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进中学课堂的必要性》专题

转贴自：《儒家邮报》71期

“四书”进中学课堂的必要性
作者：郭齐勇（武汉大学教授）
网络来源：中国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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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九十高龄的老教育家任继愈先生最近在为新华出版社引进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学基本教材《论语卷》《孟子大学中庸卷》写的序言中指出：“多年来我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奠定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是在大学学了哲学或政治课开始的，而是在中学时代，从十二三岁时随着身体的发育、知识的积累、意志的培养平行前进，同步开展的。再回想自己成长的过程，也是在中学时已经考虑过将来如何做人。”他又说：“教育最终目的在于育人。人是社会的成员，社会培养他成长，成长后反过来为社会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古今中外社会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对社会有用的人，不光有丰富的知识，还要关心国家大事，除了专业分工以外，还要熟悉祖国的历史、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对艺术欣赏，辨别美丑，对人间的善恶有判断的能力。”“要养成关心别人，帮助弱者，坚持真理的品格。这是一个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条件……这样的基本要求，起码要有十几年的系统培养……中学是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幼苗打基础的阶段，只有语文课可以负担这个任务，其它课程无法替代。”任先生的意思很明显，“四书”进中学的课堂，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是非常必要的。
 
    台湾作家龙应台教授说，她的人生观是在十二三岁开始上中学后的几年间，通过必修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内容即是“四书”），接受了其中的基本价值理念之后就奠定下来了的。这些价值在她的生活中潜移默化，不经意地起着作用，乃至变成为精神生命的主脉，做人做事的准则。她的经验告诉他，她周围的人，如一些同事或下属，其实也是以孔仁孟义、气节人格来滋润生命，从而面对现实，立身行世的。我个人也有类似的生命体验。我以为，“四书”所讲的，正是我们平凡的老百姓真正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
 
    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博士在回忆录《曙光集》中说：在十一、二岁读初中一二年级的两个暑假，其父克纯先生（芝加哥大学博士，回国任数学教授）让他读《孟子》，并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了一位历史系的优秀学生丁则良来给他教《孟子》。在少年与青年时代，杨振宁可以背诵《孟子》全文。《孟子》使杨先生一生受益无穷。
 
    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吴征镒教授，一辈子遵守其父母传下的“五之堂”的家训。这“五之”，就是《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吴家六兄弟中出了三个院士。《中庸》使吴家子弟高尚其志，又掌握了很好的思想方法与治学之道。吴教授从幼年起即恪守家训，成年后又把这治身治学的格言传给了后辈的科学家。
 
    “四书”或称“四子”，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论语》在汉代即是妇孺必读的书，“四书”自宋代以来是中国人必读的书，是中国人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通过口耳相传，蒙学读物与民间文艺，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家核心价值，四书的主要内容，又通过私塾乡校、教书先生，通过唱戏的、说书的，从各种渠道流向社会，影响世道人心。
 
   “四书”之于中国，如同《阿含经》之于印度，《可兰经》之于阿拉伯，《新约》《旧约》之于西方。“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不读“四书”，不知道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宋代张载（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对儒学精义的概括。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 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讲，以儒家文化为基底的中国文化其实是形塑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
 
    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族群，作为其文化土壤或社会化文背景的有两个东西，一个叫“伦理共识”，一个叫“文化认同”。所谓“文化认同”或者叫“民族文化的自我身份认同”，解决的是“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问题，是个体人所归属的民族文化的基本身份的自我定位，是精神信仰的归乡与故园。所谓“伦理共识”，其实是在民众中的一个隐性的，然而又是有约束力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对待家庭与社会的方式以及终极信念的共同点。一个社会，一个族群的生活如果没有“伦理共识”与“文化认同”，那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不免会遭受到脱序的危险，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现代化，健康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建设。实际上，一个健康的现代化，健康的法治社会、工商社会的建构，不能不依赖于“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再严密的法律，代替不了社会的伦理道德；进一步说，健康的现代化的法治社会恰恰是建立在民众的底线伦理、民众的伦理共识的文化土壤之上的。而“四书”，正是孕育中华民族的“伦理共识”与“文化认同”的基本经典，其中所讲的道理，例如“仁”“义”“礼”“智”“信”五常等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一直到今天还活生生地扎根在老百姓之中，继续为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复兴起着积极的作用。包括“四书”在内的人类文明的经典，可以陶冶现代人的性情，治疗现代人的心理疾病。
 
