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清明风俗很多，如踏青、插柳、放风筝、荡秋千等，但要之以祭祖扫墓为核心，折射的则是中华民族“慎终追远”（《论语》）和“报本反始”（《礼记》）的文化传统。但在今天，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却身陷重重危机：其一，经过几代人对传统文化的激烈颠覆，中国的礼仪传统近乎断层，固有的文化精神缺失严重——跪拜祭祖通常被认为是“封建落后”甚至是“培养奴性”的东西；其二，当我们好不容易摆脱“文化自虐症”而试图复兴自己的传统文化时，又不期遭遇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商业化的嘲弄——成千上万加入外来宗教的人放弃了祭祖扫墓的传统，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公祭则亵渎了祖先的神灵；其三，更为关键的是，现代社会出现许多不利于清明文化传统的因素，比如社会的流动性特征使越来越多的人“追远”变得异常困难，而中国特色（独生子女）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的出现则有可能从根本上断送清明文化传统。

不难看出，清明节法定化表面上虽然可以暂时提升祭祖扫墓的人流高峰，但却未必能确保清明文化传统的复兴，甚至很难阻止清明文化传统的渐行渐远。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候，“路上行人欲断魂”的现象会越来越少，相反人们兴高采烈踏青旅游的场景倒有可能随处可见。然而，清明祭祖扫墓的传统又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遗传密码：其一，中华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古代中国被誉为“礼仪之邦”，祭祖扫墓正是彰显“礼乐文明”和“礼仪之邦”的重要传统，所以《礼记》上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其二，通过祭祖扫墓，逝者和生者之间确立了牢固的精神联系并形成了连绵不绝的生命之流，个人如此，家族如此，民族和国家也是如此，这是中国历史五千年连续不断的重要原因；其三，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使生者之间确立了“人生亦有祖，谁非黄炎孙”（邱逢甲诗）的民族认同感，这是中华民族抟成一体和中国保持“大一统”格局的重要原因。

面对中华文明遗传密码遗失的危机，有必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加以应对。清明节放假三天并加上两个周末形成七天长假的话，会使那些远在他乡的人们回家祭祖扫墓的机会大增；山林里焚香和烧纸或有不妥，但在平原则无不可，不宜动辄给它扣上“不文明”的帽子；“妖魔化”跪拜祭祖之礼尤是不稽之辞，正如进餐时西洋人用刀叉而我们用筷子，“追远”时西洋人默祷而我们跪拜——连战回乡祭祖因年迈体弱才免除跪拜之礼，但宋楚瑜却是不折不扣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这本是风俗习惯使然，何来高低上下？更重要的是，尝试把公祭中华民族共同祖先作为一种国家大典也应在考虑之列。

历史上公祭共同祖先起到过推动民族认同的重要作用，但直到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送来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之后，习惯了“天下思维”的中国人才意识到“民族与国家同构”的重要意义，才意识到境内所有民族都应视为一个民族和中国等而同之，这就是梁启超为什么于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提出“中国民族”的原因。斯后不久，“中华民族”取代“中国民族”为人所普遍接受，正如德国民族被称为德意志民族和法国民族被称为法兰西民族一样。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是炎帝和黄帝，近代以来公祭他们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共同追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与新生，正如英国思想家费希尔所说：“对民族精神的成长而言,最本质的东西是共同的历史、共同的遭遇、共同的胜利、共同的成就、共同的回忆以及共同的愿望。”

质言之，近代以来的公祭共同祖先不仅是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还是一个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问题，是一个重铸民族精神亦即“国魂”的问题，这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以及抗拒外侮实现民族独立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中山先生在1912年民国肇造之初即派员致祭黄帝陵，而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也竞相致祭于黄帝陵。今天，维护民族团结制止国家分裂仍然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而实现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更是我们百余年来孜孜以求的伟大梦想。与此同时，全球化虽然带来文化上的交流与对话，但也带来了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指出的“我是谁”和“我不是谁”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辩异问题，因此公祭共同祖先还是海内外炎黄子孙普遍的“寻根意识”所使然。今年两会期间的一些政协委员提出升格公祭黄帝陵为国祭的议案，或许正是有见于此。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国祭”至少包括以下四层含义：其一，国祭在古代称为“国祀”，是一种

