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邮报〕第56期-平和书院

古人重视礼，认为礼是天地之序、人道之极、治国之要，起着经天地、理人伦、明王道、助教化的作用，因而百代一贯，万世同法，千古不易。[2]而礼，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与特质，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它文化而独具特色和魅力的所在[3]，是以中国文化也被称为是礼乐文化[4]，古代中国也被誉称为是“礼仪之邦”[5]。

古礼名目繁多，体系庞大，《中庸》上就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说法。其中，祭礼尤为重要，所以《礼记》上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左传》上也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近代以降，伴随着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衰微，祭祀活动也一度被视为“封建糟粕”而销声匿迹，祭礼则因无人谙熟而几成千古绝响。如今，中国文化又呈现出复苏的良好态势，相应的，祭祀又重新进入国人的视线和生活。

但是，因为去古已远，国人对祭祀不但已经很陌生，而且还有了相当的隔膜与疏离，所以难免会围绕祭祀问题产生一些意见分歧，特别是围绕公祭孔子、黄帝陵、大禹陵等重大活动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这些活动往往被主办方宣传为是“国祭”，而何为国祭、如何国祭、国祭何人以及该否国祭等问题，正是争论的焦点所在。

在此，笔者想借清明时节国人扫墓祭祖的机会，简单谈些自己对祭祀特别是国祭问题的理解，并慎重地提出一个建议以供观者来讨论：创制国祭以为国家大典。

二、何为国祭

古代的祭祀，按照祭祀参与人员参加祭祀活动时的身份，大体上可以分为私祭和公祭两种。

私祭多为个人性、家庭性或家（宗）族性的祭祀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不一，时间不定。季札挂剑徐君坟茔之树，即是一种个人性祭祀[6]；陆游诗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家祭”，即是一种家庭性祭祀；遍布全国各地的祠堂，则是家（宗）族性祭祀活动的场所。清明节祭祖扫墓也是一种私祭活动，但却是一个流行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风俗习惯[7]，所以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公祭则是一种公共行为，又可分为民间层面的公祭和官方层面的公祭两种，祭祀的对象、形式、规模、时间等都有一定的规制。当官方层面的公祭不是由地方官员或部门官员所主办，而是由国家层面来主办时，这种祭祀就上升为一种国家大典，古人称为“国祀”[8]，今人谓之“国祭”，是各种祭祀活动中最为神圣肃穆、庄严隆重的一种。

国祭的最大特点，是由君王亲自临祭，至少由他们派员代为致祭。比如：《礼记》上所说的“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就必须有天子或诸侯临祭；前195年汉高祖刘邦路过曲阜，召集地方官员公祭孔子，首次把祭孔大典上升为国祭；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人代为公祭黄帝陵，也是一种国祭。

事实上，任何国家大典都离不开国家领导人的亲自参与——怎么能设想新中国开国大典毛主席缺席，或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而当选总统不参加呢？依此而言，目前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国家级”公祭孔子、黄帝陵、大禹陵等，都还算不得国祭，最多只能是一种“官祭”而已！

三、今之国祭

“五代不同礼,三家不同教。”[9]历代王朝的礼仪既能陈陈相因，也会有所变化。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就是儒家常说的因革损益之道。

因此，今天的国祭大可不必完全效法古人，而是可以在内容、形式、规模、时间等方面有所创新与变化。当然，也不能完全脱离古制而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既然是国祭，总应有国祭的气派和气质，因此有两点内容不可或缺：

其一，国祭应该有国家主要领导人参与。或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亲自参加，或由他们派员代为致祭。另外变通的形式，是他们以私人身份参加。还有一种可取的形式，是以政党、政府、人大、政协的名义致祭。[10]

其二，国祭是中国的国祭，而不是美国或日本的国祭，因而应该具有中国性和民族性，或说要有中国传统祭礼的底蕴，比如三跪九叩、钟鼓齐鸣、礼乐合一等等不一而足。目前的一些所谓国祭，参与者往往穿西装、献花篮、三鞠躬，场面更似一群国际友人而不是中国人来搞祭祀。

上述两点，或有相关事例，或已初露端倪：

于前者，1936年4月5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红军总司令朱德，就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黄帝陵；2005年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叶选平、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光英参加公祭孔子；2006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兆焯参加公祭黄帝陵。

