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邮报第61期

孔子2559年暨耶稣2008年4月25日

主    编：陈明

执行主编：天山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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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情怀  儒学理念  儒教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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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2

◆《深圳商报》专访陈明：如何读《论语》      2

【热议】      11

◆不是“非理性”，而是“非常理性”——为中国民族主义声辩（王达三）    11

◆民族主义是个好东西——在抵制法国货与民族主义潮流研讨会上的发言（冼岩）     15

◆奥运风波折射中西双方深层问题（邱震海）  20

◆抵制洋货：正当性、有效性与可行性（邓曦泽）  23

◆中国人是否应当抵制“家乐福”（左大培）    36

◆西方舆论对华“怒废礼”的来龙去脉（谭中）     40

【北京大学立孔子像专题】    42

◆孔子进北大这事（陈明）    42

◆立孔子像救得了北大吗（魏英杰）   44

◆孔子像不是大学灵魂的“起搏器”（卢荻秋）       46

◆可以塑孔子像，别指望塑大学精神（许石林）     48

◆孔子像能否激荡沉睡的大学精神（胡娇娇）  50

◆把孔子接回北大之后（信海光）       52

◆从激情的反叛到温情的敬意（刘仰）      53

【思想学术】      56

◆以力辅仁与全球伦理——当代国际政治的人文反思（龚刚）    56

◆全球伦理：文人的空想?——关于《以力辅仁与全球伦理》的批评与回应（林国华、张胜军、龚刚） 60

◆走向毁灭经典哲学之路？（白彤东、肖涧秋）     66

◆十年来大陆孟子研究略述（万光军）      71

◆歌哭悲欢里的清明节（叶瑞昕）       85

【人物】      89

◆赵俪生先生侧记（陇菲）    89

【域外】      94

◆越共高层隆重拜祭雄王 以国家力量支持民间信仰       95

◆在日本感受朱舜水、孔夫子和中华文明（wtl999）      98

【特稿】

◆《深圳商报》专访陈明：如何读《论语》

陈明谈如何读《论语》

文章来源：深圳商报

网络来源：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29167&page=1

 说起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陈明首当其冲。以中国思想史为研究领域的他，不管是他作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宗教系博士的学历,还是首都师范大学儒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职业身份，再加上儒家学派的重要刊物《原道》的创办者和从始至今的主编，都不同角度勾勒出他的学者身影。他出版的《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和《儒者之维》为学术之作，在圈内颇有影响。他与李泽厚2001年的谈录《浮生论学》却让普通读者看到了他快言快语，口无遮拦的真性情。

 近年来，国学热升温，《论语》走俏，孔子代表的儒学再次复阳。但中间也免不了种种误读。在风口浪尖，陈明多次挺身而出，直言不讳：2006年，因为立孔子的标准像，陈明大声喝止，直斥这一行为是愚蠢、狂妄、无耻。2007年李零的《丧家狗》一出，议论纷争，他又毫不犹豫地站出来，称其为“作家的文采、训诂家的眼界、愤青的心态”.。去年年末，针对一些名牌大学挂国学班的招牌趁势捞一把的心态，他再次激烈痛斥：“国学当成技术卖，既是国学之悲，也是士子之耻！”不少人为陈明的清晰明确的反对声而大声叫好，在他的喝止声中及时警觉起步；但也有人觉得陈明太过偏激，言过其实。孰是孰非，历史自会给出定论，但陈明的高唱反调，就像一个反向的参照系一样，在国学热和孔子热的当下给我们提供另一种不同的指标和样本。

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文化广场编辑部提出“阅读重归经典”的口号，本报记者专访了陈明，想让他用自己阅读《论语》、了解孔子的心路历程，给读者展示又一条走近《论语》的独特线路。

读经典到底读什么？

文化广场：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本报做了一个重归经典的专题，以《论语》、《老子》、《孙子》、《周易》四本经典古籍为源头，分别请专家和学者来谈一谈阅读的意义，以及入门的途径。你对这样的推荐有何建议？借助阅读这些古籍，我们是否真的能踏上重归经典之路？

陈明：这四本书当然很不错。儒道是传统文化主干，《论语》《老子》必不可少；《孙子》的智慧冷静清晰，无论对于个人还是民族，都十分需要。《周易》可以讨论，我个人以为稍微深奥了点：“易经”没必要去琢磨――现在讲易经的很多都透着几分妖气，“易传”很多东西跟《论语》《老子》重合。

阅读经典不是要回到经典，而是要使我们的生命得到经典的滋养，使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变得丰富、饱满，变得更有意义。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来自一些伟大心灵和思维对世界的感悟。人生短暂，世事无常，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敏锐都有这样一种与世界相契的机缘。我愿意把“朝闻道，夕死可也”解读为生命对于超越和升华的渴望，跟苏格拉底说的“没有经过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有点异曲同工的味道。

当然，人生忧患识字始。这种反思带来的也许并不都是轻松，而不免些许沉重。虽然自己不愿再变回童年的无忧无虑，但一般情况下我并不赞成读经典读得太认真――读读《坛经》吧，禅宗挺好！

