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邮报 第57期

孔历2559年暨西历2008年3月26日邮发

主    编：陈明

执行主编：天山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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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情怀  儒学理念  儒教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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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议】... 2

◆拆故宫建住宅肯定是愚人节笑话（叶公权）... 2

◆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的三点反思（陶东风）... 3

◆莫把“中华文化标志城”建成“迪尼斯乐园” （王达三）... 9

【谈策论道】... 11

◆培养孩子们的中国心——从复兴私塾走向通识教育（王达三）... 11

◆为什么要强调农村文化建设——从家庭理性化说起（贺雪峰）... 14

◆西藏问题：如何解读西方的思维与情结？（邱震海）... 19

◆用法律思维衡量西藏问题（阮次山）... 23

【思想学术】... 27

◆〖作者赐稿〗就“亲亲相隐”问题再答四儒生(邓晓芒) 27

◆为礼乐文化正名（彭林）... 60

◆道德心理学：儒家与基督教之比较分析 （沙尘）... 68

【消息】... 76

◆山东曲阜将恢复春季祭孔大典... 76

◆山西国学大讲堂戊子年儒家文化系列讲座预告... 78

◆孔子后裔遍布多族群 甘肃永靖建设西北最大孔子文化教研中心... 80

【诗文】... 82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孙云鲚）... 82

◆值雨广场有少年弹吉他（北庭书生）... 84

◆有雪（北庭书生）... 84

◆朱公墓志铭（北庭书生）... 85

◆碎语（北庭书生）... 86

◆冬寒凄雨夜感怀（南山石）... 88

◆游青城后山过白云寺（岭云关雪）... 88

【横议】

◆拆故宫建住宅肯定是愚人节笑话（叶公权）

 2008年03月24日12:21 南方日报

作者：叶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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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篇博文指名道姓地说,北京房地产商协会会长先生胡某“明确指出”,北京土地资源存在严重浪费的情况,其中最浪费的就是故宫。因为故宫占地近72万平方米,而且处于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地产价值不可估量。如果将其全部改建成建筑用地,以合理利用空间全部盖成四十层的高楼来计算,最少可以提供2400万平方米的可居住面积,以人均拥有20平方米的居住面积计算,可以为120万人口提供住房。如果此举可以达成,北京住房价格将会有“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届时普通收入的工薪阶层都可以“有房可居”。

　　虽然离4月1日还有几天,但听上去,这也很可能是个提前了的“愚人节”笑话吧。如果不是,那就应该是愚人讲出来的笑话,或者是痴人在说梦。细细想来,生出这种天方夜谭般的笑话来却也不足奇,蔑视故宫的行径是有历史渊源可以追溯的。不要说今天那些唯利是图的房地产开发商的见识了,包括一些学者文人在内,也没好到哪里去。

由近及远来看看吧。1955年《学习》杂志上有过这么一篇文章,叫做《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有人考证作者“高歌”就是现今时时成为舆论焦点的某位著名院士。文章在批评梁思成先生以“无原则、无批判的歌颂的态度”保护北京城文化遗迹时说道:“旧北京城的都市建设亦何至于连一点缺点也没有呢?譬如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可是,梁思成却看不到这些缺点。”按照这位学者的理论,则北京城推倒牌楼、扒城墙做得显然不够,还应该把故宫也拆掉,谁叫它挡路?

　　再往前20多年,1928年,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曾有个提案:废除成立仅仅3年的故宫博物院。他的那个提案,在当时人们的眼里也算得上是一篇奇文。他先论了故宫博物院的名称,说这“五字连缀起来”如何莫名其妙,叫做“废宫奢侈品陈列所”还差不多；接着就针对故宫本身,“据我的理想,皇宫不过是天字第一号逆产就是了。逆产应当拍卖,将拍卖大宗款项,可以在首都造一所中央博物馆”。买椟还珠,无过于此。其荒谬绝伦,已然不值一驳。

　　有这些“前人”的识见在先,对房地产商们放出的高论可能就不会那么吃惊了。本来,对这种奇谈怪论根本不用理它,一笑置之可也,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北京城所以拆建成今天这副令人叹惋的模样,那么多建筑精美的、富有文化内涵的街道、房子毁于一旦,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奇谈怪论影响了决策拍板人物。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了房地产商的能量,他们不是说“官方也口头同意此改建方案,只是碍于故宫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而没有具体部门敢书面签署文件实施改建”吗?在他们眼里,“如果故宫得以顺利改建,损失的只是几千间‘破房子’”。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他们既然敢打故宫这个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的主意,就没有什么不在话下了。还有什么能阻止他们打着堂皇旗号的“开发”步伐呢!

