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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邮报（第31期）
孔历2558年（西历2007年）9月28日邮发
儒家情怀 儒学理念 儒教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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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核心价值与立法原则----三论儒家社会主义（周北辰） 1
◆蒋庆先生与阳明精舍（米湾） 15
◆众声喧哗岂止为抬孔子（傅国涌） 19
◆我们的知识与责任----孔圣人与"丧家狗"之争有感（大漠黄河） 21
◆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袁伟时） 28
◆冷思考"不是"冷饭思考"----读袁伟时先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有感（关不羽） 36
◆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袁伟时） 40
◆反对"柿油主义"－－兼驳袁伟时《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关不羽） 54
◆中国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郑永年） 58
◆近十年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徐友渔） 62
◆评王达三的传统文化复兴论（李尔康） 76
◆公祭孔子英魂旨在复兴传统文化（南方都市报） 79
◆台北孔庙祭孔循古礼将准备189道释奠祭品 81
◆山东曲阜举行祭孔大典代省长将亲主孔子祭辞 82
◆9月28日两岸四地共同祭孔 第二届联合国"孔子教育奖"颁奖（新华网） 83
◆核心价值与立法原则----三论儒家社会主义（周北辰）
作者：周北辰
（一）"天行有常"的核心价值
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其意是说，天道是恒常不变的，不会因为圣王治世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昏君乱世而消失，天道不随人间世事的变化而变化，不因治乱更替而生灭。如果我们有美好的社会政治制度来落实和体现这种"天道"，那么，我们的国家、社会和百姓将获得安宁、吉祥与幸福；反之，天道不能够在社会政治层面落实和体现，则国家、社会及天下百姓就会招致灾难。儒家社会主义所提供的核心价值就是人世间恒常不变万世不灭的"天道"。
核心价值是一个文明体最为本质的构成要素，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它是国家意识形态、社会规范及政法制度的源泉。核心价值决定着一个文明体的基本属性，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规定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性格和制度特征。一个社会的理念、规范和制度都从核心价值发用出来。
西方现代文明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扩张、个人主义、利已主义、消费主义、契约原则、丛林规则等基本理念以及市场规则和政治法律制度，都是由"利益诉求"这一核心价值发用出来。这一切构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性格和本质特征。西方现代文明为人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及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都导源于"利益诉求"这一核心价值。西方现代文明的功过是非都因由于此。
西方现代文明视国家与社会为一"利益体"，并按照"利益法则"来建构国家和社会，所以，西方社会只是一个"底线社会"，没有"向上一机"（将庆先生语）。其国家有"惩恶"的功能，其社会无"扬善"的机制。人的光明德性，善的本性在这样的国家和社会得不到激励和彰显。其社会共公生活由于缺乏神圣性和崇高性而显得平庸化和世俗化。其民族国家内部以"不侵犯他人自由和权利"的底线伦理为最高规范，并设计了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因而其民族国家内部尚能建立一个稳定规范的"底线社会"。但在国际事务中，其民族利己主义的诉求却没有相应的规范和制度制约，因此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连"底线"也无从保障的灾难。掠夺别国资源，破坏别国环境，轰炸异族百姓，干预他国内政，设置经济陷阱，制造金融危机，席卷他国财富，颠覆他国政府，收买知识分子，实施经济制裁等等，其国家形象严然一个活脱脱的流氓无赖。西方现代文明的问题就导源于"利益"二字，导源于其核心价值。这种以利益诉求为最高目标的核心价值是不可能发用出一套美好的社会规范和理想的政治法律制度的，也是不可能建构出一个良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
与此相反，儒家社会主义所提供的核心价值则是荀子所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恒常不变万世不灭的"天道"。这个"天道"就是儒家传统的根本精神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理念。儒家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可根据儒家经典和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十六个字：依仁据德、尚中贵和、保民爱物、克己奉公。这十六个字就是儒家社会主义所奉行的"天道"，是儒家社会主义所提供的核心价值。对于一个良性的社会和美好的国家而言，这是永恒不变的常理常道，这十六个字体现了儒家经世治国的核心诉求和社会主义的终极理念，同时，也涵融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正面价值。