    1993年在芝加哥，六千五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领袖，通过了一个《世界伦理宣言》，这个宣言有两条基本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推广为现代国家、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相互对话与交往的金规则。
 
    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以《论语》作为培训工业企业管理人员的教材。日本的一些现代大企业，例如松下、丰田、三井集团公司等，其企业哲学与企业文化的建构，对管理层与员工的轮训，运用《孝经》与“四书”等儒家经典，来确立“商业之道在于德”的思想，以此建立人性化的管理模式。丰田公司的管理理念是“天地人，智仁勇”。“天地人”来源于《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智仁勇”是儒家的“三达德”，来源于《论语•子罕》。孔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也来源于《礼记•中庸》：“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松下幸之助的名言是：“松下生产人，同时生产电器。”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培训中心，每年可以轮训五万员工。松下电器商业学院把儒家哲学与现代管理熔为一炉，对学员进行严格的教育。学院的纲领是：严守产业本份，以期改善和提高社会生活，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学院遵守的信条是：和亲合作，全员至诚，一致团结，服务社会。学院把儒家经典《大学》中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学员研修的目标，并作出了创造性的诠释：“明德”就是“竭尽全力，身体力行，实践商业道德”；“亲民”就是“至诚无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至善”就是“为实现尽善尽美的目标而努力”。他们认为，要培养“商业之道在于德”的思想，必须从《孝经》开始。三井集团等创办的日本现代商学院，要求学生每天上午背诵《大学》、《中庸》、《论语》的片断，并对儒家伦理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孝、礼、义等内容进行辩论。可见，儒家资源对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与社会管理有积极的意义。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国民，有接触本国经典的义务。一个西方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他经受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起码诵读过、学习过荷马史诗，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西塞罗等罗马政论，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等。这都是视为当然的，是他们的人文修养的基本功。一个中国人，也应当掌握好母语，具有中国文化的常识，诵读一些中国经典。法国的小学、中学的国文教育，注重本土文化思想的训练，中学生即开始学笛卡尔、马勒伯郎士的哲学，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学等。
 
    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文学院长、汉学家波尔教授（他的中国名字叫卜松山）曾经在北京与特里尔多次郑重地对我说过：“你们中国有很好的伦理资源，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道理，可惜你们放弃了，没有用这些本土的文化资源教育后代，这非常遗憾！”
 
    几十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中，缺乏国文、国学基本知识和传统道德的教育，近10多年来虽有所好转，但仍然不令人满意。就取得全社会普遍的族群认同与伦理共识而言，就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可持续发展而言，幼儿与中小学教育中的国文、国学教育是基础的基础。因此，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对幼儿、小学生和中学生加强中华民族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教育。把“四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对公民社会的形成，和谐社会的建构，对长治久安，对人的全面发展，百年树人的大业与共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从公民的文化教养与民族文明的健康发展来看，应当有法律条文严格禁止中学生的文理分科。同样的，我国应当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立法，或者说，应当在法律上规定，必须对幼儿与中小学生进行传统语言与文化的教育，维护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纯洁与尊严。必须改变目前青少年学英语的时间、精力大大超过学习国语的状况。
 
    我特别要说明的是，儒家教化不是所谓道德说教，而是春风化雨；儒家教育不仅不排斥技艺，而恰好正是寓于礼乐射御书数等技艺之中的。儒家的教育方法，绝不是今天的满堂灌，而是以启发式为主，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孟子主张以意逆志，深造自得。儒家讲的教育，是全面的、广义的教育，包括今天的知识教育、技术教育、道德教育、生死教育、艺术教育、身体教育等德智体美的各方面，包括今天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各层次。《礼记•学记》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教育功能的两个方面：第一是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及人才的全面性，第二是形成良风美俗、道德风尚与人文环境。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交叉整合的。
 