那些对故宫垂涎欲滴的人看到的只是它的地产价值,而独独漠视它的文化价值。夏虫不可语冰。但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只剩下了一块当年争来的牌子,实际上也是这种骨子里对文化蔑视的现实反映。这股力量很猛很强大。

网络来源：儒学联合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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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的三点反思（陶东风）

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的三点反思

作者：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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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十七大报告提出文化大发展的口号以来，文化发展获得了新的历史机遇，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但是也发生了借助这个口号盲目“发展”的现象。我以为最近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热议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刚刚结束的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孙淑义在发言中提出了五点建议，把济宁市规划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列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要确立该城“国家级文化功能”地位；对中华文化标志城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计划300亿元）等等。据孙淑义介绍，“中华文化标志城”已经得到了69位两院院士的倡议支持，还经过了国家发改委的批准。

山东济宁斥巨资打造“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消息一经披露，即遭到上百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反对，各大报纸也发表了很多质疑的文章。反对者认为，项目投资300亿元耗资巨大，打着文化名义破坏历史遗产和传统文化环境，有文化造假、文化浮夸之嫌，会对“国库”造成严重浪费。

在中华文化城这个问题上本人属于坚决的倒城派而非建城派。我以为建立这个一个浩大的工程没有任何真正的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而只有文化破坏的消极意义。这样说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对于文化大发展理念的极大误解或别有用心的利用。

下面分几个方面谈谈我对文化大发展的看法

一、             文化大发展不等于儒家文化大复兴

文化大发展简单不等于传统文化大复兴，更不等于单纯的儒家文化大复兴。这里要处理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学术界的一个共识是：中国文化或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多民族一体的，不等于汉文化，当然更不等于儒家文化，中华文化城引发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济宁市及其雇用的学者专家要把它定位为“国家级”，而且要使得它“具有法定性、惟一性和权威性，代表国家水平”。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的首席专家葛剑雄教授也一再强调标志城的“国家”性质。他一方面承认“中国不是宗教国家，不存在一个得到大多数人信仰的圣地。中国文化应该包括各民族的文化，是多元的，并非只有汉族华夏）文化；即使是汉族文化，也不止儒家或孔孟一家。中国有各类遗址、遗存和文物，遍布各地，不可能有哪一处一地作为集中或唯一的代表；中国文化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意义极其深刻，无法由一座单一的建筑物或艺术品来显示或象征；济宁市辖曲阜、邹城）在传统文化资源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并不一定比其他地方更有优势，更不是唯一的。一个国家内，唯一有资格称有代表性的地方是首都，因为这是得到宪法和法律保障的，是由国家权力保证的。”但是另一方面又设想在文化城的核心区建一座“中华伟人堂暨国家纪念堂”，并把它和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相类比，认为“今后像清明纪念、抗战胜利纪念、历史伟人周年纪念等就可能在那里举行，平时可供民众瞻仰。”

葛教授的逻辑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承认济宁及其代表的儒家文化只是中华文化之一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文化，那么，落座于济宁的文化城理应也是地方级的；但不料他紧接着又强调其国家性质，要体现“国家意志”，要在这里举行国家立法所规定的各类祭祀活动。已经有批评者指出葛教授的这番话是企图让中华文化标志城“一统江湖”，是“通过贬低别人而为中华文化标志城张目，颇有当年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风范。”我觉得这个批评是中肯的。我要补充的是：我们要分清楚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中国人和汉人等概念。我们在今天的语境中说的中国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它只有不到一百年的历史，这个中国当然有其漫长的建国前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但是这个传统和文化绝对不等于汉族的传统和文化，即使它是最强势的。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国人作为一种现代公民身份，也包含了不同的种族而不是只有汉族。这样，我觉得把任何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节日、地点人为地拔高、提升为国家级的文化、节日和地点，把中国人的特征简单地等同于汉人的特征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都是极为不妥的特别是从政治角度看）。葛教授把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拿来作类比也是不合适的，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的标志，它纪念的不是哪个民族的英雄，而是为了创建新中国而献身的各民族英雄，毛主席也不是哪个民族的领袖，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这些真正国家级的文化标志。正如葛教授说的，它只能放在首都这个公认的作为国家象征符号的首都虽然从地理上看它落座在河北）。

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等于儒家文化，把从属于儒家文化的各种节日、地点由法律规定为国家节日、国家标志，那么，我们只能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儒家文化以外的文化不是中国文化，不信奉儒家文化的人不是中国人。这不是极为可怕的么？

