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邮报第66期

孔子2559年暨耶稣2008年5月27日邮发
主    编：陈明
执行主编：天山明月

投稿及订阅：rujiayoubao@126.com

儒家情怀  儒学理念  儒教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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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专辑之二】 2

◇“先跑老师”范美忠表白激怒网友（新快报） 2
附录：那一刻地动山摇——５•１２汶川地震亲历记（范美忠） 6
◇面对震灾同胞：先跑教师范美忠应受良心拷问（网友 钟情听雪） 8
◇对范美忠教师独自逃生“自由主义”释义的点评（网友 不平则鸣） 10
◇课堂上的地震争议（贝淡宁） 11
◇王石社会责任的缺失（冼岩） 20
◇灾难面前做个负责的富人（薛涌） 22
◇“汶川地震”全国哀悼日的文化政治思考五篇（赵璕、柯如之、陈赟、予沉） 24
中国：在灾难中成长——中央美院“汶川大地震”周祭辞（赵璕） 24
一阳来复：为最后一个汶川震灾哀悼日而作（柯如之） 25
剥极而复，重归于正：从传统丧制看此次国祭的意义（赵璕） 28
汶川地震全国哀悼日（五•一九国祭）与中华礼乐文明的未来（陈赟） 30
复：“见天地之心”——抗震救灾与全民公祭的伟大意义（予沉） 33
汶川地震与民族的自我认识（唐汉思） 41
◇重建就是这代人对未来的想象—汶川震后十日访谢英俊（张钊维） 43
◇究竟谁在震灾面前作秀（王龙） 48
◇重塑中国民族性格的集体记忆（杜平） 51
◇中国表现让西方“无话可说”——西方媒体态度出现大转变（郑永年） 54
◇震灾给中国带来的正面效应（邱震海） 57
◇帮忙还是添乱？——也谈乌有之乡的抗震救灾志愿者（佚名） 60
◇民心可用乎？（冼岩） 61
◇他们走了，只是为了将我们唤醒（吴小东） 63
◇中评网向社会各界征集“汶川罹难 举国之殇”祭文 66

“先跑老师”范美忠表白激怒网友（新快报）

    “在生死瞬间，哪怕是我母亲我也不会管”

新快报记者 陈杨
网络来源：原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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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近日，北大毕业后在四川一所中学教书的教师范美忠这番地震后的“表白”在某网站论坛掀起轩然大波，不少网友认为，地震了老师先跑了是一种本能，无可厚非。但范美忠还要“洋洋自得”地自我表白，实在不明智。

    网友“五岳散人”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这事范先生做的不能说是错的，为自己的行为做解释也没问题，但你在这里说出来并且洋洋自得，虽然有言论自由的底线管着很多人想抽人的冲动，毕竟是件异常傻的事情。

    事件回放 地震了 老师先跑了

    5月22日，范美忠在论坛写下了《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文，文中细致地描述了自己在地震时所做的一切以及过后的心路历程。

    据描述，范美忠当时正在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上语文课，课桌晃动了一下，但范根据对地震的一些经验，认为是轻微地震，因此叫学生不要慌。但话还没完，教学楼猛烈地震动起来。

    “我瞬间反应过来——大地震！然后猛然向楼梯冲过去。”后来，范美忠发现自己是第一个到达足球场的人，等了好一会才见学生陆续来到操场，随后他与学生有一段对话：

    范：“你们怎么不出来？”

    学生：“我们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只看你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等反应过来我们都吓得躲到桌子下面去了！等剧烈地震平息的时候我们才出来！老师，你怎么不把我们带出来才走啊？”

    范：“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

    接着，范美忠对一位对他感到有些失望的学生说道：“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你们也没有危险，何况你们是十七八岁的人了！”

    范美忠写道：“这或许是我的自我开脱，但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我还告诉学生，‘我也决不会是勇斗持刀歹徒的人！’”这些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论坛上炸开了锅。

    范美忠：牺牲是选择不是美德

    事后，范美忠又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写〈那一刻地动山摇〉》，并对网友的部分问题做了回答：我这些话在回去上课之后还会跟学生说也会跟其他人说。告诉学生也告诉其他人，你自己的生命也很重要！你有救助别人的义务，但你没有冒着极大生命危险救助的义务，如果别人这么做了，是他的自愿选择，无所谓高尚！如果你没有这么做，也是你的自由，你没有错！先人后己和牺牲是一种选择，但不是美德！从利害权衡来看，跑出去一个是一个！