文化广场：如果由你挑选推荐给读者的古代经典，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书目？

陈明：呵呵，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一半了。

要是照我的感觉，我会推荐《论语》、《庄子》、《韩非子》和《坛经》――还多少与儒道墨法或儒释道的传统文化结构吻合。

你们这里的读者应该是一般读者吧？应该以“受用”二字为主。这既意味着与生活相关，也意味着简单好读、有滋有味。《庄子》是极品“心灵鸡汤”；《礼记》是古人的生活方式，也值得推荐。另外就是希望你们能找到蔡智忠先生来画漫画，把经典直观的传达给读者。半部《论语》治不了天下，但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却是可以遵行一辈子、受用一辈子的。人生下来其实是动物一个，文化底色是不知不觉中熏染出来的。如果我们对这些经典形成自觉，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健全许多。在经济发展，科学昌明，人文意识萌发，而意识形态话语又影响力趋于式微的情况下，读点经典很有必要、大有裨益。

新儒家是怎样炼成的？

文化广场：大家都知道你是新儒家的代表，可是我想了解一下，你读《论语》的感受，第一次读是什么时候，是如何读的？对《论语》的理解和对孔子的认识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陈明：新儒家代表？这是别人叫出来的，对我乃是生活中不能承受之中重。我不想沾它什么光，更害怕给它惹麻烦！

我第一次读，应该是三十几年前“儒法斗争”时期吧？当时我父亲从单位领回不少资料书――好像是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什么的“批注”的。他很少看，我喜欢翻。不读批判文字时只觉得古文挺美，道理挺好。看到批判文字，又觉得它应该更有道理。我现在给学生讲《中国哲学史》，就是用的北京大学的教材。这教材就是那时候打的底稿，现在还是什么精品教材精品课程呢，我每次上课几乎都要先消消毒――五阶段论的历史框架、儒法斗争的政治眼光等等。

从个人感觉说，我对孔子是敬而不亲。他做了很多事，是夏商周三代主干文化的传承者、传播者，对我们的文化有奠基作用。我虽不认为“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也不相信没有孔子历史自然会造出另一个别的什么“功能替代物”出来。是孔子完成了这样一份工作，就应该给出足够的估价、付出必要的尊重。

这样一种理性的态度，我是在做博士论文时确立的。作为八十年代受教育的学生，这应该是比较早的。整个八十年代我都比较西化，读博士的时候经常跟导师余敦康先生争论，认为他不应该为儒家、孔子辩护。他说他不是说什么好话，要我自己去看原典。由读《论语》、《礼记》，再到《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看法就渐渐改变了。我相信现在的那些愤青，这样读一遍，应该也会跟我一样的。

文化广场：王国维说为学有三重境界，对读者来说，也想了解你从第一次接触《论语》到现在，是如何炼成一名新儒家的？

陈明：这话似乎暗含着我已经万水千山走遍了，我完全不能接受。再说一遍，我这新儒家是别人叫出来的，当不得真。

在博士论文中确立对儒学“实事求是”的态度后，后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原则依旧、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国内所谓自由主义者们的浅薄偏激，都使儒学的历史功能、现实意义在我的思维中变得更加清晰明确。1994年办《原道》时定位超越当时流行的“学术史”、纯学术，只是为“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至于是不是归宗儒家，并不十分明确。在对一些问题的讨论中我的立场变得儒家化，儒家化的立场又促使我去努力将自己对儒学的理解变得系统化一些、合乎逻辑一些。如此这般，加上办《原道》、办“儒学联合论坛”网站、张罗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的“儒教文化研究中心”，现在又主编“儒家邮报”，调到首都师范大学后又成立一个“儒教文化研究中心”，一来二去，新儒家三个字就坐实了。

实际我自己还懵懵懂懂――也许这正好可以说明儒家文化的内在生命力吧？

                     找一个读《论语》的理由

文化广场：《论语》在当下的走热，与于丹借助百家讲坛熬制“心灵鸡汤”不无关系，孔子由此重新走进现代人的生活，我们这次想抛开一些虚幻的意义的探讨，回归到《论语》本身，从它的文本开始，探讨他对现代人的意义。对普通读者来说，你认为最能打动他们的阅读《论语》的理由有哪些？

陈明：《论语》中的道理很平实，可谓卑之无甚高论。但是，它不是知识――知识是关于对象，而是基本的行为准则、生活理念，是一种要求向行为落实的价值；某种意义上它更接近基督教《圣经》，是一个传统的凝结，一个民族的文化轴心，而不对应于柏拉图或者谁谁谁的著作。它既是中国社会生态的产物，又是这一社会生态的塑造者。《论语》的地位就是在这样一种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所谓现代，主要是高科技以及一些现代价值，如人权、自由、民主等。这些是维系我们生活质量的必要因素，但并非全部。像文化认同、身心安顿等，就不是这些东西即可以应对解决的。

文化广场：古代经典时隔久远，再加上古人与现代人的生存环境有天壤之别，现代人阅读能力的衰退，大家觉得阅读古典难度很大，其实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四部经典，字数都不大，加起来也就三万字左右。可是通读完一遍的人很少，能读懂得更为数不多，为了让人们阅读古代经典，很多人强调古代经典的现实意义和功用，我想问的是我们真的要有用才读经典吗？读经典的意义非得这么现实和功利吗？