国家大典，也是各种祭祀活动中最为神圣肃穆、庄严隆重的一种，今天的国祭可由一个或几个中央部委来承办；其二，应该有国家领导人（全国政协主席可能是最适宜的人选）参加并主祭，至少应由他们派员代为致祭；其三，应该有广泛的代表性，34个省市自治区（含台港澳）、56个民族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华裔团体皆宜有代表与祭；其四，国祭是中国而不是外国的大典，应该具有中国性和民族性，或说要有中国传统祭礼的底蕴——目前的一些所谓公祭，参与者往往穿西装、献花篮、三鞠躬，场面更似一群国际友人在祭祀。

当然，是否和如何国祭共同祖先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不少反对国祭的观点有些偏颇。作为一种国家大典，国祭的实质在于“国”不在于“大”，劳民伤财、铺张浪费自当在反对之列；举行国祭和重视民生并不矛盾，因为个人也好民族也罢，既需要物质生活也需要文化生活。反对者还打出“国祭违宪”的旗子，理由是宪法明确规定“政教分离”。事实上，宗教和政治权力结合变成“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是为“政教合一”；把宗教和政治权力剥离开来是为“政教分离”，而此时的宗教就变成了“国民宗教”（nation religion）或者“公民宗教”（citizen religion）。无论如何，有一点很明确，即公祭祖先是一种文化活动而不是一种宗教活动——就像点燃“圣火”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种体育活动而不是一种宗教活动一样，因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和佛教、道教等五大宗教并列的“拜祖教”！

习惯了戴着西洋镜看中国问题的人常以为类似公祭祖先的国家仪式没有必要。那么，西洋的传统又如何呢？以美国为例，全年有华盛顿诞辰纪念日、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独立日、退伍军人节、感恩节、耶诞节等11个重要节日，而美国当选总统手按“圣经”宣布 “愿上帝保佑美国”的就职仪式，更是一个举国为之瞩目的国家大典。这些节日，或是宗教性的，或是政治性的，都与美国建国历程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每年美国上至政府下至民众，都会举行各种典礼和仪式予以隆重纪念，从而起到了不断强化美利坚民族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作用，这是美国克服移民国家障碍而形塑美利坚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相比之下，号称文明大国和礼仪之邦的中国，却没有几个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国家大典，实在是说不过去了。如果有，可以考虑从清明公祭黄帝陵开始。

不少海外媒体批评中国公祭共同祖先的活动是在推动或渲染“狭隘的民族主义”，坦率地说，这种民族主义比那种在伊拉克造成几十万无辜平民伤亡的“世界主义”要强得多。进一步说，作为中华文明的遗传密码，重建祭祖扫墓的礼仪传统，应该也必然会把崇尚世界和平的“天下主义”和“大同理想”涵摄进来、继承下去。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回家祭祖扫墓或者参加公祭黄帝陵大典，但礼主敬、祭先心，心香一瓣，遥祭祖先，虽不与祭，亦是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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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友先哲，过有思想的人生——清明前夕与小朋友同祭李卓吾先生（温厉）

尚友先哲，过有思想的人生

——清明前夕与小朋友同祭李卓吾先生

作者：温厉

按：余僻居京东一隅，去通州卓吾先生墓地未远，然性疏懒，未尝一谒先生墓，然向慕之心不少泯。清明前夕，偶逢机缘，获邀与通州北关小学诸生共祭李卓吾先生，得谒先生墓，并领教先生素所推重之童心，幸何如之！此文乃与诸生讲论之稿。