    昨晚9时27分，范美忠在回应了网友的指责，他表示跑之前自己确实该喊一声，“下次有经验了。但不希望有下次！”

    他说：“尚未跟更多学生特别是当时在我班上的学生深入讨论这件事，尤其没跟家长讨论，他们如果骂我我绝不介意！我希望听到学生家长的真实想法。也许这样对判断我的行为和真正确立合理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以及探讨出最合理的应对策略都是有益的。”

    观点PK

    网友对这段文字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不少网友质疑范先跑掉不但没有尽到教师的职责，而且还“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实在过分。但也有一些网友认为不应该对他过于苛刻：毕竟老师也是普通人，遇到危险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而且，范能在网上公开自己的所做所想，至少说明他是个诚实的人，勇于直面自己的人。

    丢下学生先跑是否不尽职？

    网友“yiping1914”：如果范先生面对的是未成年的学生，无论如何有必要喊一声：“快跑！”《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章第四十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公共场所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这里应当不是单指一个无形的法人，而是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就责任来说，范先生失职了，不适合当老师。

    网友“杜01”：教师不一定有救助学生的义务，老师也是人，首先做到的应该是设法活下来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基本上大伙儿都是缺陷累累的人，谁也不会傻到舍己为人当雷锋，只不过略懂人情世故的，当时提醒学生一句就算给自己良心有个交代了。

    直面内心还是不知羞耻？

    网友“押沙龙”：如果一个人真的碰到灾难，撇下母亲自己跑了。当然不能说大家就应该把他骂死，但如果他真是毫无愧色地高谈阔论自己当时的机智，难道真的不是无耻的一件事？人做了错事，不应该愧疚而死，但应该愧疚；因为很简单，我们脆弱的人性就是这样，会软弱，但也会愧疚。

    网友“狂风怪回来了”：平心而论，楼主的行为很可能是未经受过必要训练的普通人大多数的临机反应模式。试想，若易地而处，我们每一个人是否必定不会如他一般行动呢？他原本可以保持沉默，但他没有，说明他能直面内心，难能可贵。

    个人资料

    范美忠，1997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自贡蜀光中学当教师，不久他因为课堂言论辞职，后辗转深圳、广州、重庆、北京、杭州、成都从事媒体、教师行业，曾在《中国经济时报》、《南方体育》等媒体任编辑，发表过《追寻有意义的教育》、《〈过客〉：行走反抗虚无》、《〈风筝〉：灵魂的罪感与忏悔意识》、《用观念打败观念——读〈哈耶克传〉》，在某些网站的BBS，读书论坛，第一线教育论坛等都可以搜索到范美忠的文章。现任职于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

    争议范美忠

    朋友：他到中学教书是个错误

    我至今仍然认为范美忠到中学里教书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他是个教育“疯子”，特别想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实践自己对真正的教育的研究。但中国的教育现状对他这样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人，大门紧闭着。可以说，作为中学教师，他至今的尝试是失败的。

    学生：他比所有老师都看得远

    他（范美忠）大谈鲁迅、穆旦、陀斯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卡夫卡、艾略特、王国维。他觉得我们是那么的糟糕，却又坚持不懈地灌输给我们那些值得和需要了解的名字，仅仅是为了我们上大学后不会像他当年一样“像个白痴”。从这一点说，他比其他任何一位老师都看得远、为我们考虑得远，因为他没有任何功利的追求。

