰教导的就是要人们做好自己的事，敬自己的业，守自己的位，尽自己的本分，而且这种教导所要求的是个人的自我修养，而不是先去责备别人。我们难道有谁会主张君、臣、父、子应该不尽职责和义务吗？对孔子此说持有疑义的朋友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为什么非要把我们几千年来所尊敬的圣人言辞往坏处去理解呢？要是真的那么理解，那么，真可以说是“以小人之心度圣人之腹”了。
4、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此言出自《论语·季氏》，全文如下：“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对此话的误解，原因就更复杂了，甚至可以说对每一个词语，我们可能都会产生误解或者曲解。那么，怎么才算正确理解呢？按照华夏文化的整体精神，按照“六经”的原则来理解，才能算正确。什么叫“畏”？畏不是“畏惧”的意思，而是“敬畏”的意思，也就是谨慎小心地去对待，如果理解为“畏惧”，那么，君子也就成了胆小鬼了，也就成了奴才了，如果这样，那还有什么必要再去提倡君子之道呢？
为什么说“小人不知天命”？反过来说，如果能“知天命”也就不一定是小人了。我们今天常常认为，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追求，就一定能够得到，事实果然如此吗？有些人想死却不一定死得了，有些人不想死却死了；有些人想富贵却一直不得志，不想富贵却得到了富贵；我们想胜过天地自然，我们真的战胜了飓风、地震、旱涝灾害了吗？在天道、地道和人道之中，人道只占三分之一，所以，顺应天地之道然后为人类造福才是正道，人类把自己凌驾于天地之上，最终结果是灾难的降临。所以，敬畏天命，也就是敬畏天道、地道，去靠自我的自强不息来加强自我的免疫力，去小心谨慎地对待天地自然来增强自我的适应能力，这才是正道。在天地人之中，人所能做到的，是道与德的修养，其中包括了心灵的解脱、心灵的诚正，要想战胜天地自然，无异于螳臂当车、蚍蜉撼树。
为什么要敬畏“大人”？“大人”与“君子”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两者都是有仁有智的人，但是，“大人”不仅有仁有智，还要有“位”，这可以从《周易》中的“君子”与“大人”的用法上得到证明。为了自身的利益或欲望满足，而不把仁智兼备的官员放在眼里，无视政府、藐视官员，那是自取灭亡。莫非我们在“大人”面前无所作为了吗？当然不是，儒学绝不是培养奴性的学说。只有符合道义的官员，才能叫做“大人”，因此，敬畏大人所敬畏的不是其官位，更不是官员本身，而是其仁其智。对于仁智不全的官员，君子要去辅佐、帮助，成人之美，而不是去贬低、侮辱，更不是去咒骂；对于根本不讲仁德的官员，君子要用自己的仁与智去教化他、影响他，教化和影响不起作用，就用“政”与“刑”去罢免、除掉他。《论语·里仁》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要敬畏“圣人之言”？没有一位圣人是靠自己能封得起来的，也不是靠政治力量所能封得起来的，那是靠自我的道德言行而被后人认可的。所有的圣人，都是有益于民众，有益于民族的非凡人物，不是因为他们的地位高，更不是因为他们在财物上的富裕，而是道德修养的崇高。因此，圣人之言是经国济世之言，是公正无私之言，若非如此，不会流传于世而长久不灭，也不足以称之为圣人之言。这样说来，敬畏圣人之言，不是敬畏圣人这个人物，而是敬畏圣人的道德修养，而是敬畏圣人之言所体现出来的道义。人们会反驳说：难道圣人之言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我们难道就用圣人之言来束缚人们的思想吗？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言论，就不能称为圣人之言，那是经过千年甚至数千年过滤、沉淀之后的言论，而不是圣人的所有言论；能称之为圣人之言的言论，都是讲做人做事原则的，而不是讲具体的方法的，而且是言简意赅、内涵丰富的言论，我们从中可以感悟、体会、学习到许许多多的智慧和道理，那是给我们指方向的，路还要我们每个人自己去走，思考和应用它还要靠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心与身体。《荀子》说：“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我们从圣人之言中受到的启迪，就好比得到了点铁成金的方法，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