    中国人很重视家风、家教。著名学者、中外哲学与佛学研究专家汤用彤先生在讲述自己的学养时，首先讲四个字：“幼承庭训”。这就是幼儿时代所接受的家教，启蒙教育。古代叫“正蒙”，即开蒙的时候一定要端正。国文与国学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这主要依赖于家庭教育、幼儿教育与社会教育。我国古代的诗词歌赋、棋琴书画，对幼儿、少年、青年乃至成年人的性情的养育都有益处。现代公民社会需要博雅教育、心性修养教育与君子人格的培养。让儿童与少年愉快地适当地背诵一点蒙学读物、古代诗词与《论语》等，很有好处，终身受益无穷。这不仅对孩子们学人文有好处，而且对孩子们学科学有好处，对孩子们将来做人、立身行世都有好处。过去一些有名的自然科学家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文史哲的功底，例如数学家华罗庚院士、李国平院士，生物学家吴熙载教授等，都擅长诗词书法。他们从小都背过经典，接受的教育很全面。
 
    “四书”的教育，贯穿、渗透到社会、家庭的各方面，起着良好的作用。培养一个对社会、国家、民族有用的栋梁之材，不管他将来做什么事业，根子要扎正，特别是做人的教育，人文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应视为根本。这正是“四书”进中学课堂的重要理由。
 
（郭齐勇按：《光明日报》2008年4月14日第12版国学版发表了此文，并配发了编者按。该报发表时改标题为《“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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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复兴私塾走向通识教育
作者：王达三（独立学者）
《中国文化报》2008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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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红红火火的私塾复兴运动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个颇为惹人争议的话题，比如“孟母堂事件”以及今年广东省中山市出现的“联合家教式私塾”（《广州日报》3月3日）等皆引来议论纷纷。抛开复兴私塾是不是“复古倒退”的老套争论不说，焦点问题还有两个：其一，孩子进私塾是不是违背了义务教育法？其二，接受私塾教育的孩子能否适应现代社会要求？
 
    对于前一问题，教育部的答复是私塾作为民间办学经合法审批后可以开办，但全日制私塾招收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违法。很显然，教育部是希望社会上把私塾办成节假日的特长班之类的学校。该答复的模棱两可还在于，义务教育法只是规定家长必须送孩子进入合法学校接受教育，并没有规定不允许送孩子进入合法的私塾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对于后一个问题，家长的担心最多，因为这涉及到孩子的小升初、初升高以及未来的文凭和就业等一系列人生大事。尽管我们常说“英雄不论出身”，但正如现在有些人认为“洋博士”比“土博士”更高明一样，也会有人认为从私塾走出来的“游击队”远没有公立学校毕业的“正规军”利害——民办高校的学生焉能和清华北大的学生相提并论？
 
    就笔者意见而言，首先应肯定私塾运动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它摈弃了徐复观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文化自虐症”，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大旗，重视价值、美德和心灵的教育，是对以“应试教育”和“岗前培训”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教育的一个合理叛逆。但是，世与时异，现代社会非传统社会之比，私塾之忧恐怕并不在于前及的问题，而在于人们根本不敢也无法打破“现代性”怪物的牢笼。试问，把孩子送入或想送入全日制私塾的家长又能有几人呢？即使送进去又能坚持多久呢？居里夫人就曾因不满现代教育而和朋友们开设家庭学堂，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以把孩子们送入学校告终。高明者如居里夫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
 
    问题由此而来，私塾运动一方面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又步履维艰，而现代教育又存在诸多弊端。那么，如何在避免私塾运动未老先衰甚至是无疾而终的同时，又能对现代教育的弊端有所纠正呢？山重水复之际当见柳暗花明之处。把私塾的教育内容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打造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体系或许正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曾有个以修习“七艺”（文法、逻辑、修辞，几何、天文、算术、音乐）为主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传统，这很类似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传统。现代社会发轫以来，“七艺”课程逐渐被分别纳入现代学科体制而分别教授，导致学生人文素质的急剧下降。二十世纪初期，美国一些大学首先兴起了“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核心就是教授西方的人文经典。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欧洲、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纷纷效仿美国的“通识教育”，而尤以台湾为明显。在台湾，大学的“通识教育”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划，各大学都开设了包括必修课、选修课、讲座课在内的门类齐全的通识课，课程内容涉及中外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不同的人文学科，其中“国学课”在各大学基本上都是必修课。
 
