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祥平（北京农学院副教授）
转贴自：《儒家邮报》70期
（在中评网于2008年5月21日召开的“民族主义：什么定义？谁的定义？”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认为“民族主义”这个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术语，非常容易引起混乱。因此我个人认为，这个词最好还是音译为主，意译为辅，即翻译成纳慎主义，采纳这个词要谨慎。为什么要谨慎？因为纳慎主义对西方来说是很明确的。因为他们是经过了从中世纪一直到30年宗教战争，最后才到纳慎国家的形成，也就是说它是在这样一整套的历史背景下，才出现了纳慎主义。而对中国人来讲，我们早就超越了这个阶段，我们真正的纳慎主义是在战国时期出现过，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当时有一个关于郑国商人卖牛的故事，那就是符合于现在西方人关于纳慎主义的定义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在汉唐宋明清以后就完全超越了这个，所以现在中国人不熟悉纳慎主义是什么东西。而且“民族”概念的定义对于中国和西方来说，术语相差也很远，根据《尚书》里面的记载，我们在黎民和民中间还隔着一个百姓，然后是协和万邦九族，把黎民放在前面，把九族发在后面作主词，就成了“民族”。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把西方的“Nationalism”翻译成“纳慎主义”。
在当前的世界上，特别是西方欧美国家，我认为他们还是处于半纳慎主义阶段，或者说他们现在正处于要超越纳慎主义的阶段。比如美国，在国内它是没有纳慎主义的，而且民族之间，种族之间，实际上是很排斥纳慎主义的。但是美国有一个标准，即对国外是纳慎主义，这样它就变成了半纳慎主义，而我们中国人早就超越了纳慎主义。
现在西方人处理国际关系有纳慎主义，我们中国人如果一味学西方，也可以用纳慎主义，但是不能用民族主义；如果我们用民族这个词，就应该这样定义：民众的自组织形式是宗族，这个叫民族。
我们是在什么时候超越纳慎主义的呢？秦汉时期，中国人知道了战国时期的纳慎主义是一个内在的机制，必然会引起大规模的战争（目前我们这个世界不太平，主要也是因为半纳慎主义，即它把国内居民和国外居民用两种标准来区别对待），所以战国时期一结束，我们中国人就非常明确地认识到这是一种血腥的主义，必须抛弃，最后采取的是天下主义。在此可以用陈寅恪的一句话来说，胡汉之分，不看血统，只看文化。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再看种族了，而要看重文化，这样才能够维护一个和平的状态，这样二者就结合在一起了。民众的自组织形式是宗族，并且在自组织形式是宗族的条件下，我们对老百姓的这种自组织形式是非常尊重的，包括少数民族，那是比对宗族还要尊重的。
实际上，在汉唐宋明清时期，从天子的角度来说，首先他就得尊重每一个宗族，皇帝是不干涉宗族内部的事情的，除非族人告状，需要他调整一下。而且对于少数民族，我们比对宗族还要尊重，即只要我们互相之间不出现非常的流血冲突，天下主义就是奉行不打仗，和平相处。我非常尊重你，并且绝对不会向你那里扩张，但如果你侵犯我，为了维持和平，我就不得不把原来我尊重你的那部分状态放弃。因为我原先尊重你，现在你反而将其变成了冲突的根源，那我就不得不想办法消除这个根源。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发生过，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进展。
就现在来讲，我比较赞成汤因比的那句话，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人类想要避免集体自杀，就要参考两千年来培养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我认为这种思维方法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即一方面能“和”，另一方面尊重“不同”。每个宗族之间都可以“不同”，但是还要“和”，“和”比较重要。当然，不能“和”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冲突，但是从天下体系来说，我们一般都采取防守的姿态，即安居守成。为什么呢？因为安居守成，其政策完全是以安居乐业为导向，而不是以国民生产总值，不是以生产力指标为导向。实际上一旦以国民生产总值为导向就会出问题的。所以说，从历史事实来看，我们由于天下主义而超越了纳慎主义，就是所谓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且我们的超越是用群体延续为标准来超越。全世界人民要和平延续下去，就不能以自由、平等、民主为标准。