    二、怎样才叫保护文物？

从中华文化城的规划看，其规模之大、投入之多令人咂舌。其实这种一味追求数量上的多、大、全的文化发展模式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各种新建的民俗村、风俗园、影视文化城常常占地面积惊人，却倒尽了游人的胃口。

这种文化发展的理念是值得反思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反文化的。文化大发展不同于经济大发展，不是物质大繁荣、资金大投入、利润大回收。更何况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发展规模以及经济利润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即使在经济领域也并不适合，对经济持久发展、社会和谐发展极为不利。我们对“发展”的概念一直有着根深蒂固的误解，似乎一提起发展就想起庞大的面积、惊人的数字、富丽堂皇的楼堂馆所。这种自杀式发展模式或许可以短时间内拉动GDP，但是其代价则是能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人际关系的异化，还极大地败坏了人们的内心生活，损害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其弊端已经引起中央、知识界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又好又快发展”等新的概念和命题的提出就是明证。我们一直把“发展”理解为一个量的概念，而实际上发展更是质的概念。

对文化而言，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就更是灾难性的。它不是建设而是破坏。国内近年来大搞文化大跃进，斥巨资建各种不三不四的文化城、假冒伪劣的“古村落”、“民俗村”，品位低下的“影视文化城”，结果，既破坏环境又大倒游人胃口的事情屡屡发生。这些人造的没有文化的文化城的真正动力和杠杆是经济，是GDP，是所谓“政绩”。

文化标志城负责人在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关于“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否会不利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会破坏该地区的文化环境和文物保护环境”的提问时这样回答：“根据国家发改委通知精神，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第一要务，就是加强对已有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古建筑、古遗址的保护和维修，其次才涉及必要的新建项目。这些年，我们按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已围绕做好该区域的文物本体修复、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他还强调：“提出这样疑问和具有这种担心的同志，主要是，第一，对如何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尚缺乏必要的了解，或者准确地说，是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讲得还不够透彻，让大家产生了误解。我们在这里进一步重申，在孔子和孟子故里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着眼于充分地呵护、保护和倚重该地区拥有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所以，在该地区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最直接的收益是大大有利于该区域所有文化资源的保护。”

这番话说得头头是道，但关键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必要的新建项目”。我认为如果真的是以保护维护古建筑、古遗址为第一要务，那么，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尽一切力量保持、维护它们的原样，只有在非维修不可的情况下进行适当的维修，新楼堂馆所绝对不要再建。因为即使在不拆旧的前提下建新的，也会因为这新玩意谁知道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加入而破坏了旧的。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这位负责任反复强调保护古建，但按照文化标志城首席葛教授的说法，文化标志城作为国家级的所谓“文化副都”，目标是“建一座新城，使它承担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将原来应该建在首都的文化设施建在新城，将原来应该在首都举办的典礼、仪式、活动、展示移到那里去举办。”葛教授说这是一个“国家级的纪念堂”，今后像清明纪念、抗战胜利纪念、历史伟人周年纪念等在那里举行。试想，这样的一个“新城”怎么可能少得了大量的新建筑？说这样的建新城的宏大规划不破坏那里原有的文化生态环境和文物保护环境，谁相信呢？

在我看来，古建筑古文物的“原貌”“原样”不只是城楼、坟墓、牌楼等等孤立的文物的原样，而是这些建筑物、文物的原样再加上它的周边环境的原样。打个比方，十三陵是一个文物群，各个陵园之间有很多空地，如果在这些空地建造新的建筑物，即使陵墓本身没有动，它们所处的环境却发生了变化，这同样是对于文物环境的破坏，文物环境的破坏即广义上的对文物的破坏。所谓文物保护应该是文物及其周边环境的整体保护。

如果文化标志城的负责任和专家们真的是以保护文物为宗旨和目的，那么我奉劝一句：不要再建任何的新建筑，彻底放弃标志城这个“创意”，才是对文物、对文化遗产的最好保护！

二、             文化标志城的合法性来自哪里？

葛剑雄教授在揭示文化标志城的合法性时这样说：“济宁市的这个打造中华文化城的工程是几十位两院院士和民主党派领导倡议，‘有关领导’批示的。也就是说，是否要建，该不该建，用不到我们考虑或论证，我们的任务是为怎样建、建什么提出思路，提出一个战略规划。”