5、巍巍乎，唯天为大。
此语出于《论语·泰伯》，实际上只是半句话，其全文如下：“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意思是说：“帝尧作为一代君王是多么伟大！他像崇山一样高高耸立着，上天是最高大的，帝尧就是在效法着上天！他像大地一样一望无际，民众无法用现有的词语来称道他！因此，他所成就的功业是如此崇高伟大，他所制订的礼仪制度是如此灿烂辉煌。”整段话都是在赞美帝尧，在赞美他的功绩，我们应该知道，孔子不是因为帝尧是帝王而赞美，而是因为帝尧能够效法天道地道的无私覆载，因为他的礼仪制度能够使国泰民安。
今人对此语的误解，一般是认为这句话好象把天看成了一切的主宰，似乎孔子一说“唯天为大”就表示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意味着人只能是天的奴隶。因为这样，这半句话就使人们反感了。可是，我们应该想一想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华夏文化中的“天”究竟是什么样的天？二是究竟是“天大”还是“人大”？
对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习惯是按照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来看待，把“天”分成人格话的天、自然的天、主宰性的天等等，但是，在华夏文化中并不把“天”分开来讲，这个“天”字只是一个类象，却并不确指某个方面，抛开人的认识角度来说，宇宙间根本没有天地的分别，一切都是天，都是自然；站在人的角度来说，人的头上就是天；从人本身来说，人的头部就是身体上的天；从人的头部来说，额头就是头部的天；从百姓日用来说，民以食为天。这个“天”是不是万物的主宰呢？也不是，他只是本性、自然的体现，他是无私、至善、至仁的象征。《论语·阳货》中记载，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老子》说：“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周易》以乾卦代表天，《周易·文言传》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意思是说，天只是随着春夏秋冬的变换而使万物各自按照本性生生不息，其中兼有仁礼义智，君子就是应该效法这种天道。因此，华夏文化中的天，不是主宰者，而是顺应万物本性的调节者。
如今，我们强化了人的作用，拔高了人的地位，人成了万物的主宰，人成了无所不能的宇宙间的主人，似乎我们可以战胜天地，可以征服自然，也就是所谓“人定胜天”。当我们有了相对论之后，制造了火箭、宇宙飞船，我们可以飞到月球、火星上去了，于是，我们就骄傲起来，不再对天地有丝毫的敬畏，这与夜郎自大毫无区别！在华夏文化中，天也就是宇宙，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体，时间无始终，空间无边际，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认识这无始终、无边际的时间与空间？所以，人在天地之间是渺小的，同时又是伟大的，其渺小在于人无法去认识、观察整个宇宙，其伟大在于人可以不断地认识、观察宇宙，并且人的活动也在影响着宇宙，其实人也只是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说来，“唯天为大”有什么错误呢？
6、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此语出于《论语·尧曰》，意思是说，如果不知道命运，也就不能成为君子。我们的认识错误往往在于对“知命”的理解。我们一说到“命”，马上就想到“宿命论”，马上就想到“迷信”、“消极”，因此，好象“知命”也就是“向命运低头”，也就是“不思进取”，实际上这完全是误解、曲解。“命”是“命运”的简称，所谓“命”是与生俱来、一出生就已确定了的东西，这是由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而决定的东西；所谓“运”是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着的东西。