于后者，连战回乡祭祖只因年迈体弱才被免除三跪九叩之礼，而宋楚瑜回乡祭祖则不折不扣行了三跪九叩大礼；目前台湾官员公祭孔子时仍有许多人穿长袍马褂，而归国祭黄帝陵的许多华人则特意选穿汉服或唐装；2006年陕西省长陈德铭身穿传统绸缎服装宣读祭黄帝陵文。[11]

上述事例或端倪，虽然不足为国祭，但离国祭已经仅是一步之遥，也说明古礼国服还是有很大生命力和吸引力的，因而融入到国祭之中不是不可能的。至于国祭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则或专家议之，或有司存之。

四、国祭何人

国祭是一种国家大典，因此祭祀的对象选择，需要慎之又慎。正如《国语》上所说：“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

《国语》同时还提出五类人可以列入“国祭”对象：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

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肆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国语》提出的这些，遗漏了天地日月、名山大川等传统的重要祭祀对象。而且，按照韦昭的注解，他们都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圣王或贤相。如果曲通一下的话，这五种国祭对象可以说成是：制礼作乐垂法万世的圣人、勤于国事鞠躬尽瘁的君王、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贤臣、抗御灾害保民平安的国士、抵御外患保家卫国的英雄。

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往圣先贤璨若群星、英雄烈士层出不穷，即使按照《国语》的标准严格筛选祭祀对象，国祭也会遍地开花而且难免挂一漏万。尤其是在今天国祭尚未定型、经验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各地最好不要抢国祭、出风头，而是应首先恢复或完善如下几个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

其一，祭祀天地。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之本也。[12]天父地母，天生地成，天地乃人之所由出[13]，自古以来即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信仰，祭祀天地则是古代最重要的祭礼。是以应在立春时节于北京天坛举办祭天大典，以示天人合一，以祈世界和平，并以日月配享昊天；立秋时节在北京地坛举办祭地大典，以祝风调雨顺，以祷国泰民安，并以名山大川配享大地。

其二，祭祀黄帝。“人生亦有祖，谁非黄炎孙？”[14]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和人文初祖，慎终追远祭祀黄帝不但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也可以彰显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和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是以应法定清明节放假三天，继续完善在陕西举办的公祭黄帝陵大典，并以炎帝、尧帝、舜帝、禹帝、汤王、文王、武王、周公等八人配享黄帝。[15]

其三，祭祀孔子。孔子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被称为是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祭祀孔子是历代读书人的盛典，也可以彰显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连续一贯。[16]是以应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17]，法定学生放假一天，继续完善在山东举办的祭孔大典，并以孟子、荀子、董子、程子、朱子、阳明子等历代儒家圣贤配享孔子。

其四，祭祀英烈。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和英雄先烈为了谋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社会发展与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牺牲，建立了不朽功勋。继承先烈遗志，发扬优秀传统，开创美好未来，自当缅怀先烈丰功伟绩。是以应在北京创建“英烈祠”，并选定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比如8月15日或10月1日，来公祭先烈。

四大国祭，可每年一小祭，三年一中祭，五年一大祭。此外，前三者当尽量依古礼，而后者则可多参照些现代祭礼。

五、该否国祭

目前，举办不是国祭的“国祭”，就已经受到很大的非议：比如，中断已久无须恢复，恢复国祭必然复古，甚至是有人说这是违宪[18]。窃以为，中断可以恢复，没有可以创制，宪法可以修改，举办国祭创制大典乃情理所至、大势所趋。

近代以降，中国传统的礼仪系统崩坏殆尽，而新的礼仪体系又未开出，即使有些也是一味照搬西洋，以至于中国从“礼仪之邦”一变而成为世界上最没有礼仪体系和礼仪特色的国家。这不但与中国文明古国、文化大国的世界地位大相背谬，而且还因为礼仪的缺失导致了种种社会不和谐的现象，甚至给外国人以中国人“不文明”的印象。