   目前的“通识教育”一般都开在大学，历史课和经典课是其重中之重，所以香港学者甘阳曾把“通识教育”称之为“美国的经史传统”。这和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经史传统”几乎如出一辙，只不过大学生们是把经史课当作公共必修课而不是专业课而已。遗憾的是中国现代教育中的“经史传统”已经是殆尽无遗。按照甘阳的说法：“史是讲一个文明的盛衰变化，经则是这个文明最基本的智慧结晶。”经史所蕴含的正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是一个民族屹立不倒、长久不衰的基石。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国人基本共识的当下，中国的大学亟需重建自己的“经史传统”，探索和开设自己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现在的问题是，也应考虑把“通识教育”开进中小学——台湾就有些中学出现了类似的选修课和讲座课。当然，中小学的“通识教育”肯定和大学的有所不同，可考虑如下几个内容：一是“经典课”，以《论语》、《大学》、《中庸》、《诗经》等适合背诵或理解的经典为主；二是“习礼课”，以研读和演习中国传统的礼仪为主；三是“艺文课”，以诵读诗词古文和琴棋书画等游艺性内容为主——日本人曾自豪地说：未来的书法艺术在日本，因为几乎每个日本儿童都练习书法！我们知道，目前开办私塾，其要也不过是讲授这些内容。而把这些内容融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既能避免私塾运动的尴尬，同时也是对现代教育弊端的一种纠正。更为主要的是，“通识教育”能把中国传统文化普及于所有的孩子，而不仅仅是那些进私塾的孩子。
 
    当然，这只是一点笔者个人的思考和建议，至于中小学“通识教育”的内容、教材、课时、师资等问题都可以集思广益。但笔者相信，即使一周只开一次这样的课，孩子们在12年的中小学生涯中也能接受五、六百个课时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是完全可以在孩子们的心中种植下中国文化的种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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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需要传统
作者：丁为祥（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2008-06-23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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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齐勇先生的《“四书”应当进中学课堂》一文(见光明日报4月14日国学版),主要表达了一种从中学生起就应当加强传统教育的呼声。作为一名高校人文学科的教师,笔者从“我们为什么需要传统”的角度对郭文做出回应。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非常重视传统的民族,早在春秋,三代以来的“六艺”(礼、乐、书、数、射、御 )就代表着当时的传统,所谓礼乐文明的说法其实也是因着六艺才得以成立的。秦汉以后,由于此前儒家历代学人的继起努力,儒学也成了中华民族所共同认可的传统,于是原来带有个体修养色彩的“六艺”便为以总括天地人三才之道而以经邦济世为指向的“六经”所取代,后来,由于《乐》经佚亡,所以所谓六经实际上也就成为“五经”之学。两汉以降,随着佛教的东来及其对儒学的批评,激发了儒学“出入佛老,返于六经”式的回应——通过对先秦原典的重新解读以再振儒学。在这一过程中,原来作为“子书”的《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于是便形成了所谓四书之学。“四书”的名称虽然起于宋代,其内容则为先秦原典,至于其所阐发的道理,则仍然是从个体的做人、修养之道一直到整个民族的经邦济世之怀。所以,《中庸》所谓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其实就可以说是“四书”精神的准确概括。正因为这一点,所以熊十力说,“四子者,六经之阶梯也”,意即四书不仅蕴含着三代以来的传统精神,而且也是理解六经的阶梯。从传统的这一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四书不仅代表着传统的最新形态,而且也蕴含着我们民族最古老的做人精神,所以说“四书”作为传统的代表应当说是当之无愧的。
 

