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讲：《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市场经济》

转贴自:珠海文化大讲坛

日期：2007年12月1日
时间：15：00

主讲人：郭齐家

主讲人简介：

    1938年10月出生，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联理事，原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法政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著有《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古代学校》《中国古代考试制度》《中国古代教育家》《简明中国教育史》《中国远古暨三代教育史》《陆九渊教育思想研究》等，主编有《中外教育名著评介》《中国小学各科教学史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实务全书》《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等。

    主持人殷亚敏: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欢迎各位再次光临珠海文化大讲堂。大家都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郭齐家教授。有哪位听众知道郭齐家的“齐家”？有没有人知道“齐家”二字是因何而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郭先生的命运和他的事业可以说冥冥之中就和名字有一个联系。他本身是从事古代文化和教育方面的研究，修身齐家治学。他是中华孔子学会的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在郭教授应邀为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主讲中国文化广受欢迎。孔子说，“亡国先亡其史”。要这个民族毁灭很容易，两代不读这个民族的传统的书就可以。而面对市场大潮对传统一概否定的逆流，郭教授一直是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卫士。郭教授倡导少年与成年人读经，为中华未来。而且刚才和郭教授聊天的时候，郭教授本身也深受中国文化的文化和智慧熏陶，“两个脚心”都是朝天的。由于这样的一种修炼使他经历过了在连续五天在全国各地讲学仍然精力旺盛，很多年轻的人都自叹不如。

    通过他的演讲，听众将会知道有338年的中国最著名的卖药的老店“同仁堂”而且是中国上市公司中的蓝筹股，它为何经历300多年不倒，和中国传统文化又有什么关系？通过郭教授的讲解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丰田公司从他的创始人到儿子到孙子，三代座右铭和《论语》和《孟子》有什么样的渊源？下面有请郭教授演讲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市场经济。

    郭齐家：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到珠海已经三年了，所以我也是一个光荣的珠海市民，跟大家一样是平起平坐的，我们共同讨论文化的问题。我去年在深圳的市民大讲堂讲过，后来又到中山讲过，当时我想什么时候珠海也有“文化大讲堂”？所以心想事成，很快珠海就筹办了这样一个文化大讲堂的平台，而且很火爆，办得很好。

    我们非常感谢珠海市的领导、珠海市的市民！大家知道我们北京师范大学能够在珠海办一个分校是一个很难得的机缘。这是珠海市的领导和市民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学的机会。所以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都非常感激珠海人。如果没有珠海人这样英明的决策，我们来不到珠海。珠海是一个仙地，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们这三年多来住得非常的舒服。我的老伴都不想回北京了，她说我们晚年就在珠海定居了，我们也成了真正的珠海的市民。大家看我们的分校，一边是凤凰山，一边是青龙山，还有一个状元岭，形成一个半弧形的地势，很符合中国古代讲的“风水”。中国古人说“山拢气，水断气”，这个地方生活是非常好的。因为山水之间它有一种非常好的“气场”。爱因斯坦说没有物质，物质就“场”，这个“引力场、电场、磁场”，这个场和我们人身体的场如果一致的话人生活得会非常舒服的，如果不一致，就是风水不好。所以我们北师大的七、八十岁的一些老先生们到这儿来几年一边教书，一边身体都很好了，小病都没有了，所以说这个“场”非常好，珠海是适合我们居住的地方。

    上个星期，珠海市委邓维龙书记亲自到我们北师大珠海分校跟我们讲十七大的精神，所以我们感觉到珠海领导对我们的关怀，珠海市民对我们的热情。我们的领导一直教导我们对珠海人民感恩之心、有感谢之情、有感激之意，还要有感动之行。我们应该和珠海人融成一体，成为一家人，所以今天我能走到这个市民大讲堂跟市民见面，我感觉非常的高兴。   

    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市场经。从西方、国外、海外引进的市场经济和中国的古典的传统文化有没有关系？能不能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理念来帮助，使得我们当前的市场经济走上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我们想讨论一下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大家知道市场经济本身就很复杂。这次十七大报告胡锦涛主席总结了我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一些宝贵的经验，也提出了未来市场经济将来一些体制的构建、健全和发展等方面作了很多的论述。市场经济很复杂，它本身的一个内部结构，本身内部结构的各个发展之外，还和外国的政治体制和结构比如说法理的健全和道德伦理的建设都息息相关。这非常复杂，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我们不想谈市场经济本身东西，我们只抽一点点谈一下。   

    我们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有丰富的史料和资源，能不能在这么丰富的资源当中找一些有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健康的东西？  

    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回忆一下，大家知道八十年代我们开始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就采取了一个方针叫“拿来主义”。拿过来，所以我们向西方学习，什么经验我们都拿过来，只要有助于市场经济的我们都拿过来。我们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也向日本学习。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发现仅仅是“拿来主义”可能还不够。“拿”来以后还要和我们中国本国的国情、民情相结合，这样我们才能够把西方的先进经验学得更好，学得更活，学得更有实效。大家知道我们在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非常好，也是西方来的，但是开始马克思主义没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结果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后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民族才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很快的仅仅28年我们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是非常快的。   

    我们当前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也从西方引进很多先进的东西，是不是也应该从中国的国情、民情实际出发？中央一直提出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特色”就是从我们的实际出发。我就想到可不可以从这方面出发。后来就找到了，怎么找到的？也是我们向西方学习，向日本学习。大家知道，1984年左右是比较早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管理系就请了日本的一个专家，这个日本专家叫村山孚（人名）请这个专家来讲，我们蛮以为他作为日本人学习西方人的东西，一定讲一些西方的东西给我们听，结果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论语》。他用一本《论语》作为教材给日本人上《论语》课。他秉承早期的工业之父叫涩泽荣一（人名），他早年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论语加算盘》，一手抓“算盘”，抓现代的工业技术向西方学习；一手抓《论语》就是孔老夫子。大家记住《论语》都是孔老夫子的东西，工业之父他就用这样的教材来培养了千千万万的日本企业家。

    这就给我们一个启发，我们现代社会里头，现代的市场经济里头，中国古代的《论语》仍然可以起作用。   

    下面我介绍一位经济学家，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古人的经济学智慧》。他就用论语的一段话，讲得非常的生动，而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我不太懂经济学，他就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来讲。大家知道《论语》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哀公问语于有若（人名，孔子的弟子），就是鲁哀公请教一个孔子的学生叫做有若（人名）说“年饥，用不出，如之何？”我们今年荒年，老百姓没有吃的，我国库里面没有钱了，请问怎么办？大家知道孔子和孔子的学生经常被各个诸侯国的国君请去出谋划策。这个有若（人名）就被鲁哀公请去了，你说这个有若（人名）是怎么回答的？有若（人名）对曰，就是很下级对上级很恭敬的回答（对曰）：“盍彻乎？” ，意思是那你为什么不把税收减低呢？现在是20%的税率，你把它减为10%不就好了吗？何不用10%的税率来收税呢？大家看，鲁哀公说他20%都不够，把它减为10%怎么够呢？20%我都不够，我收来的钱都不够，你把它降为10%不就是更不够用了？这是鲁哀公的回答，最后有若（人名）这么说：老百姓足了你怎么会不足呢？老百姓不足你怎么会有钱呢？国库怎么会有收入呢？