如果说，个人性和社会性的礼仪尚有少量残存的话，那么，中国国家性的礼仪则几乎全盘西洋化。外事场合下中国官员无一不西装革履、握手拥抱，使西洋使团来华根本不存在什么“入乡随俗，入境问禁”的问题。重要的大会、就职、庆典等国家大典更是毫无建树和民族特色。然而，恰恰是独具民族特色的国家仪式和国家大典，发挥着强化国民历史记忆、促进国民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19]而这，正是谋取民族复兴和实现国家崛起的中国的重要诉求。

无论如何，中国都到了重建国家仪式、创制国家大典的时候了。而如果要做，则请从国祭开始！

当然，作为国祭，并不是任何人都有机会亲身参加的。但是，既然是国祭，就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事情。关注和支持国祭，同样也可带来一定的参与感。

更为主要的是，益渐恢复起来的个人性、私人性、家（宗）族性私祭以及民间性公祭导致个人参与祭祀的空间越来越大[20]，而清明节就是这样一个国人报本返始、慎终追远的共同节日。

当然，在一个流动社会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返回家乡祭祖扫墓。但是，礼主敬、祭先心[21]，远在他乡，心香一瓣，遥祭祖先，虽不与祭，亦是祭也！

王达三于东北海滨

2007年04月04日。

--------------------------------------------------------------------------------

[1]《礼记·冠义》：“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

[2] 综合《礼记》、《大戴礼记》、《左传》、《荀子》等书中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3] 此点尤为钱宾四公所主张。

[4] 礼与乐自有异同，详《礼记·乐记》、《荀子·乐论》、《史记·乐书》。

[5] 礼与仪自有异同，《史记·乐书》：“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

[6] 详《史记·吴太伯世家》。

[7] 祭祖由来也尚矣，而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清明节，则逐渐成为人们祭祖的共同节日。

[8] 高欢《上节闵帝出师表》云：“永安之末，国祀权移。”国祀有时和国祚意同，指一代王朝的历世长短。

[9] 王符：《潜夫论·断讼》。

10]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党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等，都曾以不同形式或祭祀黄帝，或祭祀孔子。而且，这种形式目前在台湾仍保留着。

[11] 上述材料或祭文，可参见木铎论坛http://bbs.zgrj.cn/dispbbs.asp的祭祀黄帝专题。

[12] 详《礼记》、《荀子》等书。

[13] 参考张载《西铭》。

[14] 邱逢甲《落叶恋根本》诗。

[15] 此类圣王不必再开国祭或者缓开国祭。“北有祭黄帝，南有祭大禹”，东西祭谁呢？尧舜禹汤是不是也要开国祭呢？

[16] 元武宗云：“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圣者，非孔子无以法。”王船山云：“法备于三王，道于孔子。”柳诒征云：“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梁漱溟云：“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

[17] 参阅《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建议书》（王达三起草，汤一介、庞朴、张立文、郭齐勇、蒋庆等五十四名学者署名），见中国儒教网http://www.zgrj.cn/pages/p13_004.htm。

[18] 葛剑雄有《质疑“国家级”公祭黄帝》一文指责国家级公祭黄帝陵违宪；徐友渔有《从宪政角度看，不能把祭孔变成国祭》一文指责“国家级”公祭孔子。

[19] 参见吾友程亚文《重建国家仪式》，中国儒教网http://www.zgrj.cn/pages/p5_015.htm。

[20] 近年来全国民间儒者春秋两季在曲阜举办的祭孔释奠礼规模越来越大，经验也日趋成熟，因而对民间祭祀活动产生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21] 汉儒多以“礼主敬”来释“毋不敬”。“祭先心”出自《礼记·乐记》。《礼记·祭统》亦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

网络来源：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4633&page=1

◆汉字简繁之争不妨向书同文靠拢（吴琦幸）

作者：吴琦幸

2008年03月07日东方早报

简繁体字之争，从1950年代开始在中国就有了争论。如果再溯其源，从1911年的五四时代就开始了汉字拉丁化运动。激进的思潮希望全盘西化，后来有的人视中国的汉字为所谓的癌症，非要改成拼音文字不行。这种争论在权力更迭之后，由于最高领导的介入和表态而被政治化，汉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方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于是使得很多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专家学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汉字拼音化到今天也没有实施，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大可能实施，但文字改革的另一项，即将繁体字改成简化字，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大陆。目前中国大陆绝大多数出版物都使用简化字，最近我还看到了简化字二十四史，但其中问题很多。

