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超越"靠的不是理性,而是"超越"."超越"是借靠生发万物且容融万物的语词来凝聚人群的努力。
    生发万物且容融万物的语词, 现代学术称为超越的存在.中国的道,欧美的上帝和原罪,伊斯兰的安拉(也译真主),印度的梵,都是超越的存在,都是生发万物且容融万物的东西. 佛学的空,是超越的不存在:万物都不是东西,同体大悲,无缘大慈,都不是东西.普渡众生是从假装是东西的此岸渡往不假装的彼岸,留在此岸只能假装是东西,陷入轮回。
    宗教或信仰是借靠生发(或虚化) 万物且容融(或否定) 万物的语词而凝聚起来的人群。上述的五大宗教之中,只有基督教的上帝和伊斯兰教的安拉是人格神.儒教、印度教和佛教都不以人格神作为生发(或虚化)万物且容融(或否定)万物的语词。
    无论生发万物且容融万物的语词是人格神,还是非人格神,这个语词在信仰人群中的作用是一样的:既是真的,又是善的和美的。
    其中, 只有中国的道是从科学观测的意义上完成超越:"道"相关于天球北极.儒教的 "道",译为现代汉语是:北辰尧舜之道;道教的"道",译为现代汉语是:天极幽远之道(详见上引<<《易》与人类思维(第二版)>第125～126、205～206及223～224页).
    环境与人的互动造就制度与文化,从而形成社会(天人合一原则,社会公理1).因此要从天(环境)和历史(互动过程)的神圣超越中获得法理基础.
    具有一千年以上历史的五大宗教之中,印度教所处的环境最为宽松,所以至今没有面临宗教改革。佛教在印度本土遭到淘汰,另寻适存的环境,所以回避了宗教改革。
    伊斯兰教与十分严酷的牧区环境及十字军互动,现代面临第一次宗教改革。基督教与相对宽松的欧美及殖民环境互动, 已经有了一次宗教改革,现在面临第二次宗教改革。儒教与相对严酷的东亚环境及佛学东来互动, 已经有了两次宗教改革,近代西学东来,现在面临第三次宗教改革(详见张祥平:《面对简单科学的三大文明体系 ---- 从巴哈伊教和统一教会说起》,载《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三集)》,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台北鹅湖月刊杂志社,2005年9月9日～9月12日,第235～237页).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都有基督教背景, 陪审团成员的良心也相关于基督教的第一次宗教改革。这样做的法理基础都是"从'历史'与'天'的'神圣超越'中获得"。由此理解通儒院,应该没有太大困难。
    通儒院和最高法院的区别是:通儒院不是被天子任命的,而大法官是被总统"任命"的。通儒和大法官的区别是:通儒掌握通才型的组织管理学,采用构造性整合法;大法官主要掌握法学,采用不变式还原法。
    与此类似,美国的参议院有助于理解国体院.参议院制度形成于早期移民建立的相对独立的州。 由于美国历史较短,人们可能感觉不到参议院其实相关于历史文化;但是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就能理解国体院对中国的意义。
    国体院和参议院的区别是:国体院有两千多年的长程历史可供参照,参议院只有两百多年的短期历史可供参照。
    众议院相当于庶民院,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三个合法性和三院制的法理基础,其实不难理解。
    "拥有成熟的西式民主架构的国家也有约束人民政治权力的机构. . ...比如,在美国,最高法院、军队、联邦储备银行均由任命而成,而不是通过选举产生"(贝淡宁,《儒话》第63页),这些被"任命"的机构与三院制的区别是:最高法院、军队、联邦储备银行与庶民院不是平行约束,不构成相生相克的制衡关系。
    "一个机构负责确保先祖的利益,一个机构负责确保现代人的利益,还有一个机构负责确保未来后代的利益" (贝淡宁, 《儒话》第63页),这样的三院对中国人来说只有两院, 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先祖和利益和后代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详见上引《面对简单科学的三大文明体系》).