陈明：人的行为是离不开目的性的。有目的性就会有一个有效性的问题。我是主张“即用见体”的。用，可以解作“有效性”，追求有效性是理性行为的特征。当然，“用”存在一人一时之用与天下万世之用的区别――这里不说。

无聊才读书，是一种境界；有事才读书，有用才读书，也是一种境界。为求知、为寻找意义阅读经典不错；纯粹出于附庸风雅去读书读经典，也没什么不好，应该鼓励――附庸风雅难道不比自甘平庸、自甘恶俗好过千倍万倍？一念之善即是因缘。

文化广场：你觉得我们读《论语》应该持有什么样的心态？

陈明：我觉得不要有神秘感、不要寄望太高，以为它类似武功秘笈甚至阿拉丁神灯，可以点石成金可以朽腐化神奇，而要试图去体会里面话语的情境、意义和意境，会心则一笑，不解、不认可，则不妨设身处地：要是换成我自己，我会怎么讲？怎么做？会比古圣先贤说得更好做得更好么？

读《论语》的方法

文化广场：对第一次打开《论语》的读者你有什么样的劝告？阅读《论语》需要有什么样的准备？是直接开卷还是要读外围相关的书籍？

陈明：首先是心态，平心静气，就像去见一位长者，未必相信其经验依然有效，但对其善意与智慧却是不怀疑的。其次是版本，找一个通俗的本子，语言得到梳理，解释相对平实。在此基础上，对感兴趣而又不太明白的问题，找一点历史和研究性资料参考――但一定要开动脑子，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去与经典对话。

文化广场：读《论语》最大的困惑在哪里？

陈明：它是对话体，而当时的情境鲜有交代，所以，所谓的“原意”常常难以确定。处理办法就是试着自己去建构一个，心通意通即可，不足亦无须为外人道也。

选什么样的版本

文化广场：我在网上搜索的时候发现三年前你的一则招生启事：2005年1月17日开始，每周一晚17：00至19：00在真觉寺——天则所办公室有你的《论语》讲座，当时注明的参考书是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这本书在学界颇有口碑，但对普通读者来说是不是最好的入门书？

陈明：读书先识字。杨是这方面专家，心态也好，没有过多或正向或反向的演绎。再就是钱穆的《论语新解》，虽然同情温情较多，但你读《论语》毕竟是为了得到一些什么，这就没什么不好，否则何必多此一举？

文化广场：自古及今，《论语》注本数不胜数，现代的注本也层出不穷。但错讹较多，于丹的《论语》算心得，错误较多，张中行先生曾指出南怀瑾《论语别裁》中的错误，你有没有发现需要读者绕道走开的注本？

陈明：“丧家狗”什么的就是，理由跟前面讲的一样；如果有什么情绪要发泄，另当别论。南怀瑾、于丹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无所谓。等你要能发现它们的问题，你已经从中收益知道相忘于江湖了。

文化广场：你认为最受益的《论语》注本有哪些？

陈明：程树德，《论语集释》。

文化广场：去年你对李零的《丧家狗》一书，火势较猛，今年平心静气回过头再看，你还认可当初的判断吗？

陈明：我火势太猛？他破绽太多吧？类似的批评不只来自所谓儒家，也来自自由主义者和学者，如秋风、李俊。迄今他没作任何回应，除开对支持意见表示感谢。

                    《论语》与孔子

文化广场：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概括《论语》，会是什么？

陈明：提到《论语》，我会首先想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文化广场：止庵说，孔子的存在让知识分子不会太堕落。他还说，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一道坡上沿着下坡的方向，回头一望，相反方向上坡的那个人肯定是孔子。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你心目中的孔子是什么样的？

陈明：这话讲得挺好。

文化广场：蔡元培说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优点时认为，胡适开创的中国哲学史，是以诸子为范围，直接从老、孔讲，这是截断众流，开风气之先，厥功甚伟。胡适的体系有平等的眼光，对儒家既不尊，也不批。李零说，中国哲学史，从一家之学，重归六家之学或百家之学，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胡适，中国的学者要感谢他，西方的学者也要感谢他。你对这个评价怎么看？

陈明：我佩服胡适，他是自由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他对传统的批判是从一个内部视角，即把自己视为传统的一部分，承担着某种责任，就像鲁迅对国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样。至于从孔老说起，是因为当时疑古风气太甚，认为此前的材料都不可信。这是一种“科学态度”，但现在看来，当时风气显然有点“疑古过勇”。儒学的特殊性在历史上是一个事实，今天不再特殊是另一回事。感谢云云，太夸张了――西方从来就自我中心，难道还需要胡适给他们启蒙开路么？

文化广场：胡适晚期，尊老敬孔贬墨，他说，老子是无政府主义，最高；孔子是个人主义，其次；墨子是集体主义，最下。你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陈明：这话的语境不清楚，不好评价。三种主义的高低，也是见仁见智的事。