我们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是“有志者事竟成”，是“一分汗水就有一分收获”，似乎只要我们努力就一定能改变命运，就能改变一些，我们这么说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人们去努力做事，却不知道这样一来就片面夸大了人的作用，背离了中庸之道。关于“命”，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出生时是男是女、是黑人、白人或者黄色人种等等，是我们自己能决定、能改变的吗？仅以性别而言，现在科学很发达了，可以做变性手术，那是后天的改变，但是如论这种改变多么成功，无法改变的是激素、心理等等。再从历史上来看，孔子当时周游列国不是努力了吗？但是，仍然是“道不行”；屈原也努力了，结果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苏轼也努力了，但是仍然是一生坎坷。所以，君子应该知道命运的存在，否则不足以成为君子。知道命运的存在以后怎么办？假如说为命运而沾沾自喜或者沮丧颓唐，那也不叫君子。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先师的做法。也就是说，不是因为必然会成功才去做，而是因为该做、能做才去乐观而积极地去做，至于最后是否成功，那不是我们所能说了算的。君子只管做好每个此时此刻该做的事，那么也就会终生无悔。如果我们先去想未来是否会成功，志在必得，那么，一旦失败便会怨天尤人或者自暴自弃。
7、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此语出自《论语·颜渊》：“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在这句话中，涉及到死生与富贵两个方面，死生是不是有命数的呢？似乎我们现在很愿意相信西方科学的人能活到120岁或者别的什么说法，却不愿意相信中国文化中的命数观点。但是，西方科学的这个说法只是大体而论，但是，每个人都活到120岁，可能吗？中华文化可以推算每个人的命数，《四库全书》中这方面的书籍不少。同时，我们都愿意相信西方科学以及中国道教中所说的“延年益寿”的说法，却不愿意接受“尽其天年”、“寿终正寝”的观念，为什么？因为是生的执着和对死的不愿。无论如何，人生既然有生就必然有死，能够“永垂不朽”的思想精神，而不是具体的生命。因此，我们何必要否定或排斥“死生有命”呢？同时，圣人说“死生”，而不说“生死”，金圣叹说过：生死只是一番生死，而死生却是生生不息，就像《周易》的六十四卦不是以“既济卦”结束，却以“未济卦”结束一样。为什么说富贵在天？《论语·述而》中说：“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富有，人人都想，于是如何求财富的法门也就很多了。可是，那么多求财富法门的书，介绍了那么多方法，有几人通过学习这种方法而求到财富了？如果求财富就能够必然得到，那么，尽管去求就是了。如果追求理想就必然能实现，那么，尽管去追求就是了。但是，生在富贵之家，不求也能得到遗产；生在官宦之家，不求也比常人更好。这不是通过求而得来的。姜子牙卖面被风吹，邓通自铸钱而饿死，是他们自己不求财富吗？那么，爱财富之心应当如何对待？善待自己，修养自己的德与才，按正道去做自己爱做的事情，那么，有富贵的时候，我们可以承受，没有富贵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忧。不求之求，才是最好的求。当你爱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投入进去，你一生的快乐就在这兴趣之中，那就是你一生的“财富”；当你通过自己的修养而获得了自信的时候，你的自尊也就建立了起来，那就是你一生的“尊贵”。当我们的心灵被追求富贵而奴役的时候，我们也就失去了自我，我们也就因患得患失而忧愁，我们也就会把自己变成财富的奴隶！
8、乐天知命，故无忧。
此语出自《周易·系辞上传》第四章：“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 意思是说：《易经》的道理和天地之道相似，所以不能违背它。知道它包容万物，而且能够按照它所反映出来的大道来解决天下的问题，所以不会有偏差过失。普遍地运用它的法则去做事却不像水流一样到处泛滥，乐观地对待自然趋势而知道命运不可更改，所以能没有忧愁苦闷。孔子“不怨天，不尤人”，也就是“无忧”。孔子为什么“无忧”？因为能“乐天知命”。正如张尔岐先生所说：“其于天理之当然，乐之而不厌，与命数之适然，知之而不疑，则利害得丧皆不足以动其心，何忧之有？”能够乐观地接受天道自然来修养自我，知道自强不息地做好自己当时该做的事，对过去的事不采取后悔的态度而是为不断地完善自我修养而努力，对未来的事不采取憧憬梦想的态度而是脚踏实地地去做当前的事，尤其是以实践仁道、推行仁道为己任而不求名利富贵，还有什么得失，还有什么忧虑呢？假如我们没有“乐天知命”的精神，明明知道有些事情不能不做，却要满腹牢骚甚至有意排斥，最终还是要不情愿地做，何必呢？明明知道名利富贵是靠不住的，也是不一定有求必得、得必有失的，却还是要一味贪求、患得患失，那么，我们的一生便沉溺在忧愁苦闷、烦恼劳累之中了，何必呢？