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汉字的简繁之争本来就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有一段时间，在政治挂帅的影响下，简繁体字之争在大陆成为一言堂，说到简体字就一定要说是正确的，一定要拥护简化字方案。令人感叹的是，在大陆是惟简体字为尊，而在海峡的另一边台湾岛上，却保持着传统的繁体字，而且曾经也把繁简之争视之为政治斗争，写简体字的人都要被戴上政治帽子。但是我在美国看到很多来自台湾的人照样无师自通地写简体字。不是他们受了大陆影响，而是汉字本身就有着简化的趋向。

20多年前，我在上海参与编辑当时最大的一部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作为一部历史性的大词典，当时为了究竟使用繁体字还是简体字来作为词典的词条和释文的问题，颇费周折。按照国家的文字改革政策，应该使用简体字。但是汉字文献源远流长，大部分都是用繁体字，如果整部词典使用简体字，很多繁体字的字义源流就无法体现出来，解释字义的历时性就无法做到科学。最后在众多专家的建议之下，达成了现今的一个方案，那就是所有的字头词条使用繁体字，解释的语言使用简体字，使其成为一部简繁体字合用的词典。但是带来的问题是，当解释某个繁体字词条，在释文中引用某些历史文献书证的时候，涉及这个字的都是简体字，显得很怪异。

词典中使用了繁体字，这在当时已经算是打破清规戒律之后的一个大大的革新。不过按照我们当时编词典的编辑和撰稿的各位大学教授、语言专家的意思，最好能够全部使用繁体字。为什么？因为只有繁体字才能够跟古代典籍中的文字相符合，也只有繁体字才能够更准确地解释中国汉字的源流。简体字夹在词典中的使用，实际上是造成了混乱。

简体字与繁体字的两套系统，毕竟在汉语教学中会引起混乱。就拿我们现在在国外的大学中教汉语来说，简繁体字的不同导致了美国学生在学习汉语中的困扰。美国的大学对于教学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而是由各自学校的教授自行决定。于是在美国的大学中，汉语教学就根据各校教授的喜好来教繁体或者简体。如果大学生转学到其他学校，只要两个学校教的是不同的字体，那么就会给学生带来很大的困惑。

简化字虽然减少了一些笔画，可以方便文化程度低的人，但却牺牲了汉字系统的机理。汉字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字体系统，在学汉字的时候，如果能够照顾到这种机理，将汉字源流按照其造字的本义一一道来，外国学生学起来、记忆起来会比较快，对于汉字的历史文化也会理解得更加深刻。简体字则破坏了这种机理，比如我们在讲篮球、蓝色、兰花的异同时，到了兰花就无法讲下去了，因为兰花被简化成没有草字头，它的字义和形声特征看不出来了。

实际上，一个字笔画多了，对于外国学生来说，认字的特征也多了，反而容易记忆。至于以前外国学生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将十几笔乃至几十笔的字写到一个小方块中去，现在也没有问题了，只要在电脑上一打，就成为非常漂亮的汉字。

汉字需要改革，目前情况下要赶快制定一种正字系统，取消简繁体字不统一的局面。解决的方法当然要由专家仔细研究，最好是结合简繁体字的优势，考虑汉字结构的有理性，不影响今天的人们阅读古籍。我曾经呼吁，有关方面应该尽快编写一部统一的为海外学生学习提供方便的汉语教材。为今之计，同样也要在汉字上来一个新的“书同文”，避免海内外学子学习汉字的困扰，则有功于中国文化大矣。

网络来源：中国儒教网http://www.zgrj.cn/p_info.asp?pid=3092

◆漫谈国文与国学教育（郭齐勇）

漫谈国文与国学教育

作者：郭齐勇（武汉大学教授）

文章链接：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4672&page=1

一、国文与国学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国民，有接触本国经典的义务。一个西方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他经受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起码诵读过、学习过荷马史诗，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西塞罗等罗马政论，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等。这都是视为当然的，是他们的人文修养的基本功。一个中国人，也应当掌握好母语，具有中国文化的常识。可是今天在中国，如果我们让青少年读一点有关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书，会被认为是旧守复古、大逆不道。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2001年5月我在德国。有一天，莱比锡大学的一位女教师陪我到该校去作演讲，途中她先送女儿上幼儿园。她对我说：“我送女儿到教会办的幼儿园去，幼儿园的老师们常给孩子们讲《圣经》中的故事。这是要让孩子们从小接受我们这个文化最基本的做人的教育，博爱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不允许传教的，孩子们长大以后信不信教，由他们自己选择，成年以后的事，家长不干预。但作为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在幼小的时候就接受我们自己文化中最基本的伦理的教育。”