卓吾系儒士，抑异端，世间聒聒者多矣。忆昔年于阳明精舍与盘山蒋子判儒者之教，盘山子以卓吾先生为儒，谓其或不免于偏颇，然亦有所激而发。

世人又多归卓吾先生于泰州，泰州乃吾之所宗，卓吾之个性亦吾素所钦仰者，然考先生之学，或以契于龙溪者为多，然亦不止于龙溪也。虽然，先生之告近溪子，及其鸣何心隐先生冤，亦足为泰州功臣。

同学们好！很荣幸能在清明节前夕，和大家一起来纪念李卓吾先生。

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题目是“尚友先哲，过有思想的人生”。“尚友”，就是和古人交朋友的意思。为什么今天要讲和古人交朋友呢？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是来扫墓的，来祭扫一位哲人，一位思想者。那么祭扫或者祭祀又是怎么回事呢？祭祀，实际上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种情感交流和心灵的沟通，只有这样，祭扫或祭祀才有意义，否则，祭祀与不祭祀就没有什么分别了。

今天，我们纪念的对象是一个生活在四百多年前的古人，同学们或许会问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他呢？有这种疑问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很可能并不了解他，如何与他进行情感交流与心灵沟通呢？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先来了解他，看能不能与他作朋友，然后再考虑如何与他进行情感与心灵上的交流与沟通。

李卓吾先生生活在四百多年以前，生活在我国明朝晚期，生活在明朝由昌盛走向衰亡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李卓吾先生的名讳是李贽，卓吾是他的字。我们知道，古人有名也有字，名只有长辈可以叫，长大成人行过成人礼后，别人只能称呼他的字来表示一种尊重。李卓吾先生是回族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少数民族。他的家乡不在通州，在福建泉州。我们知道，古人讲究落叶归根，但他的墓地不在福建，却在通州，可见他和通州是很有缘分的。

李卓吾先生是一个读书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知识分子。就他的大半生来讲，他和古代的读书人一样，走了读书，参加科举考试，直至作官这样一条人生道路。他既做过中央政府一级的官员，也做过地方一级的官员，最终是从云南一个地区的知府这样一个职位上告别了为官生涯。

李卓吾为官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知府是一个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官阶并不是很低，但他一生都在受到贫穷的困扰，他的几个孩子多是因为贫穷生病而死的。他的祖父、父亲死了，也因为贫穷而长期无法安葬，无法入土为安。同时，李卓吾先生也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在为官的时候经常与上司和同事之间发生一些冲突，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他从知府任上退下来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这时候，他感觉继续为官对于他的生命来说是一种浪费，所以最终决定告别仕途。从知府任上退下之后，他只身一人到湖北投靠朋友，在朋友的资助下专心读书、思考、写作。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死，大概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李卓吾先生的生活也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因为他的思想遭到当地一些士绅的反对，有一段时间，他不得不选择出家，作一个和尚，僧人。而他栖居的庙宇，也曾经被人纵火烧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离开湖北，最后来到了通州，投靠一个叫马经纶的朋友。他在通州生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第二年初即被捕入狱，不久，在狱中自杀而死，死时已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死后，朋友就把他葬在了通州，这就是他和通州的缘分。

李卓吾先生的一生就是这样，从生到死，充满坎坷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坎坷即便是把整个大地都磨成墨来写也写不完的。那么，这样一个人我们今天又从哪方面来和他交朋友呢？那就是思想。李卓吾先生的辞官、出家以及他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乃至于最终被捕入狱，都是因为他的思想，或者说他选择了过一种有思想的人生。而他生前死后对于世人、对于我们民族四百多年来的影响，也在于他的思想，或者说他选择思想的勇气。这里所说的思想，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社会历史政治等方方面面的思考。今天，我们要和李卓吾先生交朋友，首先要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当然，不一定要成为哲学家，思想家，但应该有自己的思想，随时做一个思想者。