    （原文：《论语·颜渊篇》第十二    12.10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

    这一段话是论语的，但是作为一般的学者包括我在内，仅仅只是看了儒家的爱民思想，藏民于富，对百姓不要加重税收，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我们一般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段话的。但是经济学家不是这样的，经济学家是这样理解的，我把这篇文章的要点跟大家说一下，他说这段话隐含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关于税收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非常流行的一个叫做供给学派的理论，把这个理论叫拉夫曲线，是一个经济学家拉夫发现的，它是一个重要的税收理论。这是不搞经济的人不会想到的。我们只是讲儒家的爱民、藏民于富，是民政思想的一个反映，最多只能谈这个，但经济学家看出来。他（经济学家）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活跃于经济界的供给学派提出了关于一个税收理论，其代表人物叫阿舍.拉夫，这个理论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要理解这个理论，我们先从一般人的认识说起，一般人都认为，税率越多，对于相同税基来说，它能征收到的税收就越多。比如对100块钱的收入征税，100块钱是税基的话，5%的税率国家就可以取得5块钱的税收，如果把这个税率提高到10%，国家就可以从中收到10块钱的税收，比原来多了5块。   

    这个鲁哀公他说，我现在是20%，100块钱可以收20块钱，怎么你一说，100块钱收10块钱就够了，那不就少了吗？这是一般人的看法，但拉夫曲线理论是这样认为的，税率越高不一定意味着税收越多，相反还将使可能应征收的税赋的数量下降。具体地说，在一定范围内提高税率，国家的确可以多征到税，但税率一旦突破了某个限度之后，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下降，主动纳税的热情不高；相反，偷税漏税动机增强，由此导致税基下降，国家能征到的税反而下降。如果国家将税率提高到更高的程度时，企业家因为利益下降，而出现投资积极性的下降，甚至因为不堪重负而倒闭，税基进一步下降，从而可能国家征到的税也可能下降。拉夫曲线就是表明税率与国家总税收之间关系的平面曲线，其横轴是税率，纵轴是国家的税收收入总额，当税率从零开始上升时国家总税收的收入也随之上升，但税率上升到某一个值的时候，国家主税收的收入达到了最高点，这一点也被视为最优税率点。但如果税率继续提高，超过最优的税率点，国家税收总收入开始下降，当税率达到100%的时候，即将经济活动所得的所有收入都征为税收的时候，国家的税收收入也降为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人们都活不下去了，还交得起税吗？干脆我什么都给你了，我连厂房都给你了，这种先升后降的曲线就叫拉夫曲线。

    我们再来看论语当中的劝公减税的有若（人名），他的想法是，荒年民众的收入本来就不好，如果国家想通过提高税率的方式来充实国库，无益于杀鸡取卵，最终的结果只是会使农民更加的贫困，农民想着一年到头干得这么辛苦都是给国家干，谁还愿意干活呢？这样下去，会使国库将因无税可征更加的空虚。而如果此时减税，表面看来征得到的税减少了，其实这个时候农民得到的休养生息，一旦农民缓过气来，整个国家重新富裕起来，税基大了，国家可以征到更多的税，还用发愁国库里没有钱吗？这是孔子的学生有若（人名）给鲁哀公出的主意；你为什么不把税降下来呢？所以这位经济学家说，由此看来有若（人名）想法是与拉夫曲线理论不谋而合的，不同的是，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就提出了这个想法，而拉夫在晚了2000多年后的美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才提出来这个学说。因此我们古人体现出了经济学智慧确实值得我们骄傲。

    这个还讲一个故事，因为拉夫曲线理论出现后，美国正值里根总统上台的时候，一个总统上台，一定要请很多的经济学家给他讲课。这时候，给他安排的第一个经济学家就是拉夫，拉夫也很高兴。1980年1月，里根刚竞选上总统，其竞选班子特别安排了一些经济学家给里根上上课，让他学习一下治理国家必备的经济学知识。第一位就是拉夫先生，拉夫也正好把他的税收理论借这个机会宣扬一番。当他跟里根讲到这一点的时候，税率高于最优点的时候，人们就不工作了。这个时候里根总统跳起来了，他很兴奋，他说：对对对，是是是，就是这样，二次大战的时候，我当时是演员，当时是战时收入附加率曾经高达90%，我们只要拍摄4部电影就达到了这样的纳税范围，如果我们再拍第五部，第五部电影赚来了钱全部都交给国库了。所以拍四部电影后我们就不工作了，我们去国外旅游去，这是里根马上就有的反映。

    里根总统上台之后，首先就是在税率上革新。正因为里根本人经历和供给学派提供给他的理论如此的契合，所以他一主政就开始大力推行减税的政策，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包含2000多年前中国古典思想的拉夫理论登上了经济学理论的大雅之堂。

    这是我给大家介绍的一个非常好的材料。就是我们读《论语》体现儒家的人文的关怀和思想，但是它还和税收的理论暗合，发挥了很大的用处。当然这是古代人一些比较朴素的道理，还没有上升到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高度，却让我们感觉到古人的智慧。这是我们讲到儒家的事情。  

    中国文化除了儒家还有道家和佛家。所谓文化就是人们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创造的综合就叫做文化。文化又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个是物质文化、器物文化，一个是制度文化，再一个就是观念文化。更高一层是观念文化就是哲学这些。儒家、道家佛家都属于观念层次的东西，这成为我们中国文化主流的东西，我们从这些主流文化可以看到很多。

    什么是儒家？儒家的特点是什么？大家说儒家就教我们怎么做人，怎样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台湾有个教授叫牟宗三（音，人名）先生，他用一句话概括儒家就是“开辟生命之源、价值之源，莫非于儒。”儒家最懂得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做人？人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孝顺父母，为什么我们要尊敬师长？儒家提出“仁者爱人”，什么叫“爱”人？就是同情人，关怀人，把人当成“人”对待。这句话我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不容易的，我们能够把一个雇员当作“人”对待吗？他的劳动的价值和报酬永远那样多。我们能永远尊重人吗？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就是站立起来。我想站起来，站起来什么意思呀？中国人有一个位子的“位”（一个单立人一个立），一个人立起来就有你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己欲立而立人”，我自己立起来了，得到社会的承认和社会的价值，我帮助我的朋友也立起来，让他们也有社会的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儒家思想。“己欲达而达人”，“立”是“站立”，“达”是“通达”，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我“站立”起来了，我有了做人的道理，我也告诉我的朋友，让他们也明白这个。孔子把这两句话概括为“尽己为忠”，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叫做“忠”，效忠自己的帝王称为“忠”，效忠我的朋友甚至效忠我的学生都可以称为忠。“爱之能不劳乎？忠焉能不诲乎？我爱好他，我能不为他操劳吗？我忠于他，我能够不勤奋地教诲他吗？

