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網刊 第一期 華夏復興
六经源流概述 云尘子
一、《周易》
《易》始于伏羲氏《连山》，神农氏承之而创《归藏》，黄帝承之又创《乾坤》，周文王综合以上“三坟”，在被拘羑里时而推演六十四卦卦辞，其后，周公旦赶卦爻象推演爻辞，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可能就是其本。孔子对此加以整理、润色，排定卦序，并以此授徒，形成今本《周易》；孔子结合前人的说法，对弟子讲解，弟子以及再传弟子据此而作《易传》十篇，以诠释《易经》（具体包括：《系辞传》上下、《象传》上下、《彖传》上下、《说卦传》、《文言传》《序卦传》、《杂卦传》）。在先秦时代，人们所说的《周易》只指《易经》，汉代之后，人们把经传合在一起，统称为《易经》或《周易》。
孔子之后传授《周易》的情况是：
1. 秦以前：孔子……鲁·商瞿（子木）……鲁·桥庇（子庸）……江东·馯臂（子
弓）……燕·周丑（子家）……东武·孙虞（子乘）……齐·田何（子庄）。
2. 汉代：有四系：
（1） 汉初立淄川杨何叔元为博士，其传承情况是：田何（子庄）……东武·王
同（子中）……杨何（叔元）……京房、司马谈。
（2） 汉宣帝立施、孟、梁丘之《易》为博士，其传承情况是：田何（子庄）……
丁宽……田王孙……施仇、孟喜、梁丘贺。
（3） 汉元帝立京氏《易》为博士，其传承情况是：孟喜……（？）……焦延
寿（赣）……京房（君明）（非上面的京房，东汉传《京氏易》的以陆绩为代表。）
（4） 民间所传，有费直和高相之《易》，费直之《易》不知所出，东汉时，
马融、刘表、王肃为《费氏易》作章句；郑玄（康成）以及荀爽从《京氏易》转治《费氏易》；高相自称出于丁宽。到东汉，费氏《易》兴而高氏《易》衰微。
其中，施仇、孟喜、梁丘贺、京房（君明）四家之学为今文《易》，以孟喜、京房为代表，此派的特点有三：第一，以象数解《易》；第二，以卦气说解释《易》理；第三，讲阴阳灾变。费直之学为古文《易》，以《易传》解经，重视义理。郑玄则兼通今古文。东汉末年，又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以《易》来解说炼丹术，对后来的道教影响很深远。
3. 魏晋南北朝：西晋永嘉之乱时，施《易》、梁丘《易》亡，孟氏《易》、京氏
《易》、费氏《易》无传者。惟郑玄（康成）的、王弼（辅嗣）所注行于世，最被人看重的是王弼，他将老庄与古文经学相结合来解《易》。郑玄是汉学象数派的代表，通行于北朝；王弼是玄学义理派的代表，占绝对优势。
4. 唐代：唐代《易》学呈现出综合性的趋势，有两种发展倾向：
（1） 以孔颖达为代表的《周易正义》，宗王弼、韩康伯注，同时也汲取其他
各家的《易》说，对玄学派《易》学加以改进和发展。
（2） 以李鼎祚为代表的《周易集解》，针对《周易正义》崇尚玄学派《易》
学的倾向，以汇集京房、荀爽、虞翻等三十余家“存象”的象数派《易》注为主，而于“忘象”的王弼抗衡。
5.宋元明代：宋代疑古之风盛行。在疑古风尚的影响下，宋《易》学既异于汉《易》象数派，也不同于魏晋时期王弼的玄学义理派。郑玄注大约亡于南宋。宋《易》可以主要分为两派：一为图书派，一为义理派。
（1）图书派：附会“河图”、“洛书”，以“先天”、“后天”、“太极”、“无极”等解《易》，代表人物有陈抟、刘牧、邵雍。尤其是邵雍，著作颇丰，其中《皇极经世书》最好，其理论特色是“‘尊先天之学，通画前之《易》’，突破了《周易》原来的框架结构，依据他所发明的先天象数重新编织了一套井然有序层次分明的易学体系”，博得了朱熹的高度推崇。（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第１７６页）明代象数派易学中来知德、黄道周的影响很大，他们的著作分别有《周易集注》十六卷，《三易洞玑》、《易象正》。
（2）义理派：始于胡瑗，他作《易传》，排斥汉《易》象数学和王弼《易》
学的玄理，而探讨性命道德之理。“范仲淹不仅是宋仁宗时期推行庆历新政的领袖人物，也是宋初儒学复兴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其为学‘泛通《六经》，尤长于《易》’”，他“认识到经世致用与心性修养不可割裂，治己治人，内外一体，而在儒家的经典中，唯有《周易》完备地体现了这种‘明体达用’的精神，可以把这两种不同的倾向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致陷入一偏。”（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第２页）胡瑗之易学，正是出于范仲淹的提倡，并以此与庆历新政配合。其后，程颐作《易传》，不宗其师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力主以理学家的义理解《易》，不涉及象数。有张载、苏轼、杨万里等。南宋朱熹作《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欲调和“图书”、“义理”两派，以补程颐《易传》之偏，解《易》既用“图书”（亦言“象数”）之学，又言义理，未免进退失据。元明《易》学，大抵信守程朱《易》学。（杨成孚《经学概论》，第３１页）陆九渊可属此派。此派应该是代表《易》学正宗，也就是说，他将象数和义理结合起来解《易》，这是应该的。明代影响最大的易学著作首推《周易传义大全》（《五经大全》中的一部），以程朱之说为主，杂采诸家易说而成。李贽《九正易因》则通过对《周易》经传哲理的探讨老表现他的新思想，“不论其是否合乎《周易》经传的原旨，但在思想史上，其光辉却是耀人的。”（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第３３０页）
5. 清代：清代《易》学出现了一次回归，同时也再次繁荣起来，蔚为大观。他们