另外，人的第一身份应是家庭成员，而不是国民成员，因为国籍可以改，家庭成员是不能改的。所以说我们绝不能从政治的角度去引导和抚育民族主义，应该说不能抚育纳慎主义，否则，就会使中国陷入政治被动。现在美国人都会玩两手国际政治，如果我们以政治去引导纳慎主义，肯定就上了对方的当。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更高的一手，就是天下主义。当然，老百姓愿意是纳慎主义也可以，这是老百姓的事。
实际上，西方的各种协商是以武力为后盾的，而且这是由他们的文化造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是他们的一个根，并且这与康德没有关系。我想补充一个资料，就是西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期相当于中国的什么时代呢？中国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时代。西方在这样的阶段出现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天下”的观念。可是我们中国人在这样的阶段是“尊王攘夷”。东方和西方走上了岔道，这说明绝不是人的本性到了那个阶段就一定变成纳慎主义。在九合诸侯的阶段，尽管我们有纳慎主义的需要，但是没有走向纳慎主义。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在同样的文化共同体之中，然后走向了战争，但我们在“九合诸侯”的阶段没有出现类似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是用天下体系来平衡纳慎国家体系。即使纳慎体系不失败，天下体系也能平衡你，不是贬低你。至于说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体系，是一个乌托邦。
在这里我们强调理性和事实，而不做过多的价值评判。我们可以从历史看，对于这些问题，欧洲人和中国人是怎么处理的。现在，我们已经超越了世袭君王时代，所以我们需要像西方一样在政治上要玩两手，西方抓住高层，我们也必须有高层，即天下主义。而且我认为我们面对世界一定要讲理性，理性是普适性高于直陈句的，与事实不矛盾的无歧义语句组合及相关思维。什么叫与事实不矛盾？我们首先要把同层次的复杂性事实放在一起来进行比较，而不能用一个没有完成的纳慎国家来比较，因为那是未来的事。我们过去的事实，同层次的问题是中国的九合诸侯阶段和西方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阶段。在这个同层次的复杂性比较中，我们中国人确实建立了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要强得多的东西，并且正因为我们中国人当时建立这些东西，后来才出现了汉唐宋明清。我们知道明太祖时期，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尽管中国的国力强大，但我们不侵犯别人，而是“勿以众暴寡，勿以强凌弱”。
如果现在我们要继承这种处理复杂现象的同层次智慧，首先我们的国防一定是防守型的，不能是先发制人的体系。现在美国搞先发制人的体系，必然会造成人类集体性自杀。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胡服骑射”绝对是先发制人，因为他们是草原民族。当时我们学了“胡服骑射”之后，和少数民族相比还是不行，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训练这些。但是后来我们有了新的智慧——长城。“长城”加上“胡服骑射”就有效地制止了草原民族的入侵。同样到了现在，我们制造预警飞机比不过美国，所以我们的国防，目前的科技水平要加上复杂性的智慧，才能足以制止美国人的挑战。当然，如果美国人愿意后发制人，我们可以拥护它，但是现在它搞先发制人，我们就不能拥护它，这一点没有矛盾。美国搞先发制人必然导致世界毁灭，所以这必然会失败，因为美国主张打仗，我们也都一起主张打仗，那世界就会集体自杀，所以我们需要搞后发制人的体系来平衡它。解决台湾问题也需要天下体系。
当然，如果完全按照美国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天下主义是完全没有市场的，但是我们现在跟非洲的关系就很好，就不能说没有市场，所以我们首先要看事实，讲理性，理性到了一定的层面，有些人认为的“不认同”就不一定是“不认同”。所以说现在不能说世界上不认同“天下主义”，因为非洲是认同我们的，并且很多的大学问家都同意天下体系，比如历史感非常强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他可以说是全球最具有历史感的历史学家，他从整个人类历史中，研究了600多个社会形态，包括部落社会，得出的结论是认同天下主义。
（本文为2008年5月21日“民族主义：什么定义，谁的定义？”讨论会上的发言，根据速记整理，经作者本人校订。）
中评网首发
发表评论
打印本文
推荐本文
加入收藏
返回顶部
关闭窗口
天下主义：超越纳慎主义（曾错译为民族主义）的中国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