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伯夷、叔齐一生无任何功业

而仍获世人怀念？

作者:见与师齐减师半德

    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国君死后，二人互相推让国位，谁也不肯当国王。最后二人一同离开孤竹国，投奔了西伯姬昌。周武王伐纣，伯夷叔齐二人叩马而谏，认为父丧而用兵，是不孝；以臣伐君，是不仁。最后二人耻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

    纵观伯夷叔齐的一生，并无突出的功业。但后世对此二人追思不己，崇慕有加。孔子称他们是“古之仁人”，又说“求仁而得仁，何怨之有？”司马迁在《史记》里将二人树为“列传第一”，予以极高的评价。

    但到了近现代，人们对此二人的评价发生了变化。有人认为伯夷叔齐不该推位让国，应当自己当国君，好好做一番事业。有人说伯夷叔齐不识时务：明明周武王之举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伯夷叔齐还要劝阻，岂不是开历史的倒车！

    伯夷叔齐历经三千余年仍受历代中国人的景慕，其中必有甚深道理。现代人习惯于用功利的眼光来评判历史史实，无怪乎其会得出此种结论。

    先看“推位让国”。伯夷叔齐互相推辞，因为他们都认为对方“既贤且能”，是当国君的最佳人选。他们的二人的发心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众，而不是为了一己之表现。此是道地的中国传统文化观点。现代人往往以个人功利主义为行动准则，看到有君位空悬，遂认为是一好机会，自己应好好把握，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人生是该把握机遇。但当机会来临，是否一定要冲上去抓住它，中西文化传统有不同的看法。

    中国人认为天下万事万物都有“义利之辨”。一事当前，该不该做，首先要看此事对其他人、对大群有何影响。有利于大群人生、能使千秋万代的人们都能蒙受恩惠，则此事可做；否则，不可做。用现代话来说，着重社会效益，着重长远影响。大群普受其益，个人利益自在其中了。伯夷叔齐此举，正是此意。所以中国人好“让”。让而不争，才能使贤德之人脱颖而出，才能真正使大群人生长治久安。

    西方文化较重个人。个人意志得以舒展，自会感到畅快。但人是社会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离群而独生。没有大群，没有国家，没有社会，任何人都不能生存。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强调个人，自然会认为竞争是必需的手段，是天经地义之事。人人有争无让，事事有争无让，则社会生活必定多矛盾，多吵闹，多分歧，少和谐，少宁静，少包容。如此，个人的幸福又从何谈起？

    中国传统文化主谦虚，主退让，正是看到了“争”之弊。伯夷叔齐二人如果如今人般竞争上了国君位，也许会施展抱负，大抒理想，国家大治，民蒙其惠，于一时一地未尝不是好事。但后世人也许会以此为榜样，有机会便竞争，甚至不择手段。长此以往，必定会两面三刀，内心虚伪，道德败坏。巧言令色鲜矣仁。竞争的结果是使不仁不义之徒易居高位，而大仁大义既贤且能的人则被排挤出去，永无为民众服务的机会。如此，则民大受其害矣。以一时一地之利，换千秋万代之弊，古人于此不取焉。能退能让，讲求德性修养，这才是大群人生千秋万代的大利所在。此所以古人力赞伯夷叔齐。

    再看叩马而谏。它同样体现了伯夷叔齐二人以大群人生千秋万代之幸福为处事出发点的思想。固然，当时纣王无道，天下困之久矣。武王伐纣，确是救民于水火的正义之举。但以臣伐君，终究是特殊情况下的不得己之举。君仁臣敬，才是长治久安的人伦正道。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正是奋不顾身，向武王说明什么是长治久安的人伦正道。其为了大群人生千秋万代的幸福而着想的发心，昭然若揭。正因为如此，所以孔子才力赞二人为古之仁人。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伦理规范，的的确确是保证社会长治久安和谐安宁的基本要求。君不尽其责，臣不尽其职，为父母者不以义方教子，为子女者不知孝道为何物，如此，社会还谈何安定和美，还有何幸福可言！今人论叩马而谏此事，只看到了武王伐纣之举的正义性，而没有看到此举的短期性和负面影响。中国古人知人论世，必首先考虑其事对大群人生长治久安的长远影响，绝不会限于一时一地而论其短长。

    纵观伯夷叔齐二人的一生，确实没有轰轰烈烈、引人注目的功业，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充分体现出他们做所有事情的发心都是为了大群人生，为了长治久安，而没有一私一毫的私欲存于其中。所以中国后世永远怀念他们。仁义道德，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的安身立命所在，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真正的生命所在。所以中国人评论人物，首看德性修养。有此德性修养，即使一生无大的业绩，仍受人感念，如伯夷叔齐，如泰伯仲雍，如管宁，如陶渊明，如林逋，如李清照，甚至小说戏剧中人物如花木兰、刘兰芝等，皆得列为中国人物上乘之选。德性很差，所作所为皆为一己之私，即使此人有盖天的功业，此人也永为中国人所不耻。如秦始皇、曹操、司马懿诸人。今人屡欲为曹操翻案，不知如果真以曹操为楷模，不知有多少人都想篡权，天下不知又增加几多痛苦混乱。今人只看到曹操功业的一面，谓其能促进国家统一，不知其所有功业的目的都是为了一己一家之私利，为了使曹家子孙最终能登上皇位。学曹操，必使后人都如曹操般以功业掩其个人野心，不惜以天下满足其私欲。纵收一时一地之效，而大群利益长远人生必深受其害矣。中国古人深鉴于此，故取人以德。而有德者必有学，有学必有才。
 
    西方人于此理不深知，只看到个人有才可以兴事业，遂推崇才能，强调个人能力。虽然个人有才能可以兴事业，自己可以名利双收，但没有道德基础的才能就是一把双刃剑，最后很有可能害人又害己。今我国人，一味西化，于人才取舍的标准上也崇才抑德，认为德性是无关紧要之事，有能力才能兴事业，有事业才能于社会有贡献。以为事业是人生之本，犹其对于男性更是如此要求。放眼天下，不知有多少男性英雄为了所谓的事业而无事生非，无中生有，给本该平静安宁的生活增添了几多波澜。道德为天下最大的事业。此理谁又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