驳难宋《易》学，而重倡汉《易》学。“明清时的所谓宋易，包括两部分。一是从宋代承袭和发展而来的义理易学，二是从宋代承袭和发展而来的象数易学。象数学派以图书解易，义理学派反对图书之学，着重据《周易》经传文辞去探讨其中的义理。尽管这两派解易的方法不同，但他们都具有同一的特征，即都是因经传以明道，不追求经传文字训诂方面的解释，不停留在图书象数上，而是借《易》而阐发其性理之学”（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第３２３页）；“明清时期的汉易，是用文献学、考据学的方法治易，它固然与用哲学方法治易的宋易不同，但也有异于历史上的汉易。汉易中充斥了阴阳灾异和天人感应说，理论上的创新也很突出。而明清时期汉易的主流却排斥迷信，它提倡实事求是，虽然它免不了讲汉易的他一套谶纬之学，但仅仅是祖述，目的只是为了恢复历史之真。因此，将它称之为汉易，是很不妥当的，容易将它与历史上的汉易混为一谈，正确的称呼最好用考据易或朴学易。”（同上，第３２３－３２４页）。清代《易》学主流是朴学《易》。
（1） 官方《易》学：康熙命李光地修《周易折中》，以义理《易》折中
诸家；乾隆时期，傅恒等人奉敕撰修《周易述义》，将汉宋《易》学糅合掺杂在一起。
（2） 朴学易：形成于雍乾时期，但源头可上溯到清初。
Ａ.发轫阶段：顾炎武《易》本音等著作开考据易学之先河；黄宗羲、黄宗炎兄弟著《易学象数论》、《图书辨惑》，首开图书辨伪之风：毛奇龄、胡渭继之而起，著《河图洛书原舛编》、《太极图说遗议》、《易图明辨》，完全否定了图书之说。现在看来，这种完全的否定也是不完全可取的。
Ｂ.形成阶段：朴学易形成之后，言易合不仅不尊邵（雍）、周（敦颐），就是对王（弼）、韩（康伯）、程（颐）、朱（熹）也深为不满。他们分为二途：一派以发掘、整理、推演汉易为重点，可称之为汉易文献派；一派以数学、语言学的一些新成就来研究《周易》经传本身，可称之为象数创新派。
a.汉易文献派的代表首先是惠栋，他笃信汉学，故其说《易》一以汉人为标
准，所著《易汉学》阐述孟喜、虞翻、京房、郑玄、荀爽之说，用力至勤，部分恢复了汉代易学的原貌。但是他以偏概全，未考虑汉代治易各自的家法，以为个个都是如此。……其后张惠言继之而起，他于易专治虞翻，将虞氏一家易说发挥尽致，于别家则作为附庸，分别搜择，不相杂厕，其长处是家法明了，其短处是述而不作，无创作之可言也。清末的姚配中可谓为朴学易的殿军，他在所作之《周易姚氏学》中，谓汉易研究惟有郑玄学最优，至于郑氏间取爻辰、征之星宿为后人所驳斥者，悉皆删去，一字不留。因此其注颇受人欢迎。
b.象数创新派的主要代表为焦循，他长于算理、音韵、训诂，治易主张“实
测”，对汉人纠缠不休的飞伏、卦气、爻辰、纳甲之类批判尖锐，得到阮元、王引之等朴学大师的高度赞赏，但他对《周易》的研究免不了有缘木求鱼之嫌。
Ｃ.衰微阶段：乾嘉以后，朴学易著作虽丰，但值得称道的自由辑佚，著名者为孙堂、马国翰。这时，通过否定宋易而崛起的朴学易，也将面临着被否定的命运了。
7.现代：“现代易学，时间上起民国初年，下迄八十年代末期。这近八十年
的《周易》研究，较之古代任何一个时期，研究方法更为科学多样，领域更为广泛，标新立异者更为繁多，成果也更为突出。这一时期的易学流派，按治《易》方法，可大致分为三派：一是义理派。现代易学中的义理派，虽然不乏囿于传统者，但主流是用欧风东渐以来的新思想、新学说为工具去阐发《易》理，因而在《周易》哲理的探讨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有金景芳、郭沫若、苏渊雷等人。二是象数派。这一时期的象数派，既有同于传统象数学者，其代表为尚秉和等人；更有以新的自然科学知识治《易》，即所谓‘科学易’者，其代表为薛学潜、沈宜甲等。而且后者时下愈演愈烈，有海外，台湾而大陆，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三是考据派。这一时期的易学考据派，既有同于乾嘉学派用训诂、考订的朴学方法治《易》者，其代表为高亨等人；更有用现代考古学方法研究《周易》，从而在易卦的起源、传本等问题上作出了重大突破的考古工作者，其代表为张政烺、于豪亮、李学勤等人。总只，现代易学中的义理、象数、考据，较之古代易学，无一不具有崭新的内容，呈现出鲜明的现代色彩。”（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第399页）
二、《尚书》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楚灵王之左史，通《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今《三坟》不传，《五典》仅存其二。楚灵王时，孔子年已二十余，至删书时而仅著《尧典》、《舜典》二篇，盖期于本已佚矣。”（第53页）此说近是，但不尽然。孔安国《尚书序》：“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又说：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应该说《尚书》的一部分来自《五典》，另一部分来自夏商周之书。
盖少昊、颛顼、高辛之书，年代久远，故孔子不取，唯取唐尧、虞舜之书，即《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另外从夏商周之书中取其《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禹贡》为夏书，取《甘誓》《汤誓》《盘庚》《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高宗肜日》《西伯勘黎》《微子》为商书，取《泰誓》《牧誓》武成》《洪范》《旅獒》《金滕》《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官》《君陈》《顾命》《康王之诰》《毕命》《君牙》《冏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为周书。
