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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史上的大劫掠与回归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 2008-08-30     浏览次数     字体     

 

中国文物史上的大劫掠与回归


http://blog.sina.com.cn 杨学涛

转贴自:中国文化遗产

 

 

        数量惊人的中国文物大多是在旧中国时流失海外的。另外,在建国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通过非法盗掘、走私出境的文物也不在少数。


        旧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抢走的;二是当时有一些来华的外国人从中国偷走的;三是外国人勾结当时的反动军阀和奸商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偷运出境的。

        而近20年来,中国文物走私海外亦形成高潮,仅从香港走私出境的文物就多得不可想象。有报道称,香港做贮装文物匣盆的师傅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一个月挣五六十万港元不止。继伦敦、纽约之后,香港在1980年代以后,凭借大陆大量的走私文物,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文物艺术品中心。

圆明园(1860年圆明园被劫掠、焚烧)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郊,是清朝帝王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兴建的一座规模空前的山水离宫。极盛时期的圆明园,包括圆明、长春、绮春三园,平面呈倒“品”字形,东西长6华里,南北宽约4华里,占地5200余亩。经清朝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皇帝150余年营建,号称“万园之园”。


        圆明园代表着中国18世纪城市风景建设与皇家园林艺术的最高水准。法国大文豪雨果将圆明园比作东方艺术的代表,称之为“汇集了一个民族的几乎是超人类想象力所创作的全部成果”,“不但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之崇高典范。”


        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而且也是一座皇家博物馆,收藏极为丰富,堪称文化宝库。雨果曾说:“即使把我国(法国)所有sheng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
        1860年圆明园被劫掠、焚烧后,圆明园旧有陈设、收藏的稀世珍宝现存国内很少,大量瑰宝流落国外。园内收藏的《四库全书》、《全书荟要》、《古今图书集成》、《淳化阁帖》摹版等珍贵图书文物,也都未能幸免于难。罪恶的大火不但焚毁了一座旷世名园,对人类文化也造成了巨大破坏。

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后大肆浩劫,城陷不久,各国帝国主义侵略者特许士兵抢劫三日(即自1900年8月16日起至18日止)。实际上,抢劫活动早从占领北京的第一日就已经开始,到8月21日德国军队麋集北京以后,这一正式特许的抢劫活动仍在不断扩大,至少当有8日之久。


        8月19日俄军抢先占领颐和园,至10月2日撤离。10月3日,英、意联军继占该园,至翌年8月27日撤出。俄、英、意在占领期间,将颐和园内陈设的珍宝窃掳殆尽,并对园内建筑大肆破坏。俄、德、日军先后以守卫紫禁城的名义,以及其它各国侵略军以“参观”的名义,偷窃和破坏紫禁城内的稀世文物、珍本图籍和金玉宝翠。至1900年冬天,宫内已所失过半,贵重之物被劫掠无遗。而后,更继以私人抢劫活动,直到八国联军撤出北京之日此种野蛮行为才终止。从驻京公使、各级军官到教士也无一例外地参加了抢劫活动。从皇宫、颐和园、三海、坛庙、陵寝、王公府第、各部衙署直至民居商店,同样无例外地遭到抢劫。这次浩劫,北京积聚的大部分法物图籍、奇异珍宝皆尽为侵略者所取,大部分被劫持到国外。

        经过这次洗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北京城“已失数百年来巍奂之美观,旧迹留者,仅一二者”,致使“一座昔日充满着辉煌金漆房舍的北京城,现在可只是一片罗列着萧条残物的荒野”。连侵略者也供认:“北京今已成为一强盗世界。”

殷墟甲骨散落


       1899年在安阳殷墟发现了甲骨。这些甲骨是中国殷商后期的王室档案,内容几乎涉及了3000年前殷商时期的方方面面。但自出土之日起,这些甲骨便惨遭流失。先是被当作药材贩卖,后又被西方列强的文化掮客以各种名目大量收购而去。据不完全统计,安阳小屯出土的近20万片甲骨,流失海外的就约有26700片,遍及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等12国。其中日本最多,达12443片。这些甲骨大多藏在东洋文库、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以致于有人哀叹“甲骨文在中国,甲骨学在日本”。

“流失”的敦煌

        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庚子5月20日),敦煌莫高窟十六窟甬道北壁后沉睡了几百年的藏经洞(现编号为第十七窟)被主持王道士无意中发现,一个震惊世界的宝库豁然洞开。
        之后,来自俄、英、德、法等国的“探险家”接踵而来,将藏经洞中的精华悉数盗走。
        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物约5万余件,这些称得上是百科全书式的文献,囊括了世界罕见的fo教典籍(包括唐玄奘带回并翻译的fo经);文献中保存的官私文书,使敦煌地区晚唐、五代、宋初悄然湮没了近二百年的历史,再度为世人所知;文献中的经、史、子、集四部书中,有不少是宋代以后佚失无存的孤本;而文献中的古藏文、于阗文、粟特文、龟兹文等不仅是研究古代少数民族历史的珍贵史料,而且一些已不存在的民族语言,也因敦煌文献的发现为世人所珍视。