　　笔者还想从现代大学生之个体修养的角度谈谈传统教育的紧迫性。比如在每一年研究生的入学前后,导师都会收到一些或没有称呼、或根本没有署名的邮件(每年研究生报名时则更多);而在高校所举办的各种学术讲座中,也常常能够见到一些二十出头的研究生动辄对老专家以张教授、王教授的方式进行提问(最近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上再次见到这种现象)。有一次,我曾悄声告诉一位刚提过问题的研究生说你这样称呼不太合适,没想到这位研究生马上回答说:“人家西方人就这样”,一下子反倒显得我少见多怪了。对于研究生中这种“不知礼”的现象,我们究竟应当怪谁呢?怪他们的父母吗?他们的父母、甚至连同他们的祖父母可能都未必知道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称呼才合乎礼节。这样的现象,说起来好像是待人接物之类的细节问题,但当我们经常见到小科长对老教授进行训话、而我们的官员甚至可以大模大样地躺到法国艺术圣殿的沙发上让秘书给自己按摩时,这样的小问题确实也就不小了。
 

　　再从做人的角度看,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科技无疑会赋予个体以越来越大的能量。从正面说,个体当然会因此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但如果从负面来看,则个体的能量越大,其对社会所能造成的伤害也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之做人精神、道德底线也就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前不久的CNN事件中,面对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全球华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也以极为文明的方式对西方媒体进行纠偏,他们高唱“我的中国心”,呼唤着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那么,
 

　　对于这种现象,离开了传统,离开了传统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精神,我们将何以解释这种“中国心”呢?何以说明究竟是什么精神挺起了华人的胸膛、激发起他们的共同情怀呢?所有这些,其实都需要我们的传统来说明,也只有我们的文化传统所塑造的做人精神,才能给这些问题以较为圆满的回答。
 

　　所以,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既是“中国心”的孕育者,同时也是国人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因为它是以一种做人精神或人生信念作为基本出发点,同时又涵摄着国人的家国天下、万物一体之怀的;而传统的内涵,也诚如《中庸》所云:“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焉,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焉,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所以,对于任继愈、郭齐勇两位先生的呼吁和倡导,笔者愿意再加上一句:传统的做人精神与作人教育也应当“从娃娃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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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进中学课堂确有必要
作者：陈文新（武汉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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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读郭齐勇先生的《“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感触良多。他建议将“四书”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我完全赞同。
 
　　将“四书”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这是避免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化”的需要。“博物馆化”是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出的一个术语。"列文森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已经被博物馆
 
化了。虽然中国传统文化还存在于中国人的心灵里,而且可以看得到,有时还可以摸得到,但这已不属于他们了。不属于他们的意思是说,这些东西没有很大的生命力,在社会上没有起积极的作用。这就叫做博物馆化。这种博物馆化的历史现象和你现在碰到的生存问题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如果讲得露骨一点,很多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中,也把历史和文物完全对象化了,就像研究埃及文物一样。考古发掘出来的宝物,和我的生命没有多大的关系,尽管我可以做出很好的描述。我并不是说这个工作不重要。这个工作本身是学术,有些最高的学术价值就体现其中。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工作和具有生命力的反思并不一样。”(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
 

　　“博物馆化”的儒家传统是没有现实生命力的。要让儒家传统恢复生命力,有效的方法是使之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儒家思想只有与现代人的生活融为一体,其生命力才能真正焕发出来。
 
　　将“四书”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这是中华民族健康发展的需要。章太炎指出:了解本民族历史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矣。”(章太炎:《答铁铮》)培育和建构现代民族精神,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中,那些与维护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密切相关的思想、感情,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经常表彰“中国的脊梁”,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近代以前,“中国的脊梁”大都是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以文天祥为例,这位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1282年,他在元大都(今属北京)英勇就义,事前他在衣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四书五经的教诲,确乎是他的立身之本。(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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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replyid=19651&id=4921&page=1&skin=0&Star=1“四书”进中学课堂刍议
作者：高华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8-05-05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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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任继愈先生在为中国大陆引进台湾地区的国学基本教材《四书》所作的“序言”及武汉大学国家级教学名师郭齐勇教授在《光明日报》“国学版”的撰文中，都曾强调“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作为一名高校教师认为，我认为。其实“四书”进中学课堂本不应成为一个问题。
 