金景芳《〈尚书新解〉序》对《尚书》的流传情况有段极简括的介绍：“考《尚书》秦火后，书虽残缺不完，并不是无人研究，只是汉代惑于五行灾异，六朝以后，又受《伪古文尚书》的骚扰，清人用力较多，成就亦大，但缺点是注意一字的训诂考证，而对于全句全章的了解不够。至于晚近以来，则由疑古而薄古，在全国范围内，治《尚书》者已寥若晨星。当然有少数青年人能勇敢地把全书译成白话，我看译不如不译，徒费人力物力。《尚书》诘屈聱牙，古奥难懂，很难翻译准确。你不译，人家读原文，慢慢体会，虽一时不解，但不至于错；你译了，一旦译错，贻害无穷。”（《尚书·虞夏书新解》，第2页）
《尚书》的流传情况如下：
1.汉代：分为今文和古文两派。
(1)今文尚书：“所谓《今文尚书》，是由原秦朝博士伏生于汉初传授出来的。秦始皇焚书时，伏生把原为小篆字体书写的《尚书》藏在屋壁里，汉初从屋壁取出时，竹简已有断烂，整理后，共有二十八篇”（杨成孚《经学概论》，第35页）。“今文《尚书》学有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三家。三家同出于伏生之学，武、宣之世相继立于学官，皆为‘章句之学’，不注重经文本身的意义，而把经文阴阳五行化。尤其是大夏侯最善于以阴阳五行推论时政得失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三家今文《尚书》皆亡佚，致使伏生之学失传。同时，由两汉中秘所藏的古文《尚书》也完全被毁，故顾问《逸篇》的内容无从得知。”（杨成孚《经学概论》，第42页）
(2)古文尚书：“西汉时，孔安国开创了古文《尚书》学派，但他并未传授全本古文《尚书》，只讲授用隶书改写的二十九篇古文《尚书》。 成帝时，谶纬流行，《尚书纬》杜撰孔子曾将《尚书》三千余篇删为一百二十篇，其中《尚书》经文为一百零二篇，余者为《尚书中侯》。《汉书·儒林传》云：‘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这部伪古文《百两篇》曾一度立于学官，对后世流传的所谓《尚书》原有百篇说，殆有一定的影响。西汉末年，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本，经刘歆提倡，盛行于民间。”（杨成孚《经学概论》，第42页）
“东汉古文《尚书》学，虽仍属于孔安国所开创的古文《尚书》学的系统，依然是民间私学，但却风靡一时，已有所发展变化。……杜林大力倡导、传授《古文尚书》。贾逵作《尚书训》……，马融作《尚书传》，……马融的弟子郑玄作《尚书注》，异于贾逵、马融之学，他兼采今文《尚书》学并喜用纬书解经，是通学派大家。卢植（亦为马融弟子）作《尚书章句》。郑玄《尚书注》从汉末至南北朝影响甚大。”（杨成孚《经学概论》，第42页）
2.魏晋南北朝：
这个时期主要是古文《尚书》的天下，东晋元帝时出现了《孔传古文尚书》。
(1)传古文尚书的主要有四家：贾逵、马融、郑玄、王肃。贾逵、马融之学到东晋时衰微，郑玄与王肃之学互相争斗十分激烈，王肃《尚书解》曾在魏晋之际一度得势，但总的说来，郑玄之学仍居主导地位。北朝后期和南朝由于《孔传古文尚书》的出现，郑学衰微。
(2)《孔传古文尚书》，自南朝梁陈时大兴，蔡大宝、费甝为之作疏，其后，为之作疏、标注音义者不乏其人，陈代的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以《孔传》本为定本，后来到隋唐时期便成为官方定本。由北朝入隋的刘炫又为之作《尚书述议》，从此《孔传古文尚书》盛行于隋。
3.唐代：
唐初，颜师古考订五经，其中新订《尚书》即以刘炫本为定本，其后孔颖达等撰
集《五经义疏》及其修订本《五经正义》，仍是如此。杨成孚先生认为，选用《孔传古文尚书》是《尚书正义》的最大失误。（《经学概论》，第44页）
4.宋元时期：
宋元经学是疑古派的经学。北宋初年的苏轼等学者尚未怀疑《孔传古文尚书》。
至南宋初的吴棫著《书稗传》，开始认识到今文尚书原有篇目和古文尚书后出的篇目之间文字差异很大。朱熹进一步怀疑《孔传古文尚书》的全部内容。其弟子蔡沈奉师命所作的《尚书集传》将今古文的篇目标注了出来。元代吴澄著《书纂言》则只注释《今文尚书》的篇目，而对其中没有而只见于《古文尚书》的篇目不注释。
5.明清时期：
此期继续怀疑《孔传古文尚书》。宋元时期只是怀疑而未加以考据论证，至明代
梅鷟作《尚书谱》、《尚书考异》，认为《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是皇甫谧伪作，汉人无孔安国为《尚书》作传的记载，汉代古文家的本子就是孔安国所得之古本，赝品所缀辑的文辞都源于先秦古籍。其论证虽尚不甚确，但为清人最后判定《孔传古文尚书》的伪书性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代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力主“梅赜上伪书”，提出128条证据，一一
从客观方面加以证明，尽管其系统性尚有不足，但其判语已被清代以来的学者视为定论。只是尚未说出作伪者是谁。其后，惠栋作《古文尚书考》，亦主张是梅赜所伪造。程廷祚《晚书订疑》认为是刘宋元嘉时期的人所伪作。
其后，古文《尚书》学的名著有：王鸣盛《尚书后案》、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丁晏《尚书余论》。丁晏以为孔传古文尚书》是王肃伪作。
但是，清代也有今文尚书学，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魏源《书古微》、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等，都是今文尚书的要籍。
