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复兴的呼唤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常显示，当社会内部的经济文化面临巨大发展时，各种思潮和势力泛起，人们往往失去方向感，或逞强争雄，或随波逐流，一片纷乱混杂，令人手足无措。

试看当今中国，商品经济的活动经已像水银泻地一般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景象。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冲击和否定，令许多人的道德规范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地跌向欲望横流的荒野，弃圣绝智，背信弃义，演出场场瞩目惊心的闹剧。

请看以下报导。

《扬子晚报》2002年4月14日发表文章，题目是〈怎一个骗字了得—中关村遭遇信用危机〉。文中说，在信用体系发育程度低下的大环境下，素有“高新技术産业基地”之称的北京中关村也幷非世外桃源，部分企业接连遭遇信用危机。

　　中关村的小企业惯常使用一种高风险的赊销模方式，一个环节一旦出现信用问题，便会全盘皆输，幷牵带一连串企业处于受骗境地。银行不给贷款的理由是：给这些中小企业放贷无异于赌博。怕被骗，已成了交易各方的共同心态。问题的关键，还是一个“信”字。

信用体系运行举步维艰，不禁让人慨叹信用建设很难一蹴而就。问题的关键在于美、欧等发达国家是“征信社会”，而我国尚处于“非征信社会”，国家缺乏统一的信用指导大法，征信信息的披露制度。

《粤港信息日报》2002年6月8日刊登文章，题目是〈拯救濒危的股市：比银广夏更大的造假逼近我们〉。文中说，股票市场上的指数造假和新股首发造假，其涉及金额和造成的后果不知比银广夏严重多少倍。有关方面如果不下大决心纠正，那麽市场就无诚信可言，稳定发展股市的良好愿望只是空想而已。

《21世纪经济报导》2002年6月16日发表文章，题目是〈缺乏诚信使中国的债券实际增加了投资者风险〉。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扬在文中说：现行法规的不完善和社会信用的缺失，是公司债市发展的制约因素。由于缺乏诚信，人们缺乏对发债公司的资信评估和有效约束，中国的债券实际上增加了投资者风险和社会风险。

澳门2002年2月5日《华侨报》以读者亲身经历，呼吁“中国已经入世，要建立好的（有诚信的）商业伦理太重要”。

澳门2002年4月15日《澳门日报》长篇报导，题目是〈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信用缺失害惨汕头人〉。文章说到，由于汕头货成了假货的代名词，对潮汕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潮阳去年经济倒退百分之二十六。

香港中通社上海2002年7月9日报导：一项对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地经理人痛苦指数的调查显示，企业缺乏诚信排名痛苦指数第一。

就在笔者为撰写论文而收集资料的2002年短短几个月内，公开的经过审查的新闻报导就已披露出如此惊心动魄的问题，这说明了甚麽？说明了中国人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他们失去了诚信，失去了道德，出现了精神的危机。如果不及时解决这种道德失序的严重问题，其引起的后果和损失，无论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还是对中华民族的存亡前途，如何估计也不会过份。

这个道德失序的事实也引起了国家高层的密切关注，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在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用了一百多个字专门来讲信用建设，他呼吁，要“切实加强社会信用建设，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爲本、操守爲重的良好风尚。加快建立企业、中介机构和个人的信用档案，使有不良行业纪录者付出代价，名誉扫地，直至绳之于法。”

从呼吁到落实，其中需要经过多少步骤，采取多少措施，物质和精神的，法律和道德的，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一个艰钜的历史重任，想要完成这个工程和重任，谈何容易。我们哲学工作者们在面临中国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时，必须责无旁贷，爲此做出探索和反思，给予支援和回答。

我们首先要探索和反思的是，中国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文化传统之中，是否我们的祖先疏于此德，先天忽视诚信的概念及其重要作用？就连一些外国着名的社会科学们都抱有类似的看法。

马克斯．韦伯在比较了东西方社会型态后得出，资本主义曾经在中国印度存在过，但是，资本主义得以在西方获得迅猛发展所依赖的社会条件，如：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成熟发展却没有在印度、在中国出现。因而，在那里缺乏一种资本主义的精神。　