网络来源：原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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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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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下午照例是我的IB一年级SL语文课，课前学生和我都感到天气极度闷热，我围着教室转了一圈，把所有的窗户都开得最大。这节课上的内容是《红楼梦》第十三回，照例由学生先讲一遍，但学生不到十分钟就讲完了，我觉得很多地方学生都忽略过去了，又叫学生提问，学生也没什么问题，我只好亲自上阵，在讲到秦可卿给凤姐托梦的时候我问学生：“这是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吗？”学生说：“这是迷信！”我又问学生：“曹雪芹会认为它是迷信吗？凤姐会这么认为吗？”学生说：“不会！因为他们信这个！”我由此循循善诱地启发学生：“我们今天认为包括托梦、算命和风水等是迷信，是因为我们用了现代科学实证主义和理性的眼光来看这些东西，科学和理性有很了不起的地方，但它有它的局限，比如我生命的意义虚无科学理性能解决吗？亲人朋友丧失之痛科学和理性能安慰吗？科学和理性能保证我们幸福吗？因此，很多问题和领域是科学和理性所无法认识或无法解决的，因此不能太过因科学和理性而自负，对宇宙间的神秘力量要保持敬畏……”

    刚讲到这里，课桌晃动了一下，学生一楞，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此前经历过几次桌子和床晃动的轻微地震,所以我对地震有一些经验,因此我镇定自若地安抚学生道:“不要慌！地震，没事！……”话还没完，教学楼猛烈地震动起来，甚至发出哗哗的响声（因为教室是在平房的基础上用木头来加盖的一间大自习室），我瞬间反应过来——大地震！然后以猛然向楼梯冲过去，在下楼的时候甚至摔了一跤，这个时候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难道中国遭到了核袭击？”然后连滚带爬地以最快速度冲到了教学楼旁边的足球场中央！我发现自己居然是第一个到达足球场的人，接着是从旁边的教师楼出来的抱着一个两岁小孩的老外，还有就是从男生宿舍楼下来的一个学生。这时大地又是一阵剧烈的水平晃动，也许有一米的幅度！这时我只觉世界末日来临，人们常说脚踏实地，但当实地都不稳固的时候，就觉得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了！随着这一波地震，足球场东侧的50公分厚的足球墙在几秒钟之内全部彤塌！逐渐地，学生老师都集中到足球场上来了，因为是IB二年级毕业考试期间，有些学生没有上课，有的学生正在寝室里睡觉或者打游戏，因此一些学生穿着拖鞋短裤，光着上身就跑出来了！这时我注意看，上我课的学生还没有出来，又过了一会儿才见他们陆续来到操场里，我奇怪地问他们：“你们怎么不出来？”学生回答说：“我们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只看你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等反应过来我们都吓得躲到桌子下面去了！等剧烈地震平息的时候我们才出来！老师，你怎么不把我们带出来才走啊？”“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

    话虽如此说，之后我却问自己：“我为什么不组织学生撤离就跑了？”其实，那一瞬间屋子晃动得如此厉害，我知道自己只是本能反应而已，危机意识很强的我，每次有危险我的反应都比较快，也逃得比较快！不过，瞬间的本能抉择却可能反映了内在的自我与他人生命孰为重的权衡，后来我告诉对我感到一定失望的学生说：“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你们也没有危险，何况你们是十七，十八岁的人了！”这或许是我的自我开脱，但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我还告诉学生：“我也决不会是勇斗持刀歹徒的人！”话虽这么说，下次危险来临的时候，我现在也无法估计自己会怎么做。我只知道自己在面对极权的时候也不是冲在最前面并因而进监狱的人。

    范美忠，1997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自贡蜀光中学当教师，不久他因为课堂言论辞职，后辗转深圳、广州、重庆、北京、杭州、成都从事媒体、教师行业，曾在《中国经济时报》、《南方体育》等媒体任编辑，发表过《追寻有意义的教育》、《〈过客〉:行走反抗虚无》、《〈风筝〉:灵魂的罪感与忏悔意识》、《用观念打败观念——读〈哈耶克传〉》，在某些网站的BBS，读书论坛，第一线教育论坛等都可以搜索到范美忠的文章。现任职于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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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震灾同胞：先跑教师范美忠应受良心拷问
作者： 钟情听雪（网友）
2008年05月25日
网络来源：原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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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教师范美忠在上课期间感到地震来了，自己瞬间冲出教室，而没有提醒学生快跑。事后，5月22日，范美忠在天涯论坛写下了《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文，文中细致地描述了自己在地震时所做的一切以及过后的心路历程。范美忠写道：“这或许是我的自我开脱，但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我还告诉学生，‘我也决不会是勇斗持刀歹徒的人！’”这些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论坛上炸开了锅。