三、《诗经》
古诗据说原有3000余篇，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云：“《周礼·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赋比兴与风雅颂并列，则为诗体无疑。……赋比兴之外，又有《九德之歌》，《左传》卻缺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合为十五种。今《诗》仅存风雅颂三种。”（第85页）“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风雅颂之逸篇为春秋时人所引用者已不少，可见未删之前，太史公三千篇之说为不诬也。”（第52页）《经学入门》曰：“《诗》之源起于中古，虞之《赓歌》，夏《五子之歌》即三百篇之权舆。古诗本三千余篇，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一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皆口以相传，未有章句。战国时，几为郑卫所乱。遭秦焚书，而得全者，亦以其人所讽诵，而不专在竹帛之故。”（第6页）但是，删诗者绝非孔子。
关于六诗与六义，本是千年聚讼之学案，如今所采者，率皆朱熹之说，即以风雅颂为三种诗体，而以赋比兴为三种表现方法，但此说既不合于六诗，亦不合于六义，实际上是否定了六诗与六义之说。若以六诗言之，则风雅颂赋比兴是六种诗体；若以六义言之，则每种诗体各表述不同的思想感情，如此则六诗与六义不再相矛盾了。朱自清《诗言志辩》云：“风、赋、比、兴、雅、颂似乎原来都是乐歌的名称，合言‘六诗’，正是以声为用。《诗大序》改为‘六义’，便是以义为用了。”（第79页）
以下是汉代以后《诗经》学的发展演变情况。
1.汉代：
西汉时，今文学派的齐、鲁、韩三家都被立为学官，三家诗都以史解诗，多附会之见。作为古文学派的毛诗流传于民间，至章帝时才立于学官而盛行于东汉，东汉的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皆为传《毛诗》的大家，尤其是郑玄《毛诗传笺》，以宗毛为主，兼采三家，禅师补充订正《毛诗》，在训诂上不乏创见，亦以史解诗，亦时有附会之说。
2.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时，王肃作《毛诗解》，驳斥郑玄而宣传毛诗；又有王基驳斥王肃而肯定郑玄，两家相争，但郑学仍然风靡于世。南北朝时，北朝兼宗毛、郑，南朝笃信《毛传》，当学者对毛、郑的异同仍有争议。
3.唐代：
孔颖达作《毛诗正义》，调和毛、郑之说，同时，以“诗篇之异体”、“诗文之异词”来区别风雅颂与赋比兴的类型，对“六义”作进一步研究，并提出“美刺具有比兴”以纠正郑玄“比见今之失”、“兴见今之美”的失误。唐至宋初，明经取士以此书为标准本。
4.宋代：
在《诗经》研究方面，宋人的疑古精神也表现非常突出。宋人的疑古是为了摆脱旧说的束缚，从而开创新学说，所以，他们的疑古是全面的、系统的。
最先怀疑《诗序》、辨驳毛郑之失的是欧阳修《诗本义》。其后，苏辙作《诗集传》只信《诗序》之首句。南宋郑樵《诗辨妄》，抨击毛郑，斥《诗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而以己意解诗。
朱熹深受郑樵影响，作了《诗序辨说》一卷批驳《诗序》，自己作了《诗集传》，成了宋学《诗经》的代表作。
朱熹《诗经》学的功绩主要有三：一、疑《传》、《笺》，抨击《诗序》，已对《诗序》、《毛传》、《郑笺》有所取舍。他认为《序》作者“耻其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见信而已”，而“傅会书史，依托名谥，凿空妄语，以诳后人”；“必使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以不切于情性之自然。”（《诗集传序》）二、从总体把握上还《诗》以本来面貌。他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同上）三、首倡“淫诗”说。他提倡“淫诗”说，虽然是从卫道的立场出发，意欲警世，但他毕竟承认“淫诗”关涉男女之情，毫无疑义，比汉儒妄谈美刺更切近于诗篇的实际内容。同时也应看到，朱熹的《诗经》学仍然未脱离毛、郑的樊篱，亦不乏附会曲解的诗说。如将《关雎》视为宫女之作，把《葛覃》、《卷耳》看成后妃之作。
王质《诗总闻》，亦能对汉代汉代经学家的诗说有所突破，而自出新意。维护《诗序》者以吕祖谦（作《吕氏家塾读诗记》）、严粲（作《诗辑》）为代表。
宋末朱熹的三传弟子王柏做《诗疑》，从翼《诗序》发展为主观武断地怀疑《诗经》本身，删除所谓“淫诗”三十二篇。（此段全是杨成孚《经学概论》语，见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57页）
5. 元明时期：
元明两代是《诗经》学衰落期。元代刘瑾作《诗传通释》，阐发朱熹《诗集传》。明人胡广等作《诗经大全》仍以《诗传通释》为蓝本。陈第著《毛诗古音考》，以纠正宋人叶韵说的谬见。（同上，第57页）
6. 清朝时期：
清代是《诗经》学的振兴期，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乾嘉之前、乾嘉时期和乾嘉以后。
（1）乾嘉之前，主要趋势是抨击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在《诗经》学上，人们主要把矛头针对朱熹。专门抨击朱熹《诗经》学的代表人物有陈启源、姚际恒、牟庭等。陈启源针对朱熹《诗集传》和刘瑾《诗传通释》，作《毛诗稽古编》，宗《诗序》和《毛传》，兼采《郑笺》，此是以汉代古文学派为主的。姚际恒《诗经通论》，是异军突起另辟蹊径之作，他认为“汉人失之固，宋人失之妄，明人失之凿”（《诗经通论·自序》），屏弃汉学、宋学之诗说，力主解诗应涵咏篇章，寻绎文义，此是以自出手眼为主的。牟庭《诗切》，上承汉代今文学派的三家诗说，又不拘泥于三家诗说，力求从《诗经》本身探求诗旨，但仍未彻底摆脱汉儒的诗说影响。