六,众人选举(赢得其智)和众星拱之(敬宗收族)

    "选举的真正魅力在于, 它看似赋予人民权力,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实际上是赋予工商金融巨头权力)。(这样做的目的类似于)对所有人开放的选拔精英之考试让人们感觉到他们是体系的组成部分。也许还有其他可能性(让人们感觉到他们是体系的组成部分)。不管怎样, 如何说服那些[有]出于自私或情感来做政治判断的人去支持赋予贤士权力的政治制度, 这个问题不应被掩盖起来。蒋庆需要赢得其心,也许还需要赢得其智。"(贝淡宁,《儒话》第63～64页,引文圆括号中为祥平所加,方括号中的原文应该删除)。
    对中国人来说,"赢得其心"和"赢得其智"是一回事,因为汉语语词由辅音和元音整合而成, 汉字是构型文字,汉语语法是整合型的,所以中国人不但具有整合型的思维方式, 而且以知识、协调、自制为观念价值(详见张祥平:《美好的中国人》,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60～67、87～89、96～236页),
    对美国人来说, "心"归属于良知和公正,"智"归属于效率和自私。因为西方语词由辅音组合而成, 西方文字是拼音文字,西语语法是分异型的,所以美国人不但具有分异型的思维方式,而且以矫情、抗争、自胀为观念价值(文献同上)。
    "赢得其智"就是把一人一票的众人选举说成是"赋予人民权力",保证公正;对于"实际上是赋予工商金融巨头权力" 所引起的现实社会中的不公正,则用经济学的效率布局(收益涵数) 来化解,即"说服"其他社会成员相信:人民福利=经济收入=经济效率=企业交易效率+市场交易效率=非对称的剩余索取权结构+法制钱选=赋予工商金融巨头权力。 这五个等号"="中的每一个,都是一种简单化;五个等号加在一起,只适用于法制相对健全和环境相对宽松从而能够向外转嫁风险的国家和地区(详见张祥平:《从一阶均衡到二阶均衡----经济分析框架的扩展和若干结论》,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8年5月,第79～95页)。
    这样的"说服"对于法制不够健全或环境不够宽松从而难以向外转嫁风险的国家和地区不适用。全球环境变得越来越严酷之后,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技术作为现代科学之子已经脱离人类(改进效率来增进福利) 的控制变得奴役人类(为了效率放弃福利),并迫使人类准备自我毁灭(向生态环境转嫁风险, 用武力向外转嫁风险,参见上引《制度对话》 第267页)","传统的议会民主并不能对技术文明的自动机制和工业化消费社会进行有效的抵制,因为这些民主制度被后者(效率布局)拖进了(法制钱选的)泥潭。民主制度控制人们的手段, 比后极权主义的手段要复杂乖巧."(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引文括号中为祥平所加)。
    无论多么 "复杂乖巧"的控制手段,都会受到环境制约(参见前述社会公理1)。对于法制不够健全或环境不够宽松从而难以向外转嫁风险的国家和地区来说, 必须借助北辰模型,才会得到实际的公正和福利。即:多数社会成员的福利=温饱+抗灾+消闲+覆盖=社会效率= 男耕女织的交易效率+扶携携扶的交易效率+企业交易效率+市场交易效率+配额交易效率+天子(率土)士绅(率土之滨)交易效率=非对称的剩余覆盖权结构=科举政府+敬宗收族(详见上引《从一阶均衡到二阶均衡》)。
    上段的第一个等号"="表述了社会公理2(人皆有之原则),即:多数社会成员都有四大类需求:温饱、抗灾、消闲、覆盖.其中,"覆盖"是排他性地占有他人时间,表现为三大形式----生理武力覆盖(如毒品核弹) 、经济覆盖(如轿车别墅)、文化覆盖(如书房园林)。
    前段最后一个等号"="是相对严酷的环境与人的互动所成:一方面捆绑土地(恒产)与人群(宗族),不向外转嫁风险,另一方面给有土有则的人们优先提供扩大覆盖的升层机会(科举) ,礼乐为先,法制在后.从表面上看,似乎法制不够健全,实际上是由安土重迁安居乐业的人们以自组织的形式承担相应的社会功能, 农人有尊严,市民有亲根。这样的社会(德制学选),经过汉唐宋明清,使得现代中国多数人都可以把自己归属于一个具有光辉业绩的祖先, 反过来有助于在家庭教育中培养诚实的品格(详见上引《制度对话》第354～361、369页)。
    诚实的品格要自幼养成,除了三种善意的谎言(在危重病人面前、在害人者面前、以及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外,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对自己可能不利的情况下)都不说谎.这是一种习惯.养成这种习惯之后,诚实比说谎的耗能小很多.没有诚实习惯的人,说谎比诚实的耗能大不了多少, 甚至为零,一旦发现说谎对自己有利,就会说谎.在达到目标(满足需求)的各种途径之中,多数社会成员都选择耗能最小的途径(最小耗能原则,简则易从原则,社会公理3).