    既便当时只身跑掉，也应立即投入到抢救学生和伤员，维护秩序，把后来的精力放在努力工作，恢复家园，积极帮助学生从灾难中振作起来。这个范忠美可以说是恬不知耻，竟然公开宣扬他的保命哲学。既便保得性命，也是行尸走肉，无异禽兽。预计范美忠应该会被学校开除，因为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孩子交给这样的教师，师无德，将误国。

    学校和教师有义务维护正常秩序，在危急时刻保护学生的安全。正如国家有义务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一样，在抗震救灾中展现了党和国家、集体和组织的力量，对生命不抛弃不放弃，人性的关怀充分体现，国人有尊严地直面灾害，努力奔进。

    地震袭来，因为人的本能而先跑也不存在什么道德和良心的问题，关键在于，在自身安全以后，能不能立即进入工作状态，因为公民的角色使然，要维护秩序，抢救被困者。自身的安全系于国家的安危，系于环境的变化。如果不挺身而出，应该说是苟活一世，并无安危可言。每个人都会存在私心，但是危险尚未过去，应该更多关注灾区人民的生活，把精力投入到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中，利已之心应该先暂放一边。如果说因为没有临危经验先跑了出来，那么应该自我总结一下，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身为教师，在先跑时的一些心理变化是隐私问题，也应该暂放一边，况且，这种隐私会触动人民的痛楚。有句话说得好，长得丑不是错，但出来吓人就不对了，有负于教师职责，对于那些在灾难中舍已救人的英雄，对于那些努力学习的莘莘学子，良心何安！

    史有范仲俺公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今日的范美忠竟是在救灾正忙的时候炫耀自己如何机智先跑，于数十学生不顾。两个姓范的人，先贤名扬先古，后者受到唾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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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范美忠教师独自逃生“自由主义”释义的点评

 （网友 不平则鸣）

    教师范美忠从“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角度对自己在教课当中意识到大地震来临之时不顾学生独自（第一个）逃生的行为作了“自由主义”的释义、为其“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作出了“理性”铺垫，自然毫无悬念地收回了一片鄙夷之声。有意思的是，范美忠在这篇堪称一绝的宣言里，开篇明义第一句竟是：“我曾经为自己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痛不欲生！”一些替他辩护的人也把对范跑跑的道德批判看成是中国特色的“道德杀人”，还有在美国生活的人言之凿凿地宣称范跑跑的行为在美国根本就不会是个问题，甚至还很符合美国的行为标准。这的确是极大的“误解”。本人在美国当了十几年的全职教师，可以毫不含糊地告诉大家，在美国，教师在上课期间对学生的安全当然负有责任，尤其是在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紧急情况下；如果我在危难之际作出了范跑跑式行为，肯定会被校方辞退，恐怕在同事、学生和家长们的鄙视之下也会无法在社区继续混下去，如果学生当中有伤亡，还有可能被公诉人刑事起诉或家长民事起诉。
　　

    以加州Claremont校区为例，其“紧急状况职责”的文件明确规定在紧急情况发生时“每一个教师都有责任直接监管学生，一直与学生在一起直至被指示其他的做法”。（“Each teacher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direct supervision of his/her students, remain with students until directed otherwise.”）这个文件还明确教师有责任在火灾、爆炸、地震等紧急状况下组织学生从建筑物里撤离。（“Direct the evacuation of buildings, using designated signals and other procedures, as required, in the event of fire, threat of explosion, or following cessation of earthquake tremors.”）大家在网上可以查查其他美国校区的此类文件，都可以看到大同小异的表述。除去个别词汇的区别，基本出发点都是一致的，即在校期间教师对学生的安全负有责任。

　　
　　看来范美忠及一些人对美国的衷心崇拜并非建立在对美国的理解之上。其实这已是老生常谈了：有多大的自由就有多大的责任。从这点来说，在美国做事做人比在中国要累得多，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很具体的责任，这些责任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落实到个人，是不可能以“很多人都那么做，为什么偏要针对我？”、“我对他们负责？那谁对我负责？”、“当官的那么坏，有本事你跟他们干？”、“如果你也身历其境，你就能做得更好？”诸如此类的借口来推卸干净的。

网络来源：原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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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的地震争议
作者：贝淡宁（清华大学外籍教授）
网络来源：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5172&star=1#19016