儒家王道政治"参通天地人""任德不任力"，倡导"天下为公"，"保民而王"；社会主义则主张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共产共富。就其价值诉求而言，二者相通相融，没有本质的区别。只要把这十六个字所代表的核心价值落实到社会政治制度中，那么，儒家的"天道"与社会主义的理想就都能够实现。如是，则"公平正义"在其中，"自由""人权"亦在其中；"利"在其中，"义"亦在其中。
把这一核心价值发用为恒常弥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无论社会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无常，无论政治权力如何更替，无论现代社会如何精彩纷呈，只要我们坚守着这十六个字的核心价值不动摇，并以此作为恒久的立国之本，那么，"中国道路"就始终不会偏离通往良性社会与美好国家的航向！
1） 依仁据德
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依仁据德是儒家最核心的价值诉求。
"仁"是儒家诸德目中最重要的一条。儒家之"天道"就是"仁"道，圣人的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天下归仁"。孔子说"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仁"即是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最高道德。"仁"在儒家诸德目中具有统帅作用，孝、悌、礼、义、恕、恭、宽、信、敏、惠等，都是"仁"德的体现。仁，发之天地万物则为良知，发之于民则为"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仁为天地间之"大爱""大情"。这种"大爱""大情"发之于政则为仁政，为德政，为"不忍人之政"，以民为本之政。
儒教是道德之教，道德关怀是儒家最本质的关怀。儒家的理想人格是道德人格，儒家的理想社会是道德的社会，儒家的理想政治是道德政治。孔子倡导"为政以德"，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方能"有耻且格"。治理国家要"德主刑辅"，即以道德教化为主，以刑律法治为辅。《尚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就是这个意思。
"德"与"道"是一脉相承的，有其"道"方有其"德"，故"德"为"道德"。儒家之"道"为"仁"道，其德为"明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只有光明的德性得以呈现，做到"亲亲而仁民"，这样的人才是至善之人，这样的社会才是至善的社会，这样的国家才是美好的国家。
由此可知，"依仁据德"是为立身之本，立国之本。以仁为本，以德治世的理念是儒家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2） 尚中贵和
"尚中贵和"是儒家传统的又一核心理念。尚中贵和就是崇尚中庸之道，中和之道。不偏为中，庸即是和。《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尚中贵和，就能"达天理"，天地万物就能各得其位，生长发育，生生不已。中和之道是天下之大道，故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尚中即崇尚"中道""正道"，不偏执。孔子说"过犹不及"，认为"过"与"不及"都不符合中道。故此，经国治世应"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贵和"即以和为贵，"和"即是和谐。朱子曰："天命之情浑然而已，以其体而言之，则曰中；以其用而言之则曰和"，和即天下之达道。
西方现代文明的利益至上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物欲主义、泛市场主义、惟科学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都反应出其偏执和对抗性特征。西方现代文明的根本理念和价值诉求是不符合"中道"的，是偏执的，是反和谐的。物欲主义和市场规则的泛化把人异化为经济动物；极端个人主义则把人还原为没有社会属性的抽象个体；惟科学主义规定了科学认知范式的惟一正当性，扼杀了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潜能；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与世界二元对立，为人类攻伐自然掠夺自然提供了合理性，把人与自然纳入到对抗模式当中；西方中心主义则把人类各文明形态，把各种族各民族国家纳入到对抗模式当中。这些充分说明，西方现代文明有着偏执的基因和反和谐的基因。西方现代文明是背离中道正道与和谐之道的文明，是不能够"致中和"的文明，不能让天地万物各得其位生生不已的文明。因而它为人类提供的文明范型是不完美的，有问题的。
要克服西方现代文明偏执与不和谐的弊端，就必须弘扬儒家"尚中贵和"的理念，把"致中和"之道确立为我们治世经国的核心价值基础。如是，才能够建立一个超越西方的更为良性的现代社会。
3） 保民爱物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儒家的又一根本理念。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亲亲而仁民"，主张"施仁政于民"，并认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这就是儒家以民为本的"保民"思想。
"爱物"则是指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对天地万物要有"爱"，即阳明先生所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在儒家看来，人应该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山川河海，走兽飞禽，都与人一样是上天所化生。因而儒家不仅重视"人权"，同时也重视"天地之权"，"万物之权"。大地滋养着人类，人类应该感恩于大地。故此，儒家认为天乾地坤，乾称父，坤称母，天地自然是具有神圣性的。在儒家祭礼中就有祭天地祭山川社稷的传统。
