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无高低　制度有优劣-平和书院

　　记者：秦晖老师，作为知名公共知识分子，您十分关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尤其对社会的公平、公正，弱势群体等十分关心，并著书立说提出了许多新观点。这次的演讲带给珠海市民的是文化方面的话题，为我们分析“文化决定论的困境”。近年来，关于“文化”的热门话题受到公众关注，您是如何定义“文化”？

　　秦晖：文化的范畴很广，光定义就多达几百种，其中两种最基本定义。改革前意识形态倾向于把“文化”看成超民族的、与特定制度对应的“上层建筑”。比如所谓“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之类。在这个意义上有了所谓“先进文化”。现在讨论“文化”，一般都是把它当作民族性、即一民族不同于它民族的那些特征而言，即所谓“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之类。因此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不应有优劣之分。

　　过去我们在世界上强调制度上是如何的“有优越性”，现在则强调“文化”多元。

　　同时，这种“文化”或民族性主要并不指那些客观的生理差异，比如中国人的黑发黄肤和西欧人的金发白肤等等，而是指主观的价值偏好。因此，所谓“文化”的区别被认为是价值偏好的区别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个前提下又出现新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人的价值偏好好说，一个民族的价值偏好如何来确定呢？中国人中的张三重德，西方人约翰重才，并不能说明“中国人”重德而“西方人”重才。

　　有观点认为可以通过统计来解决。但是这种方法又有新的麻烦，那就是判定这些人有同等的可能来表达自己的偏好。举个极端的例子：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与曼哈顿的犹太人行为方式有如天壤之别，你不能说他们体现的是两种“文化”。这种“文化”或民族性指主观的价值偏好。

　　秦晖：刚刚所举的例子，关于奥斯威辛与曼哈顿犹太人的差异有些极端。再比如说，过去中国妇女喜欢缠足，西方女人爱好隆胸，是文化之别，但强迫别人缠足和自己喜欢隆胸，就决不是文化之别。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是文化之别，但信仰自由和异端审判决不是文化之别。因此，“选择什么”是“文化”，“能否选择”是“制度”。

　　记者：作为历史学教授，您认为“文化”与社会发展、进步等关系如何？

　　秦晖：我们常说，“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制度是有优劣，或者说有进步与落后之分。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一下“进步”的含义。比如，我并不爱吃西餐，但决不赞成查封麦当劳。我并不认为满族剃头留辫有什么不好，但清初的“剃发令”是野蛮的，而汉族的反剃发斗争则可歌可泣。我并不认为隆乳就比缠足“进步”，清初与剃发令同颁的强制“放足令”也绝非善政，但“五四”前后弘扬自由个性的放足运动则无疑是大进步。我赞赏如今不少人宣传儒家，但坚决反对立儒教为“国教”并把反儒的思想贬为异端。我也推崇贤人，如果孟子来竞选，我很愿意投他的票，但我坚决反对以“仁政”为旗号排斥自由民主——仿佛中国人只要一有了自由就会抛弃儒家、只要民主选举就会把行仁政者轰下台而选个暴君来虐待自己。

　　记者：是什么因素决定制度的优劣，或者说如何使得制度能够“由劣而优地改进”？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缓慢问题？

　　秦晖：其实，这个问题的提法值得商榷。事实上，全球绝大多数民族的现代化过程都十分艰难。过去史学界有人说：应当研究的不是中国有什么“长期停滞”的特殊性，而是西欧为什么在两百年前能先行一步。

　　制度有优劣的，也可以说进步或落后的差别。但这里讲的落后和进步是一种价值判断意义上的相对“好坏”，这里首先要坚持一种普世性的人文主义立场，要相信评判历史是有是非可言的，不能以文化相对主义为理由否定优劣判断。

　　但是，普世性道义立场决不等于“落后变先进的客观规律”。相对坏的东西被相对好的东西取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应当”的，但不是“必然”的。

　　记者：为什么民主制度在西方建立了，在东方却没有建立？是不是某种“文化”就决定了他们“必然”会民主而我们“必然”不会？

　　秦晖：这类问题可以归结为更一般的问题：历史过程究竟可不可以建立因果解释?芽在世界上，这一直是有争论的。

　　关于历史学，最悲观的说法是历史不仅无法解释其所以然，甚至无法说清楚其然，由于每个人的价值偏见，“客观叙述历史事实”都不可能，更何谈解释为何出现这些事实了。

　　而最乐观的说法则认为历史不仅能够叙述，还可以“科学地解释”，我们不仅能够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还能“证明”其由于某种原因而“必然”会发生，而且在逻辑上，根据这种因果必然性的外推，还应当可以预言未来将发生什么。

　　我当然不是最悲观者，我以为人们虽不敢说能完全摆脱偏见，但尽量追求客观叙述与不负责任地编“故事”还是根本不同的，前者虽不能使我们得以“还原客观”，至少应当使我们能够不断逼近于客观。

　　因此我们说历史是可以说清楚的，也就是说历史是可以叙述的。

　　那么，历史能不能解释?芽

　　关于这一点，我的回答是：历史是可以解释的。

　　生活中很多例子的确表明，许多现象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们是有源头的。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演变的过程，这演变过程是有某些因果关系起作用的。

　　因此经济学界才造出一个名词叫“路径依赖”，而历史学中也有了年鉴学派，这一学派的大师布罗代尔认为，比如欧洲现代的历史，不是决定于拿破仑时代，而是决定于欧洲史前先民，在原始洞穴中画画的那些人，洞穴图画中反映出来的那些人的性格类型就决定了欧洲会走向今天的状况。而我反对布罗代尔这种说法。

　　文化发展有赖于制度的进步。文化无优劣，故各民族一律平等；制度有高低，因各民族都要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