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即包括“获利是人生的最终目标”，“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等。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不仅要与传统习惯对抗，而且，必须转化为“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确实，从表面上看，韦伯说得没错。被两千年来历代统治者和某些思想家扭曲幷改造过的“儒家思想”不是到处宣扬“重义轻利”的主张？不是提倡“大人者，言不必信”的品德？（见《孟子?离娄下》）

然而，这不是历史的全貌和真相。

我们必须扫去封尘，清除偏见，恢复历史的全貌和真相。我们的祖先不但爲中国，而且也爲世界留下令人敬仰的无穷智慧，我们必须发掘这些宝藏，使其重见天日，发扬光大，令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复兴，以纠正外人的误解，以重建民族的自信，以开辟国家发达的前程。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表明，对古代优秀文化的传扬和复兴，是人类承前啓后，继往开来的必由之路。

我们先以欧洲文艺复兴的史实为例略加解说。

十三世纪后，由于义大利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经已过时，文艺复兴的枝芽破土而出。

根据史学家的观察，义大利和其后于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是循着两条不尽相同的道路行进。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人文科学方面，人们不但从古罗马哲人西赛罗那里发掘其主张的人本思想，高张人本主义，追求爲人之道，恢复人之存在的意义和人的自然本性；而且，还以希腊文重新翻译幷研究柏拉图以及德莫克利特等哲学家的原着，激发独立的批评精神，从而极大地动摇了神权的地位。

在意大利北部的欧洲大陆地区，基督教的影响依然较深。十六世纪初，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进入高潮，要求革新的人们认为，基督精神长期以来为教会的重压所掩埋。在基督教《圣经》和早期教会大师的着作中，他们发现了一种纯朴和清新有力的基督教传统，因此，需要恢复基督教信仰的美德和传统。爲此目的，他们以西伯来语和希腊语研究幷重印《旧约》及《新约》，了解幷恢复所有基督教原始典籍的本来面目和意义，用以淘汰经院哲学所推绩的繁文缛节和虚僞迷信。

欧洲的文艺复兴从各个方面（譬如哲学思想宗教道德等）给予中世纪封建制度和教会势力以巨大冲击，也给其后到来的宗教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更是开路先锋，爲欧洲近代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和思想上的基础，没有前者，后者的出现是不可能想像的。

观看中国，唐代的韩愈对儒家思想和古代文学复兴所做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

在哲学思想方面，韩愈面对当时佛道盛行的世道，深感儒家思想处于危机状况，他发明“道统”之义，用以对抗“法统”之说。“道统”自尧舜至周公孔孟一脉相传，韩愈应该当仁不让地承传下去，使儒家学说恢复成爲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韩愈的“道统”说对尔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爲宋明理学的诞生开创了先河。

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继承先秦两汉的散文精神，一扫六朝以来的华而不实的骈文文风。他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提倡文章要言之有物。韩愈以其杰出作品，被列爲“唐宋八大家”之首，对后世影响很大。在韩愈的努力提倡下，古文运动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团结了一批知名古文家，以后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影响更大，幷逐渐压倒了骈文，成爲文坛的主要风尚。

从中西文化复兴的史实，我们可以简单总结出：一）文化复兴的出现都是因应时代发展需要而产生的结果。当时代文明的发展进入某种困境或遭遇某种难题，人们必然乞援于古代文明的帮助；二）文化复兴的内容不仅可基于古典文化的精神内涵而作发挥创新，也可藉对古典文献的重新诠释以追寻本义而作古为今用；三）文化复兴的结果不是对古代文化原封不动的复制，而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和提高。

毫无疑问，文化复兴是一个民族吸取经验，重建信心，克服困难，继往开来的必由之路。我们有必要借鉴中外文化复兴的范例，复兴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倡导孔子创建的原初儒家思想（此称谓有别于参差斑驳的各派后儒）。这是由于，孔子道德思想包含的规范准则，特别是对诚信的主张，有着超越时空的永恒意义，至今仍然可以爲我们解决困局提供必要和应有的答案。

通过对孔子教诲的重新诠释，以追寻其思想的本义，并使之返本开新，发扬光大，以回应时代的需要，以重建中华民族的道德诚信，爲其二千多年后的子孙开辟继续生存和持续发展之路，这是每个哲学家的任务，也是每个关心中国未来前途发展之个人的任务。