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文学院长、汉学家波尔教授（他的中国名字叫卜松山）曾经在北京与特里尔多次郑重地对我说过：“你们中国有很好的伦理资源，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道理，可惜你们放弃了，没有用这些本土的文化资源教育后代，这非常遗憾！”

法国的小学、中学的国文教育，注重本土文化思想的训练，中学生即开始学笛卡尔、马勒伯郎士的哲学，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学等。法国对所有大学生的国文教育，重视古典语言和希腊、罗马的典籍，及有关宗教、历史、哲学、伦理、政治、经济等古典著作的阅读。现代欧美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成长过程中反复受到上述古典的教育，浸润于其中。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的伦理共识，那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再严密的法律，代替不了社会的伦理道德；进一步说，健康的现代化的法治社会恰恰是建立在民众的底线伦理、民众的伦理共识的文化土壤之上的。我们到美国去过的同志都知道，美国一些地方的治安状况很好，真可以说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为什么呢？大凡这些地区的社区文化比较健康，或者基督教、天主教的道德教育做得好。这些地方的离婚率很低，家庭和谐稳定。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读《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之于中国，如同《阿含经》之于印度，《可兰经》之于阿拉伯，《新约》、《旧约》之于西方。

自宋代以来，《四书》是中国人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推崇儒家人道、人性的学说，用以反对神学，他们把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1793年宪法及《人权宣言》。二战结束后，国际联盟（即今天的联合国）在通过《人权宣言》时，中国代表张彭春先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研究生）起过很多作用，张先生把儒家的智慧渗透进去，并以儒家智慧来协调各方，使该宣言得以通过。联合国大厦镌刻着孔子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993年在芝加哥，六千五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领袖，通过了一个《世界伦理宣言》，这个宣言有两条基本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自己不想要的东西绝不要强加给别人，当然这不是指物质上的东西，而是指的人格尊严。自己不想受到别人的羞辱，那您首先就要尊重别人，不要羞辱别人。反过来说，您想要别人怎么对待您，您就要那样地去对待别人。这可以推广为国家、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相互对话与交往的准则。

几十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中，缺乏国文、国学基本知识和传统道德的教育，近10多年来虽有所好转，但仍然不令人满意。就取得全社会普遍的族群认同与伦理共识而言，就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可持续发展而言，幼儿与中小学教育中的国文、国学教育是基础的基础。因此，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对幼儿、小学生和中学生加强中华民族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教育。不然，大学人文教育就根本没有办法做好。

从公民的文化教养与民族文明的健康发展来看，应当有法律严格禁止中学生的文理分科。同样的，我国应当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立法，或者说，应当在法律上规定，必须对幼儿与中小学生进行传统语言与文化的教育，维护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纯洁与尊严。必须改变目前青少年学英语的时间、精力大大超过学习国语的状况。

我们的中小学教师们都很辛苦。人的一生中受到最大影响的，除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外，就是小学、中学教师了。我十分感念我的父母兄长，我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他们在言传身教中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老师们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学生，甚至影响学生一辈子。但由于教育制度、结构和种种原因，今天的中小学教师以及今天的为人祖父母、为人父母者的国文与国学素养，却不敢恭维。因此要大力培养师资。

