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儒者，我们自然用历史上既有的儒家学者为模型来界定，来要求和广泛现代试图成为儒者的人，然后说：“某某是儒者，某某不是儒者”。然而古人已不在，我们对模型的理解实际上也是现代人头脑中的“模型”（儒者），这样就必然带上了现代人的一般的知识、思想和学术背景，特别是每一个人又都有自己既定的价值观、立场、视角，所以其言说的“儒者”又必然是自己所认可的儒者。带着这样的人格范式来要求别人，那肯定是有偏见的，不公正也不可能公正的。

  现在一般人头脑中的儒者就是文质彬彬，谦谦君子，形象是不苟言笑，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这其实是宋明理学影响下中国近世以来儒者的形象，决不能以概括历史上所有的儒者，也不能以此作为框子来套试图成为儒者的人。如果我们承认儒者也是人，我们处在现代社会，那么为什么不能容忍有现代的儒者呢？当然有人马上就问了，什么是现代儒者呢？现代儒者是什么形象呢？这正是我在这里要探讨的。当然，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理解是初步的，不是专门研究的结果，只是现实的刺激使我觉得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我孤陋寡闻，如果有专门研究的这个问题的大家我将认真学习和请教。

 现在对儒者的偏见主要可以分成这么四种类型：

 一是以纯粹学院的作风要求儒者，象有些自负是泰山北斗或者泰山北斗培养出来的学院派学者，往往是一副居高临下面孔，动不动说这个问题是专业人士才有发言权的，是硕士以上学位和副教授以上职称才有资格讨论的，把学术思想权贵化了，以狭隘的心态垄断学术思想。须知，学术乃天下公器，谁都有研究的权利，有发言的资格。

  二是以官方数量统计的量化指标来评价学者，要求欲成为儒者的人，往往以无庸质疑的态度，动不动说：“你拿出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专著来”，要看看你的文章在核心以上有几篇，在什么级别的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出版社也按照行政级别分成地市级、省部级、国家级，会不会将来还有“联合国级”呢？学者最骄傲的就是所谓“著作等身”这样的话，为了“著作等身”，站在上面获得金钱、名利、地位，甚至不惜卑躬屈膝，折眉事权贵，来关系，走后门，等等。等这一切拿到了，就可以居高临下，以泰山北斗的资格来当学术老板，前呼后拥，吆五喝六，好不气魄。

  三是以西方知识分子的模式来要求学者，往往以与国际接轨为借口，经济上要进WPO，一切管理自然不用说了，可是这些管理者也要求思想学术也向西方看齐，唯西方的马首是瞻，替西方贯彻西方中心主义，真是岂有此理！一些自由主义者也以西方知识分子为偶像，以民众的代言人自居。事实上，儒者就他们在社会政治层面的社会批判而言类似于西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们还有一般自由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道统和为护卫道统的宗教性精神，这则是西方宗教家所具有的。这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儒家思想与今天的自由主义并不矛盾，儒家思想在道统这一方面正是自由主义者所缺乏的，因而是可以统摄自由主义的。

 四是社会分工和单位制的体制，利用职业和专业把知识分子分割成条块，不可能有完整的人格，天长日久，这些习惯了人格分裂的领导们和张了权的个别“知识分子”，也就用分裂的人格来要求一切人，正如一个好人在精神病院被要求为精神病人一样。

  这样的结果就是在社会上没有了完整意义的儒者，也就没有了完整意义上对儒者的认识了。所以，有的学者甚至以现代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儒者而作为儒学不可能复兴的现实依据。

  但是，历史需要什么样的人，它自己会创造出来，这乃时世造英雄也。

  人格的分裂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问题。社会受够了人格分裂的苦痛，受够了没有儒者之迷惑，受够了西风炽烈，观念混乱，心理失衡，精神空虚，信仰虚无的飘摇颠荡。在中国走入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这些问题是如此的严峻，真使人有全面危机的感觉。历史艰难地催生和正在催生着一批现代儒者，来担当中华文化传承之使命，来担当儒学复兴之责任，来担当中国文化建设之重任。

  在2 1世纪之初，他们不断地突破僵硬的体制之限制，承受对他们的打压之威慑，权、势、利之诱惑，勇敢而无畏地走向思想自由的空间，以民间的立场来弘扬儒学和传统文化，正在日益形成群体的力量。

  然而，习惯了被饲养、被抚摩、被玩弄的学术界和学人们，尤其是一些糟蹋自己祖先及其遗产的既得利益者，对这些人和这些人的活动感到了不习惯和恐惧，于是其中有的一下子失去了主任、博导之类的庄重和威严，开始了刻薄的讥讽和谩骂，其归结往往为一句话：“你们这些人是儒者？凭你们复兴儒学？哼！你们发表过什么文章？核心以上的有几篇？拿过什么国家课题？出版过那些专著？获得过什么级别的奖励？哼！你们！……”

  我觉得要比较恰当地理解这个问题还得从历史上进行正名。历史上的儒者很多，个性气质也千差万别，人生道路也各各不同，但有共同的地方，根据司马谈、刘向和班固三人对儒家的概括可以归纳出儒家学派具有的一些特点：(1)以孔子为宗师；(2)称颂尧舜、效法文武、憧憬圣人为王的三代之治；(3)宣扬仁义道德；(4)主张教化；(5)以《六经》作为学习和遵循的经典。后来的儒者只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和深化，每一个时代的儒者都是在继承这些基本因素的前提下在那个时代进行“现代化”，创造出适应他那个社会的儒学思想体系。今天也仍然是这样，今天的儒学和儒者肯定不是历史的偶像和克隆，而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对儒学传统的认同和发展，同时也是对传统儒者人格模式的认同和发展，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如果只有儒学的研究而没有现代儒者的出现，那还不是真正的弘扬儒学和传统文化。实上20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把儒学仅仅作为一种书斋里的学问，儒学的研究与研究者的生命状态和人生追求无关，这样的儒学研究只是学术意义上的，永远不可能实现儒学的真正复兴。儒学的真正复兴有赖于真正的儒者来承担，儒者的承担自然主要是学术思想的承担，但同时也是人格的承担。人格的承担无宁说正是儒学最根本的载体，没有现代意义上儒者的承担，儒学就失去了可以赋予生命力的载体，儒学的复兴也只能是纸面上的事情，言语中的事情，不可能落到实处。所以，我奉劝现代社会已经处于各种各样地位的知识分子，还是心胸开阔一些，思想解放一些，对现代色彩的儒者的出现抱着宽容、同情和理解的态度。

  我相信，现代意义上的儒者是一个类概念，它应该是形象多样，性格各异，气质不同，思想各有特色，学术各有短长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应该是人格完整、有修养、有道德，认同和发展儒家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一定都在体制之内，不一定都有学位和职称，不一定都有身份和地位，不一定都有权势和财力，当然也不是说现代意义上的儒者仍然要君子固穷。

  我相信，在儒学和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过程中，儒者的人生理念和价值观可以推演和贯彻到社会的各行各业，进而形成冠以“儒”字的各类现代人群，如“儒商”、“儒官”、“儒师”、“儒生”、“儒医”，……

  当然，这一切都有待于儒者群体的自觉意识以及真诚而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