    发生在四川的地震悲剧，也许有助于驱散一些我们旧有的偏见：新一代的中国学生都是唯物质论者，而且很自私。

    自从2004年开始我就在清华大学教授政治理论。我发现，基本上每个学生都被做有助于社会的动力所激励着。所以当我看到地震的消息刚刚传来的时候，数以百计的清华学生们彻夜不眠的在红十字血站排队献血，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而更有些学生，已经赶赴了远在1000公里以外的灾区，去分发救援物资。

    现在我希望这场悲剧能够驱散另外一种虚假的印象：中国的年轻人都是盲目的国家主义者，他们不管好与坏，都为这个国家欢呼。

    清华是中国最有声望的大学之一，而其自身拥有很强的的政治保守主义倾向。胡锦涛主席就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而很多的我的同事都是共产党员，学生中党员的数字也为数不少。

    但是清华的氛围却并不是保守的。最受欢迎的是那些倾向于公开批评当代中国的课程。在私下里，学生们深受审查之苦。在课堂上，学生们的问题大多带着批判性色彩，而我为了平衡甚至不得不引入一些“政府是正确的”观点。

    三月份的事件发生以后，我恰好讲课讲到洛克的保守民主思想的部分。有学生问 “反抗的权力”是否能够给当下事件增添正当性，考虑到课堂时间的宝贵，我不得不强行终止了这样的讨论。而下一周，当我们讨论以赛亚柏林的自由概念的时候，有学生提到了一本的德国杂志上面有关中国奥运的负面插图。又一次，为了不让这一切失控，我不得不站在奇怪的去终止学生讨论的立场上，

    当四川地震刚刚发生之后，有学生告诉我这场灾难是来自老天的惩罚，而政府要去作出补偿。另外一个则指责当地政府瞒报新闻的态度。

    而几天以后，我按计划讲授约翰罗尔斯的公正理论。这时候中国的地震灾情已经明晰，而整个国家的情绪也已经转向。上课之前，有学生们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们希望我能够用更多的有形的例子讲述原理。所以我绞尽脑汁的思考。

    最后我找到了一个。根据罗尔斯的理论，国家首先要考虑到共同体中最底层的人们。但 “共同体”的含义是什么？国家对于这些人的援助义务是不是已经超出了国家应该遵守其内的边界？举例来说，缅甸的风灾造成了比中国的地震更多的死亡。中国还应该帮助缅甸风灾中的受害者们吗？即使这意味着将减少中国的救援力量？

    当我结束的时候，课堂出人意料的平静。我明确感受到了敌意。最终有学生说，中国政府当然应该首先帮助中国人。但是为什么？我问。另外一个学生说，这很明显啊，受害者是中国人啊。“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应该首先帮助中国人？”我问，请给我理由。

    一些学生开始大声起来。根据罗尔斯的公正理论，并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机构可以承担分发救援的责任。中国人向中国政府纳税，所以国家对于他们有特殊的义务。所以中国政府不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给缅甸人民，即使它想这么做。

    我回答说，缅甸政府在帮助人民的时候做的并不好。而中国政府可以在这方面施加影响。一个学生评论说外国的自由主义理论也许并不适应于中国。我本来想说的是，儒家也有证实帮助那些被压迫的外国人正当性的理论。但很遗憾，下课了。而且这一次，我看起来并不那么受欢迎。

    当我回家以后，我意识到了我闯进了敏感的领域。中国的电视中全是有关地震的灾难景象，军人们费力的跋山涉水赶去灾区救援受灾者。而即使是谈话中人们也依旧关心受害者们。我为自己的“执迷不悟”向学生们发了一封电邮道歉，“清华学生们的支持地震受害者们十分令人佩服，而我也不是执意的要让我们在两场悲剧中做出选择。

    一个学生回信说，“你说这个例子不是你执迷不悟。只是我们有着清晰而且深厚的认同感。”这看起来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尤其是在灾难的时候，人们关心自己身边的人，这是很正常的。我自认为对于中国人并不是一无所知，但我仍不能够有效的把握住他们看问题的方式。