    “尽己为忠”还有一个否定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我自己不需要贫困，我自己不需要战争，我不要把战争和贫困强加于人。就这么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793年、1795年法国宪法里面附的《人权宣言》就把这句话用上了。1793年写上了，后来1795年又一个《人权宣言》又用上了。这两个文件都把中国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上去了。西方津津乐道的人权，它重要的文件居然有我们中国古人、哲人的思想，中国孔子的思想。1993年芝加哥开的一个全球宗教例会大会，去了6500人，各个宗教界朋友都欢聚一堂，讨论一个全球伦理的底线和道德规理，大家都提出了很多的格言。最后选中了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孔子的这句话当作当今全球伦理的底线。什么叫底线？不能再退了！你不帮助别人也罢，你至少不要害别人。这就是底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光荣地称为“黄金规则”。第二句话是什么？人要把别人当“人”对待。就这么两句话，6500人讨论了好多天，就宣定了这两句话。

    把人当“人”对待是不容易的事。但是孔子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所以郭沫若评价孔子的话是“人的发现”，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刚才这是我们讲的儒家。   

    我们再来说说道家，“道家”大家知道，牟宗三（人名，音）先生用一句话概括为“观事变莫过于道”，道家是察天人之机，通古今之变。“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它产生的过程，宇宙大爆炸后就变成两个：一个是天，一个是地，“阴和阳”，“阴阳”二是合起来是“三”（三才），三生万物。现在科学家讲宇宙大爆炸，古代没有这种概念。但是古人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是很多的，“有”是什么？“无”又是什么？“有”是物质的问题，“无”是什么看不见，看不见不等于没有，我们往天上一看，天空，空了没有，“无”也是含有更多的“有”。佛家讲“空”，道家讲“无”。不要讲“无”和“空”什么都没有，其实它包含有很多的“有”，无限的“有”。   

    市场经济有一个“无形的手”，这个是“无”，我们每个企业创牌子，创你的理念，创你的企业文化，是不是“无”？你有了一个牌子，有了一个名牌，有了企业的思想，有了精神，你就不发愁创出很多的产品，这个“有胜于无”，无形的资产比有形的资产厉害很多。如果我们企业从道家思想出发，我们就可以把“有”和“无”统一起来，把物质和非物质统一起来，把产品和企业的精神统一起来。所以精神可以变成“无”。

    道家还有一个很重要思想就是“顺其自然”，“自然”就是按照本身的规律，不要外加人为的干扰它，就是“无为而无不为”，让它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你一干涉就坏了。道家讲“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大国就像是烹饪一个小鱼似的。大家知道，一个小鱼你放在锅里面煎，你一定让它有一面黄了，比较黄以后再翻个个，这是煎鱼的一个常识。“治大国若烹小鲜”，你等它黄了以后再翻，你不能瞎干，不能瞎折腾。无为而无不为，顺其自然，就可以创造很多的价值。  

    说到这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大家知不知道道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我一说也许大家比较吃惊。西方的“自由市场”原理来源于中国的老子的《道德经》。大家一听可能不会接受，这个确实不是我造的，我念念给大家听，《香港远东经济评论》1999年6月号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人名）认为西方经济学原理来源于道德经》，当时西方把“无为”翻译成“自由放任”。这篇文章很短，我念给大家听大家就明白了。文章说，虽然在进入工业时代的时候，中国可能是落后于欧洲了，但是中国的对现代欧洲经济思想的贡献是巨大的。在一个较早的时代，当欧洲处于启蒙运动的痛苦的分娩之中的时候，摆脱了中央集权统治的中国是认为比较开明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是在中国人的理论帮助之下由新教会传教士得出的。人们把创于现代自由思想经济的原理归功于伟大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而另外一位医生出身的法国哲学家的名气就比较小，他在凡尔赛朝廷统治时期做贵族家庭教师的时候，使斯密得到启发，他就是弗朗.魁赖，他在1758年杜撰了“自由放任”一词，他属于一个主张“自由放任”的知识分子的集团，他们认为政府政策不应该干涉经济发展的运行。

    据当代英国哲学家约翰.詹姆斯.克拉克说，这个思想的来源是被认为是中国半神话性的哲学家老子所著的道教基本经文《道教经》。给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的到中国旅行的人们留下的是高度的组织性，政府很少干预，以及这一结合所产生的范围广泛的经济自由和高效率，这种状态接近了老子的“无为”的理论。按照这个思想，明智的统治者懂得治国的最佳途径是“不干预”。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什么？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顺其自然，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去做。不要想着去干预。对正在努力摆脱封建主义最后痕迹的的欧洲人来说，中国经济制度的相对先进性是很吸引人的，魁赖（人名）的如醉如痴使他在当时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将“无为”翻译为“自由放任”，这一思想对亚当.斯密的影响是很大的。历史学家推测，魁赖（人名）是在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前不久逝世的，若非如此，斯密会在书中题献词时“把它献给魁赖（人名）的”。这是英国哲学家仍然健在的克拉克写的文章。

    西方的自由市场的原理来源于道德经，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用去争论，起码我们可以想到，老子《道德经》的“无为”思想对我们的经济学是有帮助的，对我们发展自由的市场经济是有好处的，可以解放我们的思想，减少人为的干扰。   

    道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哲理叫“柔弱胜刚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所以他主张谦卑自弱。柔弱治强，韬光养晦，把我们的锋芒、优势藏起来，不去显露，合关同寝。你们如此的张扬我不计较，我都可以跟你们混在一起可上可下，这是老子很重要的策略。

    大家知道八十年代的邓小平就讲过“韬光养晦”，这是谁的思想？老子的思想。老子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是“道”运动的规律。大家都知道一个故事，叫“塞翁失马”。有一天一个老头丢了一匹马，大家说什么？可是老头说这可能不一定是坏事。果然这匹马回来了，还引来了另一匹好马匈奴马。一匹马变成两匹马，老头说，这不一定是好事。果然他的儿子看了又来了一匹好马，想去驾驭它，结果这个匈奴马很厉害，一下子就把这个儿子摔成残废了。大家又围上来了，说真不应该这样，老头说这不一定是坏事。果然匈奴打仗，全村的健康的青壮年都去打仗，都死掉了，惟有这个残疾儿子还活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老子说的“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祸当中，也有福的因素，福的当中也有祸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福可以转化为祸，祸也可转为福。当你赚了大钱，股票上升你捞了一大笔你可别高兴得太早。当股票跌得很低你老是赔钱的时候，你也别太悲观，我们凭这个智慧。

