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 民主與憲政

作者: ufe3  转贴自:华夏复兴网

很多人說自由或民主是“最高信仰”。可是對於西方來説，自由 民主杖皇撬麄兊淖罡呃硐耄�但他們的文明實體，也就是國家，卻是通過憲政而存在的。而正是憲政法制，與自由 民主作爲理想的兩端，共同造就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制衡體制，獲得了其合法性與穩定性。無論是說儒家怎樣，或者中國將來怎樣，難道我們能超越平衡的一端，而獲得生存嗎？

如果大家僅僅停留在空談妄想的階段，說說自由、民主自娛自樂也就罷了。畢竟在當前中國能夠掙得個人自由也是進步。但進步歸進步，人卻是要立大志的。豈能重復“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之的沒落呢？

1、自由並不是最高的。西方古典（古希臘羅馬）自由表現為個人具有擺脫物質及家庭羈絆而參與政治，並負擔公共責任的權利。西方近代自由（商人性質的）表現為對個人法律保障及遷徙、居住、職業、財產、言論等的獨立權利。但作爲現代的自由理論，我更欣賞“存在先於本質”，也就是說，你的一切道德、性情、才智、行爲，都是無所拘束的，你只是一個無負擔的“存在”。這無疑在哲學上把自由提純了。但哲學的好處也正在於此，讓我們看到了提純後的自由注定陷入虛無之中。因爲自由並不提供意義，而就普通的人來説，卻需要道德、性情、才智，並且行爲還要受到現實的反饋（可以不受束縛，但必然接受反饋）。所以，從哲學上來講，達到自由的高度，是爲了大家能夠賦予自己一個存在的意義，以便決定自己的人生。所以，在薩特的著作中，英雄可以對塵事的苦難無動於衷，但他最終選擇了用自己的苦難拯救百姓。被俘的遊擊隊員也不會有什麽豪言壯語，但他們最終選擇了刑場，而不去做漢奸。所以，如果自由是一種情懷，那他應當是叫人抛棄短暫的利益；如果自由是一種危機，那他應當是讓人確立自己的含義。顯然，這個選擇的最優解，就是維護此時此地的道義。所以，追求自由的人在政權暴力的時刻倡導言論與人身自由（他們被稱爲民主主義），追求自由的人在財權暴力的時代呼籲經濟與權利平等（他們被稱爲社會主義）。這是因爲他們體悟了自由的真諦，選擇了當時當下的道義。而我們，為他們的選擇，為道義歡呼！（事實上，從個人自由的角度他們也可以選擇沉默乃至幫兇，但那將被歷史遺忘。）

2、民主並不是最高的。民主，是西方基於個人主義與平等主義的一種必然理念。但鑒于施實的複雜度，現代皆表現為代議制加政黨政治。就理念而言，通過抽籤或者投票，及多數原則產生的結果，只能稱之爲（盧梭意義上的）“眾意”，他衝其量是“私意”的加總。那麽，盧梭的“公意”究竟何在呢？他提到：“人們願意相信，只有古老的意志的優越性才能是那些法律保存悠久。如果主權這不是一直在承認這些法律有益的話，他就會千百次地廢除它們。這就是爲什麽在所有體制良好的國家裏，法律不但沒有削弱，反而會不斷獲得新的力量的原因--古代的先例使得這些法律日益受人尊敬。相反，凡是法律越古老就越削弱的地方，就證明了這裡不再有立法權，國家也就失去了生命。”這就是“公意”了。因爲如果確實存在一個最初的（或可思維逼近的）社會契約的話，那這種契約一定就是最古老而持久的法律。反映了當時全體公民的公意，並因爲切實體現了他們的意志，而被長久保持下來。所以，如果就民主的理想而言。他不僅僅是參政制度的維護者，更應當是這個國家各個層次的古老法律（在中國表達為禮制。在國家我們稱之爲憲法，在民間稱之爲習慣法）的維護者！

所以談論民主制度，我們必須首先建立憲政觀念。因爲民主作爲理想憑什麽用此時此地的形式強制大家服從？憑什麽要求少數服從多數？憑什麽要求公民推選代表而不是自己參政？以至於憑什麽使用暴力機關維護議會的召開和決議的落實？這些合法性問題都不是民主制度自己能解決的，都必須引用盧梭所說的“古老的法律”，並因此形成他們的制度和憲政。所以我們看到，凡是沿著本民族既有習俗所形成的參政制度，都是比較穩定有效的；而通過強制性嫁接、改革所獲得的政治制度，往往走向蕭條。不僅政府為然，民間的制度建設同樣如此。脫離了民間習慣法的民主理想（如民國時期的鄉村自制，國朝的人民公社，今上的基層民主），都難以為繼。