我举双手赞同儿童读经。2003年我在日本讲学，曾专程去福冈看望了九五高龄的冈田武彦先生。冈田先生九十高龄时还在福冈的一家幼儿园给孩子们讲《论语》。冈田先生说，东方文化中有很多珍宝还未开发出来，东方文化一定会胜过西方文化。儿童背一点蒙学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背一点《论语》《孟子》《老子》，背一点古代诗词等，很有好处。我认识一些儿童的家长，他们指导自己的子女或孙子女，适当背诵一点古代经典，对开发智力很有好处。十三岁以前语言记忆能力很强，多背一点，打一点童子功很有必要。这一年龄段只要背，以后再慢慢理解、反刍，终身受益无穷。这不仅对孩子们学人文有好处，而且对孩子们学科学有好处，对孩子们将来做人、立身行世都有好处。过去一些有名的自然科学家都有很好的文化修养、文史哲的功底，例如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李国平先生等，都善诗词书法。他们从小都背过经典，接受的教育很全面。各位不用担心孩子们现在懂不懂，担心的倒是孩子会向家长与老师挑战，老师与家长必须懂一点国学初步，也就是要略知经、史、子、集，略懂基本的经典。

斯坦福大学明确以博雅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目标，该校要求同学们不局限于一个专业，要有广博的知识与修养，要“均匀”，即接触不同学科，同时了解不同文化的经典、观念与价值。该校规定学生在下列九个领域中选修十一门课（每一门至少3学分）：1、文化、观念及价值，2、世界文化，3、美国文化（以上为文化核心课程）；4、数理科学，5、自然科学，6、科技及应用科学（以上为科学核心课程）；7、文学及艺术，8、哲学、社会及宗教思想，9、社会及行为科学（以上为人文及社会科学核心课程）。以上每一领域中的课程，基本上都是经典导读，其课程名称为：荷马的《奥德赛》或《伊利亚德》，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斯多德著作选或其《伦理学》、《政治学》，《圣经》，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国思想家孔子著作选读或《论语》，中国道家哲学选读或老子的《道德经》，《孟子》选读，《庄子》选读，马丁"路德著作选，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密尔顿的《失落园》，蒙田散文选，但丁的《神曲》，摩尔的《乌托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及《论人类不平等之起源》，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及《暴风雨》，牛顿著作选，达尔文著作选或《物种起源》，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或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或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之起源》，韦伯的《新教伦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培根的《新工具》，笛卡儿的《方法论》及《沉思录》，洛克的《政府二论》，霍布斯的《利维坦》，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可兰经》，《艺术史》及《世界文明》等。

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是非常有名的。该校大学生的毕业学分中有一半以上是涵盖六个领域（人文类、外国语文类、数理科学类、自然科学类、社会科学类、文明研究类）的通识课程，名为共同核心课程，学生必修21门课，份量很重。（以上有关斯坦福与芝加哥大学的情况，详见黄俊杰著：《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台湾通识教育学会，1999年，第271-289页。）

哈佛大学的传统也是通识教育，重视人文精神的培育。哈佛的理念是：最佳教育是开放式、创造性教育，不仅应有助于学生在专业领域内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与能力，而且要创造条件让学生善于深思熟虑，有追求的理想目标和洞察力，成为具有自由人格的、完美的、成功的人。哈佛本科生在校四年中，除在一个主要领域中学习外，也进行跨学科专业的学习。该校不少教授强调人文学习的重要性，主张理解、吸收不同的价值观念。大学本科生必修8至10门课的“核心课程”。核心课程的主要领域有：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道德思考、科学与社会分析，并须修习英文写作、数理统计及外国语文。在“道德思考”领域，该校请不同的专门家讲授不同的宗教、文化传统的伦理道德课程，让同学们选修一种。其中有杜维明教授的“儒家伦理”课，每次都有三百多位学生选修。杜教授只上大课，并定期主持助教会。该校规定，每20名学生必须配一名助教，助教参加学生的讨论（每周一次），引导学生读书，批解他们的读书报告。

有的哈佛教授认为，任何复杂的文明必须发展社会资本，这个社会资本是看不见的。不能以浅短的目光看待我们教育的效果，最佳的教育不能以美元来衡量。有的教授认为，不能只重视经济资本，还要发展文化人。这就要考虑文化传承、心灵积习。除了智力教育、科技方法之外，还要培育伦理素养、人生智慧、精神价值、文化能力、道德信念等等。要培育公众知识分子，关心社会，参与政治，批评当下，指引未来，为社会提供价值指导。

我国大学生的必修课中，六或七门政治课共14或16学分，计算机基础与应用一门课6学分，共20或22学分。以上课程的实际效果甚差（计算机只要会用就行了，学生们可无师自通），建议从以上课中匀出10或12个必修学分，用来上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