    长跑运动员，尤其是马拉松运动员，优秀的运动员一开始绝不是跑第一个，他跑第二个第三个跟着第一个，他是柔弱你是刚强。所以跑了几十圈以后，第一就消耗了他的过多的体力，而后面的人不露锋芒，隐瞒自己的力量，到最后一两圈的时候，突然发动冲击，超过第一个，这就叫做“柔弱胜刚强”。老子有一次去看他的老师，当时老子已经很老了，他的老师更长寿，当然比他还老，老师说一句话：你看看，看什么，我的牙齿全掉了，但我的舌头还很活跃，柔弱胜刚强。牙齿很刚强，一个个都掉了，而我的舌头还在。所以我们讲舌头加三点水，就叫做“活”，有水你就活下来了。   

    我这里又介绍一篇文章，它充分运用道家的思想和易经的思想。当年菲律宾的首富，这个人叫陈永裁，是参考消息2003年1月28号登的一篇文章，《君子爱财取得有道，与菲律宾首富陈永裁论成功》，这篇文章有三个小标题，第一个标题叫“熟读古书，贵而不骄”，第二个标题叫“富而思源，乐善好施”，第三个叫“率性随意，明理善道”。主题思想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陈永裁的故事，这个人现在都还在。他的财富是多少呢？我念给大家听听：这个曾经一无所有，每天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卖香烟的华人穷小伙子，短短五十年间凭借勤俭和智慧就构筑起一个跨航空、银行、烟酒、建筑、旅店等十几个行业的庞大商业大国，成为至少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大富翁。许多人都想知道他从无到有的成功依据，但没有一个人能得其要义，甚至有人猜测会不会是因为他研究易经拥有了能够预知未来的本领？许多人见过陈永栽的人都诧异于他外表的平凡和普通。就是这么一个头发花白、衣着朴素，体型不算健硕，双眼绝非炯炯的华人老头，每天在直升机上在马尼拉上空飞来飞去指挥商业王国的运作。许多人羡慕他想抽烟有自家的烟厂出产的好几种香烟，想喝酒有自家的亚洲啤酒厂生产的啤酒洋酒，想吃喝玩乐，可以去自家开的一流的世纪公园酒店，在家玩腻了想出国旅游，随便座哪家菲律宾的航班都行，因为他已经买下了这家国家航空公司的一大部分股份。钱多得花不完，还可以放心的存在集团旗下菲律宾几个银行之一的联盟银行里。可是，他既不爱抽烟，也不爱喝酒，更不爱享乐，除了工作，他好像什么都不爱，坐拥万贯家产，还每天还忙得不亦乐乎，很多人觉得他很“神”。原来这个记者想采访他，结果计错了日子，他不在。记者说我一边等，一边把他前年出版的《老子章句解读》翻开。记者说《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思想，我却一直没有静心地研习，我觉得这个等候的时间是冥冥之中，仿佛是安排我进入老子的世界。后来记者在等候的时间里把老子的书里面的第81章读完了，陈永裁（人名）也回来了。记者说听说你精通易经？他说你对这个感兴趣？而后，不容我再问第二个问题，他拿出纸笔公公正正的把上下六十四章写给我（记者）并对我说，《老子》、《易经》并没有完全领会，所了解的不过十分之一。所以他特别喜欢《易经》和《老子》。大家猜想他发迹是由于这两部书，但是他说“我只了解了当中的十分之一”。记者说陈永裁的谦虚一度让我过分，因为当我提到他的成功时，他连忙摆手一幅讳莫如深的样子，说不要说成功，我不算成功，我的成功只算一点点。我说你难道还不算成功，那什么才算成功？他说像爱迪生爱迪生那样的人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才算成功。我反问那你用短短的五十年内从一无所有到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不叫成功？你积累了几十亿美元不叫成功？他说钱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重要的。我再问那你为什么从年轻的时候就每天工作16、17个小时，拼命干活？他说是生存的需要。记者说陈永裁的94岁的老妈妈告诉我，颤巍巍地说，当年是我给他借的3000元港币做的生意他才有今天。所以老子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富贵而不骄，越觉老子这句话重要越觉得为什么陈永裁每天这么辛勤努力却觉得钱不重要。而他的老妈妈至今仍一张纸巾撕成两半用，衣服破了补补继续用。这一段叫“熟读古书，贵而不骄”。下一段是“富而思源，乐善好施”。陈永裁（人名）说，人应该在生命终点的时候回首一看，发现自己为人类做了许多的事情，那样才能够认为自己成功。他打算在有生之年继续做有益的事情，包括继续为中菲两国的青年学生提供奖学金，使他们有深造的机会。许多有陈家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陈家富而不忘本，乐善好施。特别在教育方面，最近十年，陈家赞助建立的中国大中小学20多所金额达到了千万元人民币，陈家还多次赞助中国的学子去国外留学和资助菲律宾的中国留学生。作为爱国华侨杰出人物，他曾接受过江泽民主席的接见。他特别喜爱读书人，读书是他一生的爱好，可是他自己却没有上过几天学。陈永裁父亲早逝，他是长子，从十几岁起就在工厂干苦力，白天干活养活自己的妈妈和弟妹，但是晚上苦读《西游记》、《三国演义》、《左转》、等中国古典书籍陶醉于其中，忘记了疲惫。他爱讲古，满口都是三国故事、历史人物、孙子兵法等经典著作他都能通篇背诵。正因为得益于中国文明的博大精深，他日渐融入主流社会菲律宾的华人圈，他说一个日渐成功的菲律宾华人绝不能摒弃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还资助800名菲律宾学生赴厦门学习汉语，这些学生将来不仅可以为中菲两国的友好交往做贡献，也使人类社会宝贵遗产的中华文明继续在菲律宾发扬光大。   

    我本人到马来西亚去，我看到马来西亚也是这样。马来西亚有600多万华裔，他们现在的孩子从幼儿时都在背诵古代的经典。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怎么背这些呢？这些孩子说：我们是在为20年后的马来西亚而背的，古典的智慧、古典的书籍可以壮大我们的力量。这就叫做“软实力”，从小孩子就掌握这些经典，以后长大了就是华人的软实力。所以他们非常喜欢中国的古文化，我非常感动，我说在国内都没有像这样的。印度尼西亚也是，印度尼西亚几十年不让人读华语，现在第二代教孩子都不会，现在是老一代爷爷奶奶教孙子，中间一代因为印尼排华不让他们学习华语。我也见了印尼的几位朋友，我们也借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给他们，他们非常的感激。

