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古代士阶层（知识阶层）两论

 作者：孟庆朋

       根据周代的文献（《左传》及《尚书》的一部分）可知，士为当时封建贵族最低之一级(“士”字虽常见于周代的文献中，但不可据此论断周代以前无“士”字，无“士”字所特指的一类人，其实，在甲骨文中已出现“士”字，作⊥形；但谓其为周代所独有的职官、名号。学者刘节认为，“士”为西方之周所特有，即“卿士”与“太史”之官。日本学人对此也有类似之见解。至于释“士”为周代之官名之中，又可细分为祭祀官〈礼官〉与理官〈司法官〉两类）。综合学者之考证及相关考古发掘之实物，更具体而严谨之说法只可谓士发展至周代，这一阶层之具体职掌，较之于前此的商、夏两代或更遥远之时代，其特采在于居“卿士” （底层之贵族）之位，从事相应的管理事务：或主祭祀，或理狱讼（理狱讼即理官之责任）。

北宫錡问周室班爵之制，孟子答曰：“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结合《孟子》及《礼记·王制》诸篇所记来看，可知文首所作之判断大体正确。士之上有王、诸侯（卿）、大夫；士之下有庶民、奴隶。当时士所接触之人等，以庶民、奴隶为多；所协理之事务，也多关切于庶民之生产、生活；故此等士虽名为贵族，生活方面反近于庶人，这是历史演变之必然结果。西周社会等级森严，爵位、职官皆世袭，比如一位大夫，年老身殁后，其爵、职由嫡长子（正妻所生之长子）继承，仍为大夫；至于多数庶之子（正妻所生之余子及妾妃所生之子）原则上被封为士。相较于大夫，士仅有微薄的衣食之租，免其劳作而已。此亦可证士一阶层身份之卑微。《左传》桓公二年（公元前709年）晋大夫师服说：“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下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次第义）。”关于“士有隶子弟”一点，杜预注：“士卑，自以其子弟为仆隶也。”据此可以想见当时士阶层之人数，较之大夫、诸侯，为数甚多。此辈虽有贵族之身份，却难享有贵族之尊贵，故孔子（大夫之后，及身已沦为士）自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诸多具体凌杂之事，多由士来承担，比如大夫的宰邑一职，主要管理“邑”内土地与人民，劝庶民勤于农事，收获季节，催农人完粟帛之税；遇战事时，征人民助战。诸如此者，多由士任之。孔门弟子，如冉有、子路、子游皆曾任职于鲁国权大夫季氏之邑宰。

    上文就士一阶层在周代之地位及职掌略作叙述，并引古文献为之证明；然终非系统周密之论证，嫌其零碎，故下文拟从文字学及历史学两视角作更进一步之探究，冀明了以下两个问题：（1）在历史发展之各阶段上，士一阶层所职掌者属同一类事？抑各有演进，各时代呈现各时代之异彩（从文字学的视角作解释）？（2）春秋、战国之交，士如何转变为一独立、自觉之知识阶层？所表现之社会性格如何（从历史学的视角作解释）？本文尽力疏通众家之说，兼以自己之论断，以期得一客观、合理之解释。

（一）从文字学的观点对于第一个问题所作之解释：

   《说文解字》说：“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曰：“引申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以“事”字训解“士”，盖两字同音。文字学上有一原则：以音寻义。大意谓：凡音相同或相近之字，其义亦相同或相近；故上引《说文解字》之训诂，合于学理上之法则。以数之终始解“士”字之结构、形体，谓之“从十一”，并引孔子言证实之。《论语》载孔子赞美子贡之言，谓：举一隅能知其三。又载子贡褒奖颜回之言，谓：赐也闻一以知二，回也闻一以知十。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足见其人聪敏、贯通、灵活。段玉裁引申之曰：凡能事其事者称士。前一“事”用作动词，似可作“堪任”、“娴熟”之义讲；后一“事”字用作名词，泛指，不陷于固定之某一事。段注较《说文解字》更进一层者在于引进了执事、从事之人。《说文解字》仅以“事”字释“士”，然而，从事一件事，背后必有从事该事、执行该事之人。比如，“教”为一事，则此一事逻辑上隐含必有一“教者”；又“学”为一事，则此一事，逻辑上隐含必有一“学者”。段注所作之引申，使“士”字从一静态之事，进至为一活动的，从事或执行该事之人。此引申发阐，合于历史发展之实况，社会演进之情实，此乃段注之长处；然而短处亦寓于其中。“凡能事其事者称士”，如此笼统的解释，举凡世间士、农、工、商各行的从事者，无一不可称为士；既如此，又何必别举一士于农、工、商之外，并尊之为四民之首？针对此弊，近人吴承仕曾对《说文解字》“士，事也”之界说加以限定，他说：“士，古以称男子，事谓耕作也。《释名.释言语》，云‘事，倳也；倳，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倳。’……《汉书.蒯通传》曰：‘不敢事刃于公之腹者’，李奇注曰：‘东方人以物臿地中为事，事字又作葘。’……《汉书?沟洫志》注云：‘葘亦臿也。’盖耕作始于立苗，所谓插物地中也。士、事、葘古音并同，男子从力，依形得义，士字依声得义也。事今为职业、事业之义者，人生莫大于食，事莫重于耕，故臿物地中之事引申为一切之事也。”杨树达亦同意此训，引甲骨文作按解：“士字甲文作⊥形。“－”像地，“︳”像苗插入地中之形，检斋之说与古字字形亦相吻合也。”余英时以为吴检斋的训解合于“士”字之古意，然仍生两点疑问：（1）据现有之文献资料，无法证明“士”字可作“农夫”一义解；（2）在商、周两代之典籍中，常出现“庶士”、“多士”等诸名称，此“士”恐早非从事耕作之农夫；推其意，似乎为知书达礼、文质彬彬之文士。至于《白虎通》引《传》之言，断之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此士恐既非上古之农夫，亦非春秋、战国之交之文士，或许特指东汉之“博士”（《白虎通》成书于东汉）