二．孔子诚信道德的主张 

诚信作为道德的规范，其实质，是对行为各方必须恪守允诺的要求。由历史文献记载看到，诚信的道德规范其实早已出现在中华民族文明活动的舞台上，幷以不同形式或载体—如结盟和契约—出现幷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结盟。春秋时期，王权衰败，群雄争霸，政治经济上的单极实力渐向多极扩展，官卿士人的社会地位均在逐步上升。无人可以独握大权，号令天下，必须以较为平等的身份和前所未有的形式与别人、别国建立联系打交道。这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就是缔结盟约。诸侯与诸侯，君主与臣下之间，经常通过结盟而建立一些必须共同遵守的规约，来协调相互关系，以保障共同及各自的利益。

 结盟是一种杀牲歃血宣誓于神前的仪式。通过盟约的制定和约束，要求与盟每一方在神的面前，共同以信用担保，互助互利，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应尽的义务。   

 例如，《左传?成公十二年》记载了实力相若的晋楚两国所订盟书的内容，“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墬其师，无克胙国。”这是在势均力敌的两大国晋楚之间签订的盟约内容。双方必须恪守诺言，互助互益。如果有一方不遵照承诺，就要受到天谴。

 实力不同的国家之间也可以依靠结盟的方式，建立起某种合作互助的关系。例如，《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包括齐、晋、宋、卫以及郑等国结盟，盟书曰，“凡我同盟，毋薀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或间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这个盟誓要求，凡是与盟的国家，不能囤积粮食，不能垄断物质利益，不能庇护别国罪人，不能收留奸邪歹徒，要救济灾荒，安抚祸难。这就表明，如果每个与盟国家，不论大小，都切实承担上述有益各与盟国之义务的话，他们同时也可以从中得享到应有的权利，得到其他与盟国的帮助和保护。

为着保证盟约的践履，保证结盟各方对义务的承担，有时尽管靠军事力量的外力，然而，与盟各方通常都是通过互相遵守信诺，来落实盟约的内容。如果不守信诺，这个盟约就告失效。

所以，春秋时人对守信在结盟中的作用十分重视。例如：“盟以底信”(《左传?昭公十三年》)。又如：“君子曰，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左传?桓公十二年》) 还有，“要盟无质，神弗临也，所临唯信。”(《左传?襄公九年》)　这都是说，共同遵守信诺，是盟约的生命。如果不守信诺，就盟约就不能生存。

 春秋时代的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由《左传》提到的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以及君主与臣下之间结盟之处，有一百多次。再加上其他文献的记载(如山西侯马盟书数千份，与盟者爲春秋晋国的君臣双方)，这就表明，结盟已成爲当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爲协调、处理人际(或国际)利益关系的必要手段。

契约。契约是中国早期社会规范人际关系的另一法律形式。契约是买卖各方公平交易的法律依据。早在先秦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动产或不动产的物权转移过程中，已开始使用契约做为双方交易的证明文件。当时的买卖契约叫做“质”、“剂”，《周礼?天官?小宰》曰：“听买卖以质剂”。又《周礼?地官?质人》说：“凡买卖者，质、剂焉”。在《左传》之中，也有使用契约的记载。文公六年，晋之赵宣子爲国政，实行了九项新政，其一爲“由质要”。“质要，即是券契，也就是契约。“质”、“剂”在当时的作用，《周礼?地官?司市》曰：“以质剂结信而止讼”。即缔约双方以信用履行契约内容，即可以避免争讼。如有一方不守信用，政府得出面干预。由此可见，恪守信用，是契约得以生存在的关键。

由上述史实可以看出，早在先秦时期，由于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人们对结盟和契约的依赖，反映出初民对守诺和诚信的重视。

在这种背景下，孔子提出了最早的儒家诚信的道德思想。

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出“信”的道德要求。如果今天加以归纳，可从信的规范和功用方面分爲以下五类：

 1）．爲人必须守信。孔子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论语?学而》)。在《学而》、《子罕》、《顔渊》及《卫灵公》的四个不同场合中，孔子反覆强调做人一定要“主忠信”，即做人必须坚守诚信，使之成爲主要的道德操守。

 2）．不守信者难行。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 人如果不守信用，就失去了起码的道德依据，也就无法与之进行交往。

