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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儒”问题与“中行”路线

作者来源发布时间 2008-03-10 浏览次数字体大中小

论“三儒”问题与“中行”路线

------也谈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

作者: 汪纽孜 转替自:原道网

蒋庆作为大陆新儒家的重要代表，其《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1]一文，可以说是一篇重要的基础性文献。说蒋庆此文是一篇重要的基础性文献，是因为蒋庆的这篇文章为我们讨论儒教重建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平台，通过该参照和平台，我们可以对大陆新儒家内部的各种主张，进行综合对照和评说，更可以由此而展开新的主张。蒋庆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两条路线，即“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所谓“上行路线”，就是“‘儒化’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所谓“下行路线”，是考虑到“上行路线”的实际困难，是一条“变通路线”，“就是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成立类似于中国佛教协会的‘中国儒教协会’，以儒教协会的组织形式来从事儒教复兴的事业。”[2]蒋庆在这里提出的是一种路线话语，与蒋庆的主张相比较而言，康晓光主张“儒化”当前的执政党，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上行路线；陈明主张建设“公民宗教”，从某种意义上当属于广义的下行路线的范畴；张祥龙提出了自己的“中行路线”。本文的主张，可以说也是一种“中行路线”，这种中行路线的基本特点，在于反对对传统持过于保守的态度（所谓“原教旨主义”儒家），主张对儒家传统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中庸之道，“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3]，用“五四”话语和当前主流话语来说，就是对精华的东西加以继承和弘扬，对糟粕的东西则必须进行批判和扬弃。大陆新儒家对于传统的述说，应当与“五四”话语和当前主流话语，开展平等对话和沟通交流，放弃“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体马用”、“马体中用”等带有对抗性和受害者情结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建立独立自主、不卑不亢、面向未来的“合体合用”[4]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将儒教重建与中央关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决策相融合。正如农业、农村、农民“三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儒教、儒学、儒家“三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以上分析，在具体论述“三儒”问题和该中行路线之前，下面先看一下关于儒教传统的精华与糟粕的划分。

一、一分为二看儒教传统文化：论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含义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五四”对于儒教传统文化的态度，并不是没有偏颇的，那就是它没有看到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一面。然而，如果说“五四”对传统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则同样不正确。综观“五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其总体框架，仍可以说是一分为二的，这是其大原则。近年来中央关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各项决策，都是对该原则的继承。当然，由于历史形势和各时期民族历史使命的不同，近年来的中央精神与“五四”精神相比，又是有巨大的区别的。“五四”精神以半封建、半殖民地和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为背景，以反对等级zhuanzhi的传统为主，强调民主与科学，它对于儒教传统文化精神的肯定和继承，主要是在民族精神层面，比如自强不息、天下为公、匹夫有责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而近年来的中央精神，则以全球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背景，以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主，比如对传统美德的强调，确立“以人为本”、“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理念和目标，都标志着中央和整个社会对传统的认识，已经从“民族精神”的层面，提升到“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层面。这些进展是可喜的，但是还仅仅是个开始。中央和整个社会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程度，有待于提升到新的更高的层面，要认识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禁锢和禁区，还需要进入一个极为关键和重要的领域，本文称之为：祖国优秀传统宗教。

