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重大缺陷

——答乌有之乡关于奥运、抵制法国货和民族主义的采访

作者:闲言    转贴自:儒教复兴网

一，最近，中国国内民众自发号召抵制法国超市家乐福，遭到中国百家媒体百位名人为代表的中国精英阶层部分人士的反对，您如何看待这些民众的抵制和精英的反对现象？您是支持还是反对民众抵制家乐福的行为？

这件事深刻体现了当代中国普通民众与部分被西化或亲西方的知识精英之间的价值鸿沟。处于不同社会位置、拥有不同利益立场和知识背景的人，对同一事物采取不同看法，这本来很正常。但部分知识精英长期以来致力于“启蒙”民众，其思想观念左右民间话语数十年，自以为已可代表民意。突然间，民众中迸发出强烈的不同声音，这些精英既感诧异，也有着挫败感，于是将其归结为官方舆论的“洗脑”，这其实是一种不敢正视现实、不能勇于反思自我、只知推卸责任的怯懦反应。他们指责抵制家乐福是“非理性”，言下之意是只有他们代表了理性。这种指责隐含了一个很荒谬的前提：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全社会只能有一种看法；如果出现了与他们不同的看法，那要么是“被洗脑”，要么就是“非理性”——这些人的傲慢与偏见，于此表露无遗。

社会是多元的，认识也必然多元。民众自发的抵制活动，反映了社会多元价值观念、多元意志、多元利益取向之一种。在这个民间表达稀缺的社会，知识分子应该对不同声音的表达乐观其成，而不是如临大敌。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由之径。

二，围绕揭露西方媒体歪曲报道西藏事件、抵制西方干扰奥运圣火传递、反对西方支持藏独势力、抗议西方媒体侮辱中国人的行为，中国海内外华人从民间自发地掀起了一场爱国主义运动，从整体上来说，您如何评价这场运动？您怎样看待这场运动的前景走向？您希望这场运动承载怎样的历史使命？

这方面讲的人有很多，已经有学者提供了很好的见解。这场国际性风波最终起到了两大正面作用，坏事变成好事。一是破除了西方媒体“客观公正”的神话，让海内外华人看到，西方媒体不但具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不但可以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为了完成这种使命，它还可以不择手段。这一点，让那些言则引西方媒体为依据，意则奉西方模本为圭皋的知识精英很沮丧，但是又无可奈何。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失语”，只有少数面皮厚如城墙的无耻之徒与一些懵懂不知三七二十一的楞头青出来护阵。

二是给了广大海外华人一个表达爱国立场的机会，强化了海内外华人的归属感认同。海外华人中爱国的很多，但在西方那种反共、反华语境下，他们的表达很艰难，动辄可能被斥为“维护专制”，从而遭到打压和排挤。这次的事件对于他们是个机会，因为事件的是非曲直十分明显，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荒谬性也一目了然，在华人中引起的共鸣也强烈，于是大家乘势而起，一举突破了反共反华意识形态的话语垄断，在海外迸发出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这次事件，不论对国内还是海外的华人语境，都将产生持续的影响。认清西方局限性的人会越来越多，认同中国这一文化或生存共同体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就象近些年的“反思改革”一样，话语权和影响力都会由右向左发生一些位移。

三，西藏发生打砸抢烧事件后，西方主流媒体进行了歪曲报道，遭到海内外华人的揭露和批驳，与此同时，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发表了《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十二点意见》，《南方都市报》发表了《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最近《商务周刊》发表了社论《致西方人的一封信》，对于这些情况您有何评论？关于西藏事件发生的国际背景已经有媒体披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蓄意策划和支持了此事，您如何看待其行为及其意图？另外，这次事件发生的国内因素您认为该做怎样的分析？中国应当从这次事件中汲取哪些教训？

国内亲西方知识分子的反应并不出人意料，其动机和意图前面已作分析。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自由民主人士自己也知道，他们这种反应是站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对立面，对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目标而言，无异于自杀。但他们中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已经被绑上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战车。这些人虽然口头上还一如既往，信誓旦旦，但实质上其实已不太关心那些过于遥远的政治理想，或至少将这种理想放到了次要位置。他们真正在意的，已经只是即时的利益。因此，就必须紧跟西方主流的步伐，表现得能够令西方主流满意。这些人既包括一些海外民运人士，也包括一些从海外拿经费的国内学者，更包括一些试图通过海外舆论博取名望的人。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解释他们此时此刻的此种反应。