    或者这只是有关时机的问题吧。想象一下，一位在纽约的教授，911之后问学生们捐助是用来救助此次灾难中的受害者还是用来救助国外战争中的灾民会起的作用更大。他可能也被咆哮着赶出了教室。但一年之后，这个问题就是可以被讨论的了。我猜我面临的问题是，从现在起一年之后，我和我的学生们是否还会去争辩中国的全球义务这个问题。（编译：焦建）

Daniel A. Bell是《中国的新儒家：转型社会中的政治与日常生活》的作者。

上述转自“经济观察网”：http://www.eeo.com.cn/today_media/media/2008/05/22/100512.html

原刊《纽约时报》2008-05-21“评论版”：

纽约时报：重新定义中国新一代青年[图]

    美国中文网高林报道：纽约时报21日引用了清华大学哲学系外籍教授丹尼尔·贝尔名为《China Class Divide》文章说道，中国四川地震应该让人们开始改变长久来对中国新一代青年太物质，太自私的批论。贝尔说，事实证明中国年轻的一代，并不只是一群所谓的盲目爱国主义者，在不分是非地为自己的国家呐喊助威。

    文章中说，四川大地震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也许有一点是好的：人们开始重新定义中国这批80后，90后的青年学生。因为一直以来，他们都是人们眼里一群“被惯坏”的一代——他们多是独生子女，集全家几代人的关爱于一生，“物质”、“自私”已经成为他们的标榜词。但是在地震面前，他们表现出来的无私热情和责任，让人们开始重新定义他们。

    贝尔说，自2004年在清华大学任教以来，自己的大多学生都在积极努力想为社会做一些事情。所以当地震发生时候，数以千计的学生整夜排队在红十字会捐血，捐物时，自己一点都不惊讶。而且，还有一些学生更是只身投入到千里之外的地震灾区。

    贝尔教授希望这些事情能够改变人们对中国新一代青年的误读：中国年轻的一代只是一群盲目的爱国主义者，不知好坏的为自己的国家呐喊助威。

丹尼尔·贝尔著作

    文章里还提到虽然清华大学一直保持着保守的政治方向，但是这里的气氛并不只是保持。在清华大学里，那些公开批评当前中国的讲座总是最受欢迎的。学生在私下里也会对当前社会不好现象表示抱怨和愤慨。贝尔经常会和同学们在课堂里讨论一些当下的时事问题，其中包括西藏和缅甸问题。

以下引用中国青年报06年采访丹尼尔·贝尔的文章：

访清华政治学外籍教授：中国学术自由让人吃惊

    2006年6月4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室。4位博士生正在进行论文答辩。一群学生坐在下面旁听。

　　评委之中有一位穿着粉色衬衫的金发老外，他是哲学系外籍教授丹尼尔·贝尔。这一天，4位博士都顺利通过了答辩。“我没有为难他们，但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丹尼尔·贝尔说。

　　那是1991年，在牛津大学。“整个答辩只有我和两位评审在场，其中一位评审还是我的老乡。我满以为他不会为难我，可是他对我没采用论文常规格式、而是采用对话体。我没通过答辩。后来半年，我一直在修改我的博士论文，可我坚持用对话体。柏拉图的《理想国》不也是对话体么！”

　　“那是我一生中很沮丧的时候。”他用中指推了一下镶边眼镜，耸一下肩膀表达无奈。半年后，他的论文获得通过。他当时并不知道，牛津大学出版社早就看上了他的博士论文，并打算出版。而这篇《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奠定了他在西方的学术地位。

　　“你是不是疯了？”

　  当丹尼尔·贝尔最初决定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讲授政治学时，他的西方同行个个惊诧得目瞪口呆：“你是不是疯了？”当时，这位加拿大籍政治学教授正在香港任教。同行们都清楚，香港不仅学术环境宽松，且收入丰厚。

　　“我当然明白他们的担心，”丹尼尔事后说，“不受干扰的自由讨论，对研究这个行当非常重要。但我更明白，来北京对我是个很大的挑战。”

　　丹尼尔·贝尔并非“中国盲”。早在英国读书时，他便与来自中国的女学生宋冰组成了跨国家庭。夫人特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贝淡宁。这个音译名字的背后，蕴涵着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而哲学，恰恰是丹尼尔·贝尔的兴趣所在。