      依我的理解，字之初义、古义 ,固应穷究；然其引申义、发展义尤应注意。如上文引《传》对“士”字所作之疏解，多半属东汉人对士此一阶层人之认识与期望；若拘执古义，必谓此处之士为从事耕作之农夫，则顿生龃龉，腐旧不通矣。盖上古社会组织简单，无劳心劳力之分，亦无士、农、工、商之别，人人尽力于生产，而生产以农事为主；当时生产工具简陋，多赖人力助其成，故任农事者多男子（力大任重），其事则农耕也。《说文解字》之训解，吴检斋之界定，原合乎上古社会之情实。逮至数千年后之东汉，中国早已演为一士、农、工、商四民共存互济之社会；从事生产转输事业者，除农外复有工、商，士则脱离生产事业（此一大转变大约酝酿于商、周之际，此时士逐渐成为享有“食田”之贵族；至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大更替，士复脱离贵族阶级，成为一独立、自觉，“以道自任”之阶层。此问题过大，本文无暇论及。）而成为“食于人者”之阶层。他们多供职于政府，凭其学识、技能服务于皇室、政府，故以“通古今，辨然否”称之；从事耕稼之人，则别称之为“农”。

    根据上文之分析可知：于社会发展之各阶段，“士”字之含义，所指不尽相同，并非某一类事、某一类人可以概括其义，综括其指。虽然如此，士之为士，于不尽同之中，又存有某些相同之属性，此亦可称作士之本质、形上义，即去其不同（各时代各异之情实所致）而贯之以同，其同即：特出者、优异者。所谓“士乃四民之首”，推衍其义，似应作如下解：士乃四民之特出者、优异者。故无论各时代之士从事何事，可肯定者有二：（1）士所从事之事，多为当时之大事、重事，关乎国家之兴衰；（2）从事该事之士，多为国中之英才、俊杰。

   （二）从历史的观点对于第二个问题所作之解释：

     近代多数学者认为士最初为武士，经春秋、战国时期激烈之社会变动后，渐渐转为文士。顾颉刚先生之《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可作为此说之代表，故录其要点于下，以见其旨：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谓之‘君子’与‘都君子 ’者，犹曰‘国士’，所以表示其贵族之身份，为当时一般人所仰望者也。

    孟子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序者射也。其实非特序为肄射之地也，他三名皆然。《周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民，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礼有大射、乡礼，乐有騶虞、狸首，御亦以助田猎，皆与射事发生关联，其所以习射于学宫，驰驱于郊野，表面为礼节，为娱乐，而其主要之作用则为战事之训练，故六艺之中，唯书与数二者，乃治民之专具耳。

     儒学以孔子为宗主，今试就孔子家庭及其门弟子言之，……足见其士皆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寝假而羞言戎兵，寝假而惟尚外表。……以与春秋之士较，画然自成一格局，是可以觇士风之丕变矣。…… 讲内心之修养者不能以其修养解决生计，故大部分人皆趋重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知识既丰，更加以无碍之辩才，则白衣可以立取公卿 。公卿纵难得，显者之门客必可期也……宁越不务农，苏秦不务工、商，而惟以读书为专业 ，揣摩手腕，以取尊荣为目标，有此等人出，其名曰‘士’，与昔人同；其事在口舌，与昔人异，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