        “然而这5、6万余件的文献只有不到1万件留在国内”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称,“其他4万余件文物全部流失在国外。

黑水城文献


        黑水城文献和敦煌文书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双子星座 ”。


        黑水城遗址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额济纳”即西夏语“黑水”的意思。传说西夏时一位黑将军在这里英勇守城,并于城破前在城市的一处水井里埋藏了大量金银珠宝。掘获珍宝的愿望使无数探险者对此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时光流逝,没有人发现宝藏的秘密。


        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受沙皇指派,率队来中国北部考察,其主要目标就是黑水城。考察队在这里翻找挖掘,终于,他们在黑水城外发现了一些佛塔,打开fo塔之后,呈现在眼前的是数千卷fo经,雕像和绘画,这些文书的发现改变了中国古籍分布的格局。也为我们能够进一步的研究宋元时期的历史提供了无比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这些意外发现的珍宝被运到圣彼得堡,现分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埃尔米塔什博物馆。中国人要在那里,才可以看到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原物。

(访谈录)丘小君:中国文物流失的四次浪潮

        人物简介:现居纽约的丘小君教授是中国当代知名的古陶瓷鉴定专家,是古陶瓷鉴定dashi耿宝昌先生的“入室dizi”。其人物故事曾上《美国文摘》杂志的封面报道。他也是浙江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馆长叶英挺的岳父。

        对中国文物的流失情况,我经常听我的老师耿宝昌先生谈起。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文物有四次外流浪潮。


        明末清初,英国的大东公司专门把中国瓷器销往欧洲,英国、荷兰都是中国瓷器流散地,但那时还处于正常的贸易状态。


        第一次文物流失浪潮是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文物被列强大量抢夺与分食,直到溥仪被逐出皇宫,仍有太监又偷又卖,不过,第一次浪潮到此结束。


        第二次浪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这是中国文物大量外流的高峰期。当时,国民党政府无论财力还是管理上都比较弱,博物馆、考古工作都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普通民众在对文物的保护上也没有任何意识。


        此时,欧美的国力强盛,强大的民间资本没有去处。于是,收藏艺术品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一种风气。在中国,美国文物商几百美金便能买到中国很好的古董,一万美金可以买到最好的中国古董,这些古董大都是从大家族、古董商、古玩商店,还有老百姓家里流散出来的。在陕西、山西、河南、甘肃等地区,文物流失得更厉害,因为,这些地区经常出土汉唐文物,一些农民在耕地、掘墓时,发现了很多东西,但他们并不太懂挖到的是什么。


        古董商看到这种机会后,便专门去民间搜罗,以便宜的价格购入,然后,以较高的价格卖出。那时,一件青铜器大概能卖几百大洋,这类事件常常在古玩界引起轰动,于是便形成了一种风气。


        1937年,中国的盗墓、仿古之风盛行。在安阳,外国的古董商成天蹲在那里等着老百姓去挖商代的青铜器,而带回到美国后,一件青铜器能卖好几十万美金。


        当然,那时的中国古董商也学会了针对不同国家的客人,仿制不同的古玩,对美国人做仿铜器;对英国人做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对日本人做万历五彩;对法国人做清代的官窑粉彩瓷器等等。


        日本侵华时,他们的士兵都受过相关的教育,所以,对明、清以上的古董,都先是把它们保护起来,拿到手之后,集中起来用轮船运往日本。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大量日本军官举家移民美国三藩市落户,带去了很多的中国文物,我在美国三藩市便见到了不少用楠木包装好的中国宋代茶道用具,如茶碗、茶壶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中国抢去的。


        说到这里,我们也不能不提到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这可能是第三次文物外流的浪潮。那时,以国家文物商店为经营单位,政策规定乾隆以前不能出口,可乾隆以后却允许大量出口,嘉庆、道光时期的很多官窑瓷器、书画以极便宜的价格流失海外,甚至,很多真正是明、清时代的真文物,因鉴定失误,被当成仿制品卖了。当时,我所在的文物商店,专卖碑帖,很多都是老拓本,还没裱过的,有清朝光绪拓,还有明代的。日本旅行团一来就几十个人,进到店里,每人先抱一堆,然后进行筛选,价格便宜。


        改革开放后,中国又出现了文物走私浪潮。香港成为了文物走私的集散地和中转站,内地的文物到了香港,随后流散到了美国、中国台湾、日本、东南亚,我看过最远的流失到了挪威、丹麦与荷兰,德国、法国更不用说了,直接到香港来进货。我在香港,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现在回忆起来,非常令人痛心。(整理/韩雨亭)