　　“其实，包括我的中国亲戚，当时也不赞成我来北京。”贝淡宁坦率透露。可相比香港学生，北京学生曾给他留下过很深的印象。此前，他多次受邀到北京讲座，北京学生的好奇让他感到“很兴奋”，“而在香港，师生之间更多是维持着一种客气和冷淡”。

　　不过，他也承认，清华大学令他神往的另一原因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很多中国的领导人毕业于清华大学”。

　　就这样，贝淡宁力排众议，2004年成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特聘访问教授，次年，转为正式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任万俊人谈起贝淡宁，“他和其他中国教授没什么区别”。据万俊人介绍，在全国重点高校哲学系中长时期正式聘请外籍教授，清华是最早的。

　　贝淡宁也非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事实上，在到北京之前，他已做好了“忍受政治上限制”的准备。不过这更多源自他的“新加坡经验”。

　　结婚之后，贝淡宁曾和夫人讨论去哪里发展事业。“我们分别来自东西方，很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兼容东西文化的地方。当时认为最佳选择无疑是新加坡或中国香港。”

　　贝淡宁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 )。上世纪80年代，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论战，是哲学研究的一次重要思潮。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来自亚洲国家的一些领导人，频频对西方式的民主和政治自由提出批评。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亚洲人“几乎毫不怀疑一个有着将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社群主义价值观的社会，要比美国的个人主义更适合他们”。这样的观点再辅之以东亚、东南亚经济的快速发展，的确曾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自然也吸引着贝淡宁。“我那时认为，新加坡是我学术研究的最佳地方。但真正到了新加坡之后，发现并非如此”。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时，那里的系主任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党员。在他被替换掉之后，新主任要看我的阅读书目，并告诉我应该多讲一点社群主义，少讲一点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记者注)。当我在谈论政治上敏感的内容比如马克思的思想时，课堂上就会来一些特别的人。当我引用本国的政治来说明观点时，学生们就保持沉默。因此，我的合同期满后没再续聘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贝淡宁称，这种情况在他北京的教学生涯中从未出现过。“清华大学并没有明确指示我应该讲些什么。我提出了一个授课提纲，很快就获得了院方的许可。我给研究生开设‘当代政治哲学中的问题’和‘战争伦理’课程，学生的课堂发言很精彩，同事们也很友好。我可以和他们讨论任何事情。”

　　虽然还不能用中文写作专业论文，但贝淡宁已对中国的学术刊物发生了很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中国“学术刊物的自由度让人吃惊。刊物虽然没有对领导人的个人攻击，但对具体的政策，比如对限制国内人口流动的户口登记制度就有很严厉的批评”。

　　“这会不会是个陷阱呢？”

　　刚来中国时，贝淡宁对中国的一切事务充满好奇，但又顾虑重重。“作为一个初来乍到者，我不知道边界在哪里。”他说。

　　有一天，一个学生邀请他参加清华的一个沙龙，话题是民主。“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呢？我马上和几个信得过的朋友、包括我太太讨论，他们也劝我离这种活动远点。我于是拒绝了。”说到这里，贝淡宁露出释然的笑容，“后来我才知道，这只不过是学生之间正常的学术讨论，是我多虑了。”

　　去年，贝淡宁应邀到北京大学讲课。第一次授课结束后，有个学生用英语自我介绍，称自己是中央党校的学生，问是否可以来旁听。贝淡宁在欢迎之余，也留下一脑门子问号。在第二次授课时，他特别留心观察这个学生的面部表情，揣测他来听课的目的。

　　“我问朋友，共产党会派间谍到我的课堂上来吗？这个学生为什么要告诉我他来自中央党校？他有什么特殊目的吗？我的朋友听后哈哈大笑。他告诉我，外校许多学生到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旁听是非常正常的事，纯粹是学术上的兴趣。他笑话我别总是疑神疑鬼。”