文化广场：止庵说，先秦哲学都是关于人的，《庄子》讲的是一个人的哲学，《论语》和《老子》讲的是两个人的哲学———除了“我”之外，还有“你”或“他”。在孔子看来，这另一位是好人；而在《老子》作者看来，则是坏人。如果让你比较老子和孔子，你会怎么讲？

陈明：有意思。传统文化有儒道互补真是国人之福――既有人讲自我、逍遥，又有人讲与他人共处，并且好人坏人都有考虑。

我觉得孔子讲的似乎是应该把那个“他”当成好人；老子讲的“他”则似乎应该是“它”即道，指世界、自然。

                读《论语》要避免哪些误区？

文化广场：我看到一则报道，你说，深圳有人建议你去讲“儒商”，你谢绝了。你说：“慈不带兵、义不理财，儒学与他们之间的紧张不言而喻”。你觉得总裁、经理是工商社会的精英，虽然具有较大影响力，但通过他们加深社会对国学的认知可能事半功倍。我好奇的是：孔子作为大教育家讲有教无类，你讲《论语》是不是很挑剔听众呢？如此看来，《论语》是不是也存在有效读者呢？你认定的最重要的《论语》读者应该是哪些人呢？

陈明：这里的“他们”应该是“它们”，指带兵、理财之事吧？“儒”跟人是不存在什么紧张的。儒将、儒商都是指人。兵者诡道，商场如战场；儒家的东西与此不在一个平面上，借用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概念或许可以说明这种区别。“货殖当思子贡贤”，子贡与常人之异不在怎么挣钱，而在怎么花钱――有人愿意听我讲这个么？

《论语》最重要的读者？如果问题换成最需要读《论语》的人是谁，我会说公务员，也就是大小干部。

（本报记者   杨青）

网络来源：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29167&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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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议】

◆不是“非理性”，而是“非常理性”——为中国民族主义声辩（王达三）

不是“非理性”，而是“非常理性”

——为中国民族主义声辩

作者：王达三（中国儒教网站长，儒教复兴论坛总版主）

网络来源：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4966&page=1

在现代政治学语境下，民族主义即使不是一个贬义至少也不是一个褒义的词汇，它往往被视为一柄双刃剑，挥舞不好既会伤害别人也会伤害自己，诚如美国政治学家Jhon T•Routke在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the World Stage一书中所言：“它把世界引向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和平的，一条是动荡的。”尽管如此，对因西方有些别有用心的势力把“西藏3•14事件”和北京奥运会杯葛在一起而激发的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现象，还是有个声辩的必要。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中华文明中有个“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礼记》）的天下主义传统，“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北京奥运会主题口号，正是深深根植于这个传统之中，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奥运精神的准确理解与高超概括，也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世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共生共荣的良好愿望。为了实现自己申办奥运的庄严承诺和建设和谐世界的良好愿望，中国举国上下团结如一人精心筹办奥运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得到了举世公认，说明中国人民真诚希望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来分享北京奥运会的光荣与梦想。

正是因为如此，西方媒体对“西藏3•14事件”的不实报道和辱华言论，以及借机叫嚣抵制甚至是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恶劣行径，严重伤害了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海内外中国人支持奥运、反对藏独、谴责CNN和BBC、保护奥运火炬、MSN红心签名,甚至是抵制家乐福的倡议等一系列反应，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情。试问，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人民在祖国受到侮辱时还能麻木不仁呢？要知道，2007年底美国《时代周刊》有篇文章断言“法国文化已死”——这恐怕还算不上什么侮法言论，就极大地伤害了“高卢雄鸡”的自尊心，招致法国众多文化名流的反唇相讥！

然而，面对中国人的愤怒，西方一些媒体不仅不去反思自己的傲慢与偏见，反而认为中国人不能理解和接受所谓“自由”和“民主”的“普世价值”，因此只好诉诸“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冲动”来化解因藏独问题而造成的中国“国际形象危机”。令人诧异的是，国内竟然也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的反应是“义和团模式”，根本就就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所以，他们以“普世价值”特有的“道德优越感”喋喋不休地告诫中国人要保持冷静，要回到“普世价值”上来理性地思考和解决问题。然而，正如孔子所云：“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论语》）中国人更希望世人能透过上述“大言炎炎”（《庄子》）的迷雾，认清如下四个简单的事实和道理：

第一，民族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天然传承和根深蒂固的政治意识形态，其基本底线就是在坚持主权独立的前提下确保民族、国家和领土三者的不可分割性。就此而言，即使自视为“没有美国种族，只有美国信念”（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语）和“民族大熔炉”的美国也毫不例外。比如，当选总统就职典礼必要祈祷“上帝保佑美国”，学生每天清晨都要集体背诵《效忠誓词》，国旗挂满大街小巷，这些不是美利坚式的民族主义又是什么？最近有家瑞典酒商为了取悦墨西哥消费者，做了一个以1848年美墨战争之前两国边界地图为背景的广告，就引起美国众多网民乃至一些政客的不满与抗议，反映了美国人敏感的领土和主权的民族意识。同样，如果英国的北爱和法国的科西嘉都宣布独立，英法两国能坐视不管吗？英法两国的民众能无动于衷吗？“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大学》），西方媒体如能设身处地、以己推人，本不难明白中国人为何如此坚定地反对藏独，而之所以出现种种不实报道甚至是辱华言论，要么是不明真相，要么是别有用心，背离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伦道德和国际交往的黄金律。由此而言，中国人所表达的义愤，就不仅单纯是对西方媒体的合理抗议，也是澄清事实以正视听的必要行动。