张子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下生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天地万物都是我的同伴。这种"民胞物与"，"厚德载物"的精神就是儒家天地万物一体的博大精神。保民爱物，是儒家坚定不移的核心价值理念。一个美好的制度必须是以民为本的制度，一个美好的社会必须是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
西方现代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为基础之上的社会，其制度架构是以满足资本的意志为诉求的，其精神是以征服自然，掠夺自然为能事的攻伐精神。这种资本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与儒家"民胞物与"、"厚德载物"的精神相比较，其缺憾显而易见。现代化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环境破坏、资源枯竭、贫富悬殊等问题日益凸显，这就是违背"天秩""天序"的结果。以儒家"保民爱物"理念为价值基础建构的社会显然是更为良性的社会。
4） 克己奉公
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克制自己的私欲。一个人应该懂得克己，一个社会也要懂得克己。不能让贪欲之心主宰我们自己，主宰我们的社会，主宰全人类。一个人，一个社会为什么要"克己"呢？在儒家看来，私欲是"道之大贼"。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人若被私欲障蔽就不能见道。陆九渊说："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则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则心之存者必多"。故此，儒家倡导明"理欲之辨"，要克制私欲，"防其欲，戒其侈"（二程语），"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阳明先生语）。
无欲则纲，无私则公，克己方能奉公。《礼记·孔子闲居》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周敦颐语）。"奉公"是天地日月之德，圣人之德。
二程曰："仁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即是仁之理"，"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耳！"。由此可见，儒家倡导"节欲"、"寡欲"、克己、奉公，并将此视为修身求道之途径，视为兴邦治世之途径。
西方现代文明是以崇尚私欲，崇尚私利为价值基础的。西方现代社会是一个"天下为私"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因而不是一个良性的社会。
我们要建立一个超越西方的良性的现代社会，就必须克制私欲，节制私欲，放弃利益至上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克己奉公。惟有如此，人类社会才能趋于和谐，获得可持续发展。
（二） "尽伦尽制"的立法原则
荀子曰："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为天下之极矣"。圣者尽伦，王者尽制。尽伦，就是要让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实现至善的道德人格；尽制，就是要建立符合道德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尽伦尽制，则圣王合一，则能将个体生命与社会制度都达至完美。
能实现尽伦尽制的人是内圣外王之人，是为"人极"；能实现尽伦尽制之"法"则是"亦圣亦王"之法，是为"法极"。"人极"就是至善之人，最完美之人；"法极"就是至善之"法"，即最完美的社会制度。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万法之源。一个美好的国家和良性的现代社会，必然有一部至善至美的宪法。"宪法"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尚书》："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国语》："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但是，作为一种现代政治理念和制度架构，它则是一个西方政治哲学概念和法学概念。在西方政治哲学和法学的语境里，宪法是一部关于政府组织方式和权力配置的根本大法，它规定着一个国家的职能及其基本制度。
宪法，是一个民族国家核心价值的发用，是其国家意识形态理念的具体落实和制度性安排。有什么样的价值诉求和意识形态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宪法。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以"利益诉求"为核心价值，以"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为意识形态理念，其宪法就通过对权力的制衡，对政治行为的技术性控制来达到维护利益保障人权的目的。因而，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宪法的功能可归结为"制衡权力、组织政府、保障利益"。杰弗逊有句名言："不要说信赖谁，还是让宪法来约束他吧！"，这是对西方宪法的最好注脚。
由此不难看出，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宪法是关于权力配置和利益保障的大法，这只是"底线"法，没有"向上一机"。这样的宪法不担当道德价值，不具有崇高理想和美好社会的诉求功能。它只诉求社会"不坏"，不诉求社会"更好"，只"惩恶"不"扬善"。由于不能"尽伦"，因而也无法"尽制"。所以，这样的宪法不是美好的完善的宪法。至善至美的宪法应该是"尽伦尽制"的宪法。