由于受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宗教一直被当作“人民的鸦片”[5]，被视为禁区。近年来，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为我们重新认识宗教及其功能，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宗教，实质上是人性的凝结和升华，是以诚挚的向往和良好的祈愿为基础而形成的信念，寄托着人生的终极关怀。去年，国家将清明、端午、中秋、除夕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其中的清明节，是一个祭祀死去的亲人和祖先的节日。中国人之所以要祭祀死去的亲人和祖先，就是因为根据儒教的传统观念，人死后的灵魂是不死的，亲人和祖先的在天之灵，过着一种和人间类似的生活，因此需要情感的交流和必要的生活必需品。我们通过祭祀活动，寄托我们对死去的亲人和祖先的思念，给他们送去象征性的生活必需品，与他们进行感情的交流。与此同时，通过这种活动，每个人都将直面自己的终极未来，既有对于死的恐惧，也有对于命的无奈，转化为对于天的寄托和祈求，产生对于天的保佑、拯救和“永命”的期待！显然，对于这种活动，其实质是人性的凝结和升华，是以诚挚的向往和良好的祈愿为基础而形成的信念，寄托着人生的终极关怀。它与愚昧迷信活动，是完全可以区分开的。要坚决打击愚昧迷信活动，教育人们如何明确把握宗教活动和愚昧迷信活动的区别。承认儒教的这些基本内涵，不但不是迷信，而是对于民族情感的珍惜和尊重，让中国人的宗教情感得到自由和充分表达，是“以人为本”的最高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离不开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祖国优秀传统宗教。如果缺少了这些东西，文化就不完整，百姓的心灵就存在真空，愚昧迷信活动和邪教，都必然要乘机而入，从而毒害人们的灵魂。因此，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传统宗教，是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关键，千万不可忽视，早已势在必行！

要深入认识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要深入认识祖国优秀传统宗教，为此，就必须对传统宗教进行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根据蒋庆的说法，儒教“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自性的自足的文明体”，“夏、商、周‘三代’即有儒教，严格说来伏羲时代已有儒教”[6]。本文认同这种说法，因此，对于传统儒教的形态划分，如果从发展历程的角度去看，不妨分为原始儒教、孔孟儒教、汉代儒教、宋明儒教等四种。原始儒教，也就是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儒教，其观念对于后来的儒教影响很大，并且一直影响至今。孔孟儒教，形成于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其观念对于后来的儒教影响很大，并且一直影响至今。汉代儒教，形成于西汉，其观念对于后来的儒教影响很大，并且一直影响至今。宋明儒教，形成于宋明时期，近代的儒教主要就是宋明儒教，其观念一直影响至今。

传统儒教的形态划分，如果从宗教功能的角度去看，则不妨分为常天永命的儒教[7]、修养身心的儒教、等级zhuanzhi的儒教、平等自由的儒教等四种。其中常天永命的儒教，主要起源于原始儒教。原始儒教的最高成就，在于奠定和形成了“受命于天”、“天爱万民”、“天讨有罪”、“降命于天”、“祈天永命”（《尚书》）等五大理念，从而形成了传统儒教的天命理论和天命信仰[8]。这种儒教的功能，在于回答了人最关心的一系列终极性的问题，比如人是从哪里来的（天生万物和人），人生在世有没有谁在关爱着人（天地是万物和人的“父母”，关爱着万物和每一个人，国家和官员“受命于天”而“为民父母”，关爱着每一个人），有没有谁为人主持公正（天是最终的判决者，政府“受命于天”而主持公平正义），人的最终寄托和依靠是什么（天是最终的保佑和拯救者，人从天那里得到保佑和拯救）。常天永命的儒教，作为最早的儒教形态，对于中国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之中。由于天被相信是万物的父母、源头，所以汉语中常见到“天生”、“天赋”、“天资”、“天性”、“天才”、“天然”等说法。当人们吃惊、狂喜、紧张、痛苦时，人们会说“天哪” 。当人们绝望时，人们感到“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当人们祈祷时，人们说“上天保佑”、“老天爷保佑”、“老天爷救命”。当人们感激时，人们说“谢天谢地”。当人们发誓时，人们都是“向天发誓”。当人们结婚时，人们首先要“拜天地”。当人去世时，人们说“归天”、“在天之灵”。说到人们对天的依赖和天对人的帮助，人们说“富贵在天”、“成事在天”、“天道酬勤”、“听天由命”、 “靠天吃饭”、“有如天助”、“天公做美”、“天从人愿”、“苍天有眼”、“天无绝人之路”、“吉人自有天相”。说到心中无愧，人们说“无愧于天”。说到秘密和神通广大，人们说“天机”、“天知道”、“天知地知”、“人算不如天算”。说到秩序、纪律，人们说“天道”、“天规”、“天则”、“天条”。说到伦理、道德、真理、正义，人们说“天理”、“天意”、“天良”、“天经地义”、“替天行道”。说到不守规矩，人们说“无法无天”。说到罪恶行径，人们说“伤天害理”、“丧尽天良”、“天诛地灭”、“天理不容”。说到某些特定的人和事，如皇帝、皇朝，人们说“天子”、“天朝”、“天威”、“天恩”、“奉天承运，皇帝昭曰”。在汉语中，人们把空间也叫做天。世界，叫做天下。于是又引伸出一系列具有最高级意义的词，人们说“惟天为大”、“天大地大”、“民以食为天”、“天价”、“天胆”、“胆大包天”、“天不怕地不怕”、“惊天动地”、“顶天立地”、“天高皇帝远”、“天高地厚”、“天罗地网”、“一手遮天”、“难于上青天”、“天南地北”、“天涯海角”、“皇天后土”、“不共戴天”、“天国”、“天堂”、“天籁”、“天香”。人们而且把时间（时节）也叫做天，“一天”、“两天”、“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天长地久”、“天时地利”、“得天独厚”、“颐养天年”。人们把气象叫做天气，“热天”、“冷天”、“阴天”、“晴天”、“雾天”、“霜天”、“雪天”、“雨天”、“白天”、“黑天”、“光天化日”、“暗无天日”、“天刮风”、“天下雨”。等等等等。