我国各大学现在也在推行通识教育。有的大学一下开出二百多门课。通识教育不是课开得越多越好，在诸多通识课中，要形成核心课程，建议学习《四书》等数种中国文化的基本经典和一种西方文化的经典并作为核心课程（绝不要用中西文化概论之类的课程来代替）。所有大学生都应修一门《大学国文》，可以用《四书》或《古文观止》作教材。傅斯年先生当台湾大学校长时，全校学生在大一时必上一个学期的《孟子》，一个学期的《史记》（选），增强历史感，培育健全人格与浩然正气，这个经验值得借鉴。否则，光靠选修几门比较泛一点的人文通识课或听几场人文演讲，仍不能弥补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方面的缺憾。现在大学生的语文、国文的基础太差，文字写作能力太差，连写信（包括信封）的格式都成问题。

我国大学人文教育中的问题是人文学科自身的课程体系的缺失。我们一定要改变概论（原理）加通史（专史）的模式，使之变成以研读中外古今之原著经典为主的方式。几十年来受苏联影响，大学文科本身的最大的弊病是，课程体系成为概论加通史（或断代史、专史）的模式。对此，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学生们学一点概论、原理、通论、导论、通史、专史、断代史是有必要的，但如果所有课程统统如此，不直接读一些东西方文学、史学、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领域里的原创性经典，那就有很大的缺憾，不可能培养出具有原创力的人才。概论加通史的模式，是以否定东西方人文传统和不相信师生们能读懂、能分析与理解原著经典为前提的。概论、通论、原理、通史、专史等是一些专家们嚼过的馍，以此硬性地、填鸭式地喂养学生，养成学生学习的被动、怠惰，特别是思想的懒惰。长此以往，就丧失了思想的能力，只会人云亦云。我国大学人文学科的教育，往往变成背诵无聊教条的过程，学生所获益的甚少、甚浅，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无关身心修养。

我国大陆各大学的中文系与台湾地区各大学的中文系（或国文系）的差距是，后者继承了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的传统，以古文字、古文献为基础，以经、史、子、集为教学与研究的内容，而前者则反是，不重视古文字、古文献、古思想，只偏重于集部（甚至只是现当代小说），愈来愈狭隘，影响了几代师生的训练与师资的培养。

不论是国学还是人文学还是自然科学的教育，课程设置是一回事，怎么讲课又是另一回事。课讲得好不好，不在外在形式，而在于教师有没有学问根底，以及如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的讲课方法。课程排定后，讲什么，怎么讲，考什么，怎么考，是教师的自由，千万不要用那些形式主义的条条框框加以限制。面对同一课程或文献资料，应允许由具有不同见解的老师来讲，也应允许学生来批评，提倡师生间的自由讨论，交流互动，启发学生有所见，有所得，即孟子所谓“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以意逆志”，“掘井及泉”，“深造而自得之”云云。

我还是认为读书，特别是读一点古书，比看电视、比去娱乐场所、甚至比上网更有收益，更有意义，更有涵詠。我还是提倡修身养性。中国古代哲学家、文化人讲涵詠，讲六艺之学，讲礼、乐、射、御、书、数，讲诗词歌赋，棋琴棋书画，讲人的品味，人的意境。人不是行尸走肉。人活着，要活得有尊严，有格调，有价值，有意义。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小人去之，君子存之。”意思是说，人与他物、人与禽兽的差别其实很小很小，君子保留了这一界限，而小人却抹杀了这一区别。

我们提倡博雅教育与君子人格。中国传统文人很看重个体人的生存品味与品质，很重视人文的熏陶和修养。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孔子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优游、涵养、陶冶于礼乐教化之中，通过《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来培养社会精英，也提升民间的品位，是传统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孔子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品格，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担当意识，以“天命在我”“天生德于予”的自觉，一身系斯文传续的使命，同时，也有“吾与点也”之叹。其实子路、冉求、公西华三人从事军政外交的志向，孔子并非不认同，相反，他总是鼓励弟子有外王事功之实践与建树，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中，孔子独独默许曾点的优游涵咏：“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没有这种生活意境的人是读不懂“吾与点也”章的。曾点在这场对话中表现了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意境，其志趣的特出、独到，使夫子叹息而深许之。可见个体生存的意义世界，与个体人之身心的涵养有很大的关系。人有别于禽兽，自不待言。不惟如此，人不仅仅是语言、逻辑的动物，不仅仅是社会政治的动物，尤其是具有宗教性、道德性和美感的动物，这就需要涵养。要有所养，养气，养心，养性、养情，养才。靠什么养？在古代是靠人文的“六艺”之学之教，靠五经四书。

