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其写作年代，或以为在怀王晚年，屈原第一次遭放逐以后；或以为在顷襄王时期，屈原第二次被放逐以后。

　　《离骚》的题旨，司马迁解释为“离忧”，意思尚不够明白；班固进而释“离”为“罹”，以“离骚”为“遭忧作辞”；王逸则说：“离，别也；骚，愁也。”把“离骚”释为离别的忧愁。二说均可通。
　　尽管对《离骚》的写作年代和题旨有不同说法，一时难下定论，但仍可这样明确地概括：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以后，面临个人的厄运与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一个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

 
　　我们可以把《离骚》分成前后两大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篇，侧重于对以往经历的回顾，多描述现实的情况；后半篇则着重表现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并主要通过幻想方式。

　　在前半篇中，由三方面的人物，即诗人自我、“灵修”（即楚王）和一群“党人”，构成激烈的矛盾冲突。

 
　　从第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开始，诗人使用大量笔墨，从多方面描述自我的美好而崇高的人格。他自豪地说明他是楚王同姓之臣，既指出自己有高贵的身份，又表示自己对楚国的兴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记叙自己降生在一个祥瑞的时辰（寅年寅月寅日），被卦兆赐命以美好的名字，又强调自己禀赋卓异不凡。在此基础上，诗人进一步叙述自己及时修身，培养高尚的品德、锻炼出众的才干，迫切地希望献身君国，令楚国振兴，使楚王成为“三后”和“尧舜”一样的圣明君主。总之，诗人自我的形象，代表着美好和正义的一方，作者相信他的理想和主张，能够把楚国引向康庄大道。

　　“党人”即结党营私的小人，是同诗人敌对的、代表邪恶的一方。“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他们只顾苟且偷安，使得楚国的前景变得危险而狭隘。而且，他们不但“竞进以贪婪，凭不厌乎求索”，还“内恕己以量人，各兴心而嫉妒”，认为诗人受到重用阻挡了他们的道路。于是谣诼纷起，“谓余以善淫”，诬蔑诗人是淫邪小人。
　　那么，掌握最高权力、因而能够决定上述双方的成败并由此决定楚国命运的楚王，又如何呢？他却是昏庸糊涂的。由于楚王是楚国的象征，诗人对他抱有绝对的忠诚（“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他也一度信任和重用诗人，最终却受了“党人”的蒙骗：“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斎怒。”进而背弃了与诗人的“成言”，“悔遁而有他”，由此导致了诗人的失败和楚国的衰危。

 
　　这是屈原所描述的楚国政治关系模式。我们不知道当日的势态是否就是如此简单明白，但可以看出：这一模式能够把君主的错失与“党人”的邪恶分开，从而既满足忠君这一基本的道德原则，又能在此前提下高度肯定诗人自我的人格和理想。不管事实情况究竟怎样，屈原可以作出的解释只能是如此。顺带说一句，这一模式在后世仍然反复地被人们使用着。

　　诗人受到沉重的打击，甚至他亲手培养的人材也纷纷转向，“众芳芜秽”，他处在完全孤立的境地。但这却进一步激起了诗人的高傲和自信。他反复地用各种象征手段表现自己高洁的品德：饮木兰之露，餐秋菊之英；戴岌岌之高冠，佩陆离之长剑；又身披种种香花与香草。同时，诗人坚定地、再三地表示：他决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妥协从俗，宁死也不肯丝毫改变自己的人格：“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虽然，诗人在理智上是坚定而明确的，但这并不说明他在感情上不存在迷惘和痛苦。《离骚》后半篇借助神话材料，以幻想形式展示了他的内心深处的活动，和对未来前途的探索。一开始，诗人假设一位“女嬃”对他劝诚，认为他的“婞直”不合时宜。这也是诗人内心的一种想法。但紧接着，通过向传说中的古帝重华（舜）陈辞、表述治国之道的情节，否定了女嬃的批评。这是第一层感情的波折。

 
　　而后诗人在想象中驱使众神，上下求索。他来到天界，然而帝阍——天帝的守门人却拒绝为他通报。这表明重新获得楚王信任的道路已经被彻底阻塞。他又降临地上“求女”，但那些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美女，或“无礼”而“骄傲”，或无媒以相通，这又表明无法找到能够理解自己、帮助自己的知音。这是第二层感情的波折。

　　既不能改变自己，又不能改变楚国，而且不可能离开楚国，那么，除了以身殉自己的理想，以死完成自己的人格，就别无选择。全诗总结性的“乱辞”这样写道：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离骚》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异彩。诗人以炽烈的情感、坚定的意志，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政治，追求崇高的人格，至死不渝，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在《九章》中，《橘颁》的内容和风格都比较特殊。作品用拟人化的手法，细致描绘橘树的灿烂夺目的外表，和“深固难徙”的品质，以表现自我优异的才华、高尚的品格，和眷恋故土、热爱祖国的情怀。在描写过程中，诗人既不黏滞于作为象征物的橘树本身，又没有脱离其基本特征，从而为后世咏物诗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其他篇章，多为屈原在放逐期间所作。《涉江》是屈原在江南长期窜逐中所写的一首纪行诗。诗中叙写作者南渡长江，又溯沅水西上，独处深山的情景。其中一段风光描写最为人称道：

　　入溆浦余邅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诗人抓住带有特征性的景物，寥寥数语，高度概括地写出深山密林嵚崟幽邃的景象。这一景象，又恰到好处地衬托了诗人寂寞而悲怆的心情。楚辞中这类风光描写，成了后世山水诗的滥觞，屈原也被推为我国山水文学的鼻祖。

 
　　《哀郢》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前２７８）秦将白起攻陷楚都郡以后。屈原在流亡队伍中，亲眼目睹了祖国和人民遭受的苦难，思前瞻后，百感交集，以极沉痛的心情写下这首诗，哀叹郢都的失陷。

 
　　诗歌从质问苍天开篇，突兀而起，一下子将读者引入国都残破、人民罹难的悲惨情景中。而后以郢都为起点，由近到远，写出流亡过程中一步一回首，一步一挥泪的沉痛情感：“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诗人越行越远，郢都高大的乔木和矗立的城门都已在视线中逐渐消失了，悲伤的泪水不觉像雪珠一样纷纷洒落。最后，“乱辞”写道：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以动人心弦的怀念之情，返回故乡、重振家邦的愿望收尾，既照应了题目与开篇的内容，又给人无穷回味，全诗达到完美和谐的境界。

 
　　《怀沙》一般认为是屈原临死前的绝笔。在作出最终的选择以后，诗人一方面再次申述自己志不可改，一方面以更为愤慨的语言指斥楚国政治的昏乱，表现出对俗世庸众的极度蔑视。“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他甚至把众人对他的压迫，比作群犬乱吠。诗最后说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类”有今所谓“榜样”的意思。诗人希望世人能够从自己的自杀中，看到为人的准则。

　　《九章》的大部分都反映了屈原流放生活的经历，是研究屈原生平活动的重要材料。这些诗篇善于把纪实、写景与抒情相结合，以华美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写出复杂的、激烈冲突的内心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