以上说的是常天永命的儒教及其相关概念，通过这些语词，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对于中国人的影响之深刻！实质上当孩子们学会说话时，他们就已经被语言“格式化”了，具备了完整的常天永命儒教的基础观念。常天永命的儒教，主要产生于原始儒教那里，但也体现在后世儒教即孔孟儒教、汉代儒教、宋明儒教那里，体现在中国人的日常语言和生活里，从而构成整个中国文化的大背景。而所谓修养身心的儒教、等级zhuanzhi的儒教、平等自由的儒教，应当说在原始儒教、孔孟儒教、汉代儒教、宋明儒教那里，都有体现。传统儒教作为道德教、人文教、教化教，就是修养身心的儒教。传统儒教作为政治教、礼教、名教，就是等级zhuanzhi的儒教。传统儒教作为现代西方人权理论之源头[9]，就是平等自由的儒教。

综上所述，传统儒教可以功能性地分为常天永命的儒教、修养身心的儒教、等级zhuanzhi的儒教、平等自由的儒教等四种。其中等级zhuanzhi的儒教，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教、礼教、名教，属于等级社会的糟粕，已被“五四”精神所彻底否定，由于它与现代和未来社会格格不入，因此也是我们今天和今后必须继续予以批判和扬弃的传统宗教的糟粕。而常天永命的儒教、修养身心的儒教、平等自由的儒教，则代表传统儒教的精华，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祖国优秀传统宗教，是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所在。通过这些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五四”的局限性，首先，它有把传统等同于zhuanzhi的倾向，因此有否定传统的主体的倾向，没有看到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第二，（受当时的国际大环境影响）把宗教简单化地等同于迷信，倾向于否定任何宗教，没有看到宗教的正面意义（当然，很多人因此而竭力否认儒家是宗教，否认有儒教的概念成立，是出于对儒家和儒教的保护和真爱；而斗转星移到了今天，全世界连科学最先进的欧美，都认同宗教的正面意义，如果有谁还是不承认儒教，那就不是出于对儒家和儒教的保护，更谈不上对祖国优秀传统宗教的真爱了）。在反思这两种局限性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是祖国优秀传统宗教，什么是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二、“三儒”概念与未来儒教的特质