（2）乾嘉阶段是古文经学的复兴阶段。胡承珙作《毛诗后笺》，宗毛驳郑，广征博引，以征毛义精审，推论亦甚细密。马瑞辰作《毛诗传笺通释》，辩正毛郑异同，而不专宗毛郑，注重本字本义假借义的探求，时有独见，但因刻意求新，有时未免失之穿凿。陈奂作《诗毛氏传疏》，笃信《诗序》，宗《毛传》，贬抑《诗集传》，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阐发《毛诗》的诗旨，引据赅博，是疏释《毛诗》的集大成之作。但也有反对古文经学的，如魏源作《诗古微》，攻击《诗序》，专主今文诗说。
（3）乾嘉以后，辑佚之风盛行，范家相、阮元、马国翰，尤其是陈寿祺、陈乔枞对三家诗说的钩沉，成绩斐然。王先谦撰《诗三家义集疏》是辑录三家诗说的集大成之作，于三家诗说的疏释，菠菜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乾嘉以来朴学的精见，广为征引。
四、《礼经》
《经解入门》云：“礼源肇于伏牺。孔疏云：‘自伏牺以后，至黄帝，五礼始具。帝王质文，世有损益。周公时转浮而居摄，乃曲为之制，故曰经礼三百，威仪三千。周衰，诸侯始僭，皆去其籍，至孔子而已不具矣。返鲁后，乃始删定。后值战国交争，秦氏坑焚，《礼经》崩坏特甚，汉世所传，仅存《周礼》《仪礼》《礼记》三书而已，然皆无全书。《周礼》本名《周官》，《冬官》独阙，《考工》乃其后补。《仪礼》一名《士礼》，《丧服》一篇，子夏实先传之。《礼记》戴德从子圣删《大戴记》为四十六篇，旧又名《小戴记》，其《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马融所加也。《周易》、《仪礼》，皆周公作，而相为表里。《礼记》则即以记为经。”（第6页）
《国学讲演录》：“三礼之名，自郑氏（玄）始，今若以《大戴礼》合之，当称四礼。称三礼者，沿郑氏注也。”
《五经全译》本裴泽仁注译《礼记·引言》：“《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之名，始见《庄子·天运》。其中，《礼》经所指为何已无从知晓。而汉时立于学官的‘五经‘，其中的《礼》是指《仪礼》十七篇而言。而《礼记》则只是关于《礼》的‘记’。清人邵懿辰的《礼经通论》说：‘礼经有记，犹易之有翼，春秋之有三传，虽各自为篇，实相比附。’可知《礼记》是解释、说明《礼》的，而非经本身。”
“自东汉学者郑玄为《礼记》作注后，《礼记》摆脱了《礼》的附庸的地位，而独立成书。但在东汉，《礼记》始终未能列入经的行列。从郑玄以后，《礼记》的地位逐渐上升。到唐代已与《周礼》、《仪礼》抗衡，列入‘九经’之中。在明代的‘五经’中，《礼记》已取《仪礼》而代之了。”
（1）《周礼》：《国学讲演录》云：“《周礼》初出曰《周官经》，刘歆始改称《周礼》，然《其略》犹曰《周官》，《汉书·艺文志》仍之。马融训释之作，亦称《周官传》，至郑康成以《周礼》名之，合《仪礼》《小戴礼》为三礼。”（第94页）
《经子解题》云：“周礼》则本为言国家政制之书。虽亦被礼之名，而实与《仪礼》之所谓礼者有别。故至后世，二者即判然异名。《周礼》一类之书，改名曰‘典’，《仪礼》一类之书，仍称为‘礼’。……《周礼》究为何人所作，说者最为纷纭。汉时今学家皆不之信，故武帝谓其渎乱不验，何休以为六国阴谋之书。惟刘歆信为周公致太平之迹。东汉时，贾逵、马融、郑兴、兴子众皆治之。而郑玄崇信尤笃。汉末郑学大兴，此经遂跻《礼经》之上。……古书中独《管子》所述制度与《周官》最相类。《管子》实合道、法、纵横诸家之言他，固所谓阴谋之书矣。故此书与儒家《礼经》，实属了无干涉。亦必非成周旧典。盖系战国时人，杂采前此典制成之。……然窜乱则有之；全忍伪撰，固理所必无；则固足以考见古制矣。……当二千余年前，而有如《周官》之书，其条贯不可谓不详，规模亦不可谓不大。此书之可贵，正在于此。”（第47-48页）
《经学概论》云，《周礼》学为古文学。《周礼》学始于西汉末年的刘歆。东汉杜子春、郑兴、贾徵等皆传其学，郑众传《周官经》，贾逵作《周官解诂》，其后马融作，周官传》，卢植、张恭祖等亦皆治《周礼》。及郑玄作《周礼注》，集两汉《周礼》学之大成，盛行于世，至隋唐亦未衰微。晋代虽以王肃《周礼解》为主，但学者仍推尊郑注。唐贾公彦撰《周礼义疏》，宗郑玄《周礼注》，郑学益盛于唐。宋代王安石信奉《周礼》，撰《周官新义》，以此作为取士的标准，《周礼》学始改变郑学独尊的局面。迄清，汉学复兴。如沈彤《周官禄田考》、王鸣盛《周礼军赋税》、戴震《考工记图》、阮元《车制考》等皆为《周礼》学的名作。清末孙詒让撰《周礼正义》，博才众说，材料丰富，疏释审慎。（第78-79页）
（2）《仪礼》：《经学概论》云，《仪礼》学为今文学。共十七篇，《经子解题》云，“孔子所以独取此十七篇者，以此八者为天下之达礼也。”（第45页）《经学概论》云：“汉初鲁国高堂生传《仪礼》学，至后苍授学后，又分戴德、戴胜、庆普三派。东汉郑玄打破今古文门户之见，兼注《仪礼》、《礼记》、《周礼》，而成《三礼注》，是通学派的《礼学》。晋初王肃作《三礼解》，更加混合今古文学而与郑玄《三礼注》抗衡。郑、王二家之学使《仪礼》学失去今文学真貌。