制度與理想往往存在深刻差距，而對西方民主之路，尤其如此。首先是近代性問題：直接民主不可能了。貢斯當說過“代议制度就是，大众希望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没有时间去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于是委托一定数量的人做他们的代表”。但代議制的經典問題就是：作爲代表，我是代表國家利益，還是代表選民利益？這難免歧路亡羊之慨。這種模糊性也使得選舉人監督成爲困難。後來，當普選制終于實現的時候，另一個經典問題出現了：貧困大校ㄖ饕�是工人）的政治權力如何保證？於是產生了民主社會主義（支持議會）與馬*列主義（改朝換代）兩股思路。但這一進程帶來了政黨政治（並不是說近代沒有什麽輝格托利，但如同齊黨浙黨不被認爲是現代政黨一樣，他們的性質不同）。歐洲早期也像我們古代一樣反對政黨參政，但今天，誰還記得當年站在民主或民生立場上的道義責難呢？總之，西方一路走來，是對他們民族既有的契約倫理、市民公社，以及議會傳統的發揚，是憲政的確立。在這一過程中，一些本不情願的“民主”給予了，比如婦女和窮人的普選權；一些本來固執的理念放棄了，比如直接民主和反對黨派。我們為之歡呼，因爲他們在道義上是進步的。

3、憲政是文明的象徵。憲政是一個民族國家的古老傳統在現行制度下的文本確定。傳統，是要百姓知所措手足。從而民械男袆邮强梢灶A期的，政客的詞彙是可以溝通的。我們一定不要與民族傳統作對。因爲當你試圖用“先進理念”改造社會的時候，天知道你的新鮮詞彙在你的盟友及百姓心中是什麽意思！當實踐暴露出你們的缺乏溝通時，社會卻已經是“東也不成，西也不就”（甚至“倒退十年”）了（作爲例證，可以參考梁漱冥先生關於鄉村建設與民初社會的論述）。聰明的做法，應當是利用民族固有傳統，引導他們在現代需求方面揚長避短（作爲例證，可以參考日本明治及戰後的兩次崛起）。現行制度，是說憲法要依據事實，可以帶有前瞻，但不要就著理想好高務遠。將來一旦實事求是，未免有些幻滅的虛無；如果朝令夕改，則國家將陷入無序狀態。所以，我們看到西方的憲法都是立足其見存制度的，是立足傳統而不是理論的。並且，他們把自己的憲政傳統追溯到他們封建時代的議會，蒙昧時代的習俗，一直到古希臘羅馬的經典。雖然，其實他們的制度的確是現代的，與古代的聯係基本是縹緲的；但是，他們要那麽做！爲了文明的榮耀。

而我們呢？儘管孔曰“雍也可使南面”，孟曰“人人皆可為堯舜”，且周有大比，漢有孝廉，魏晉有中正，隋唐宋明有科舉，但談選舉就是投票。儘管周公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且周有三朝，漢有廷議，唐有宰相會議，明有内閣，但談民主就只有議會。儘管詩云“適彼樂郊”，古詩“帝力於我何加？”國語“士傳言，庶人謗”，且唐以後無士族，宋以後無部曲，明末遷徙合法，但談自由就只有美國。儘管伊尹曰“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且周有呂刑法經，秦律詳審，漢重春秋，唐有律典，宋明治鄉約，但談法治就只有英美法。儘管周禮“以九兩系邦國之民”，且周有比閭族黨州鄉，宋明則社學鄉約保甲，但一談鄉治就是自治選舉。儘管學記“家有塾，黨有序，術有庠，國有學”，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且隋唐有縣學書院，宋明有社學閨塾，而近代書院咸與維新，但一談教育就只有產業化！

周禮“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賈民禁偽而除詐”，“藪以富得民”，且漢用弘羊，宋用荊公，早知商賈之才，經濟之策，用之可以裕民富國，又何必當年姓社姓資之爭？子曰“君子群而不黨”，所以儘管有黨人碑、點將錄，但華夏民族對黨派政治始終不以爲然，而今要麽黨性保鮮，要麽兩黨多黨，投鼠忌器，螳螂捕蟬，何若順從民性，共垂而治，消弭黨派呢？

子貢“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王制“四方之民異性”；禹入裸國，裸入衣出；桓公貼楚，止於王事，故宋有僧司，明有掣簽，而儒釋道回（伊斯蘭教）景（天主教、基督教）素來共處；雖“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但東漢允内遷，明朝許通婚，唐有節度使，明有土官土斷，華夏何嘗不寬容？而今只知道有民族國家，卻不知道夷夏之辨，就是要進行有中心的民族融合，以促進統一。只知道民族自治，卻不知道五服九服，就是在大一統的同時，承認文明的多樣並存。

我雖然反對把古典制度往西方制度上靠，更反對以自由 民主的理念解構西方制度的整體，但是若要談論文明，總是要建立在對各自傳統的認識與分析之上。我亦認爲東西方文明，若是作爲有來歷有自我的血肉之軀，則人類的理念應大體相通，固然習俗因地制宜。那麽我們對自己的肯定，何嘗會喪失對先進的學習？而背棄祖先的梟獍，又豈能同儕於人類的殿堂？

西方，以他們祖先的基業，與子孫的建構，而建立他們的禮制。我們，亦當以先賢的流風善政，與自身的謙虛嚴謹，來締造我們的憲政與習慣法。

當道義與秩序樹立起來的時候，當上至國家元首下至貧民百姓皆知道自己怎樣生活，怎樣權益，怎樣發展，並信任其他人也這麽知道的時候。自由，方不再受到暴政的侵蝕或流氓的褻瀆；民主，方不再因爲野心或者無知而成爲黨派的空談或者政客的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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