    在现代社会中, 让不诚实的人守信用*, 比让诚实的人守信用,管理成本高出十倍百倍,因为诚实的人许下诺言之后一定会争取兑现诺言,而不诚实的人不一定,甚至相反,还可能用"善意的谎言"(除了上述的三种之外)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因此,家庭教育的首要决策,就是把孩子培养为诚实的人.对中国而言,首先就要敬宗收族。(*"守信用"的处事理性有可能通过利害关系来建立:如果社会秩序良好,如法制健全,又如兴礼乐<敬宗收族> 中<读重>刑罚,那么"守信用"有利于个人的温饱抗灾和扩大覆盖,多数人就会"守信用",也就是"喻于利",参见《论语·里仁0416》)。
    在中国,把家族看成资源,就会左右逢源,把家族看成阻力,就会处处受阻。
    农人如果缺少尊严, 就不会安心务农;如果用经济收入的方式来使农人有尊严,市土面积就会大大地多于乡土(详见下文),在环境相对严酷的的国家和地区中没有可能办到。如果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盲目照搬殖民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欧美法律,那么正如孟子所说:"没有自组织管理的土地而能诚信负责,这只有志士能够办到。普通百姓如果没有自组织管理的土地, 就不会诚实守信,不会承担责任和义务.不诚信不负责,就会走上歪道邪路,为了个人利益什么都敢干。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用法律去制裁,这是引诱他们自投罗网。如果管理者是仁人,怎么能这样做呢?"(译自《孟子·梁惠王上0107》:"无恒产而有恒心者, 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上文第二个等号 "="之后的男耕女织交易、扶携携扶交易、企业交易、配额交易和天子士绅交易都不是市场交易。"市场" 是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的若干交易的总合。"交易" 是发生了经济覆盖或文化覆盖的人类行为.如果"若干交易的总合"等于部分之和,那么就不是市场交易,而是非市场交易.最典型的非市场交易是"男耕(提供粮食和麻桑棉)女织(提供衣被)"式的交易(非市场的对称覆盖,市场交易也是对称覆盖)和"扶携(中年扶老携幼)携扶(幼年被携,老年被扶)"式的长周期交易(前期与后期的交易双方有所不同,但在一定的文化习俗中,多数人都能完成全期的互利交易),其次是康芒斯说的管理交易或科斯说的企业交易(不对称覆盖) ,再其次是康芒斯说的配额交易以及天子士绅交易(分层覆盖) (参见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20～125页;并参见上引<<《易》与人类思维(第二版)>>第283页)。
    非市场交易是信息完全透明(整体等于部分之和) 和信息完全不透明(误把从未经历过的当下交易当作交易总体) 的交易, 而市场交易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信息半透明的交易。严格地说,在非市场交易中,信息不可能完全透明,也不可能完全不透明,因此,市场交易和非市场交易的界定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精确.复杂现象之所以复杂,就在于一方面可以"对事实求同存异,进行整合,从整体到局部",另一方面又必须"适度留余"(构造性整合法) 。"面对复杂事件,所有(此二字之下有着重的黑点)可以使用的(不变式还原的)方法都遇到了较大的困扰","(不同于不变式还原法的)新的形式主义方法正在(欧美学者之中)建立(,形式主义的构造性整合法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已建立,即本文开篇所述的北辰模型和太极模型) .....将非线性动态理论(整体模型)跟建立模型(一层又一层的局部模型) 联系起来(逐层减少所留余地)"(上引《经济学中的制度》第29页,引文括号中为祥平所加)。
    西方学者正在开始向孔子学习:借助北辰模型,用真实的公正和福利来"赢得其心"= "赢得其智"。当全球环境变得越来越严酷的时候,学习儒家的三重合法性的政治智慧才能避免人类集体自杀(见上引汤因比所说)。