我们传统的心性论是一富矿，可以开采发掘的资源甚多。即使是朱子的心性论，其实也不是那么面目可憎，相反非常有亲切意味。朱子诚然强调“天理”对于“人欲”的控制与调整，但主要是指的内在性的调控，不是外在强加。“情”需要节制，并非中国哲学家的专利，古今中外大的哲学家、伦理学家没有不讲导情、节情的，“情”之泛滥总不是一件好事。（例如在当代中国，声色犬马、人欲横流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少官员与士人不知羞耻的地步，而不得不讲八荣八耻。）

现在我们讲可持续性发展，讲和谐社会，这都有古代文化资源的基础。人与生存环境的共生关系，历来为中国人所重视。《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里表达的是“天、地、人、物、我”整体和谐的智慧：无论是类的人、群体的人还是个体的人，与无限的宇宙，与有形有限的世界，与天地万物，可以达到契合无间的理想状态。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我们爱自己的亲人，进而推己及人，爱周围的人，爱人类，爱草木鸟兽瓦石，爱自然万物和人造的万物。这些爱当然是有差等的。但仁者把自己与天地万物看成是一种共生的关系。程颢主张天地万物与己一体，元无分别。《识仁篇》云：“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二程遗书》卷二上）这当然是一种超越的理境，儒家主张通过仁爱之心的推广，把人的精神提扬到超脱寻常的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这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共生共存的意识。在古代思想家看来，人与自然万物，与草木、鸟兽、瓦石、山水，与驯养、栽培之动植物和衣食住行之器物等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天地万物是不同差异的统一。在这个统一体中，万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各得其所。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代表，是万世师表，人家联合国都以孔诞为教师节，为什么中国反不以孔诞为教师节呢？难道就因为台湾地区以孔诞为教师节，我们就偏不吗？这很奇怪。中国大陆是中国文化的正宗、正统，唯其如此，更应以孔诞为教师节。这是教师的尊严与光荣之所在。

国语、国文、国学的教育是国本，不可动摇。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批评一种现象，即中国大陆地区的各层次教育中，忽视母语的教育，忽视本土历史文化ABC的教育，把英语、西方文化教育看得比母语、本土文化的教育更为重要，完全是数典忘祖！现在中国的大众文化已是美国文化的殖民地，所谓美国大片横行无忌。反过来看一看法国及欧洲一些国家，他们严格限制大众媒体把英语节目或所谓美国大片肆无忌惮地播放，他们是有限制的。法国知识界不断批评、指导法国的传媒与文化界，法国政府也十分自觉地捍卫法兰西语言的纯洁性与法兰西文化的尊严。相反，我们都失职了！我不是反对学习西方，相反，我是积极主张拥抱西方文明的，我在本院的哲学教学中，为以西文学习西方哲学经典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们开办的国学试验班、中西比较哲学国际班，都是开放的，有的课程也用英文上。但我认为，这一定得有一个界限，即中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博士生），宪法与法律允许的中国教育，一定以母语与本土文化为主导和主要内容。我们现在讲自主创新，讲建立自主创新型国家，首先振兴的应是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人靠什么走向世界？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中当然包含着几千年来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中国文化当然是变动着的文化。但中国之为中国，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一定有自己内在性的东西，有主导性与主体性的常道。这是不可动摇的。因此，我反对所谓“双语教学”的提法，甚至有的大学提倡“全英语教学”，那是应当禁止的，是违法的。在大学里，适度有点汉英双语教学是可以的，但大量使用英文原版教材，盲目提倡全英语教学，却值得警惕，如同美国所谓大片在我国电影市场横行无忌一样，长此下去，我国会丧失民族文化与教育的主体性，变成美国或西方的文化与教育的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