     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为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武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

    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政府之力日强，儒者久已尽其润色鸿业之任务，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作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85—91页）

     顾颉刚先生之意，概言之，以孔子为分界点，之前，社会上只有武士；之后，文士逐渐露头，故下结论曰：文士从武士蜕化而来。我的疑问是：前一时代纯粹之武士，如何转化为后一时代文（儒）武（侠）分途发展的呢？换言之，前一时代，社会上果如顾颉刚先生所言，只有武士，似可断言：此一时期战事必然频繁。后一时代，果如顾颉刚先生所说，武士逐渐退化为文士；则非士阶层之堕落，亦非武士演进途中逻辑上必然之结果，实应为社会嬗变新生出种种要求，此非战与防（武士之职责）可以妥善解决。盖社会进化，事务日繁，昔时无者，今新增之；向日次者，今反重之，岂可以战与防作为社会之永久或唯一重心！此背于社会演进之学理，这一层原因，顾先生似未揭明；况其文章内亦有自相矛盾矛盾处，如文首直明其旨：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后段转换文词曰：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何以前后抵忤如此？虽然如此，我仍认为顾颉刚先生后一论断含至理，即古代之士，文武兼通。下面便略论何以古代（商、周之际士演进为贵族后至春秋、战国之交士逐渐失去贵族资格，而发展为独立、自觉的知识阶层）之士必须兼通文武？

      要回答这一问题，须先明了以下两件事实：（1）士无论偏文偏武，皆当时最受教育之人，故有能力、有责任负责、协理当时社会上之大事；（2）周代之大事有两件，即祀（祭祀）与戎（战争）。对于这一问题，我思考的结论是：因战争之需要，士须受武士之教育；因祭祀之需要，士须受文士之教育。故而，古代之士兼通文武，非纯粹之武士。

先说“戎”事。周初分封本一武装殖民事业，所建新国，多以少数外族贵族之身份，立于多数被征服者之上；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必靠坚强之武力来维持。西周三百余年，所有诸夏国家，或与戎狄杂居，或与之临近，时常受其侵袭；入东周后，诸夏国之间之冲突、战争，几乎成为旦暮可遇之事，因为这三种原因，军事成为当时诸夏国家之政治焦点，亦为贵族生活之中心，以至于“有一辈受贵族禄养着专门替贵族打仗的人，也就是战场上斗争的主力，那叫做“士”，即武士。” （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版，38—42页）另外张荫麟先生亦主士之教育最初为培养战御技能和尚武精神之说。

      接着说“祀”事。周人之鬼神世界，可略分之为三类：（1）祖先（2）天神（3）自然神。据现存之文献可知，周人确实信仰鬼神，认为诸鬼神有意志、有好恶，可降灾于人间，亦可造福于苍生；故而周人之祭祀之礼极谨极丰，惟恐亵渎神灵。祭祀之地大致安排如下：祖先祭于庙，上帝祭于郊；至于自然神，如与民生最关切之土神和谷神，则设坛于都城之内。上古人极迷信，逢时节、遇大事，皆祭祀鬼神求其决疑；比如，临战之前，全军要祭一回社（即土地神），祭毕把肉和酒分予兵士，衅鼓（一种军仪。将用于祭祀之牲畜之血涂于战鼓上）就在此时举行。祭祀，尤其是在太祖之庙，仪式极弘壮极肃穆（所以如此者，根于一种对于先祖之敬畏心。敬者，崇其创业艰辛，德高功大；畏者，恐其降罚于后代，惩其顽劣），所供奉之牺牲必丰必美，所宣读之祷词必工必整，所演奏的音乐必和必穆，所排演的舞蹈必盛必大，如此等等，不经过一番礼、乐教育者难以胜任。况祭祀之外，诸侯间聘享之仪节，宴会时赋诗应对，亦必经一番诗、书教育，方可应对裕如。孔子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知周代之特色在于“尚文”，比如射礼，并非纯粹之军事训练，其中亦含有培养“君子”精神之意味，所以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又说：“射不主（穿透义）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射礼只求中靶心，不务穿皮革。因人力有大小，不可强求；而求中靶心，人人可操练而至）可见射礼为礼乐教育之一部，岂不甚明。 概言之，周代士阶层之教育乃文武兼备者，以具体科目言，“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说大体可信。

     至此，我们可作一简短结论：古代之士（所指见上）皆文武兼修者，后经春秋、战国之交的社会大变革，歧而为二，一为文士之儒，一为武士之侠，二者分途发展。《左传》哀公十一年记：“孔文子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古礼器）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余英时先生说：“这个故事透露出知识阶层（文士）兴起的时代背景。”大士孔子尚如此，遑论其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