近年来，中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战略。在经济建设领域中，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由于相互之间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因此被统称为“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三农”问题的解决，提高到新的战略高度。关于文化建设，全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其中包括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等框架和内容。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儒教、儒学、儒家的问题，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由于此三者之间也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关系，本文统称之为“三儒”问题。要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正视和重视“三儒”问题，妥善解决“三儒”问题，否则，就不可能完成这项艰巨的历史任务。

未来儒教的问题，也就是“三儒”的问题，关于未来儒教的重建，应当从对“三儒”问题的探讨入手。为了弄清楚儒教、儒学、儒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先看一下蒋庆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中对这三个概念进行的梳理，他说：“儒家是一个学派，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即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形成国家‘礼制’‘文制’以安顿人心、社会与政治的时代。儒家一词的对应者是其它学术流派，如汉以前儒家的对应者是法家、墨家、道家等中国的学术流派，一九一一年后儒家的对应者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西方的学术流派。‘儒家’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衰世之词，是边缘化于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被放逐者的称号。儒学则是儒家的学理系统，其价值渊源则是儒经。

“儒教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自性的自足的文明体，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即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形成国家‘礼制’‘文制’以安顿人心、社会与政治的时代。儒教一词的对应者是其它的文明体，如‘三代’时的‘蛮夷’，隋唐时代的佛教、景教，现在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它宗教。儒学是儒教的教义系统，其价值渊源则是儒经。儒学与儒教的关系相当于基督教神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儒学只是儒教的一个具体内容。‘儒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盛世之词，是中国古圣人之道占据中国文化权力中心时的称号。儒教的历史长于儒家，夏、商、周‘三代’即有儒教，严格说来伏羲时代已有儒教，因儒教是一文明体，伏羲画卦即开创了中国文明。此外，‘圣王合一’、‘政教合一’、‘道统政统合一’是儒教的本质特征，也是儒教的追求目标，伏羲时代即具备了这些特征，故伏羲时代即有了儒教。春秋、战国、秦汉之际儒教退出中国文化权力中心边缘化为儒家，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又回到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位置上升为儒教，一直到一九一一年儒教崩溃，儒教又退出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位置下降为儒家。”[10]

前面说过，本文认同蒋庆关于儒教“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自性的自足的文明体”，“夏、商、周‘三代’即有儒教，严格说来伏羲时代已有儒教”的论说，并认为这是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中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但是对于他说的“一九一一年儒教崩溃”，本文表示反对。因为儒教是文明体，而象中国这样的儒教文明体，是不可以用“崩溃”来形容的。在我看来，近代的儒教，犹如一片经历了千年不遇之严寒的古老森林，大批的树木被彻底冻死，然而对于更多的树木来说，只是冻得落光了叶子。被冻死的树木死去了，但那些只是落了叶子的树木，代表着儒教森林的存在，当春天来临的时候，这片古老的儒教森林，将迎来不可阻挡的生机。然而，我们需要认真分析的是，经历了这场千年不遇的严寒，被冻死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树木？前面说过，传统儒教可以功能性地分为常天永命的儒教、修养身心的儒教、等级zhuanzhi的儒教、平等自由的儒教等四种。经历了近代这场千年不遇的严寒，儒教森林中被冻死的树木，大都属于等级zhuanzhi的儒教的范畴；儒教森林中没有被冻死的树木，大都属于常天永命的儒教、修养身心的儒教、平等自由的儒教等的范畴。因此，可以说“一九一一年等级zhuanzhi的儒教崩溃”，但不能笼统地说“一九一一年儒教崩溃”。因为“一九一一年”之后，不仅常天永命的儒教、修养身心的儒教继续在中国发挥作用，而平等自由的儒教，更因为摆脱了等级zhuanzhi的儒教的枷锁，从而开始了其真正的发展与成长的新纪元。