第二，西方一些国家在处理本国的民族分裂问题时无不以国家利益为重，但却往往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分裂问题视为“自由”和“民主”的政治问题，带有明显的“双重标准”色彩。这种“双重标准”还体现在以“民族自决”之名支持科索沃独立并拉拢其加入到“自由阵营”中来——这是一个打开世界各国民族分裂“潘多拉盒子”并“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危险先例，但又极力拉拢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并反对其以俄罗斯人为主体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战略意图难免被认为堵截俄罗斯、大搞冷战帷幕。与此同时，一个超级大国借“反恐”之名对一个弱小国家发动战争，不但造成了数十万无辜民众的伤亡，而且本国公司还在该国攫取高份额石油开采权，这样的“自由”和“民主”不仅是“双重标准”，而且是虚伪和残酷。种种事实告诉人们，在国际交往中，与其奢谈“自由”和“民主”，勿宁追求秩序和正义！中国人之所以坚定的反对藏独，并不是缺乏对自由与民主的理解和追求，而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疆土、危害中国国家利益。而这一点，也正是那些被灌了“自由”和“民主”迷魂汤、动辄给中国人义愤之举扣上“义和团模式”大帽子的中国人的幼稚之所在。

第三，任何一种政治的价值理念都有其条件性和局限性，一旦将其推向极致特别是通过暴力推行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这就是“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语）的价值悖论。即使承认世界上存在着“普世价值”，也应该允许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对“普世价值”有不同的理解，这才是自由和民主的真正含义。暂且不说西方媒体刻意抹杀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西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权且承认西方宣扬的“自由”和“民主”是普世的与可欲的，那么，藏独分子在“西藏3•14事件”中的“打砸抢烧杀”难道也是“自由”和“民主”吗？那些被无辜伤害的人们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甚至是生命权利又到哪里去了呢？同样，西方人通常把西方媒体的报道评论、海外藏独分子的游行示威甚至是抵制奥运会的言行等，统统视为是“言论自由”和“基本权利”，那么，按照这种思维模式，中国人反对藏独、支持奥运、谴责CNN、抵制家乐福等一系列反应，是不是也是一种“言论自由”和“基本权利”呢？是不是也应该给予理解和尊重呢？焉何在西方媒体眼中就变成了“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冲动”甚至是“义和团反应模式”了呢？好一个“只许西方人放火，不许中国人点灯”！

第四，奥运会是体育盛会，不是政治集会，冷战时期奥运会和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历史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如今硬把奥运会政治化实际上是冷战时期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的余绪。奥运会去政治化的含义在于体育和政治分开，反对借政治话题干扰甚至是破坏奥运会，而不是反对人们谈论政治，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及其民众就各种问题互相关注并彼此表达各自看法，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中国人并不是反对各国民众包括运动员对西藏问题发表意见，而是希望这些意见立足客观事实和尊重西藏乃中国固有之领土。然而，西方媒体近来涉藏问题的报道和评论，不但歪曲了事实和真相，而且频频鼓动运动员和政要抵制奥运会，其唯一目的就在于借机反对和丑化中国——美国福克斯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公然教运动员如何在奥运会比赛场上“让中国出丑”，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进而言之，奥运会在这些人眼中已经变成反对或丑化中国的一个工具，这不仅仅是对中国的敌视，更是对奥运精神的侮辱和亵渎！从这个角度看，反对奥运会政治化不仅是中国的使命，也是自今而后历届奥运会承办国持续不断的使命；不单单是中国人民的责任，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责任——除非人们不想确保奥运会长期有序健康举办下去。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近期出现的民族主义高涨的现象，应该给予同情的了解，不要动辄扣上“盲目”、“非理性”甚至是“义和团反应模式”的大帽子一概否定之。当然，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抑或是媒体，也有责任注意疏导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不能走向极端，因为无论如何，作为奥运会东道主的中国人都绝不能把“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分裂为“两个世界，两个梦想”。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可能正中西方下怀而且如其所愿，因为它们需要一个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而进一步“妖魔化中国”的理由！

善良的人们绝对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细节：“西藏3•14事件”一个月之后，欧洲哈里斯民调结果显示，35%的受访欧洲人视中国为“全球稳定最大威胁”，而去年7月份的同类民调显示，认为美国是“全球稳定最大威胁”的欧洲人约占32%，其次才是中国，约占19%。短时间内欧洲民众对华态度的急遽变化，不能不让人怀疑西方一些势力渲染“西藏3•14事件”及其极力杯葛奥运会，是一种把西方世界视为“永远的上帝选民”而把中国视为“永远的异教徒”的阴暗心理，其本质则是一个“需要敌人并制造敌人”的巨大阴谋，反应了西方对中国益渐崛起的不安与骚动。就此而言，人们有理由相信，无论是西藏问题还是奥运问题，只不过是西方遏制中国战略布局中的一个小棋子而已，或者说，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已！