西晋时王学盛行。至南北朝，北朝笃信郑玄《仪礼注》，南朝兼采郑玄、王肃之注。至唐，贾公彦撰《仪礼义疏》专宗郑玄《仪礼注》。宋人首治《仪礼》者为张淳，他作《仪礼识误》，订正注疏之误。南宋朱熹虽然以为《仪礼》未备，多为士礼，而无天子诸侯的丧、祭之礼，但仍视其为经，以《礼记》、《周礼》为传，与其弟子黄榦撰《仪礼经传通解》，混合《三礼》而研治《礼学》。李如圭《仪礼集释》，备载郑注，兼采宋时善本之注，可补《仪礼》之脱误。原本久佚，今存辑佚本。元朝时期的《仪礼》学并无创见。清代汉学重振，如张尔歧撰《仪礼郑注句读》、张惠言撰《仪礼图》……等。而堪称名著中的代表做则有凌廷堪《礼经释例》、胡培翬《仪礼正义》、黄以周《礼书通故》。其中胡氏《仪礼正义》不墨守今古文学的门户之见，今古文兼采，虽以疏释郑玄《仪礼注》为主，但亦有驳正郑注者。黄氏《礼书通故》是贯通《三礼》的综合研究之作，博采汉唐迄清的礼说而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卓有发明。阐说郑注，亦订正郑注。书中之《仪礼图》、《名物图》，较张惠言《仪礼图》更为精审。”（第78-79页）
（3）《礼记》：《经学概论》云，就学派而言，《礼记》属于今文学，就内容而言则杂糅今古文学。“《礼记》学始于西汉戴胜。东汉传《礼记》学的有桥仁、曹褒，汉末马融亦传《礼记》学，及郑玄作《礼记注》，与《仪礼注》、《周礼注》并行于世。南北朝时，南朝皇侃，北朝熊安生皆为郑玄《礼记注》作疏。唐孔颖达撰《礼记正义》，推尊、疏解郑注，使郑注盛行于唐，并以小戴《礼》配《易》、《书》、《诗》、《左传》为‘五经’。宋人治《礼记》始于卫湜。卫湜撰《礼记集说》，以郑注和孔颖达《正义》为主，博采汉至宋一百四十四家经说，博而不经。元陈澔亦作《礼记集说》，简明浅显。明胡广等修《礼记大全》，屏弃原注，而采用陈氏《礼记集说》，并定为科举取士的程式，郑注式微。清人《礼记》学的成果不及《仪礼》学和《周礼》学。主要有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礼记集解》。前者简约而不详审，后者对郑玄《礼记注》和孔颖达《礼记正义》及宋元有关《礼记》之经说，博观约取，而不恪守门户之见。对名物制度，考辨甚详而精审不足。此外，康有为《礼运注》、皮锡瑞《王制笺》，皆为今文学家的托古改制之作。”（第79-80页）
五、《乐经》
乐的地位，在先秦时代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祭祀神鬼以及祖先，都需要乐的伴奏。当然，歌舞乐可以统一，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乐也有独立存在的情况，所以，不能把乐看作礼的附属形式。既然如此，《乐经》的存在便不是不可能。
《汉书·艺文志》云：“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见《孝经》）二者相与并行，周衰具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圆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我们可以推言，《大司乐》《乐记》皆《乐经》的一部分或者其遗意。汉代时，尚有部分流传，此后则完全失传了，以至于人们否定《乐经》的存在。
六、《春秋》
《经解入门》云：“古王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而诸侯之国亦有之，惟鲁《春秋》，则孔子手定之。公羊家说，则谓孔子得百十二国之宝书，乃修《春秋》。”（第8页）
《国学讲演录》云：“鲁之《春秋》，一国之史也。欲以一国之春秋，包举列国之春秋，其事不易。当时之史，惟周之春秋最备，以列国纪载皆须上之周室。孔子之作《春秋》，如欲包举列国之史，则非修周之春秋不为功。然周之《春秋》，孔子欲修之而不可得。鲁为父母之邦，故得修鲁之《春秋》耳。然鲁之《春秋》，局于一国，其于列国之事，或赴告不全，甚或有所隐讳，不能得其实事；既鲁史载笔，亦未必无误。如此则其纪载未必可信，不信则无从褒贬，不足传之后世。以故，孔子不得不观书于周史也。既窥百国之书，贯穿考核，然后能笔削一经尔。”（第１１４页）
从《春秋》的传承来说，孔子以此授徒，后有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邹氏
传、夹氏传。《汉书·艺文志》云：“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但是其中又列有“夹氏传十一卷”、“邹氏传十一卷”之书目，可见，不是“无师”、“无书”的问题，而是后来未传下来或者刘歆、班固当时未见其书。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只有《公羊传》、《谷梁传》和《左氏传》三家。
（1）《公羊传》：
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唐徐彦《疏》引戴宏《序》云：“子夏传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杨成孚云：“较为合理的推定是：口耳相传的《公羊传》，在战国时期就已初步整理、著录于竹帛，在传承中又不断有人加以解释、补充，而成为汉初增益的定本。子公羊子只是补充、解释者之一，公羊子后学名其书为《公羊传》。”（《经学概论》，第95页）
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云：“传中又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这些人也都应是传授之经师，故《公羊传》应视为一个学派的著作。”“细审《史》、《汉》所载，则董仲舒公羊学亦受之于公羊寿，董、胡二人同为公羊寿弟子。”（第8页）