本文也不能认同蒋庆对于儒教、儒学、儒家三个概念之间关系的论说，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蒋庆认为“儒家是一个学派，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这句话本身是存在逻辑的问题的。当说出“儒家义理价值”的概念时，已经预先设定、全面承诺了儒家的存在，因此，再用“儒家义理价值”是否上升为“王官学”来限制儒家的存在，就会因为自相矛盾而无法限制了。如果硬要做出限制，就会产生歧义，如蒋庆上面这句话中甚至可以隐含这样的意思：既然“儒家是一个学派，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那么，当儒家义理价值“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之后，儒家就不存在了。而这种推论不但在形式逻辑上产生新的自相矛盾，而且在现实中也是不成立的，因为在现实中，当儒家“上升为儒教”后，儒家（作为学派）不但应当继续存在，而且应当是比原来更加兴旺地存在。话再说回去，既然当儒家“上升为儒教”后继续存在，怎么能说“儒家是一个学派，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呢？第二个例子，既然“儒教的历史长于儒家”，说明早期的儒教存在于一个没有儒家的时代，这与“儒教……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的说法，不也是矛盾吗？总之，本文并不想否定蒋庆论说中的合理成分，但是如此说明儒教、儒学、儒家三者的关系，存在着严重的逻辑问题。

在本文看来，不妨这样界定儒教、儒学、儒家三者的关系：儒教是文明体，儒教体现为理论、理念，就是儒学；儒学体现为学派、学者，就是儒家。或者反过来，儒家是学派、学者，儒家的理论、理念就是儒学，儒学的实践即变为文明体，就是儒教。儒教、儒学、儒家的关系，是一种三而一、一而三的关系，是一种合一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儒教、儒学、儒家三者，它们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可以同升而兴，也可以同降而衰。它们之间甚至可以出现看似不同步兴衰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一显一隐未能同步。如孔孟时期，（孔孟）儒学、（孔孟）儒家为显，所谓显是指它出现了，但孔孟儒教为隐，所谓隐是指它没有主宰国家政治生活。但隐不等于不存在，实质上孔孟儒教，在孔子思考和教育其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存在了！更何况孔孟儒教是在原始儒教的基础上产生的，原始儒教一直是一个巨大的背景存在！儒教、儒学、儒家三者，不可以须臾分开，也从未须臾分开，更不可能出现其中的一个早于另一个的状况。儒教是文明体，有儒教必然同时有儒学，有儒学必然同时有儒家。反过来也一样，有儒家必然同时有儒学，有儒学必然同时有儒教。因此，蒋庆说“儒教的历史长于儒家”，只是基于“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的传统说法才“成立”的，而严格说则是不成立的。将这里的逻辑完全展开即可得出：孔子是“三儒”的集大成者，而不是“三儒”的创始人，“三代”的圣王都是儒家，三皇五帝才是“三儒”的创始人，尤其是伏羲，是“三儒”的创始人中最杰出的代表。

总之，未来儒教，是一个由常天永命的儒教、修养身心的儒教、平等自由的儒教等三种儒教综合而成的新型儒教，而等级zhuanzhi的儒教，已经随着旧的等级zhuanzhi的社会的崩溃而不复存在。儒教、儒学、儒家的关系，是一种三而一、一而三的关系，是一种合一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将儒教、儒学、儒家统称为“三儒”，“三儒”作为一个概念，它折射的是一种系统的“儒观”，一种系统的思维方式，一种系统的方法论。“三儒”作为一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关于重建儒教途径的某种思考和取向，下面具体看一下。

三、关于“三儒”的社会共识与“中行”路线

蒋庆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中，提出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两条路线，即“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 所谓“上行路线”，就是“‘儒化’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有志从政者必须通过《四书》《五经》的考试才能获得做官资格”。“在国民教育系统中，恢复小学中学‘读经科’”，“大学则恢复‘经学科’”。所谓“下行路线”，是考虑到“上行路线”的实际困难，是一条“变通路线”，“就是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成立类似于中国佛教协会的‘中国儒教协会’，以儒教协会的组织形式来从事儒教复兴的事业。”[11]