职是之故，我们说西方某些势力在西藏问题和奥运问题上的种种拙劣表现，伤害的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情感，破坏的也不仅仅是奥运会，而是图谋和正在把“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分裂成“两个世界，两个梦想”。而这，恐怕是一个比奥运会去政治化问题更为严峻和更为持久的挑战——一个对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挑战。所以，下面的一个分析可能更重要，因为它关系着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的命运。

以耶教文化为基本背景的西方文明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传统：一个是“打你左脸，给他右脸”，一个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俱出自《耶经》）。前者仅仅是给弱者和他者开出的麻醉药和迷魂汤，绝不是西方国家考量自身利益时的理念；后者则被西方国家发挥得淋淋尽致，一个“9•11事件”引发两场战争，或许还有一场战争正在酝酿之中——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并等于恐怖主义具有任何的合法性。事实上，在西方文明占据世界政治格局主导地位的当下，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包括叫得最起劲的伊朗，有足够强大的实力并真正敢于给西方国家以半点颜色，相反，只有西方国家露出獠牙利齿凶目圆睁环伺世界，而且还时不时地要大喊几声“狼来了”！

以儒教文化为基本背景的中华文明只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孔子所说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在西藏和奥运的问题上，面对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和肆意诋毁，中国人所作出的种种基于民族主义的反应，不是“非理性”而是“非常理性”的举动，是对中华文明“以直报怨”传统的合理继承和最新诠释。这就是我为什么支持中国目前出现的民族主义现象的根本原因，而且我也相信，这是中国赢得世界必要尊重的重要举措——纯粹是一个民间的、自觉的、可喜的举措。

最后，我并不认为存在什么“文明的冲突”——即使有的话，也是国家利益或文明利益背后的冲突。但是很显然，能否化解或阻止这种“文明的冲突”并不取决于任何一种特定文明的单向的良好愿望，而是需要各种文明的对话和交流、理解与宽容，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各有其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否则，“文明的冲突”完全有可能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华文明向有天下主义的传统，但重建民族主义以做好应对“狼来了”的准备，还是非常必要的。

              西历2008年4月19日观我青年学生抵制家乐福后夜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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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是个好东西——在抵制法国货与民族主义潮流研讨会上的发言（冼岩）

民族主义是个好东西

——在抵制法国货与民族主义潮流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冼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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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今天有两个题目，一是抵制家乐福，二是民族主义。第一个题目没什么太多好说的，抵制不抵制，完全是个人选择，这属于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范畴。因为法国人现在在奥运、在圣火传递上的一些做法，侮辱了中国人，让一些人心中有怨气，他们要以这种方式表达出来，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个人选择和个人自由的问题。中国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民众要想表达自己的情感、意志和诉求，方法并不多。除了在网络上炒作一下，骂一下，私下发几句牢骚，就连上街游行都不被允许。在这种情况下，抵制法国企业、法国商品，就成为一种重要选择。自由主义不是提倡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吗？不知道一些自由民主人士为什么要害怕民众的这种表达？

有人说，抵制法货可能会造成一些骚乱。吊诡的是，说这些话的人往往又声嘶力竭地呼吁自由民主。难道他们以为，在中国搞自由民主，所引发的群众自发行动，呈现的混乱局面，会比抵制家乐福更轻吗？还是他们只要符合他们理念和利益，可以为他们引导和控制的自由民主，反对不符合他们利益，不能为其控制的自由民主？或者干脆说，这些人只是叶公好龙？

还有人说，抵制法货不理性，因为这对中国经济，对消费者个人也会造成损害。确实，经济活动一般是互惠的。单方面进行抵制，抵制一方的利益本身也会受到损害，损害将是相互的。但是，抵制者做出“抵制”这种选择，本身就说明他自己愿意承受这种损受。他就是要以这种方式，以这种两败俱伤的方式，让被抵制者明白：哪怕我自己蒙受一定损失，也要让你为自己此前的行为付出代价。这才是抵制的实质。经此一回后，再试图以同等方式损害中国人尊严的人，就能预估到中国人的反应，就必须有承受相关报复的心理准备。抵制行为并不是只对法国有害，对中国有利。抵制就是拼消耗，在经济利益上，双方都要受损失。抵制者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种姿态，来表达自己的决心。

白岩松提出另外一个观点，说家乐福雇用的都是中国员工，抵制家乐福无异于中国人内訂。这个人是典型的不懂装懂。家乐福不是高科技，它只是一个零售企业，也就是“卖东西的”。它被抵制了，马上就会有其它企业出来，顶替它的市场份额，绝不会出现东西没人卖的情况。其他企业，雇用的肯定也只会是中国员工，中国人的利益，在这个层面并不会受损失。