《公羊学》属于今文学派，“始于汉初的胡毋生和董仲舒。董氏现存《公羊》学著作有《春秋繁露》。西汉时传董氏《公羊》学的有严彭祖与颜安乐两派，皆立于学官。东汉时最著名的《公羊》学家为何休。休专攻《公羊》学，排斥《左》、《谷》二学，撰《公羊解诂》，迄今传于世。 东汉末年，《左传》学盛行，而《公羊》学日渐衰微。唐徐彦撰《公羊传疏》，疏释何休《公羊解诂》，维护汉代今文经学。 清代《公羊》学的著作甚丰。孔广森撰《公羊正义》、凌曙撰《公羊礼说》等、曙弟子陈立撰《公羊义疏》。他们并未严守两汉今文经学家的立场。庄存与撰《春秋正辞》，以复兴今文经学为职志，探求微言大义，而不专事训诂。刘逢禄撰《公羊何氏释例》，据何休《公羊解诂》发挥微言大义，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名著。又撰《公羊何解诂笺》及《左氏春秋考正》，排斥《左传》。其后宋翔凤、魏源、龚自珍、戴望、王闿运、廖平、皮锡瑞等，以《公羊》大义阐说群经，愈加提高了《公羊》学的地位。”（《经学概论》，第106页）据我所知，当代有王维堤、唐书文撰《春秋公羊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蒋庆著《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等。
（2）《谷梁传》：
唐杨士勋《春秋谷梁传序·疏》云：“谷梁子名淑，字元始，鲁人。一名赤（按：尚有名喜、嘉、寘、俶之说）。受经于子夏，为经传，故曰《谷梁传》。
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其后鲁人荣广大善《谷梁》，又传蔡千秋。
汉宣帝好《谷梁》，擢千秋为郎，由是《谷梁》之传大行于世。”
一般说来，人们认为《公羊传》、《谷梁传》用隶书写成，都是今文学派的。但《经学概论》却云：“近人崔适《春秋复始》认为《谷梁传》是古文学，且为刘歆之伪作。我认为《谷梁传》决非刘歆所能伪造，此书原为古文，后改成今文。
有人认为《谷梁传》成书于景帝时写定的《公羊传》之后。谓《谷梁传》成于《公羊传》之后，无可争辩；但《谷梁传》并非成书于景帝之后的武帝之时。”（第95-96页）
“有些学者认为无论公羊高或者谷梁赤，都未必是子夏的学生，托名子夏，只借以自重罢了。这一论断，我们认为是比较可信的。”“盖自孔子传授《春秋经》之后，其弟子凭自己所接受到的一些知识并掺和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各自口说流传，弟子再传弟子，辗转口传，至于若干年后才著于竹帛，沿传至今。至于公、谷二传中的不同甚至相互矛盾之处，我们认为这也是古书流传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历代传授《春秋》的经师，他们都会受到当时社会的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二传在成书过程中必然会兼收各自在传授中的一些见解和主张。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公羊传》与《谷梁传》，其中就有一些对《春秋经》文解释的不同之处，甚至有些还利用解释《经》文而相互攻击。”（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点校前言》，第5-7页）
《经学概论》云：“《谷梁传》汉宣帝时立与学官，但东汉以来《谷梁》学不及《左传》与《公羊》二传盛行。汉魏以来治《谷梁》学的有尹更始、唐固、廉信、徐邈等十余家。东晋时，范宁辑汉、魏、晋十余家旧说，撰《谷梁集解》，诸家旧说皆废。唐代杨士勋以范宁《集解》为主，撰《谷梁义疏》。清代以钟文烝《谷梁补注》（全名《春秋谷梁经传补注》）较为详明。”（第106-107页）
（3）《左传》：
据说《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但是对于左丘明其人其事，却历来争论不定。《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对此，刘歆、班固、杜预、孔颖达等均无异议。据《论语·公冶长》所记，似乎左丘明是孔子的前辈，起码和孔子是同辈人而决不会是孔子的学生。班固《汉书·艺文志》说他是“鲁太史”，未提及与孔子的具体关系。《四库书目提要》认为“左丘明受经于孔子”。（以上见《经学概论》第92-93页）
“孔颖达《春秋左氏传序疏》以为姓‘左’，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九主张以‘左丘’为复姓，而俞正燮《癸巳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则认为，左是官名，丘是姓。如此分歧，……有人否认左丘明确有其人，而是别人的假冒。”章太炎《春秋左传读》、钱穆《吴起传〈左氏春秋〉考》等认为是吴起。马勇认为，左丘明者，即为子夏晚年之自号或别号，似可定论。过去学者于此似乎也是心知其义，不言自明的事。如《晋书·荀崧传》载崧上书曰：‘孔子作《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孔子既没，丘明推撰所闻，而为之传。’在荀崧心目中，左丘明与子夏为一人，似为人所共知的事实。”“子夏既传《公羊》与《谷梁》，为什么不能传《左氏》呢？”（见《中国儒学》第一卷第55-57页）
我认为子夏传经之事不可否定。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认为，孔子之学未见重于时君，至子夏西河传经才大行于西河，魏文侯初置博士官，实为以国力推行孔教之始。东汉学者徐防说：“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后汉书·徐防传》）南宋洪迈《容斋随笔》说“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于《易》则有传”，《春秋》三传中，“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谷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所撰定”。如此说来，“由于子夏得到孔子的学术真传，因此，儒家的一些重要经典不仅差不多都经过他的传授，而且许多重要典籍甚至可能还是由他和他的弟子一起整理成定本。”（《中国儒学》第一卷，第53页）至于说《春秋》三砖皆子夏所传却差异很大，甚至相互抵牾，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同门弟子的师承是一回事，其分化也是必然，后来当各自分立之后，各家为了突出自己而攻击别接则亦常事。因此，在没有非常充足的证据之前，不能轻易否定子夏传经之事。