窃以为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因为它假设了如果有一些院士、政协委员的提议加上“有关领导”的批示，一个规划和工程就有了合法性。但无论是院士和政协委员的提议，还是“有关领导”的批示且不说批示的具体内容）都不见得合理，不见得就是绝对真理，更不是合法性的保证。作为著名教授的葛剑雄先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他的职责应该首先思考和论证文化城该不该建，其次才是如何建。即使是皇帝的圣旨也不见得就不必论证其合法性和合理性，何况院士、政协委员以及有关领导？他们都不是绝对真理的掌握者，他们的提议、批示如果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为什么不可推翻？说的难听一点，当葛教授说这番话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个被雇用的、缺乏自主性和反思精神的技术专家了。

同样值得玩味的还有文化标志城的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虚心表白”：“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全民族共同的事业，征集创意规划方案的过程就是倾心听取全民族各方面意见和建议的过程，就是倾心听取不同声音、汇聚全民族智慧的过程，就是增进全民族学习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过程”，“我们将在不断讨论中吸取各种有益的意见和建议，最大限度地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恳切地欢迎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恳切地渴望越来越多的同胞参与到这项伟大事业中来，使中华文化标志城真正成为激发民族情感、激发创新活力，体现和展示中华民族空前团结与凝聚的宏伟文化工程”。可惜的是这些迷人打听的表白有一个前提：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已经具有了合法性，不必讨论，只有在此前提下的技术性意见才是值得欢迎的。

    从现在的民意看，情况似乎不是这样。这里凸显的一个根本问题是：重大的文化发展规划从立项到具体实施，都必须遵循严格的民主商议程序，而且首先需要商议的就是是否应该立项的问题而不是具体实施的问题。民意是决定一个大型文化发展规划的最后的、最权威的也是唯一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如果民意选择了否定这个文化城规划的合法性，那么，部分院士、政协委员的提倡以及“有关领导”的批示都应该尊重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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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把“中华文化标志城”建成“迪尼斯乐园” （王达三）

莫把“中华文化标志城”建成“迪尼斯乐园”

文/王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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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消息说“迪尼斯乐园”正准备进入中国，并已开始考虑在上海选址后大兴土木。这个消息虽然令不少“迪迷”兴奋不已，但山东省将斥资300亿元人民币在曲阜修建“中华文化标志城”（下称“标志城”）的消息更为引人关注，尤其是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不同的声音是好事，因为既然想把它建成中国的“文化副都”，并力图使其承担部分“中华文化精神家园”的价值功能，那么它就关乎整个中华文化的形象和所有炎黄子孙的感受，因此也就必须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而不能闭门造车、我行我素！

我也曾撰有《脚手架搭建不起来文化大厦》（《深圳商报》3月3日）一小文，指出复兴中华文化的根本大计在于促进人们在心灵上确立中华文化的信仰和在生活中践行中华文化的理念，而不在于规模庞大的文化工程。但我并不是完全反对类似的文化工程，而是认为有些事情比之更重要，比如推进读经典、习礼仪、过传统节日的活动等。退一步说，文化工程一旦提上议事日程，那么无论是方案设计还是上马实施，就都需要慎之又慎。就“标志城”而言，最需要牢记的一点就是绝对不能建成“迪尼斯乐园”。

毫无疑问，“迪尼斯乐园”追求的是经济利润，所以它以车马喧嚣、游人如织为最高境界。但“标志城”追求的首先应该是也必须是文化效益，故而应以展示中国文化的历史悠久和博大精深为基本特点，而以净化人们的灵魂和唤起人们的文化信仰为根本诉求。也就是说，“标志城”来不得半点的功利化目的和商业化色彩，否则就很难避免陷入“文化搭台”和“经济唱戏”的怪圈，从而遗人以“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口实——这必然会损害中华文化的形象。实事上，“标志城”如果能做到文化上的“纯而又纯”，其经济效益自是不待而言的，只是这点非深谋远虑者未必能意识到，而是往往为一种短浅的眼光所局限。

进而言之，“标志城”应该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即吸引人们把到曲阜的“观光之游”变成文化之旅、心灵之旅、精神之旅，或者干脆说就是变成“朝圣之旅”。有人会以为这样的要求过于苛责，但我所不理解的是，耶路撒冷是犹太文化和耶教文化的圣地，麦加是穆斯林文化的圣地，难道中华文化就不能有一块没有功利目的和商业色彩的“圣地”？难道中国人就不应有一块荡涤心灵尘垢的“净土”？难道中华民族就注定了是一个世俗化、功利化的民族而为外人所诟病？想想那些每年长途跋涉、忍饥挨饿前往麦加朝圣的穆斯林，我常常为国人文化信仰的游移与浮躁深感汗颜。坦率地说，我认为能不能吸引人们把到曲阜的“观光之旅”变成“朝圣之旅”，是“标志城”成败的关键所在，也是对其主办方的一个重大考验。否则，请不要打起“中华文化标志城”和“中华文化精神家园”的旗子，以免亵渎了这些神圣的字眼！