那么，什么是思想呢？

首先，思想起源于好奇与困惑。好奇对同学们来讲应该并不陌生，因为同学们还处在孩提时代，都保有一颗童心，一颗好奇心。李卓吾先生就非常推崇“童心”，认为“童心”是“绝假纯真”的，就是说童心没有一点伪装，是纯真的。这种纯真当然包含者对于我们周围世界的好奇心。希望同学们都能保有这一颗童心、好奇心，它是知识的源头，同时也是思想的源泉。困惑，也许同学们在逐渐一点点地经历之中，在我们生命的成长过程中，还会经历种种困惑，种种挫折，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发动自己的思想，去正视种种挫折，去解开困扰我们的心结。

其次，思想是一种反思。经典之中曾经讲到，“民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焉”，意思是说，人们没有不吃饭喝水的，却很少有人能够品味出其中的味道。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如果没有一种回味，没有一种反思，人们可能天天吃饭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什么是反思？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遵守纪律、遵守秩序是好的。同学们可能要问了，为什么要遵守纪律呢？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很好，这时候就已经启动思想，开始反思了。老师可能会给同学们做出解释，讲出其中的道理，同学们想一想，似乎明白了。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老师讲得有没有道理呢？或者说其中的道理究竟体现在哪里呢？这就是更深一层的反思。同学们完全可以这样一层层地去追问的，争取给出自己的判断与答案。人生的成长，社会的进步，正是在这种追问与反思中实现的。

第三，思想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古人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象人喝水一样，是冷是热只有你自己知道。思想不是知识，同学们来学校是学习知识的，知识可以传授，思想却无法传授。想通了就是想通了，想不通就是想不通。对于是非善恶美丑的判断，都需要同学们自己去思考，并最终给出自己的思想判断。同学们都希望做一个有个性的人，而有思想的人恰恰是最有个性的人。

第四，思想虽然不能传授，但却可以得到启发。思想不是空想，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想是有延续性的，同时也是可以沟通、交流的，通过学习、了解别人的思想，可以给我们以启发。所以我们要多学习“前言往行”，多与古先圣哲交朋友，并从中得到启发。

最后，思想是没有止境的。就个人来说，有些问题我们可能永远给不出确切的答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生活中一步步地去思考。一个人的生命有终结的时候，但思想却没有完结的时候。就像李卓吾先生，他的生命已经终结在这里了，但他的思想却在这四百多年中不断地给我们民族以启示。

我们今天纪念李卓吾先生，和李卓吾先生交朋友，希望我们能够知道，这里有一个哲人，有一个思想者，他的生命已经终结了，但是他为我们开辟的思想道路并没有终结。希望我们都能够走在思想的道路上，选择过一个有思想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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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的力量，在于体认文化之根（顾骏）

清明的力量，在于体认文化之根

作者：顾骏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

清明节完全凭藉中国人发自内心的虔敬，穿越时空、历经沧桑而盛行不衰。这一事实让我们不得不正视清明背后的价值观，认真思考这些看似同现代生活无关，曾一度被拒弃的传统观念，到底在当下现实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从今年开始，清明、端午和中秋这些传统节日被列为国定节假日，届时全国放假过节。4月4日近在眼前，执着于清明的人们可以有保证地在“正清明”前往陵园祭扫先人，而不用“靠天吃饭”，碰双休日的运气。传统节日列入国定假日，反映了我们对节日的文化价值的重新确认。

人类之所以需要节日，是因为节日具有多重社会功能。首先，节日通过变乱日常生活节奏，给日复一日的常规安排了一个非常规的“插曲”，丰富了生活内容，调整了个人心理。然而这种“变乱”，需要采取集体的形式。如果个人心血来潮想吃个粽子、划个船，那不叫节日。只有当千万人在同时做出同样的行为、关注同一件事情，才称得上过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节日具有了深层次的文化功能，可以凝聚集体的价值认同，传递民族的文化基因。所以在现代社会，正式节日还必须是国家的。国家代表民族，有意识地通过节日安排，传递特定价值观。一个节日如果获得国定节假日的地位，意味着将以国家力量来确保这些节日、尤其是其背后价值观的传承。由此观之，一些具体的节日活动，如月饼粽子的可口，划龙舟的娱乐竞技，或者月圆之夜的团聚温馨等，都不是节日的全部，节日作为文化现象的核心是价值观。清明的感念先人、端午的崇正辟邪和中秋的亲睦家人等观念，才是这些节日的真实内涵，而与节日相联系的所有习俗包括物品和活动，都只是使价值观得以被感受的载体。剥离了所象征的价值观，节日就失去了灵魂。