东汉时期，“《左传》有两种本子：孔壁本和民间私授本。孔壁本《春秋左氏》和《逸礼》、《书》‘皆古文旧书’。民间私授本，从战国末年直到汉代传授于民间。《左传》学的传授，《史记·儒林传》并未记载。《汉书·儒林传》涉及《左传》学的传授系统，从汉初的张苍直至西汉末年的刘歆，但不足信据。子刘歆授学后，治《左传》学的名家辈出。刘歆弟子贾徽撰《春秋条例》（即《左氏条例》），徽子贾逵撰《左传长议》、《左氏解诂》。郑兴（刘歆弟子）之子郑众撰〈左氏条例章句〉。马融等亦治《左传》学。东汉末年郑玄撰《针膏肓》、《发墨守》、《起废疾》以抨击《公羊》学家何休所作的《左氏膏肓》、《公羊墨守》、《谷梁废疾》，使《公羊》学日渐衰微。郑玄弟子服虔撰《左氏章句》，风靡于世，服氏与贾逵皆为治《左传》学的大师。”
“三国时，《公羊》学、《谷梁》学已愈益式威。当时治《左传》学以王肃、李譔为代表。肃撰《左氏解》，譔撰《左氏传》。”
“西晋杜预撰《春秋经传集解》、《春秋条例》，迄今流传于世。 南北朝时，南朝以推尊杜注为主，北朝以崇尚服传为主。”
“唐代孔颖达撰《春秋左传正义》，择取杜注，贾、服传注，湮没无闻。其后赵匡、啖助、陆淳等弃传自悟经义，陆淳撰《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微旨》，抨击《三传》，以己意解经，布景对长历以后的唐代学术深有影响，且开宋学疑古思辩的风气。”
“宋学的《春秋》学，以弃传解经为时尚。宋人治《春秋》学始于孙复。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排斥传注，专讲书法义例。刘敞撰《春秋权衡》，臆断《三传》得失。其后，胡安国撰《春秋传》，以经文评说时政，而背离经传之义。比后宋元明时期的《春秋》学，大抵步胡氏的后尘。”
“清代治《左传》学的代表作有：李贻德《贾服古注辑述》、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征》（其子毓松、孙寿曾相继撰写，未竟，止于襄公五年）、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这些著作的宗旨是驳难杜注，阐说贾服古注。”（《经学概论》第105-106页）
当代学者则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影响最大（中华书局，1990年版）。
参考文献：
《经学概论》，杨成孚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经子解题》，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版。
《尚书·虞夏书新解》，金景芳、吕绍纲著，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国学讲演录》，章太炎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儒学》，庞朴主编，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经学通论》，皮锡瑞著，中华书局，1954年版。
《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余敦康著，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周易研究史》，廖名春等著，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文化史》，柳詒征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周易题解及其读法》，钱基博著，上海书店，1991年版。
《经解入门》，江藩编著，天津古籍书店，1990年版。
《春秋左传注》，杨伯峻编著，中华书局，1990年版。
《公羊学引论》，蒋庆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清代公羊学》，陈其泰著，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春秋谷梁经传补注》，钟文烝撰，中华书局，1996年版。
《春秋公羊传译注》，王维堤、唐书文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文化史》，柳詒征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五经全译·礼经》，陈襄民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国学概论》，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尚书·虞夏书〉新解》，金景芳、吕绍纲著，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文化价值论》，司马云杰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诸子通考》，蒋伯潜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