9、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此语出自《论语·宪问》，全文是：“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意思是说，鲁国人公伯寮向鲁国大夫季孙氏诽谤攻击孔子弟子子路，鲁国大夫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向孔子告诉说：“季孙氏先生的心志已经被公伯寮迷惑了，但是，凭着我的力量还能杀掉公伯寮并把他的尸体在街市上示众。”孔子说：“大道能够行得通的话，是由命运决定决定的；大道要是行不通的话，也是由靠命运决定。公伯寮他能把命运怎么样呢！”这是说，孔子的目的是要尽自己的力量来推行大道，至于是否成功却还要靠命运来决定。我们今天认为此语是儒学的弊病，主要原因仍然是对命运的否定、对人的作用的夸大。另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孔子儒学所强调的不是对他人的要求，而是最自我的要求，也就是要从自己做起，来躬行正道，至于别人是否能行，要靠自己的修养和行为来自然发生影响，要靠正人君子的推行教化；从政治上来说，别人不行正道，首先要追求执政者的责任，因为执政者“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从躬行的结果来看，大道是否行得通，不是个人能说了算的，就像是有一条康庄大道在我们面前，走不走是我们自己的事，这一生能走多远却不是我们能决定的。颜渊乐道好学却不幸寿短，屈原行道却忠信见疑，寿短与见疑是颜渊、屈原所能改变的吗？因此，孔子说道的行与废是命运的问题，但是是否行道却是自己的问题，这是在告诉我们努力做好自己当前该做的事，而不是让我们消极颓丧。
10、君子不器。
此语出自《论语·为政》，是孔子的原话。人们对此语常见的理解错误是，说“君子不可成为专门一器物”。实际上，这是孔子告诉我们，不要使自己成为职业、工作的奴隶，对于职业与工作要采取“游于艺”的态度，该做的就要做好，做完之后就放下再去做别的事；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被人用的时候就有用、不被人用的时候就自暴自弃的器物，而是从道德修养上成为自己的主人；不要把自己局限于某一种技能之中，更要超出具体技能之中，去掌握各种具体技能中的大道理。这还有什么错误吗？我们说一个人不成器，那是说这个人毫无用处，因为他不学无术，这种人也只能算是一个人而已，他的存在不仅不会给社会、给他人带来任何好处，甚至反而会成为累赘。我们都期望着自己以及自己的亲人朋友“成器”，因为任何一种器具都能有一定的用处，有了这种用处，他的存在才有可能会给社会、给他人带来好处，才能自己养活自己。作为一个有德有才的人，将来是可以做官的，如果不成器，当然不能做官，但是，如果只擅长某一种技艺，只有某一方面的用处，那么就不能说“有德”、“有道”，当然也无法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所以，君子必须成器，更必须不把自己限定在某一种器具上，而要有道德、有见识。器具是一种东西，当它被人用到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不用的时候就像废物一样。有德有才的人，不能把自己当作一种只能被人使用的东西，而必须掌握自己对道德才能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当社会用到他的时候，他可以为了社会而把自己的道德才能发挥出来；当社会需要道德才能却不任用他时，他可以用正当的方式去尽力发挥自己的作用；当实在无法在当时发挥作用的时候，他可以凭借着道德才能而立身，而且把道德才能传给他人、后世。所以，君子不能是像器具一样的被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