　　后来，贝淡宁和那位中央党校的学生混熟了。那位学生亲口告诉他，自己来北大听讲，“只是想听一些外教课程，锻炼锻炼外语而已”。

　　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后，贝淡宁接受一家中国报纸的采访，谈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问题。文章见报后，记者打来电话向他致歉：因为他批评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意见发表了，而他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惩罚性远征在功能上和现代人道主义干涉相似的观点则没能刊登——《孟子·公孙丑下》里记载了燕国“虐其民”，孟子赞成同为诸侯国的齐国去讨伐燕国，发现齐国并不善待燕国的人民后，孟子又说他赞成伐燕，却没有说明该由谁来伐燕。贝淡宁的理解是，孟子支持由一个有道德的“天子”来发动战争，这和“正义战争”要区分士兵、平民，以及尊重当地人生命和意愿的原则是类似的，即战前要有“善”的动机。

　　“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真让我吃惊。”贝淡宁说，“如果在新加坡，很难想象一个亲政府的《海峡时报》编辑会向文章观点被删掉的作者道歉。”

　　几个月前，贝淡宁为英文杂志《Dissent》撰写了一篇文章，谈他在中国生活和教书的趣事。不知谁翻译了这篇文章并公布在网上。其中一段解释他来清华教书的动机，是因为“清华培养的都是中国的政治精英，我可能通过教这些精英而带来变化”。一见面，贝淡宁就急着向记者申辩，翻译曲解了他的原意，“这会显得我很傲慢”。

　　战争课上的课堂“战争”

　　去年，贝淡宁在清华开设“战争伦理”课程，教材是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虽然他一直提倡轻松讨论的方式，但辩论开始后，课堂上偶尔还是会弥漫出火药的味道。一旦涉及到当今世界的真实案例，这种碰撞会更加激烈，尤其是涉及到道德评价的时候。

　　“讨论人道主义干预时，我问学生，如果自家的邻居间发生屠杀，比如父亲杀害了儿子，你们是否要干预？多数学生同意应该干预。我又问，如果在别的国家发生屠杀，这在道德上有什么区别呢？但马上有学生会提出主权问题。”

　　事实上，每当学生或中国朋友追问贝淡宁一些敏感的话题时，大多时候他会主动回避：“我来中国是研究中国哲学、讲授西方政治哲学的，而非现实中的政治斗争。”

　　但他还是感谢学生们在课堂上的精彩发言。课前，贝淡宁会给全班学生发电子邮件，布置下一个要讨论的话题，并要求把辩论分成两部分，所有的学生必须要在中途改变立场，“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请不要忘记，我们是在进行学术讨论，目标是学习和批评性的评价观点，而不是要为某个政治立场辩护。”

　　有些学生会因听不到贝淡宁本人的观点而失望。但学生刘文嘉却说自己并不觉得失望，因为那些问题“离课堂很远，和学术无关”。

　　也有学生习惯在课后给贝淡宁发邮件，对课堂内容发表不同的观点。贝淡宁把这解释为中国学生的“含蓄”。“他们或许认为，在课堂上发表不同见解，是对老师不尊重。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我其实很喜欢中国学生，他们好奇，也很聪明，有的意见对我很有启发。一个叫张容南的学生，和我讨论关于女权主义的问题，我觉得她批评得很对。”

　　“他的课总是从放映PPT(用投影播放课件)开始。他只在讲台上大约讲20分钟，然后就再不上讲台。他会坐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辩论。”学生们评价贝淡宁的课更像一个小型读书会。他经常申请把课放到周六，因为“周六会议室闲着，贝尔老师觉得大家坐在圆桌边，关系更平等，教学效果也更好。我们可以随时发表意见，甚至打断他的话。而在其他中国教授的课上，我们不敢随意打断教授的话”。

　　6月3日刚刚通过硕士论文答辩的哲学系学生李万全说，他即将去新加坡攻读博士，方向是社群主义和儒家思想的比较。他承认是因为“受贝尔老师的影响”。

　　在贝淡宁的课上，还有来自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学生。“遇到讨论文化多元主义时，我们会请韩国同学发言，遇到讨论民主进程，台湾同学也会谈谈台湾的状况。但是我们都很有分寸，不会在课堂上讨论过于敏感的话题。”一位同学介绍。

　　每个学期的课程结束后，贝淡宁都要邀请学生们去他家做客，还欢迎他们带上自己的恋人。“贝老师的家人给我们做中餐，但却是西餐的自助形式，大家端着盘子边吃边聊，气氛很融洽。我们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对他们跨国婚姻的好奇。”一个学生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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