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标志城”的建筑风格应该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具体来说就是要“近古而远今”、“是中而非洋”。建筑是凝固的文化，一种建筑风格是一种文化精神的直观体现。但在今天，“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西洋楼”！现代以来的中国建筑几乎无一例外的西洋化或“现代化”，板板正正，了无生气。美国《时代周刊》曾评选出2007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可喜的是北京奥林匹克体育馆（鸟巢）、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北京当代万国城三大建筑入闱，可惜的是这三大建筑的总设计师没有一个是中国人，特别是这三大建筑都呈西洋化色彩或“现代性”特征，没有任何的中国特色。在这种情况下，提前为“标志城”的建筑风格定下个调子，绝非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事实上，曲阜的建筑风格已经出现了令人忧虑的现象。我曾多次前往曲阜朝圣，发现新近在曲阜城墙正南门外修建的曲阜科技馆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板状格楼，与周围传统建筑群格格不入，显得分外刺眼。齐鲁大地曾产生过中国建筑的祖师爷鲁班，在作为中国文化圣地的孔孟之乡，出现这样的建筑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尽管百余年来人们一直赞美中国传统建筑的优美风骨和独特魅力，呼吁新建筑要和古建筑的风格保持协调——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曾批评西湖周围的西洋建筑是大煞风景的事情，但这种呼声一直遭到近乎残酷的漠视！

“标志城”的设计方案，主办方不宜密不示人，而应公布出来广泛征求社会各方意见。比如，标志性建筑应该是什么？有专家曾建议修建一个高达168米的孔子像，我看就没有必要。司马迁描述自己对孔子的景仰时曾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望之。”这句话提醒我们，圣人孔子的伟大，不在于其雕像的高大，而在于人们对他的发自内心的崇敬。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前几年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炸毁世界第一大佛巴米扬大佛的事情。近代以来，我们不但推倒了孔子的雕像，而且把孔子赶出了我们的信仰世界。如今，“标志城”的修建，无论成败与否，或许都将成为一个标志，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表明国人确实意识到是该把孔子树立为中华文化的标志的时候了。而现在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的使“标志城”更为完美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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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策论道】

◆培养孩子们的中国心——从复兴私塾走向通识教育（王达三）

培养孩子们的中国心

――从复兴私塾走向通识教育

文/王达三

【中国儒教网编者按：本文由中国儒教网（http://www.zgrj.cn/）、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联合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近年来红红火火的私塾复兴运动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个颇为惹人争议的话题，比如“孟母堂事件”以及今年广东省中山市出现的“联合家教式私塾”（《广州日报》3月3日）等皆引来议论纷纷。抛开复兴私塾是不是“复古倒退”的老套争论不说，焦点问题还有两个：其一，孩子进私塾是不是违背了义务教育法？其二，接受私塾教育的孩子能否适应现代社会要求？

对于前一问题，教育部的答复是私塾作为民间办学经合法审批后可以开办，但全日制私塾招收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违法。很显然，教育部是希望社会上把私塾办成节假日的特长班之类的学校。该答复的模棱两可还在于，义务教育法只是规定家长必须送孩子进入合法学校接受教育，并没有规定不允许送孩子进入合法的私塾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对于后一个问题，家长的担心最多，因为这涉及到孩子的小升初、初升高以及未来的文凭和就业等一系列人生大事。尽管我们常说“英雄不论出身”，但正如现在有些人认为“洋博士”比“土博士”更高明一样，也会有人认为从私塾走出来的“游击队”远没有公立学校毕业的“正规军”利害——民办高校的学生焉能和清华北大的学生相提并论？

就笔者意见而言，首先应肯定私塾运动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它摈弃了徐复观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文化自虐症”，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大旗，重视价值、美德和心灵的教育，是对以“应试教育”和“岗前培训”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教育的一个合理叛逆。但是，世与时异，现代社会非传统社会之比，私塾之忧恐怕并不在于前及的问题，而在于人们根本不敢也无法打破“现代性”怪物的牢笼。试问，把孩子送入或想送入全日制私塾的家长又能有几人呢？即使送进去又能坚持多久呢？居里夫人就曾因不满现代教育而和朋友们开设家庭学堂，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以把孩子们送入学校告终。高明者如居里夫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

