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是明末清初启蒙学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湘西蒸左石船山，自署船山老农等，学者称为船山先生，1642年24岁王夫之考中举人，王夫之学识极其渊博，举凡经学、小学、子学、史学、文学、政法、伦理等各门学术造诣无不精深，天文、历数、医理、兵法乃至卜筮，星象亦旁涉兼通，且留心当时传入的西学，他的著述存世的73种，401卷，散失的约有20种。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 《周易内传》 《尚书引义》 《张子正蒙注》 《读四书大全说》 《诗广传》 《思问录》 … 

    王夫之在自己的理论中坚持“无其器则无其道”“尽器则道在其中”的唯物主义道器观，认为“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所标志的一般（共同本质，普遇规律）和个别（具体事物及特殊蛇律），二者是“统此一物”不可分离的，提出“天下惟器而己矣” 肯定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具体存在的，任何具体事物都具有其特殊本质，又具有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王夫之在自己的学说中驳斥了“理在事先” “道本器末”的观点。得出“据器而道存” “离器而道毁”的结论，王夫之在历史观方面系统批判了历代史学中弥漫着的神学史观和复古谬论，驳斥了以往学者“泥古薄今”的历史观点，依据他“理依于气”‘道器相须’的一贯思想，提出了“理势相成”的历史规律论和“即民见天”’的历史动力论。反对在历史运动之外谈论“天命” “神道” “道统”主宰历史，主张历史本身去探索其固有的规律，“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 所以他说的“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现实过程，“理”是体现于历史现实过程中的规律性。他肯定“理” “势”相成，人们的历史实践的复杂性，形成历史事变的复杂性，应当“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别不尽然之实”从“理成势”“势成理”等多方面去探讨。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顶峰，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17世纪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

    王夫之把程朱理学中的“理” （天地万物运动变化及人们行为遵循的普遍法则、道理，主要指道德、精神）”与客观的“势”即理到势打通相融，使二者相因相随，互为表里，势激于理，理随势易。把程朱之“理先于天地万物且主牢于天地万物”的空泛苍白的伦理本位，降为充满客观内客的历史本体，并强调内在的“理”去探外在的“势”，使“理”的的活动直接对客观历失规律和现实必然性的“势”来展开，又使外部客观规律和现实必然性牵系着理本体的活动内客。这种以“理”探“势”，“理”随“势”走，“势”激以“理”的思维模式造就了一批批外倾感应型的湖南精英，同时，王夫之哲学中的“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提倡每个人都要“博学，审问，慎念，明辩，力行；而苦论五者有第一不容刻缓，则莫力行罢” 所以不仅要坐而言，尤其要起而行，以行之实践来做到“理”到“势”的准确把握，反对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理”到“势”的截然对峙，以及“理”到“势”的外倾感应型思维模式，使湖南知识精英们不可能仅仅停留在道德践履的思想幻觉中，而是必让其有所延伸，他们一般是希望在最短时间内寻找最佳方式来最直接、最迅速的解决当义务之急，并力求最准确实用，从某些方面的意义上来讲湖南学风淡化了抽象性的玄论或纯思辩的启蒙工作，以考据辞章的儒风不多，起而行之的奋斗精神便为百年以来湖南精英和众人普遍认崇的第一要义和准则。王夫之改造后的程朱理学所形成的“新船山主义”开始影响和武装湖南人，船山思想、思维曾造就了一批批湖南精英，使他们都有一种起而行之的奋斗精神，一种经世济国的大气思想，使他们成了担当“天下兴亡”之最勇猛匹夫，由而造就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才大略，这种雄才大略使湖南人在此后历朝军政界中光赫于世。有人说湖南人历来不擅长经商，而擅长两杆笔杆和枪杆,说起文武,湖南湘潭人最为代表,可以说成一个时代并出两位、齐白石（美术界）、毛泽东（军事政治思想文章）都是中国在各自领域无人能望其项背的。还记得有位现代学者也说过一句话：善武不擅文不是湖南人，善文不擅武不叫东北虎。自绍兴师爷后，坚韧而不服的湖南人开始以笔杆讨伐生活者多有，后又逢曾国藩募练湘军，振兴湖湘军制，并一举扑灭了太平天国，这个胜利当时最大的刺激了湖南人“从军”的心理。从此便有了“无湘不成军”，紧接着又有了“湖湘将帅，绍兴师爷”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