这次事件中我感触最深的是，据境外媒体报道，一些西方民众既不知道西藏在哪，也不知道那儿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只听到一些人的宣传、号召，就跑出来游行抗议中国政府。显然，这些人并不真正关心西藏人的处境，他们甚至懒得去了解事情的原委和现状。他们真正在意的，是他们熟悉的理念和几个简单的政治词藻的表达，以及他们自己的这种表达权利。人权、民主、自由和自治之类口号，在西方就代表着“政治正确”。西方民众只是想一如既往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正确，至于这些东西在不同国情下受到了何等具体约束，应该处于什么位置，应该如何表现，一般西方民众是没有能力分辨的。他们只能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来进行简单对比。由于中西条件的巨大差异，这种对比所得结论的荒谬性不言而喻。

如果是在一个普遍民众对国家政策没有多少影响力的国度，民众认知上的这种谬误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可能要求大多数人都成为国际政治或区域政治的专家。但在那些民意对媒体倾向和国家政策有着极大影响力的民主国家，尤其是在某个其外交政策可以影响世界走向的西方国家，问题就严重了。浅薄、浮躁的民意可以左右国家政策，这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重大弊端。在国内问题上，这一弊端的负面性有限。民意再怎么出错，也会受到切身利害得失的限制，接受各种现实的反聩而作出调整。但在万里之外的国际事务上，民众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他们也无法切身感受到政策的反聩效应，因此，民意可能被几种简单的理想化概念所左右，进而形成舆论，支配国家政策。几年前的伊拉克战争，这次西方舆论对西藏事件的普遍反应，都引申出同一个问题：当一个由民意引领政策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举足轻重时，将给全人类带来什么？这是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全新危机：强大的西方民主国家可能成为重要的破坏性因素，甚至成为战争的策源地。

知识界一直有种含糊其词的说法，认为民主国家不会发动战争，一个国家只有实行民主制才能得到其他国家的信任，才能保障世界和平。证诸史实，这显然是一种谬论。西方民主国家是由民意主导政策的国家，而历史上由民意支持发动的战争数不胜数。现代社会，民意至少在两种情况下会支持发动战争。一是当自觉蒙受屈辱时，如一战后的德国；二是当实力悬殊，预计战争不会造成自己国民大量伤亡，战争只是一场游戏时，如美国“先发制人”的伊拉克战争。所谓“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的现象，也只是一种误解和巧合。二战以前，世界上民主国家寥寥无几，彼此间又有着利益关连，结为同盟，于是避免了相互开战；另一方面，当民主国家相互开战时，总会指责对方不是民主国家，将对手排挤出“正义阵营”之外，例如南联盟科索沃战争。

西藏事件及其引发的国际反应，和19年前的类似事件一样，可能对中国社会的进程产生负面影响。从中国领导人最近对一系列事件的表态及相关宣传口径看，尤其是从****将奥运火炬传递在海外受阻定性为“有计划的阴谋”看，奥运后，随之而来的紧缩与强化监管、以及政府对异议和异动更为强硬的态度，似乎已成定局。这是全社会的悲哀，也是处于稳定与开放、进步的张力之间的中国之无奈。

四，中国学者一谈维护国家利益就被某些自由派知识精英扣以狭隘民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一谈维护人民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问题就被某些自由派知识精英扣以民粹主义？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前面说了，这其实很正常，这是社会多元价值观念的体现。这说明，亲西方的自由派知识精英代表不了民众，他们所能代表的，只有他们自己；民间的话语权也不能被这些人所垄断，而应该多种声音并存。在多种价值、多种声音之中，并没有哪一种绝对正确，可以作为正义的化身，作为衡量真理或理性的标准；而是每一种声音都各有其代表性，各有其在不同适应范围、不同适应对象上的相对正确性。

五，中国政府花费巨力举办奥运会，您如何看待这个决策？西方反华势力趁机干扰圣火传递、抵制北京奥运、丑化中国形象、侮辱中华民族，您如何看待这些举动？海内外华人自发起来护卫圣火、支持奥运、祝福中国，您又如何看待这些举动？在今天这样复杂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今年的奥运会？

从中国政府而言，积极争取举办奥运会的初衷有两个。对内，作为一种赢得合法性认同，强化社会凝聚力的手段。与经济发展一样，成功举办奥运，代表了一种好的绩效，由此可导向政治认同和精神文化凝聚力的增强。

对外，中国政府有一种急于“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迫切愿望。这既是消除外部敌对关系的实际考虑，也有“改革思维”惯性的影响，更包含了对“西方认同中国”的不切实际想象。

经过这场风波，相信不少人会丢掉幻想，将注意力集中于内，苦练内功。从内部效应来看奥运，那么作用已经达到。如果中国对外部认同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需求，那么西方媒体和政客乃至运动员对奥运的态度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中国获得了举办权，并且借此凝聚了海内外华人的认同。某些人参不参加奥运，是否“抵制”，其实都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