问题由此而来，私塾运动一方面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又步履维艰，而现代教育又存在诸多弊端。那么，如何在避免私塾运动未老先衰甚至是无疾而终的同时，又能对现代教育的弊端有所纠正呢？山重水复之际当见柳暗花明之处。把私塾的教育内容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打造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体系或许正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曾有个以修习“七艺”（文法、逻辑、修辞，几何、天文、算术、音乐）为主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传统，这很类似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传统。现代社会发轫以来，“七艺”课程逐渐被分别纳入现代学科体制而分别教授，导致学生人文素质的急剧下降。二十世纪初期，美国一些大学首先兴起了“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核心就是教授西方的人文经典。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欧洲、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纷纷效仿美国的“通识教育”，而尤以台湾为明显。在台湾，大学的“通识教育”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划，各大学都开设了包括必修课、选修课、讲座课在内的门类齐全的通识课，课程内容涉及中外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不同的人文学科，其中“国学课”在各大学基本上都是必修课。

目前的“通识教育”一般都开在大学，历史课和经典课是其重中之重，所以香港学者甘阳曾把“通识教育”称之为“美国的经史传统”。这和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经史传统”几乎如出一辙，只不过大学生们是把经史课当作公共必修课而不是专业课而已。遗憾的是中国现代教育中的“经史传统”已经是殆尽无遗。按照甘阳的说法：“史是讲一个文明的盛衰变化，经则是这个文明最基本的智慧结晶。”经史所蕴含的正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是一个民族屹立不倒、长久不衰的基石。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国人基本共识的当下，中国的大学亟需重建自己的“经史传统”，探索和开设自己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现在的问题是，也应考虑把“通识教育”开进中小学——台湾就有些中学出现了类似的选修课和讲座课。当然，中小学的“通识教育”肯定和大学的有所不同，可考虑如下几个内容：一是“经典课”，以《论语》、《大学》、《中庸》、《诗经》等适合背诵或理解的经典为主；二是“习礼课”，以研读和演习中国传统的礼仪为主；三是“艺文课”，以诵读诗词古文和琴棋书画等游艺性内容为主——日本人曾自豪地说：未来的书法艺术在日本，因为几乎每个日本儿童都练习书法！我们知道，目前开办私塾，其要也不过是讲授这些内容。而把这些内容融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既能避免私塾运动的尴尬，同时也是对现代教育弊端的一种纠正。更为主要的是，“通识教育”能把中国传统文化普及于所有的孩子，而不仅仅是那些进私塾的孩子。

当然，这只是一点笔者个人的思考和建议，至于中小学“通识教育”的内容、教材、课时、师资等问题都可以集思广益。但笔者相信，即使一周只开一次这样的课，孩子们在12年的中小学生涯中也能接受五、六百个课时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是完全可以在孩子们的心中种植下中国文化的种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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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强调农村文化建设——从家庭理性化说起（贺雪峰）

为什么要强调农村文化建设——从家庭理性化说起

作者：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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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端锋说当前中国农村出现了伦理性危机，我以为其根本则是农民的本体性价值发生了危机。所谓本体性价值，是指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基本理念和意义系统，是个人行为中最深层的基本意义和关怀。正是因为本体性价值发生了危机，农村出现了各种光怪陆离的伦理性问题，也就是申端锋所说伦理性危机。

在传统中国，因为受到儒家影响，中国社会缺乏抽象信仰，而十分生活化和现实化，孔子说“不知生鄢知死”，“敬鬼神而远之”，乃典型的中国实用主义。但是，实用主义不能解决有限人生的意义问题，也因此，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通过无限的子子孙孙的延续，来使有限的生命获得意义。徐旺生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子孙延续，与西方社会和日本都有巨大的差异，即每个成年男子都有延续子孙的责任、义务和愿望，而断不可将这个任务交与他人，包括自己的兄弟。当成年男子结婚后没有子嗣，一般要通过过继来解决此一难题。因为每个成年男子都有传宗接代的任务，就使中国的纵向社会难以发育，人与人的合作变得困难，中国人自私的一面暴露无遗。西方社会和日本均是长子继承制，只有长子才有传宗接代的任务，其他人并无强烈的传宗接代压力。西方社会因此容易建立起纵向社会结构。