　　从“四书”的性质和传授历史来看,
 
    “四书”从来就是中学层次的学生的基本教科书。“四书”中的《论语》,在《汉书•艺文志》中列于“六经”之下、“小学”之上,本为“孔子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这个位置,说明它是由“小学”通往“经学”的门径。《孟子》一书,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它乃孟子在游说诸侯失败之后,“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的作品,即是学习《诗》《书》和孔子之书的导读书。《大学》《中庸》本为《礼记》中的两篇。班固认为《礼记》为“七十子后学所记也。”张舜徽先生的《汉书艺文志通释》说:“古人解礼之文概为记……皆七十子后学者解礼之文也。”《汉志》中还有“《中庸说》二篇”。可见,这类著作在汉代早已被用作学习《礼经》的导读教材了。朱熹的《大学章句序》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小学……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于大学。”
 
　　由此可见,《大学》《中庸》原是古代十五、六岁的“大(太)学生”所学的教材——正应该是现在中学生使用的教科书。故朱熹注《大学》之篇题说:“大,旧音泰。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近年在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中,就有与《大学》《中庸》相类似的《缁衣》《性自命出》《六德》《尊德义》《忠信之道》等儒家典籍,而这些可能都是在战国时道家思想中心楚国的“东宫之师”以教太子的教材。又可知以记孔孟言行之书而教初学,不只是历代儒家的专利,而是中国教育史的经验与传统。
 
　　从“四书”的内容来看,尽管自宋儒以来极力强化它的“道学”功能,认为《大学》《中庸》皆为“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天下之正道”、“天下之正理”;《论语》《孟子》全是“素王”、“圣人”治人心、理天下的至理大道,但这实际只是理学家们对中国文化原典的曲解。在中国先秦时期,儒学既没有定于学术的一尊,更没有我们今天那种文、史、哲分科的局面。“四书”这样的典籍,当初原只是初学者们通往“经学”的桥梁,根本就没有今天所谓专门文学、史学或哲学的职能。因为《大学》中既讲“三纲八目”,又广泛引《诗》解《书》,属于训诂学的内容也很多;《中庸》不仅讲“中和之为用”,“尽人之性”和“尽物之性”,还追求“赞天地之化育”和“与天地参”,即达到一种道德与审美合一的最高的精神境界——这又是审美。《论语》所记的重点恐怕也不在所谓“治天下”,而更多的是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孟子》则为“序《诗》《书》”、“述仲尼之意”而作,故非纯粹的讲道德修养之书。“四书”进中学课堂,正有利于今天中学里综合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开展。
 
　　其实,从我国中学教育的现状来看,“四书”早已进入或至少已部分进入中学课堂。故在我看来,现在应该认真考虑的,是“四书”以怎样的幅度进中学课堂的问题。是象征性地进入还是实质性进入?是作为选修课进入还是必修课进入?是作为语文课的内容进入还是作为思想品德课的内容进入?是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方式还是借助现代科教手段、亦或以学生自学为主的方式进入中学课堂等一系列问题。（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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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四书”进中学课堂
作者：卞孝萱（南京大学）
2008-05-12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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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五岁的我,正在为提倡国学,传播国学的研究方法,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2006年,我出版了一本《现代国学大师说记》旨在祛除认为国学迂腐无用的误解。2008年,我与胡阿祥教授合作出版了一本《国学四十讲》,旨在引导有志青年入门。最近,《光明日报》上讨论“四书”进中学课堂的问题,我很感兴趣。由于多年来受“左”的影响,难免有人顾虑“四书”毒害青年。所以我在小文中先引用两位前辈对孔子及《论语》的评价。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中国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孔子对古代文化的伟大贡献和他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并未失去。”“他的学说的某些部分,表现了汉民族在文化特点上的某些精神形态(如《论语•卫灵公篇》所说的‘有教无类’);他的学说,也影响了中国境内外非汉族的各族,在汉族与各族间起着精神联系的作用。”“在比较原始可信的《论语》书中,记录着孔子很多的格言和公式,例如‘学而时习之’,就是最好的学习方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篇》),就是最好的科学格言。”
 

　　匡亚明先生在《孔子评传》中说:“(孔子)是个言行一致,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集以往文化思想之大成,开后世儒家学说之先声”。书中多处提到《论语》,如“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最光辉的一点便是具有政治远见的‘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书中归纳孔子所认为的为人的几个主要标志:“一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二是‘内省不疚,不忧不惧’;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上《颜渊》);四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五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余不多举。
 
