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仕子的“天下”观:顾炎武标准

作者:壶公   转贴自:儒教联合论坛

     顾炎武的看法证明，明中晚期，中国思想界开始了近代民主的讨论，盲目的忠于君，忠于国的观念已经动摇。社会与统#治者间建立一个良性的互动――这种先秦时期已经存在的民主观在明中晚期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顾炎武的观点在实践上表现为对满#清政权的判断以及所应该采取的态度。

    顾炎武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对于满#清政权的判断和态度在不同的群体中又表现为具体的过程和演变。

    后来的另一个思想家梁启超把顾炎武标准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实质上已经混淆了这一个标准特定的意义。当然，梁启超是在否定满#清狩猎文化的前提下提出这样的口号的，因为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与明末清初的中国政治并不相同。

    梁启超时代，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就是灭亡满#清，争取自身的解放。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孙中山把这一任务归纳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梁启超的口号即在于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摧毁满#清――尽管它也有可能成为阎崇年式的号召――号召全国人民把忠于满#清，把成为◎◎作为一种责任。

    作为一种思想的表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句是极为简练明快的，但是其内涵则与不同时期社会的首要需求有关，例如现代中国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论，无论是“兴亡”标准还是“有责”担当都指的是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中国，它的前提就是从梁启超时代的推#翻满#清统治进而彻底毁灭满#清意识以建立中国人的意识。

    无论是顾炎武时代，是梁启超时代，还是现代的我们，对于不同时期的人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在本质上具有一个共同的内涵，即民生――民主。明末仕子精英思想令后人铭记之处即在于他们揭示的“天下”观具有明确的民生――民主内涵。

    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或者说是文化传续的角度，重新认识顾炎武的标准尤其重要，因为它作为现代社会思想之源，提供了现代中国人一个合理的参照，而整个明清之际的仕子心态则是一个庞大的参照系。

    顾炎武把这种现象表述为亡#国。明遗或清遗之类只出现于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主要表现于知识分子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受到根本性的颠复,顾炎武把这种现象表述为亡天下。中国仕子以仁义为文化，当统治者率兽食人，也就是仁义沦丧，文化复亡，仕子信念崩溃，人们以《左传－僖公十四年》中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句来说明这种现象，倒也恰如其分。

    一般认为清初士人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和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孽为代表，分成遗民和贰臣两大营垒。这个观点似是而非，仅仅着眼于表层，并没有看到各个层次的、各个利益集团的知识分子都面临共同的命运，区别点仅仅只在于各个群体认识问题的先后与层次的差异。

    以顾炎武的标准分析明末清初的仕子心态，基本上可以归纳四大层次：

    以范文程为代表的鼎革派；以洪承畴、施琅为代表的汉奸；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激进派；以钱谦益为代表的中庸派。

    满#清一朝，演绎遗民和贰臣相互转化的悲喜剧，本质上都是围绕文化而运行的，迄于今日亦然，人们都面对神圣的诘问：是承续于中华文化，还是匍匐于满#清文化。

    以范文程为代表的鼎革派有借外兵以息内乱的企图，表现在范文程们对皇太极等众多的进言。范文程们的企图虽然软化了满#清贵族的兽性，却也仅仅只是顺应这种兽性对更多需求的索取。如同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只能从更丰富的利益的诱惑来遏止蛮#族的兽性。

    范文程们的失败集中体现于吴三桂的反复――吴三桂应该归纳于范文程类――当我们以史实为参考，并不着眼于所谓的忠义观，而是从当时的客观环境，还原当其时的头面人物。范文程们失败的内涵就在于他们为中原导进了的是极其落后而又极其野蛮的狩猎文化，他们无法逃避“率兽食人”谴责。

    洪承畴和施琅则纯粹是汉奸，肉食者而不谋之，进而反戈助虐，而率兽食人，是亡国又之亡天下之人，不是奸贼又是什么？

    对于满#清灭亡中国文化的充分认识也不在顾炎武们，而在钱谦益们，因为后者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最初，他们把满#清的入主看成是朝代的更替，而后发现这种入主实质是“率兽食人”，更是文化的颠复――名符其实的亡天下，于是彻底的绝望，对亡国的感受发自内心，对亡天下的认识有了超越顾炎武们的深刻。

    显然，基于表层的考虑固然激昂，可是也很容易妥协；而立足于文化层面上的抉择，初期的妥协和后来的反抗，只是一个认识过程的问题，一旦明确，才表现出本质的坚定性。

    一个很典型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起初的反抗者在不久之后，自己或者是子弟纷纷俯伏在清廷的脚下，为满#清的正名做出种种努力，以至于现代人都难以明白自己的民族曾经有过的故事，最后顾炎武们也得到满#清的表彰，成了满#清统#治者诱骗中国社会的工具。

    而钱谦益们却再起反抗，终于激起清廷的刻骨仇恨。后来的满#清朝廷对此作出了准确的判断，钱谦益们被打进了贰臣传。其原因即在于满#清朝廷希望汉仕子表现出肤浅的意识――盲目的忠诚，而遏制对其兽性特性的认识――这种认识来自钱谦益们。

    例如，老来得宠而死后仆碑的沈德潜案很能说明这一特点――多少人希望获得帝王的垂眷，但是沈德潜，一个懂得一点诗文的老人，却利用编制诗集这样一个自己唯有的一点点能力淘汰乾隆，表现出对文化镇压的反抗，而把名利与恩宠，身家与性命置之度外。

    又如明诸生金圣叹（1608--1661），是以批改《水浒》而成名的，因为反对农民起#义，被认为是反#动分子，其情结和攻击张献忠屠川的吴伟业是相似的。没有看到关于金圣叹慷慨激昂反清的行为与文字的记录，但是入清后其人以哭庙案被杀。

    在这方面，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孽的行为亦然。表现了这一代纯正的仕子对晚明政权的失望，对新生满#清政权的祈盼，更反映了对满#清狩猎文化的绝望。例如诗人吴伟业甚至被迫入清廷官任国子祭酒，但是观其诗文则多为亡国后的苍凉激扬之音。

    滿猷乾隆把这一群人打进《贰臣传》，即感觉于这一群体的反复无常，更重要的是痛恨他们的不臣之心。种种史实，都准确地反映了文化上的抉择较之于对政权的抉择更加困难，也证明了满清入主中原，不仅仅是朝代更替，更重要的文化上的颠复。于是有了钱谦益们，也就有了三百多年间不绝如缕的反满清意识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亡天下之后中华文化的挣扎，一息尚存，始终不渝，它所面对的是亡天下的课题。

    认识唯有进入文化的层面才能是深刻的，人们因之而发生的反抗具有更加久远的意义――尤其是对于现代人，钱谦益们的思辩过程具有这样的特性。这种讨论颠复了之前多种爱国主义的宣传，实在只是希望证明民族的兴亡决定于更深刻的内涵。

    基于文化层面上认识转变上的特性，也就是对于朝代更替和亡天下所作的不同反应，论史者不只是以满#清入关时各群体的态度来评判民族气节，更重要的是从满#清初定时期各个群体态度的演变来评判民族气节。这种评判的意义是对满#清王朝性质的界定，对于现代中国社会在文化的认同上尤其重要。

    反映这一时期仕子情结的是当其时的剧作家孔尚任的《桃花扇》。关于《桃花扇》，后世有了种种类类的讨论，都在不同程度接触到中国文化这个主题，也是对满#清政权的性质所作的判断，及于对天下观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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