当传宗接代变成每个中国人的义务时，家庭的意义就远不止是一个生产和生活单位，而且是一个宗教单位，是一个让人安身立命之所，是一个让个人有限生命找到无限意义之所，是一个人可以忍辱负重投入全部感情和身心之所。家庭的这种影响，仍然深深烙在每个中国人的身上，比如，中国人的成功，往往不是自己的成功，而是子女的成功，“望子成龙”，子女功成名就，自己人生就圆满了。而无论自己多么成功，子女不成器，则会深深地受挫，人生也无成功可言。家庭因此寄托了普通中国人的全部期待和希望，成为中国人的生活目的本身，成为中国的宗教。家庭就是中国人的全部，面对着家庭，虽然有着各种矛盾、冲突，却仍然对家庭怀有信心。而一旦有人不能成家，传宗接代无望，则这样的人就可能会被抛离出来，成为社会中十分危险的不顾及基本伦理的力量。

中国人重家庭，家庭构成人生意义全部的现象，与中国人缺少超越性宗教，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因为有了家庭这个宗教，有限人生的意义就被赋予到了无限的子孙延续事业中，个人就会有长远考虑，有大志向，有抑制短期利益而服务于长远事业的决心。个人就会变得行为有底线，行事有耐心，做事有原则，就不会仅仅为个人暂时利益而不择手段。

不过，自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性因素的冲击，家庭本身的宗教意义逐步变得成为问题。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快速的变迁，市场经济的强力渗透，现代传媒的进入和农民的大规模流动，都将现代性的因素强有力地嵌入到了农村社会和农民家庭中。尤其要害的是，这次现代性因素的进入，不象以前仅仅摧毁了农村社会的表层结构，而是在强有力地改变农民的价值和意义系统，这次改变之细密和彻底，是之前任何粗暴的表面改变所不可比拟的。简单地说，经过20世纪一百年的现代性因素的冲击，到了21世纪，中国农村终于开始发生更为彻底而根本的改变，这就是对人的价值系统的改变，对人生意义的重构，对使人安身立命基础的摧毁。这才真正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前在器物层面被打碎的东西，因为意义系统仍在，而可以重建，现在意义系统发生了改变，器物层面就无重建的理由与可能。

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虽然最近10多年全国农村都处于快速的变迁中，但因为不同地区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差异，不同地区在应对现代性因素的冲击时，反应的方式和速率各有差异，中国农村成为了展示现代性与传统碰撞，传统在与现代化的碰撞中节节后退的巨大现场（试验场）。

我们可以随意抽取当前中国农村现场的一些现象，来展示中国农村千年未有之变局。比如，地下基督教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快速传播，比如，丧事上跳脱衣舞现象相当地普遍。有人说中国农村传统中就有喜丧一说，也有庄子在妻子死后且歌且舞。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现象上的类似，而在于背后的关怀。传统中国的喜丧说，是有其内在关怀和内部逻辑的，是有底线和原则的，是有文化意涵的，是被寄托了理想的。而目前丧事上跳脱衣舞，则仅是传统意义消失后，人们不知所措而以社会性竞争来替代之一种形式，不具有意义生产能力，且事实上解构了传统的丧事仪式所内含的意义。有村庄的老年人说，他们村近年来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人。子女虐待父母之触目惊心，到了用“道德沦丧”也无法形容的地步，且几成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有人说传统社会也存在子女虐待父母现象，但那只是个例，而非普遍现象。有人说传统社会生儿育女也是为了“多子多福”，指望子女将来赡养自己，所谓“养儿防老”。但传统社会“养儿防老”的底蕴是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与“传宗接代”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传统社会从来不存在单纯的养儿防老的考虑。

在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下，家庭本身作为宗教的一面逐渐被改造，“养儿防老”从“传宗接代”中脱离出来，因此生儿生女都一样，因此生儿子不如养猪种树，不如购买社会养老保险可靠，就变成了真理。而在当前中国农村，当父母已经垂垂老矣，丧失劳动能力时，子女对父母的不孝乃至虐待，就教育所有后来者要为自己留下后手，而不能指望子女。因为传宗接代的消失，或家庭宗教意义的消失，生儿育女，“人渡人”（老田语，见《天涯》）就变成了一件不划算的事情。

在河南农村调查，农民有“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说法。为什么生两个儿子要哭一场？因为现在为两个儿子“操心”，将他们养到18岁，再为他们建房子娶媳妇，不是一个把容易的事情，而是要有数十年投入才可能完成的人生任务。“操心”是农民传统的责任，而非现代法律规定的义务。但为什么河南农民要生儿子及要尽为儿子操心的责任？生儿子当然首先是传宗接代，没有儿子是不行的。而为儿子操心建房娶媳妇，是因为只有儿子生了孙子，家庭传宗接代、子孙延续的事业才可以继续下去，有限人生的意义才可以被无限的子孙延续事业所建构出来。