近年国宝回归历程


        2000年5月,由北京市文物公司以20,944,750港币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拍得一件“酱地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清乾隆款),瓶高40.6厘米。此瓶原为圆明园中乾隆皇帝的观赏瓷器,是乾隆八年(1743年)由督窑管唐英亲自画样监制后进献给乾隆的创新之作。由于六方瓶不能上圆拉坯,成型困难,镂空要求极高,镂空后的瓷胎由于应力改变,烧造中极易变形,成品率极低,故极为罕见,它代表了当时中国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该瓶于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被洛克爵士掠得,原为一对,此为其中之一,现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另一只现藏于台北鸿禧美术馆。


        同期在香港的拍卖会上,保利集团还拍得圆明园牛首、猴首、虎首铜像。


        2000年6月,美籍犹太人、收藏家安思远将一块彩绘武士石雕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浮雕高约113cm,武士身着戎装,顶盔冠甲,怒目圆睁立于牛身之上,肩和头顶部卧一凤凰,武士手握宝剑,剑尖指向牛口中荷花。整个雕像浮雕手法,表面施以红、赭等颜色加强主题的质感、烘托气氛,流畅的雕刻刀法、准确的造型及艺术色彩的运用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这件浮雕为中国古代雕刻史和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甚至填补了北方地区五代史考古和雕刻史的空白。

        2001年11月12日,从上世纪1990年代起到这一天,旅日华侨朱福元捐赠给故乡昆山的散失海外珍贵书画达到300余幅。这些捐赠的书画当中,有唐画《加里加尊者像轴》,这幅画在全世界只有三幅,第二幅在敦煌,第三幅在法国;还有五代徐熙的《牡丹图轴》、宋朝的《货郎图轴》、《草虫图轴》、元朝的《三狮图轴》等书画作品都堪称是中国书画界的稀世艺术珍品。

        2002年11月,中国财政部与国家文物局共同启动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研山铭》是启用这一专项经费回归第一件的文物。2002年11月,流落在海外达三百年之久的宋代书法家米芾仅有的三幅大字作品之一的《研山铭》,被国内买家以 2990万元的天价购得,被文物收藏界认为是中国国文物回流的里程碑。


        同年,北京首都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分别以800万元购得《孔子弟子像》(手绘善本) 和以创历年古籍拍卖价格最高记录的990万元购得《钱竟塘藏历代名人书札》。

        2002年5月,香港实业家张永珍以4150万港元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春季拍卖会上拍得了一件雍正官窑粉彩蝠桃橄榄瓶。2004年2月15日,张永珍将之正式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件文物受到了国宝级待遇。此前,这件瓷瓶在前任主人家里一直被用作台灯灯座,为了保证“灯座”稳定,瓶里还被灌入了大量的泥沙。张永珍表示,当初拍下这件花瓶就是觉得"中国的好东西不能再在外面漂泊了",而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是因为"国家是最大的'家'"。


        2002年6月5日,旅英华人陈俊先生在伦敦将一件明代绿色琉璃瓦制品捐赠给中国政府。这件文物一百年前被八国联军之一的英国侵略军从北京皇宫里掠夺走,后以拍卖方式流入民间。当古董商准备再次拍卖时,陈俊先生抢先将其买下并捐赠中国政府。陈俊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既是一件珍贵的文物,也是一件国chi纪念物,我希望国内年轻人都能看到它。我们要教育中华民族的下一代,国家一定要富强,人民一定要齐心协力,读书的要把书读好,为我们的国家效力。我作为一个海外华人,把这件文物买回来,只是一点心意,送给我们的祖国,我感到非常欣慰。"

        2003年4月,2003年4月份,上海博物馆斥450万美元巨资,从美籍犹太人、收藏家安思远(前文提到)手中购得《淳化阁帖》祖刻本的第四、六、七、八卷,在国内引起轰动。而450万美元的价格,使得《淳化阁帖》成为目前中国最贵的书画作品。《淳化阁帖》被誉为"丛帖之祖",是北宋太宗皇帝赵光义在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命侍书学士王著,将秘藏在宫中"淳化阁"的108位历代帝王、名臣、书法家的墨迹420帖,分作十卷镌刻在枣木板上,然后用名贵的歙墨和澄心堂纸拓印,可谓是“魏晋至唐法书的原始留影”。

        2003年7月,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将一批流失海外多年珍贵佛造像运作回国,并举办"中华遗珍重现北京"展览。2005年国家文物局下属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出资使古阳洞高树龛释尊佛头、火顶洞观世音pousa头像等2批共7件龙门石窟文物最终回归龙门。

        2003年9月,澳门爱国企业家何鸿燊博士向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捐款近700万元,从海外购回流失海外140多年的圆明园猪首铜像。

        2005年7月23日,在中英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流失国外105年的天津塘沽大沽古钟回归大沽口炮台。大沽古钟铸造于清朝光绪十年(1884年),曾被悬挂在大沽口北炮台(俗称"石头缝炮台")。1900年6月17日凌晨,八国联军攻打大沽口炮台,英军占领北炮台后,把铁钟作为战利品掠回英国。1902年这口铁钟被存放在朴次茅斯市的维多利亚公园。

          (本文刊载于2006年7月号《名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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