    在北辰模型中,北辰是一颗星,北辰与众星的区别只是:北辰居于大秩序的枢纽之位。从政治实践来看, 秦之前的列国是众星,有德的王都是北辰;汉唐宋明清中的各地自组织(如宗族)是众星,有德的官方组织是北辰。列国和宗族都以一定面积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口为基础,与王都和官方组织相同.列国需要王都,宗族需要大一统的官方组织,是中华民族与太平洋西岸环境互动的结果.在德制学选社会中,官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宗族)都以一定面积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口为基础, 众星是真正的星,所以较易于认识到:要从孝悌谨信(二人本位)推广到爱众亲仁,要珍视乡土,约束市土。
    市土是城镇中的非宅非公地、其他区域的商旅地(包括商用农耕地)、游民地,等。乡土(宅地、园地、 农耕地、游耕地、游牧地、渔猎地、坟莹地、非商非公窑地手工地等) 是能够为基层自组织群体供应食物和休憩场所的最小可持续土地, "最小可持续土地" 边界位置(生态位)之内的生态条件能够让这个群体生息繁衍。城镇中的宅地园地人口要靠乡土中的其他土地提供食物,所以在乡土实际价格(见下文)之中,城镇宅地园地的权重较轻。 所谓"最小",就是如果再增加一个需要同样营养条件和休憩条件的群体,那么两个群体就会发生激烈竞争,直到其中之一灭亡,或者撤出这片土地(详见张祥平:《生命之歌----从细胞到万物之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7～120页;关于地类及相关管理,参见上引《制度对话》第137～141、222～226、249～252、268～274页)。
    对于全球可持续来说,即使不采用宗族制度,也要创新出另一种制度来引导多数人热爱自己的家乡, 地球才可能持续:"地球太大了......在政治上可以做到的,是对我们日常所能经验到的乡土的关心. .....环境伦理学需要人们认同于自己的家乡,而(经济)全球化消弱了这种认同。 H.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的类型》第21页,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4期,第17～22页,括号中为祥平所加。
    可持续的新制度一定要提高土地价值, 即:乡土名义价格向乡土实际价格并轨,地权变迁要对原住乡民承担无限责任。具体措施是:提高绿色农产品的价格,以土地担保社会信用,从政策上向土地人口乘数较大的守信群体倾钭(如:上学,国企招工,升迁,有土地族群作担保者优先,信用高者加分,乡土信誉可作贷款抵押,族长介绍信可作信用凭证,提供核查介绍信真伪的信息平台,通过相关平台查询各宗族的信用记录,包括违规、刑案、命案、超生记录,对超生较多且记录较差的宗族限制其成员外流,或整体解散),促使城市居民向本族土地投资(宗族是个小社会,农业服务业吸收工商业,每个宗族都参与乡土民企,本族独办或若干宗族合办,订单零部件和装配维修工艺,依据乡土需求进行终端工业品生产, 终端装配成本略高于集约生产,但是运输成本低于集约生产,被减少的商业库存等环节收益也尽归集约厂家和乡土民企, 把终端装配工序的污染减少得最多的集约厂家较易获得订单, 需要分装包装的终端产品仿此;宗族或乡土民企量力进行小风险的投资,借助网络可以形成相当规模的联盟, 若干家族合办品牌超市,合创其他利民利国的项目,如适用于乡土的适度技术,从而架空跨国或不跨国的中度风险的投资放债公司,而大风险投资在各国都是军事科研, 是国家行为,短代理链加志士;宗族和乡土民企的族内就业可以吸收大量就业人口,日常管理内含耕织医,房电沼,文教艺等农业服务业,多余劳动力从事终端工业品生产,以及耕织衍品生产和天然包装,直接进入超市,这样,经营土地只是日常管理和其他生产行为的一小部分, 因此,土地不但不会因劳力不足而抛荒,反倒会因人员休闲而园林化),把农村生活维持在略高于普通城市居民的水平(正如汉唐宋明清时期:官员和国企雇员退休后主动回到原籍发挥余热, 安享天年;现代更有利的条件是:借助信息技术和交通能力,以及在城市中建立本族的暂居点,可以使定居农村的综合优势更多地高于普通城市居民,详见上引《制度对话》第299～315、286～291页、248～264页)。
    形而上的说法是:工业文明以市土否定乡土,信息文明否定之否定,重振乡土,平衡市土(关于信息文明,参见上引《美好的中国人》第119、237～312页)。