    “率性随意，明理善报”。陈永裁回顾自己认为做事最对的是“中庸之道”，做错的是“太急”。也许到了这个年纪，处在现在的地位，他早已用自己一生的经历来验证老子说的“善善乐遂”。我多次听说过他做事的率性随意，他买下了“世纪公园”的酒店并非赚钱，而是让自己的朋友有个吃饭聊天的地方，如今这家酒店成了许多中国领导人访菲下塌的酒店。菲律宾航空公司周转不灵时，当时的总统艾斯特拉达希望陈永裁帮帮忙，陈永裁二话没说，马上卖掉自己在香港的地产，忍住亏损2500多万比索，是当时的65万多美元，死保这家亚洲历史最悠久的航空公司不倒闭。有媒体称他为英雄，因为他的力挽狂澜，使菲律宾的国家元首在出访的时间可以坐菲航航班的飞机。但是也有人诧异，说他还是一个商人吗？多少人为他的创业的奇迹所折服，多少人为他今天所拥有的财富而目眩？而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一切，如何来解释呢？恐怕这就是老子所说的“道”，“道者万物之奥”。听说过这位亿万富翁的许多故事，读过关于他的传记，直至面对面的一席谈，才使我真真正正认识了他，（记者说）我老老实实的读完了他关于老子的书，我才明白了他的许多想法，他为人处世的原则和他成功的原因。我想，在今后人生的许多时刻，我会想起这本书和这个不平凡的人。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到道家的思想，《易经》的思想帮助陈家走上了财富的成功财富的积累，大家知道这不仅是外在财富，更重要的是内心的财富。   

    我再简单说一下佛家，在我们中国文化上也是很有地位的，佛教虽然是从印度过来的，但是它和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我们叫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禅宗在印度没有，这是我们中国自己创建的。佛教和中国文化特别是和道家相结合产生了新的流派叫做“禅宗”。大家知道现在有一个老人，叫叶脉（人名），从美国坐飞机到中国住在北京，这半年天天与我们的企业家讲佛教，讲禅宗。她90多岁坐着轮椅，说我讲到什么哪里算哪里，也可能我在讲课的当中就栽下来了倒下了，并且是自愿而来。所以很多企业家都服这个老太太，牟宗三先生也概括“佛教”为一句话是：“察业识莫过于佛”。什么叫做“业识”？是思想活动，心理活动。佛教讲，起心动念，动心就有效果，“察业识莫过于佛”。我跟许多企业家朋友说，你每天大打打坐，坐坐禅。最近一位印度的老先生也天天说你不要只顾着做生意，身体也搞垮了。我建议你每天打坐五分钟，静静观察你自己的内心。我们既要看外头财富的积累，我们更要观他的内心。佛教里面的“看”和“观”是不同的，“看”是看外面财富的积累，“观”是观自己的内心道德的积累。所以内心的道德的积累它就是由外在财富的根源。外在的财富是你的内心表现。用五分钟观察你的内心，打打坐，念念经，这是为内心的健康和外在的财富才相匹配。所以牟宗三先生说念经打坐也是投资，也是赚钱，跟外在的赚钱一样而且更重要。所以内心打坐以后，你更聪明，你更会赚钱，外在和内在结合起来，外功养身，内功养心。   

    我们心里恰恰是缺少心灵的滋养。所以静下心，读读《论语》，读读《易经》、老子《道德经》，就可以增加我们的智慧，这才是人生之大智，不是小聪明，耍小聪明可以赚钱，而大智慧才可以给你一个完美的人生。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家天天赚钱，但是天天很累，但内心很空虚，穷得只剩下钱了，其余的什么都没有，身体也搞垮了。我在广州的一个70多岁好朋友他的儿子好几亿资产，但是生活没有规则，天天忙得很晚天天惶惶恐恐，心里没有着落，这难道是我们人生追求的幸福吗？爱人也离婚了，孩子也很孤独，自己也很疲惫，精神上什么都没有，钱很多。   

    所以，我们用传统文化滋养自己的话，你就可以感到内心的充实。所以“良知良能知所”，要有一个归宿，这是我们要非常重视的一个企业家的问题。   

    最后我们概括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有哪些人文智慧值得我们重视。       

    前面我们分别进讲了“儒”、“佛”、“道”的一些特点，以及儒、佛、道的一些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智慧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对当今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第一点叫“创生、尊生”。不断地创造生命，尊重生命。《易经·系辞》讲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最大的德行就是不断产生不断创造，包括创造我们的财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天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之谓易”。易经的本质就是不断地产生和积累。所以大学里讲“苟日新，日日新”。每天有创造，每天有进步，每天都要有创造，还要每天都有创造。不断地积累，创生精神是一种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国人并不是那么保守，那么我们几千年的创造了那么多的文明怎么理解？一位外国人说唐朝的时候我们的GDP占世界的四分之三，清朝还有三分之二，到民国初年，我们的GDP还占全世界的28%，现在美国GDP占全世界的26%，如果我们中国人不创造，我们怎会有这样物质财富的积累.当然还有精神财富，所以中国人是“创生尊生”的民族，要有“生”的概念，不断地创生、积累、创造，这是我们中华文化。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一个人只要真诚到极点，那么他就可以把自己的本性，把自己全部的潜能都发挥出来，把潜在的都发挥出来，内心都发挥出来。然后才能发挥别人的本性，能够发挥别人的积极性把万物的能量都发挥出来，那么我们能化育万物。就天地人三才，人顶天立地，脚踏大地头顶蓝天，这是大写的“人”。这是第一点“，尊生”、“创生”。这是我们的人文制度，就讲我们的主体性，创造的精神，自强不息的精。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健就是自强不息，不断地创造，像天空一样，天上的星星月亮太阳就是不断地运动，不断地创造，不断地创新，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智慧及强调自强不息生生不已的主体精神，与效法自然之道结合起来，“开”与“合”“守常”与“应变”“原则性”和“灵活性”“创造性”和“继承性”创业和守成变成了一种高级的管理艺术，对今天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和加强企业管理是有启示的。这是第一点。叫做“创生”尊生”。   

    第二点变通制宜。易经讲，“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创下这么多的物质财富，这才叫做大业，大的功业。这是弘大的功业，这是最大的道德,所以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道德是创造，日新，每天都有创新，每天调整你的心态，让你更有心态去创造。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穷尽的时间你会想变，变则通，然后把它搞通了，然后才能久，社会才能够长治久安。   

   这是说，《易经》研究的就是天地宇宙变化万千、错综复杂的变易作用，讲的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经》是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不可疏远的一部书，但它的法则，则经常变迁，这种变动，并不拘泥于一定的形式，不可固执地被法则拘束，惟有因应变化，才能适当应用。所以《易经》被人称之为“变经“。《老子》五千言通篇讲的也是变化之道，《孙子兵法》的战略策略，更是应对瞬息万变之经典。道，孙子兵法的战略哲学，更是应对瞬息万变之经典。中国传统文化概括与总结了自然、人事正反诸方面的经验教训，对吉与凶、福与祸、达与穷、生与死、利与害、正与奇诸关系的把握，提供了最佳趋避的模式和最佳的应变方法。在阴与阳、否与泰、剥与复、损与益、革与鼎、既济与未济之间，寻找因变化而不断求变的契刚才机。我们讲陈永裁为什么能成功，就是熟读《易经》，把这些变化的关系非常的熟悉。他运用得非常娴熟，在各种商机都看到各种因素和变成，避开那些害的，变一个有益的道路，他提供了最佳的趋避模式和最佳的应变。  