但是，河南农村，农民也开始有些怀疑子孙延续事业的正当性了。一方面是现代因素将短期的即时的利益变得重要。一方面是子女对待父母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子女不孝越来越普遍，养儿防老越来越不可靠。也就是在河南，因为一方面传统的传宗接代仍在起作用，一方面子女不孝也越来越普遍，因而容易发生激烈的代际冲突。父母有千般理由谴责子女，子女则有万般借口来只顾自己。

一旦家庭代际冲突普遍化，且父母越来越指望不上子女时，父母也就留下更多后手，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自己养老的问题，而并不一定非得“养儿防老”，而一旦生儿育女与传宗接代的联系并不紧密，则传统的作为宗教单位、作为人们寄予全部期待与希望的家庭，就理性化了。

家庭理性化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家庭理性化就彻底改变了农民的意义系统和行为选择机制，就彻底改变了乡村治理的逻辑。之前我们讨论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主要是讨论在家庭结构不变，在个人行为意义系统不变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则是家庭结构已变，个人行为的意义系统已变。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要进一步讨论社会基础的家庭前提和个人基础了。

一旦家庭不再是一个人可以寄托全部生命的宗教单位，则个人的理性选择就会让我们大吃一惊，却又在情理之中。前不久到四川绵竹农村调查，在我们调查的一个村民组，一位70岁的老太太与瘫痪在床的丈夫离婚，不顾众多子女的一致反对，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一个城里的退休工人。这个老太太的行为让我们极为吃惊，已经70岁了，家庭生活中，儿孙满堂，不说幸福，至少是自己辛劳一生所操持的成果。现在70岁了，有生之年并不多了，却抛弃过去积累下来的一切，而去追求那有点飘渺的幸福生活去了。不过，若仔细再想，则这个老太太的决定也是合乎情理的，她为什么不可以在有生之年通过嫁到城市退休工人，来获取剩余人生的安逸生活，假若说她与丈夫、子女之间仅仅是物质性的关系，而非亲情、爱情、宗教等更多的关系，则她的选择就是对的。恰恰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家庭关系的理性化，使家庭的宗教意义解体，亲情、爱情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实的眼前的物质利益。

我们调查的川西平原这个村民组，并非仅这个老太太嫁到城里退休工人的孤例，而是已有三例老太太毅然决然地嫁到城里退休工人了。

一旦家庭宗教意义削弱，一旦家庭不再可以成为人们寄托全部期待和希望，不再是人们的终极目的和安身立命之所，则向来缺少超越性信仰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他们从家庭中释放出来的感情能量、交往需求和终极关怀，可以在何处生基？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来承接因为家庭意义削弱所释放出来的这种感情能量，则农村出现的各种没有底线和原则的伦理危机就会变得不可收拾。

川西平原倒是有了承接家庭理性化所释放出来的个人感情能量的场所，一是大量的茶馆，农民有时间就到茶馆打麻将聊天。二是大量的庙子及频繁的庙会。庙会的关键不是宗教而是热闹。热闹的庙会和茶馆，为人们提供了宣泄感情的场所，正是有了这些频繁而热闹的活动，川西平原才可以以十分平和的形式来完成有些惊世骇俗的变化。[1]

如果说今天中国农村家庭的理性化是必然的宿命的话，则我们要考虑的，至少是要有诸多承接家庭理性化所释放出来能量的机制和安排。川西平原的茶馆和庙会为川西人提供了再造传统的样板。但也就在川西农村，政府往往以庙会聚会容易发生不安全事件（如吃斋饭食物中毒，发生火灾等，都有先例）为由，要取缔庙会。另外的理由认为这些是封建迷信。江西宗仁县曾发布政府文告，禁止传统的龙舟比赛，江西万载县则发布文告宣布宗族是非法组织，这些政府行为实在荒唐。此外，借口节约土地而不分地区地强制火葬，为计划生育而不择手段地宣传“要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等等，都是一些让人难以理喻的事情。这样下去，恐怕再过几年，中国农村就成了地下基督教的天下。

新农村建设则有可能通过政府的大量投入，通过建立文化设施，开展文体活动，组织各类协会，来承接家庭理性化所释放出来的感情能量。我们在湖北四村建立的老年人协会，正可以为此提供借鉴。

梁漱溟在1930年代说中国的问题是文化失调。我很同意梁先生的意见。文化失调后怎么办？恢复是困难的，但我们至少要考虑如何承接文化失调造成的后果，从而减少因此而来的对中国人民精神的损害，减少因此而来的伦理性危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化建设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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