    乡土名义价格是最近一次政府征用(不包括以大致相同质量的同面积土地进行置换并提供迁移安置费)的乡土上发生的移民安置费用除以相关的土地面积.乡土实际价格是社会中各基层自组织群体所愿意承受价格的加权平均.其中,千年不衰的基层自组织群体(如孔孟颜曾仲的后代) 的乡土价格是天价,而败家子基层自组织群体的乡土价格基本上等于市土价格(见下文);多数基层自组织群体的乡土价格介于以上两个极端之间(在大型社会中, 各基层自组织群体所愿意承受的价格呈倒钟型分布,或准正态分布),因此,乡土实际价格(准正态分布的均值)一定高于市土价格.越是安定和谐(方差较小)的社会,乡土实际价格就越高.此外,单位面积供养的人口数量越多,乡土实际价格越高(生态条件及周边环境与人的互动,使得该片乡土可供养较多人口)。
   市土价格是最近一次被拍卖或被拍租的工商土地的价格.市土价格由市场决定,不同于乡土价格(由各基层自组织群体所处的状态决定).从理论上说,城镇中商品住宅的宅地价格与市土价格相等, 但在实际上,拆迁住宅难于拆迁市土上的其他设施,所以城镇中商品住宅的宅地属于乡土,其价格略高于市土价格。至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聚族而居的住宅,其乡土价格依次增高,但是如上所述,即使聚族而居的城镇乡土价格,也低于平均乡土价格。 美国城乡间的均衡有赖于农村中市土所占比例远远大于乡土, 如果市土面积减少, 农场主就会在工业服务业的压榨下抛弃乡土.所以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美国一再反对发展中国家为保护本国乡土而在必要时提高农产品关税,另一方面,美国却通过《生物能源法》 来保护美国自己的乡土,继而成为79丙戌(西历2006)年之后逐渐突现的粮食危机的诱因之一(粮田不产粮食, 田中所产用作人造燃料)。这样的城镇化不要说推向全球,就是只推向中国, 地球上的土地面积也远远不够用(有的经济学家推算:至少需要4个地球,也有的学者认为需要20个地球)。
    即使在商业化大行其道的英国, 城镇中的市土也不能全面排斥乡土 ---- 尽管英国现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登记(register of title) 直到1925年的《土地注册法令》颁布之后才规范化, 可是土地所有权的习惯法一直在发挥着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作用。有了新的法律之后,大部分的习惯法仍然保留,例如租赁优先权( tenant right):"即使一个短期承租人, 也不被轻易驱迁,  因为有一条保护这些承租人的法律,  否定了所有人(proprietor)以及从所有人那里购买了所有权的任何人去行使所有权( possession),尽管在表面上看起来,所有人通过土地登记似乎获得了这个权利(to be entitled)。"(译自 Simpson,S.R ,1976 Land Law amd Registration《土地法和地权登记》,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第4～18页)
    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立足于乡土的民营企业(乡土民企) 与国营企业(引入乡土民企的竞争和科举选出第一把手来提高效率*),带动那些独立于乡土的民营企业(无乡民企) 和国有而非国营的企业 ,而不是让那些无乡民企在扭曲的乡土名义价格之下成长为充满泡沫的企业,反过来挤出乡土民企,还把国企也拉入泡沫(国企高管从中渔利,自定高薪) 。例如,没有被拉入泡沫之前的国企生产一个自行车轮胎,可以用十年甚至更多,而泡沫企业生产的一个自行车轮胎,只能用二年甚至更少,统计数字上的企业效率增加五倍六倍甚至更多 (未扣除通货膨胀),社会总资源的利用效率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遗憾的是, 这样的泡沫不但不少见,反而成了许多新技术的用武之地:这些新技术不是用来保证坚固耐用,反而是用来保证定期更新,结果是大幅度增加全社会的非灾害淘汰消耗量(参见上引《从一阶均衡到二阶均衡》第81页).(*历史上由工部主管国企,对竞争的乡土民企或世家进行筛选,工部主管官员须通晓工科,国企属于官办,另有官督民办。官办的国企鼓励世代相传, 用现代术语来说,鼓励纺织世家、木工世家、陶瓷世家、园艺世家,等等;这些世家来自乡土民企,但是成为国企世家之后,脱离乡土,由国企来保障其世代相传,即:凡是守规的国企世家成员,不被解雇,优先安排其子女顶替父母就业;总之,这些世家相关于护序价格, 与乡土实际价格脱钩。参见上述关于护率的讨论。现代应该增加电力世家、铁路世家、电信世家、钳工世家、自来水世家、天然气世家、石油世家、火箭世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