    《孙子兵法》提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孙子提出了著名的“奇正”观。所谓“正”，即常规、常道；所谓“奇”，即非常规、非常道。人们只有在熟练地掌握常规、常道的精神实质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因物、因位制宜地运用，就有可能产生“奇”——非常规、超常规的效果。所谓“制宜”，即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的统一。这些变易谋略思想，在当前市场经济以及营销、价格等等方面，提供了灵活的战术计谋、市场权术的智慧。商场如战场，军事辩证法可变通，制宜，运用于商战与企所业管理。所以现在日本人都读《三国演义》《孙子兵法》的多了，而且这种风气也传统到西方，也都读《易经》，也都读《三国演义》。这些是第二点“变通制宜”。

    第三点，和谐、中庸。

    《论语·学而》说：“和为贵”，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张载《西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王守仁《传习录》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所有这些，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内在身心自我的协调一致，强调一种宇宙一体、普遍和谐、整体意识，突出了天地人我之间的“和谐”思想与“宽容”精神，这不仅为人类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和人文环境的生态平衡提供了睿智，而且是当今市场经济、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重要思想资源。这对于市场经济的调节，对于企业之间、企业内外人与人关系的处理乃至企业效益的显发有着内在的重大意义。讲陈永裁时我们刚才讲过这些，做对了的是“中庸之道”，做错了就是过激，急于求成。西方对我们儒家的思想评价很高。我念两个外国人他们对中庸的评价。两个澳大利亚的学者写了一部书叫做《儒学的复兴》，这本书这样说，可以大体说，在地球村多彩纷呈的文化中，一定能找到一种信念戒条足以保障人类未来的发展，不单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治经验或者文化及精神的多样性以及对富裕的追求。作者找到的答应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是“中庸之道”。他说儒家的中心思想是“中庸之道”，世界的所有社会大多是矫枉过正，只有儒学才创造了一种平衡机制，使社会始终保持一种平衡状态，使社会保持一种平衡甚至衰而复兴，现在西方社会面对的正是充满活力促进生产影响日益强大的儒学复兴。因此，这是一本重要的书。

    讲这本书，我插一个故事：我的一个校友，也是我的一个学生，他是79年的硕士生，他当时非常“左”，道德批判，说儒家传统文化都是保守封闭的，很“左”。当时他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美国人教训他。这个校友在云南师范大学，叫周小英（人名、音），也是一个副教授。她说笔者从批判封建礼教、打倒孔老二的批判氛围中长大，从小养成了一种崇尚西方科学，鄙视传统文化的心态。直到本人硕士研究生毕业，在大学任教十年以后，受政府委派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才有了很大改变，思想才发生变化。我在外国朋友家里看到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重，我了解到自己无知状态。有一次聚会，外国朋友讲话，我的讲话言之无物却充满了自己批判性的意见，大家都非常惊奇，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们的圣人？大家都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也使我惊异，使我蒙羞。我横加批判的东西是我真正了解的吗？全世界上最有知识的人尊崇乃至学习的东西，难道我这个炎黄子孙反而嗤之以鼻吗？我自认为传统文化应该是现代人唾弃的封建迷信，根本不懂孔子学说却认定自己比孔子高明，这难道是科学的态度吗？这下我才发现自己的迷信、无知和狂妄，于是我才虚下心来，认真读古书，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几年的学习研究，我才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像大海一样无边，其中埋藏着无尽宝藏。这篇文章叫做《世界性儒学复兴和当代我国教育改革》。我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她已经变化了。后来我到昆明讲学的时候，几个人一起辩，美国人教训她，我说你要在中国还变不过来了，还要批判孔老二。美国有两个孔子的铜像，美国人欣赏这个孔子铜像下面的这些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美国人把“教师节”放在孔子生日那天，认为孔子才是真正伟大的教师。我们现在真是崇洋媚外，认为外国人都是好的。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就是一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狭窄的心胸，认为自己真正都不行，什么都不如外国。现在有个奇怪的现象，大陆学港台，港台学美国，美国学西欧，西欧学中国古代。2003年7月17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美国的领导人要学习中国的古典智慧。基辛格是老牌的外交家，他经常看到美国总统说话矛盾很多，文化修养也不高，他说你要好好学习中国的古典智慧。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都重视中国古代的智慧，难道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不应该反省自己？所以我们要想想，为什么我们这么好的宝贝现在是出口转内销又回来了。好的东西就得好好学。所以我经常用外国人的话教育自己的学生，不然我们学生也不听，中国人的话不听。这是我们讲的中庸。   

    第四诚信、敬业。《孟子.离娄上》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是宇宙的规律，是宇宙的特性。追求“诚”是做人的规律，是人的特性。真实无妄是天道，而对“诚”的追求、想往是人道。所以我们往往不懂这一点。有的学生从小考试作弊、说谎，这会害了你一生。在公司里面说谎，马上把你解雇了；现在做生意说谎，马上就搞得你连本都没有了，输得精光。《论语》中说到“信”字的地方就有36处。孔子对诚信非常重视。荀子说：“养心莫善于诚”。《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信”与“诚”通，诚实不欺，谓之“信”。《说文解字》云：“信，诚也，从人言”。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孔子把“朋友信之”当作一生支持的志向（《论语·公治长》）。“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覆渊》），孔子把“民信”当为立国之本应该把信讲的比生命还重要。有一个学孔子就问他，如何治国，孔子讲三句话：第一足兵；第二足食，第三民信。这三条，国家就可以治理好了。学生问：如果只有两条话，去掉哪一条？孔子说：那就去兵。学生又说：还剩下两条，我还做不到，我只能留一条。孔子说你就“去食”一条，但是没有“信”不行，一个国家失去了“信”，那个国家就完了。大家看看，“去军去食”，最后留一个“信”。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软实力就是讲精神的东西，中国的凝聚力、软实力就是民族的精神，失掉这种精神，你即使学习到了西方先进的东西也没什么了不起，只有精神上和外在的物质结合中国才能强。人家看不起不是你的物质，恰恰是精神。我们现在中国人有很多到过日本，我到日本去过，日本人就讲我们中国好多的缺点。在甲午海战中，我们输给我日本，不是输在物质，就是输在精神。我们的装备比日本的还要好，但是这次我们打败了。日本人很精，用望远镜一看说，中国的军人在武器上晒裤衩。那么好多的军舰，这么腐败的军人作风，怎么能胜利呢？我们自己很多设备，硬件非常好，软件却不行，精神不行。   