真正可以成为一个话题的，是民族主义问题。对此，我的基本态度是，民族主义是个好东西。为什么是个好东西呢？因为民族主义的基本理念，就是主张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主张扩张整个民族的利益。作为一个共同体，全民族有自己的共同利益；作为共同体之一员，每个人都可由此得到扩展自己的利益和价值满足的可能性。因此，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主义，中国有中国的民族主义，美国有美国的民族主义。这种思潮，不但有利于共同体形成合力，向外获取更多的利润份额；对内而言，本身也提供了一种满足人们社会性需求（认同、归宿之类）的途径。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担心中国的民族主义，尤其是一些自由民主人士。他们担心的理由是，民族主义可能会造成类似历史上义和团、文革一样的混乱和灾难。在这里，他们把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混同了起来。极端民族主义肯定是有害的，但问题是没有一种主义、一种思潮，极端之后会无害。自由主义如果走向极端，就变成了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太极端了，可能形成法国大革命时那种恐怖局面；社会主义走向极端，也会导致文化大革命那种“浩劫”。没有一种极端是可取的，但也不能因为某一种极端的可能性，就否定一种主义本身。

一般说来，凡是温和的，就是有益的；凡是极端的，就是有害的。不能一说民族主义，脑海里马上想到义和团，然后以这种极端的例子来作为衡量民族主义是非曲直的标准。民族主义本身是个好东西。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担心民族主义，或者反对民族主义的，据我所知，很多都是自由民主人士。这在逻辑上很奇怪。自由主义主张自由，现在民众要表达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了，你怎么能反对，要求制止呢？难道说，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只是表达与其相同理念的自由，却排斥表达与其不同理念的自由？民主主义主张民主，也就是由民众自己当家作主。现在民众自己要主张民族主义，你怎么能反对，要求禁止呢？是不是你所谓的民主，实质是在民众与你主张一致时，才由民众“作主”；而一旦民意与你相背，你就又要代民作主？

也有人担心，民族主义“照这样发展下去”，会演变成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与人类文明的进程背道而驰。我觉得这种看法和上面白岩松的观点一样，完全是搞错了对象。民众自发的民族主义，要发展到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这种程度，转变成实际政策，对其它国家造成伤害，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民主制度。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民众自发的民族主义才可能支配政治决策，转化为国家政策。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是这样上台的，小布什“先发制人”的伊拉克之战，也是这样在民意支持下发动的。在民主制度下，民族主义如果成为民众的主流思潮，并且走向极端，那么这个国家确实有可能走向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但在现有国家体制下，绝对不会因为有一些人主张民族主义，并且获得一定的民意支持，整个国家政治就转向军国主义。在我们这个国家，自由民主人士呼吁了自由民主这么多年，也获得了强大的民意支持，为什么中国并没有变得自由民主呢？为什么一有人主张民族主义，马上就想到会变成国家政策，并且走上极端呢？逻辑上，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这个东西不符合他的利益，他还是要否定的，那么民间的民族主义不管再怎么闹腾，也就这个样，不可能走到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那一步。所以说，这种担心完全是一种“错置具体感的谬误”，搞错了对象，把不同环境下可能的，应该担心的东西，放到了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中国当下。

民族主义在当下中国不但是个好东西，而且现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象抵制法货这种难得一见的民间表达，应该得到保护，而不是扼杀。

二，抵制家乐福肯定损害了家乐福这家企业的商业利益，减少了其收益，但这是消费者的正当权利。刚才大苗问：家乐福有什么权利？家乐福有的是，开店的权利；而消费者拥有的，是不去它那儿消费的权利。后一种权利并没有剥夺前一种权利。

三，自由民主人士反对民族主义的一个最主要理由，就是害怕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形成极端的现实政策。刚才王小东老师介绍的事例，说明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民族主义在中国，再壮大也大不到哪里去。走到一定程度，它就会走不下去，绝不会出现大家担心的走极端，直至走到法西斯主义的情况。那种从极端想象出来的担心，类似杞人忧天，完全是自己没事找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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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风波折射中西双方深层问题（邱震海）

奥运风波折射中西双方深层问题

作者：邱震海（凤凰卫视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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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藏骚乱和奥运圣火传递遇到的挫折，中西方之间的种种复杂情绪和情结，最近一段时间在全球各地发酵，从而也在双方人们的心灵深处种下了某种不健康的种子。

在中国大陆，西藏爆发骚乱后，不少民众指责外国传媒报道偏颇，掀起一股批判西方传媒的热潮；有内地网站除要求封杀CNN的北京奥运报道权、经济制裁德国、限制德国电视台采访奥运外，并发出要求政府“与英、法两国断交”、“封杀西方一切在华利益”、“杯葛欧洲游”等激烈言辞。

在西方，圣火传递风波有演变成一场“民间反华运动”的趋势；民调显示，70％受访美国人认为，当年将奥运主办权交给中国是“错误的决定”，而十一个月前支持北京办奥运的则有44％，反对的只有39％。

有一位笔者熟识的在法留学生在给笔者的电邮里这样写道：“随着火炬在巴黎的三次熄灭，心中对西方媒体和民众仅存的好感也随之熄灭了。对于留学生整体这样的感受，我是觉得遗憾的。”