　　范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匡先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他们的真知灼见,可以说明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不毒害青年。当然,在教学时,要排泄其糟粕,吸取其精华。
 
　　《孟子》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中庸》弘扬“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于仁,知耻近乎勇’”注重“诚”,主张君子应“慎独”。《大学》将学问探究的目标定为“止于至善”。这些格言,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值得青年学习和践行。
 
　　最近,任继愈先生在《国学基本教材•论语卷》序中说:“奠定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是在大学学了哲学或政治课开始的,而是在中学时代,从十二三岁时随着身体的发育、知识的积累、意志的培养平行前进,同步开展的。”“中学是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幼苗打基础的阶段,只有语文课可以负担这个任务,其他课程无法替代。”读后,深有同感,并进一步提出“四书”进中学课堂,是一举多益的事。
 
　　可以提高古汉语水平。文言功底弱,读不懂古籍,难以进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宝库。
 
　　可以普及国学知识,传承文化血脉,汲取其中的智慧资源、道德资源,从中学时代起,播下种,扎下根,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京戏进中学课堂,“四书”更有理由进中学课堂。不妨先在一个或几个省市的中学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推广。至于教材,可以自己选编,也不妨引进,通过试教,取长补短,得出一个公认的最佳教材。（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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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书五经何时进中小学课堂
作者：苏文洋
来源:《北京晚报》200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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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米高的孔子青铜塑像，作为中国政府向日本早稻田大学赠送的国礼，日前举行揭幕仪式。中国驻日大使馆崔天凯大使的贺词说，孔子思想是我们的共同财富，无论时代怎样变化，孔子思想在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方面都给人以很多有益的启迪，对社会与世界的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些年，国际上孔子和《论语》热，世界上一批国家都有了孔子学院。孔子在世界上越热，对孔子故乡的中国人来说，越需要加深对孔子的了解、对《论语》的认知。否则的话，将来是要闹出大笑话的。外国人比我们还熟悉孔子和《论语》，我们却一问三不知，或只知道于丹的感悟皮毛，岂非让外人笑掉大牙？

 
    昨天看到《参考消息》上一则消息，教育部今年9月1日新课程改革，准备将图形计算器引入中学课堂。由此我想到，包括《论语》在内的国学基础知识进入中小学课堂，事不宜迟，也需要教育部早日规划并作出安排。今年高考，古文分数有所提升，但这与系统地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接受国学教育，还有很大的差距。
 
    从鲁迅、胡适，到钱钟书、杨振宁、张爱玲，中国近现代史上学贯中西的大师、大家，不论他们如何激烈地倡导新文化、推进白话文，他们自己的国学都是一流水准的，传统文化知识的底子打得非常深厚。世人一般都知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很少有人知道他会背全本的《孟子》。他父亲当年为他找国文老师补习私塾中的名课本——四书五经，怕他在洋学堂里学不到中国文化。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杨振宁的爷爷和张爱玲的姥姥都和李鸿章有密切关系。李鸿章得势后，带了不少合肥人到京、津做官，其中就有杨振宁的爷爷杨邦盛。杨邦盛给天津巡抚段芝贵做幕僚，负责文书之类的工作。张爱玲的姥姥李菊耦是李鸿章的掌上明珠、惟一爱女。这些人，家学渊源，国学底子之厚，可想而知。
 
    我们这几十年，一直为缺少大师、大家而苦闷。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与学校把国文改成语文有直接关系。中小学生几乎不读四书五经，一点国学的底子也不打。白话文的理想倒是在我们这几代人身上彻底实现了，可惜白得像白开水一样，思想匮乏，语言无味，写出的文章像个瘪三。老实说，像我这样能写几篇瘪三文章的还算好的，总比某些瘪四诗词强上一些。6月6日，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在媒体上发表《江城子——虚城下的自述》：“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13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亦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共欢呼。”这种歪词，且不论情感如何，文字也味同嚼蜡，生生糟踏了古人的词牌。写这种东西的人，居然能当山东省作协副主席，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悲哀。山东可是出孔子、孟子的地方啊！
 
    国学也要从娃娃抓起，从作协副主席抓起就太晚了。教育部有必要也有责任，抓紧对语文教学进行改革，恢复国学在语文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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