    为什么我们要大家懂古代的事情，就是要提高我们的自信心。是说古人的智慧增长了我们的智慧和才干。有个媒体登了消息，题目叫做《台湾50岁对大陆30岁：两岸隔代人才战》，也是搞经济的人写的。它说：台湾50岁，等于中国30岁，什么意思呢？现在台湾50岁的这批企业家很能干，但是他们到大陆做生意，对手是30岁左右的人，跟儿女一样的年纪，有的企业家不想早些找接班人。我想找一个30岁的大陆青年当经理，考察了以后，发现我们的人才有很大的缺陷，不在于你没有外语、没有科学，缺少什么？缺少人文精神。我念一段大家听：大陆人才的重大缺陷，大陆人才虽然具备拼战精神，也有令人头痛的地方，例如最常被举例的问题是忠诚极低，为更高的薪资工作，说跳槽就跳槽。我有意识培养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一打听某某公司给的钱多几块钱，就一个电话都不打跳槽了，连电话号码都换了。其实人家在有意培养你，忠诚极低。他说，中国最糟糕的就是缺乏过程，什么都用跳的，年轻人只会做事，不会做人。大陆30来岁这代人没有价值观，很难建立文化。因为没有忠诚，他们对自己的人生也没有安全感。大陆的人才说起来不很真诚，而且经常搬家，换手机号码。大陆人才的第二大缺陷，是喜欢吹嘘夸大，这里面也有诚信的问题。我们教育年轻人应该猛醒，这不会给你带来光明，相反会带来很多的苦恼。   

　　第五点，见利思义，以义制利。 见利思义，以义制利　对义利关系的态度，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传统义利观的内容十分复杂，“重义轻利”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但不利于物质积累，也确乎影响过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应当说“以义制利”是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合理内核。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学生们问怎样做才是一个完善的人，孔子回答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孔子提出有九件事要注意反省，其中一件就是“见利思义”（《论语·季氏》）。孟子的义利观是先义后利，以义统利，反对后义而先利，坚持培养“配义与道”的浩然正气（《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则明确地提出了“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宋明理学在把义利与公私联系的同时，又把义利与天理人欲等同。一方面强调“正其义不谋利”，另一方面认为“正其义而利自在，明其道而功自在”，从中得出了“利在义中”、“义中有利”的结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虽批判了宋明理学的义利观，提出了“正义谋利”、“天理寓于人欲这中”，但强调的仍然是“义中有利”，实际上还是遵循中国传统的“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的原则。我们今天要求发展市场经济与加强企业管理，必须开拓功利，但也不要见利忘义或非其道而谋暴利。我们应凭藉中国传统文化中“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的思想资源，调整民与官、劳与资、私与公、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个体或家族企业权益与政府的行政工程、个人主义动力与团队精神折向和效忠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处理好这些关系，将有助于进一步健康地发展市场经济与健全社会管理与企业管理，将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

　　   以上我是概括了五条。

　　二、“老”字号与新企业家

   早在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的范围日益扩大，商人资本日趋活跃起来，当时全国出现了会徽商、晋商、陕商、闽商、粤商等商人集团，其中徽商最为著名。徽商在商业活动中遵守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商的思想道德，使他们得益不浅。譬如，诚实不欺，公平守信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许多徽商把它变成了自己的道德伦理观念与经营。

    在这里我举一个“同仁堂”的例子。北京的“同仁堂”，长期以来善于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同仁堂”创建于康熙八年（1669年），在300多年中长盛不衰，日益兴盛，很重要的一点是坚持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创始人岳显扬讲：“可以济世，可以养生者，唯医药为最”。他以济世养生为办企业宗旨，对顾客一视同仁，童叟无欺。对待店内职工，也一视同仁，以诚以礼相待。到现在“同仁堂”职工还记得两句话：“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就是说：制药谁也看不见，但我们要以良心对待社会效益。“同仁堂”长期以来凭借自己的良心做事、制药，“同仁堂”还有一个规矩，不许说“不”字，要什么药，店里没有，请顾客写下来，他们去帮助买，对顾客总是有求必应。过去，“同仁堂”还办粥场、办义学、施义财、办水会等公益事业。积德行善，济世养生，才使得“同仁堂”取得了企业的长远经济效益。20、30年代有两个最著名的企业家，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一辈工商业家荣德生、荣裴卿先生提倡和实行中国传统文化精义，将孔子和儒家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以诚待人”、“以德服人”以及“仁义礼智信”等“做人”之道和管理之道融进他们的经营原则，这种以自我管理为中心，调动人的积极性，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形成公司群体的企业精神，活跃于当时的市场经济，使他们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还有天津东亚公司的宋裴卿先生，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工人看不懂，他还加上一话“你愿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待人”。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以《论语》作为培训工业企业管理人员的教材，日本的村山孚的《新编论语》一书，更是专从企业经营管理角度研究《论语》的专著。日本丰田公司创办人丰田佐吉经营管理的座右铭为“天、地、人”。其子丰田喜一郎座右铭为“天地人、智仁”。其孙丰田幸一郎又增为“天地人、智仁勇”。“天地人”来源于《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智仁勇”来源于《论语·子罕》：“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也来源于《礼记·中庸》：“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大家知道江泽民、朱镕基同志到美国访问的时候，都要去看一个人顾毓秀，这个老师当时是物理工科的，当时90多岁。朱镕基1999年访问美国，去看顾老师时说，顾老师你给我们写几个字吧。顾老师90多岁了，仍然用苍劲的笔迹写了16个字“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诚者有信，仁者无敌”。前面三句是孔子讲的，后面一句是孟子说的。顾老90多岁了，不但把这一句话当作座右铭，而且还跟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写。什么意思？我请问各位。我们就靠这股精神要在美国立足。第二点，你们作为中国现在的国家领导人千万不要忘记这种精神，用这种精神教育我们中国人。大家知道，我在美国还有一个李昌钰，他到美国的时候用50美元闯天下，后来当了神探。美国人请他当公安局长，他说好我当一届，证明我们中国人能当，我只要证明中国人能当就行，他当了两年，当的非常好，后面人家继续叫他当，他不当了。他一生破了7000多个案子，其中3000多个是非常难破的，记者采访他问他说是什么原因，他说是用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来鼓舞自己，这是中国的古话，所以特别希望广大的市民特别是企业家，不要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经典的著作对我们的教育。刻苦学习经典著作对我们来说至少有三条好处：第一我们做生意“行得正”。我们用“德”来做生意，正确处理“利”和“义”的关系。第二点，增长你的智慧和计谋，因为中国文化有很多计谋的和智慧的东西。很多经营方法和手段可以得到学习。第三点是“德”的修为。所以我才特别强调打坐对于身体特别有好处，我经常给企业家讲座的时候，对他们说经常打打坐，读中国儒教要特别重视中国儒教和儒家精神的问题，儒家的思想不仅是社会伦理学，而且也是经济伦理学，而且也是企业管理学。这是2000年哈佛大学的教授联名倡和儒要重地位儒家思想或儒商的问题，不仅是社会的伦理学，而且是经济伦理学，而且是企业管理学。提供这些给大家考虑，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主持人殷亚敏:谢谢大家！   

    接下来剩点时间是郭教授跟大家互动的时间，我从刚才开场感觉到了，在座的很多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都熟知的人们，这是一位老听众，我们要尽可能接触到各个阶层各个性别的听众朋友。还有哪些人提问的。   