再具体到清明节。相比中秋异化为以月饼送礼的日子，所谓“吃的人不买，买的人不吃”，端午悄无声息，粽子差不多成了日常点心，清明在所有传统节日中“一枝独秀”：没有国家支持，不见商家炒作，但却获得国人的自发奉行。年年岁岁，4月5日前后，总有成群结队的中国人扶老携幼地前去扫墓祭祖。即使在素以新派自诩的上海，“土得掉渣”的清明也能动员起超过700万的市民，挤着堵着涌向城郊和周边地区，只为奉上一瓣心香。“生死两相隔，思念无尽时”。何其虔敬的举止，何其执着的心灵，何其强大的传统！可以说，清明节完全凭藉中国人发自内心的虔敬，穿越时空、历经沧桑而盛行不衰。这一事实让我们不得不正视清明背后的价值观，认真思考这些看似同现代生活无关，曾一度被拒弃的传统观念，到底在当下现实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比如，相信人死而有知，习惯嗜好一如生前，并祈求先人保佑，确实有古代巫魅的印记；焚烧纸扎的器具人俑，既污染环境，也有悖于现代观念；在倡导“舍小家，顾大家”的当下，推崇祖宗、强调血脉，似有所不宜。但清明是否只传递了消极的价值观，或者说清明所传递的价值观是否只具有消极的社会功能？答案显然不会如此简单和绝对。

对生死的好奇，是自觉生命体的本能，即使不完全合于科学理性，但也是人之常情。与其他民族借助神和彼世来安顿心灵的做法不同，古代中国人将对个人生死的追问化入与祖先相关的一系列概念，不但有效舒缓了个人面对生死问答时的心理紧张，还使得一粒无解的形而上种子，结下了生活责任的形而下果实。这种基于个人立场的感恩，完全可以转为对一切有贡献于民族和国家的先贤先烈的追思。一旦碰到小家与大家彼此冲突的情境，它更倡导两者兼顾下的利益平衡。比如处理好小家内部关系，对大家就没有一点贡献？当个人的一己私利与家庭利益发生冲突时，强调个人对家庭的责任，不是合理的解决之道？通过思念祖先的生养之恩，激发个人对血脉所及的责任感，就一点无助于增进家庭美德？尤其30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中国民众对生活的要求开始由生活水平向生活质量转变，物质满足的同时，更渴望增加精神含量，所以今天，感恩、责任、使命等理念的凸显和强化，正成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区别于一般宗教的升华和超越形式。

由此看来，中华民族对现世生活的专注，对家庭的尊崇，对祖先的感恩，对血脉责任的认同，所有这些在清明习俗中清晰可见的价值理念，并非如人们时常哀叹的那样“无可奈何花落去”。清明节终于获得国定节假日地位，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尽管每个时代有其局限，特定时代的价值观也都会有些偏颇，但时间会缓解或消除时代的偏颇。能够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在民族生活中持续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民族成员的心灵，并外化为个人的日常行为，进而扩大为节日现象，这样的价值观在历史发展的大舞台上总会站上突出的地位。

从这一角度看过去，清明节之列为国定节假日，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归，更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拯救”，而是我们对文化之根的体认，对文化生命力的体认，对民族历史的体认，以及在所有这些体认基础上对传统文化的继往开来。人们可以做的，不仅有合理选择，还有尊重传统，与时俱进，充分展现其当代意义。这恰恰是体现文化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恒久主题和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