蒋庆提出的上述“上行路线”，实质上就是以中国传统的“尧舜孔孟之道”，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如果中央（实质上是社会）能够认同该“上行路线”的话，那么该路线的实施，就是轻而易举的，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我未见力不足者。”[12]然而，如果中央（实质上是社会）不认同该路线，那么该路线的建议，就无法得到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上行路线”不可能实行，连作为“变通路线”的“下行路线”，尽管其实质是暂不谋求“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的地位，搁置儒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与争论，只求在基层和民间复兴儒教，但是，由于得不到中央和社会的认同，可以肯定“下行路线”也将同样无法实行。因此，对于儒教的重建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在全社会形成共识，什么是儒教的精华和糟粕，未来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儒教？在回答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其次才是路线问题。本文的答案是：等级zhuanzhi的儒教是儒教的糟粕，已经崩溃、死亡，而常天永命的儒教、修养身心的儒教、平等自由的儒教则是儒教的精华，将构成儒教的未来形态。如何建设未来儒教，本文在此提出一条新的路线，称为：中行路线。

所谓中行路线，从远处说，是呼应孔子的“中行”路线，从近处说，是呼应蒋庆关于“上行”“下行”两条路线的论说。中行路线的“路线图”特征是：首先，由学界提出未来儒教的体系模式；第二，在学界进而在社会上形成关于未来儒教的共识；第三，将该共识通过人大、政协等途径，上升到中央政府研究；第四，由中央政府提出关于“三儒”问题的决策；第五，通过现有行政渠道，将中央政府的决策实施到基层。中国近代的实践证明，纯而又纯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中国取得成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可以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但是它毕竟不能起宗教的作用，不能从天命的层次上，养育人性、安立人心。本文所谓的中行路线，主张对传统的“尧舜孔孟之道”进行现代化研究，反对给已经腐朽和死亡的等级zhuanzhi的儒教以任何意识形态的地位，主张将常天永命的儒教（含修养身心的儒教、平等自由的儒教），纳入当前的文化建设，并从宗教和精神的层面，对当下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补充。因此，中行路线的本质，在于走出“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体马用”、“马体中用”等带有对抗性和受害者情结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建立独立自主、不卑不亢、面向未来的“合体合用”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呼吁各界采取行动，象重视和解决“三农”问题那样重视和解决“三儒”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等理念的指导下，解决“三儒”问题，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中，已经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和渠道。国家和各地举行的各种祭祀活动（如公祭黄帝、公祭炎帝、祭孔、祭孟、祭天、祭地等），把清明、端午、中秋、除夕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决定，评选全国道德及孝老爱亲模范，所有这些工作，都应当视为国家“三儒”工作的组成部分。它属于中央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总范畴，属于其中包括的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范畴。中行路线的特点，还在于它反对“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成立类似于中国佛教协会的‘中国儒教协会’，以儒教协会的组织形式来从事儒教复兴的事业。”它主张由学界和社会的共识开始到中央研究，再由中央决策而到基层落实，利用的是中央和地方各级精神文明委员会（办公室、领导小组）、宣传部、文化部（局、站）等职能部门，运用国家媒体，发动和开展全民思想教育活动，学校通过精神文明课形式，开展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和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儒学基础知识教育。总之，“三儒”工作要全面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既有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有机部分。

正如上面所说，重建中国儒教，首先需要形成共识。本人以拙作《天学引论》（截止目前最新稿本是第五稿）为基础,提出以“宗教儒学”作为天学的学派定位。在本文中，又提出对儒教传统要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常天永命的儒教、修养身心的儒教、平等自由的儒教，是儒教的精华，需要继承和弘扬，而等级zhuanzhi的儒教，则是儒教的糟粕，已经崩溃、死亡，需要继续批判、扬弃等观点，以及关于“三儒”问题和“中行”路线的思考。以上思考均非常粗浅，如果能够引起大家的讨论，推动关于未来儒教问题即“三儒”问题的共识的形成，起到某种抛砖引玉的作用，就是本文最大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