    听众提问：打座到底是怎么打的，您能不能讲一下，

    郭齐家：我30多岁的时候突然得到了美尼氏综合症，我从小身体就不好，老是病病殃殃的，到30岁左右的时候，我的病比较重了，中医说就是肾虚，头晕，晕到什么程度呢，看到小孩穿的海军衫就晕了。当时条件很差，都是公共厕所，我坐在公厕里，一蹲下就晕了。到了好不容易改革开放了，北师大就引进了很多会气功的老师，其中有一个老太太叫郭铭（人名），她是从美国回来的，她在美国得了乳腺癌，他的祖父是道家，结果就教她一些功法，她用这些功法治好了。后来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大概是75、76年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完全解放，控制得很严，她就想用道家的方法来救当时的病人，她就在湖边就3点、4点就练功，好多人都暗地里监视她，后来她创立了“慢步行功”用来治慢性病的，还有创立了“快步行功”治疗癌症。后来当时一个团长得了肺癌，练这个功就练好了，我亲眼看过好多这样的样子。96年我老伴把我扶去弄几个小板凳，我当时是很幸运，认识到道家的工夫，就是几样简单的东西，它动作是怎样练的呢？我走一下大家看一下啊。（示范）   

    我从这儿就认识了道家就这个很简单的动作但是很了不得的，把我的慢性都练好了，还有快步行，呼吸是很快的。（示范）   

    特别是在早上三、四点钟的时候在湖边，这是我练功法把病治好了，把经络调动起来，我们最重要的三条经络，到上面的百会到下面的会阴。从会阴往这个百会走，这是督脉，从百会到会阴走这是任脉。这三个脉练通了你的身体就会非常的好。最后是赵朴初（人名）先生他跟我们讲，《心经》很重要，《心经》只有260个字，有人问身体为什么这么好呀，他说我每天写《心经》，抄《心经》呀，平时我在家里事情很多，我还背200多遍，我坐火车都背后4500多遍。一共才260个字，而且是用零散的时间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坐车的时候背它，而且是奇妙无穷。我读了以后背就手心热了，脚心热了，我觉得很好，然后送给我的博士生，硕士生。我有一次到日本去，他的房子门口就贴了我寄给他的《心经》，念《心经》。后来我进一步练坐，双盘效果是最好的。“五心朝天（手心、脚心、头心都朝天的）”这是个非常好的，你哪怕每天是坐5分钟效果都很好。你就用我说的这个方法，保证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变化。我给许多的企业家讲，5分钟10分钟慢慢地增加，我现在打坐1个小时，精力非常的旺盛。我曾经连续5天讲座，都坚持下来了，很多年轻人都讲不过我。一个是背《心经》，一个是打坐，你会慢慢尝到这个甜头，我不是宣扬迷信，也不会害你。朋友们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实践到你的身心上。外面的财富很重要，内心的财富更重要。天天打坐天天念经就是积累你的精神财富，就变成存钱一样，炒股一样。最近印度的一个老先生，很高龄了，他给企业家讲，哪怕你每天我坐5分钟，你把吃饭的时间弄来打坐就可以了。重视内在的心里的财富是非常重要的。   

    我今年70岁我就给他们讲这些道理，人家说老来瘦比较好，但是瘦不瘦无所谓，但重要的是精神的修炼，工夫不怕苦心人。特别是13岁以下的孩子，记忆力很好的时候，你教他多读读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杨振宁、李政道都是四、五岁开始读中国的经书的。把他们的智慧打开，长大之后他学外语学科技没有问题。不是叫你做一些封建的东西，而是将来当科学家，政治家，维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一些贡献，这是我讲的这些。谢谢！

    郭齐家：这里有很多条子。第一个条子的问题是儒家文化如何现代化？如何和现代政权理论相结合，并提供政权合法性基础？

    儒家文化我刚才就讲到了，儒家两千多年以前的问题，有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应该有什么样的道德，人文的关怀和精神？这些东西古今都是通用的，儒家很多原理是超时空的，古代怎样做人，我们现代也要这样做，我觉得很多的常理常道在孔子、老子、在释迦牟尼、在犹太的先知身上都验证了是超时空的。只不过我们现在条件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提的一些口号的用词可以改变，随着实地的变化而改变，不要把古代的东西都当作糟粕，其实还是我们做人的原则，不要觉得古人没有我们高明，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恰恰是现代人的狂妄轻视了古代。你批判，你懂吗？很多东西你都没懂就批判，不要随便批判。当然有些，比如说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些东西，这不是儒家的本身，是它利用儒教为了统治政权的需要而进行利用歪曲，这些我们当然要批判。   

    我们现代的，比如说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比如说胡锦涛到耶鲁大学进行演讲他们都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中国传统的许多思想，比如和平崛起啊、和谐社会啊、君子和而不同啊。十七大的文件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充分利用中国文化作为一个非常丰富宝贵的资源，不要把这个资源浪费掉。这个资源广大世界各国人民多在用，我们中国人恰恰没有很好地用。现在情况很严重，怎样严重法？杨叔子（人名、音）到珠海来演讲，他说我们现代的年轻人有这么几个毛病，精于科学荒于人体；精于电脑荒于人脑；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权力荒于道德。他说，美国的华裔批评我，你们到美国来的留学生很好，ABC很好，科学知识也很好，还懂得美元英镑，但是不太了解黄河、长江，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一点都不知道《资治通鉴》、《史记》，请问他们对中华民族有感情吗？会为中华人民服务吗？中国人民大学的纪宝成校长，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也说我们的青少年不知道司马迁和屈原何许人也。我们的许多大学生考托福，但是简单简单的文言文都不懂，甚至连中国的文字都不能文从自顺，请问中国文化被糟蹋到什么程度，这是我们中国的教育的哪一个环节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经济大潮的泛滥让我们忽视了文化的本质，忽视了根。一个民族没有根就不行，所以我们要从根上做文章。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根，如果我们都从根上脱离出来，我们将怎么办？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责任把我们的传统建设好。费孝通先生讲，我们知识分子要注意文化的自觉。费孝通95岁高龄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生前十几年一直在为文化自主呼喊，他提到16个字“各美其美、美美自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美其美”就是把自己的文化保住，然后“美人之美”，还要弘扬别人的优秀文化，“美美与共”，互相包含，才能建立一个“大同”的社会。这里特别提倡我们每个市民、每个企业家、每个公民，都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贡献：第一认同感，第二自豪感，第三使命感。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树立我们的民族自尊自信，实现文化的复兴才能成为民族复兴的前兆，如果没有文化的复兴就没有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文化复兴上下工夫。谢谢！   

    主持人殷亚敏:好了我们就提问到这里，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郭齐家教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讲座。再次感谢各位！

    我们下一次邀请到了台湾著名的作家林清玄先生和著名的出版家曹又方女士进行主题为《人生一定要幸福》的演讲。这个月23号我们加了一场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胡一虎的演讲，同时进行他的新书《我是谁》进行签名售书，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并请填写了调查问卷表的朋友把报表放在箱子里。好，第六期我们再会！

注：本文稿未经主讲人核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