双方精神世界的深层问题

必须承认，此次中西双方发生的冲突，既不同于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西官方层面的冲突，也不同于1998年中国驻南使馆被误炸后中国民众仅针对美国及其官方的群情激昂，而是正在演变成为在中西双方民间社会之间的第一次集体误解。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今天，中西方之间重新出现情绪的严重对立，不但是一件令人遗憾，而且也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此次西藏和奥运风波，分别涉及中西双方各自在思想传统一些自身也尚未理清的困惑，也涉及中西双方过去几年面对北京奥运的不同心理期待，再加上中西双方这几年本来就面临中国崛起的新课题，所有微妙心态和情结，都借着此次的西藏和奥运风波得到了总爆发。

针对西方的问题，笔者之前曾有评论，在西藏问题上，西方知识界具有互相交织的多重情结，其中包括:西方知识界长期的批判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居高临下；现代化高度发达的西方对原始文明的热衷和近乎宗教般的狂热；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仍存在巨大的差异。

如果说西藏问题只是西方知识界和民间在对华认知上的一个侧面，那么西方面对中国崛起的彷徨，则是这次风波的更深背景。七年前北京获得零八奥运主办权时，中国崛起的事实在全球尚未清晰化；过去七年北京奥运申办的七年，恰好就是中国崛起由朦胧走向清晰，而且也是对全球构成重大心理挑战的七年。

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中国历史缺乏理性主义和批判主义传统；因此伴随经济迅速崛起现实的，是民众心灵世界的荒芜和未开垦，这种情形十分类似十九世纪中下叶的一些崛起大国。过去七年，是中国迅速和崛起发展的七年，也是中国国内从自信到膨胀的七年，更是中国和西方关系日渐错综复杂的七年。

中西方对北京奥运的不同期待

2008奥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折射出双方在预设立场和期待值方面完全不同的指标。七年前，当西方世界认同中国获得零八年奥运会主办权时，其对中国的内心期待是：中国在未来七年里能发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大演变，以致于符合奥运的普世价值。但对中国来说，举办奥运从来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演变的契机，而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力迅速崛起的重要机会。

与此同时，东西方文化的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也导致双方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巨大差距，对中国来说－－借用中国官媒的语言－－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办奥运，目的就是与全世界人民一起高高兴兴地庆祝这一全世界的体育盛事；再加上中国刚刚进入崛起期，因此有意将北京奥运办成"历史上最好的奥运会"，由此折射崛起期的膨胀情绪。但西方世界的衡量标准却非如此，而是中国是否会如二十年前的韩国，通过奥运走上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之路；再加上西方面临中国迅速崛起，本来就正经历一个极其艰难的心理调适期，因此各种情绪和反应就更难以理清。

过去七年，双方虽有内在分歧，但均在遮遮掩掩的过程中走了过来；现在，奥运举办在即，从西方的眼光看，中国毫无政治演化的迹象和意愿，因此对华自然失去耐心；而从中国的眼光看，西方完全不领中国人民的盛情和好意，竭尽挑剔之能事，因此自然倍感委屈，继而对西方产生极度愤怒。

风波后：双方需要反思和对话

在这种情况下，就短期而言，寻求双方理解的前景是暗淡的；但就长期而言，此次风波其实正好使双方的深层情结从深层浮上表层。若双方能借此机会不但对于各自在政治文化对话方面的思维和期待作一些反思和调整，而且也对各自思想传统乃至现实政治领域里的一些东西作一些反思和透视，也许对于未来的中西互动会有相当的好处。

对西方知识界而言，首先需要反思的是：西方传统的批判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为什么在面对中国崛起和西藏的问题上，居然会轻易让位于简单的情绪化思维？在西方面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撇除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色彩，是否仍残留着过去数百年遗留下来的种族主义和西方文化秩序的集体傲慢？

这些问题即便对西方一流的知识分子而言也不容易回答，对普通民众就更是如此。但相信西方过去数百年积累、发展和成熟的自由主义、批判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将有助于西方的知识精英以理性而非感性与情绪，回归到事物的最核心和最深层的要素。

若西方有一流的学者和知识精英能在主流媒体发出这样的反思，相信假以时日，可以一定程度上逐渐影响和平衡西方的公众舆论。而在这方面，华人世界也需要有一些通晓西方的学者，与西方学者一起，对这场风波背后出现的西方精神和思想世界里的困惑一起展开反思，从而形成东西思维的撞击和视角的互换。

对中国而言，积重难返的问题需要逐渐面对和解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反对西方的傲慢不等于反西方，更不等于全盘反对西方的价值观。中国的民众，切忌将这场反对西方傲慢的风暴演变成百年前义和团运动的翻版。

（本文原载联合早报网。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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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洋货：正当性、有效性与可行性（邓曦泽）

抵制洋货：正当性、有效性与可行性

作者：邓曦泽（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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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缘由

目前，由于西方一些国家fan华势力支持zang独，西方媒体丑化中国，并以西藏问题以及其他理由为借口，抵制北京奥运。fan华势力由来有故。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为主导的当今世界秩序中，西方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永久性预设，世界必须由西方来主导。所以，当中国崛起，日益强大，fan华势力就感到威胁，企图遏制中国。目前，fan华势力借西藏等问题大做文章，妖魔化中国，抵制北京奥运，都是其削弱中国，降低中国对西方的威胁的具体策略与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