3）．信为全部道德基础。孔子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要求 ,“谨而信 ”,“敬事而信 ”，(《论语?学而》) “信近于义”，(《论语?学而》) “笃信好学”，(《论语?泰伯》) 这就是说，任何道德行爲都离不开诚信的配合。他更明确指出：“君子义以爲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意即仅有义，礼，谦等品德仍不足够，必须具备诚信的品德，人才够完美，才能真正做到一个有全德的君子。由此可见，“信”几乎成爲了一切道德要求的前提和基础。

4） 信的社会功能。孔子说，“信则人任焉。 ” (《论语?阳货》) 只有坚守诚信的道德，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才能建立人际之间的互信关系，发展良性的互动机制。

5）．信的政治功能。孔子说，“民无信不立”，(《论语?顔渊》) 统治者如果与民形薹ń�立互信关系，就不能管治民校�维持其统治。

根据杨伯峻先生的统计，在整部《论语》中，虽提到“仁”数次最多，然提到“信”的次数也共达38 次，远远超过其他德目( 贤、义、孝、友、敬、忠 等 )之数。可见孔子及其弟子对于诚信道德规范的高度重视。

孔子把春秋时代开始出现，然而又是分散和零散的诚信意识，集中和系统化，变成比较全面的规范和比较系统的理论，创建了最原初的儒家诚信思想。

孔子之所以推崇“信”的品德，是与其深厚的人文思想密不可分的。因爲诚信的道德是通过允诺（口头的及文字的）的方式，在尊敬对方及地位对等的基础上，达致互动互惠的结果，而孔子正是这些原则的坚决主张者和实践者。比如，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就表现出对人的尊敬；又主张“勿欺也，而犯之”，就是对人格及道德地位对等的坚持。试想一下，如果你连对方的地位（人格的，社会的及法律的）都不承认，不尊敬，如何屑于和他讲诚信？

三．正本清源，复兴孔子

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和后儒的曲解，孔子创建的诚信思想逐渐被蒙上历史的尘埃。

社会环境的改变。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群雄争霸的局面最终爲秦国的一统天下所取代。各方各国在对等基础上进行的结盟，成爲了历史的陈迹。其后，“重农抑商”的专制国家不仅处处打压商业活动，更把萎缩的契约蜕变爲税收的凭据，而不去保护缔约双方的法律地位，致使契约不能像西方社会一样，成爲走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阶梯。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自此失去了实行诚信的物质基础。

后儒的曲解。从孟子思想开始，儒家思想逐渐开出第二条路向，走上一条先验的心性之路。

由于孟子只相信道德是一种“切己反思”的修养方式，而不是一种互动互惠的行爲。因此，富有强烈互动互惠色彩的诚信道德，就被孟子有意忽视。我们可以把孔孟对此的态度做一比较：孔子把“信”放在十分重要位置，在《论语》全书约一万二千七百字中，“信”做爲道德观念出现同有三十六次。而《孟子》全文三万五千二百多字中，“信”做爲道德观念出现仅十一次(统计数字均依杨伯峻)，所占比率后者仅是孔子的九分之一。我们不是做数字游戏，然而，藉助数字却可以看到孟子把突出集中反映对等原则的“信”的规范，与孔子相比，仅放在一个十分次要的住置。这并有他的言论做证，他在《离娄?下》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他在许多场合祇讲“仁、义、礼、智”而不屑提“信”,例如，“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8)。又如：“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9)。中国的社会自此又失去了实行诚信的精神指导。

由孟子学说，经宋明理学，直到现代新儒家，其单向运作的“心性”理论，偷换了孔子互动互惠主张的真谛，鱼目混珠，误导世人，一直占据着儒家的正统地位，因此，不但遭人诟病，而且，始终不能带领国人进入现代社会的门槛。

恢复孔子原貌和原旨是当今的要务。

孔子思想定可满足当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成为文化复兴的主导思想。因为：

１.以承认感觉欲望爲前提的孔子道德观念顺应人类的物质利益发展的要求；

２.以重信守义为基准的孔子道德思想可规范一切商业活动并重建人际关系；

３.以互动互惠为目标的孔子道德理想可使商业社会及各类文化和谐并进。

今天商业社会的发展，使得契约关系渐趋成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才爲可能实现。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实现人格、社会等地位的平等。在此物质条件具备之后，孔子诚信道德思想的精神必定逐步被人理解，接受，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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