西方宪法的不完善性是其"利益诉求"的核心价值及其"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宪法原则导致的。要制订超越西方的宪法，就必须确立超越西方的核心价值和宪法原则。儒家社会主义"依仁据德、尚中贵和、保民爱物、克己奉公"的核心价值毫无疑问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益诉求"的核心价值。因而，其发用出来的宪法原则也定然超越西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宪法原则。根据儒家社会主义十六字核心价值，发用为如下三十二字的立法原则：德主法辅，治教一体；天人并重，贤庶共进；一统多元，万世一系；共同富裕，义利合一。
1） 德主法辅，治教一体
儒教是道德之"教"，教化之"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儒家始终强调道德对于法律的价值优先性。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律的制约虽可免于犯罪为恶，但不能让人产生道德自觉，而德治礼教却能让民众产生不逾越社会规范的道德自觉。
张载说："循天下之理之谓道，得天下之理之谓德"。故圣人"志于道"，"据于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道德是具有价值优性的，法律只能作为辅助的手段。所以，孟子说："辅世长民莫如德"。
儒家的理想政治是王道政治，是圣人政治，贤人政治，君子政治。一言以譬之，即道德政治。所以儒家十分强调从政者个人的道德修为，力主"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惟有做好"修身"，方能治国平天下。
在前现代数千年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君主制是当时的政治范型。因此，儒家的德治理念与君主制度相结合，建构出了中国普遍王权型态的王道政治。但君主制、王权制并不是王道政治的惟一型态。儒家的德治理念不仅可以在君主制的政治型态中落实，也可以在现代社会的宪政制度中落实。王道政治既可以表现为君主制，也可以落实为宪政制。时下的学术文化界认为，儒家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想只能落实为君主制，而君主制的瓦解则宣告儒家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想的终极。这是对儒家政治智慧和政治思想的最大误会和曲解。
儒家仁政、德治的理念及王道政治资源，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宪政制度。它可以在君主制下落实为"礼乐刑政"的制度安排，同样，也可以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落实为"德治宪政"的制度架构。"德治"理念既可以在传统的"人治"社会中通过对统治者的教化和改变来达至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净化，同时也可以在"法治"社会中通过神圣超越价值的落实来实现对现代平庸化政治生活的提升。把儒家"德治"理念与"宪政"理念相结合，就可以创造出超越西方"宪政民主"的更为崇高和美好的制度----"德治宪政"制度。让"道德"重返现代政治生活，为现代政治生活重新确立超越神圣的价值基础与形上根基，与宪政理念相结合并落实为制度架构。如是，即能改变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因"除魅"导致的崇高性缺失和平庸化、"底线化"状况。
"德治"与"宪政"，二者不可偏废，"德治"是"宪政"的价值基础和立法依据，"宪政"则是"德治"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制度安排。就终极层面而言，儒家的理想社会是"无讼无刑""以德去刑"的社会，就现实层面而言，儒家的理想社会是"德主法辅""明刑弼教"的社会。
在"德治宪政"中，国家的职能不仅仅是"管理"和"守夜"，国家将同时拥有"治权"和"教权"，即治理权与教化权，国家的职能是"管理"与"教化"。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董仲舒也说："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主张"任德教而不任刑"，应筑"教化堤防"以止奸邪。治教一体，不可偏废，这是儒家德治理念和王道政治的根本特征。德主法辅，治教一体，这是儒家社会主义的第一立法原则。
2）天人并重，贤庶共进
西方宗教改革以后，政教分离，"上帝"退出了社会政治生活，西方宪政民主的制度架构因而也失去了神圣超越的价值基础。国家变成了"守夜人"，不承担道德职能；社会演变成纯"利益体"；人际关系成为冷冰冰的契约关系和法律关系；社会制度蜕化为关于利益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技术性安排，不具有"化民向善"的社会功能。在这样的制度中，在这样的社会里，人变成了纯粹的"经济动物"和"权利存在"，人的生命被异化，无法趋于完善。
故此，要建立一个超越西方的更为良性的现代社会，就必须避免西方立宪原则的极端世俗化倾向，要确立一种具有超越神圣价值的更为崇高的立宪原则。惟有"返魅"方能避免极端世俗化倾向。这里的"返魅"并非重新回到蒙昧状态，更不是"反理性""反科学"，而是为人类社会生活重新确立神圣性崇高性的价值基础，为政治秩序确立一个形上根基，并在这一基础上创建人类现代社会的新制度。
一部具有神圣性崇高性诉求的宪法，是一个良性现代社会的保障。"天人并重，贤庶共进"的立宪原则正是这样一部宪法得以诞生的前提。
在儒家看来，"天"为万物之祖，是宇宙万物化生之源。上天以仁道覆育万物，化生万物，滋养万物，主宰万物。"人"则是万物之灵，万类之尊。故上天保民佑民，"上天孚佑下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天人并重"的原则即是要同时重视"天意"与"民意"。天意即上天的意志，民意即大众的愿望。天人是可以感通的，天意即民意，天意往往是通过民意表现出来的。故此，政治制度的安排，政治权力的行使都必须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否则就是逆天而行。忤逆天意，必遭天谴。上天具有赏善罚恶的功能，"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尚书》）。只有崇德保民，顺乎天意，天人并重，这样的社会才是"与天同德"的社会，这样的制度才是符合"天秩""天序"的制度。"天人并重"，不光是一种政治理念，还必须落实为一种制度。要建立一种"敬天命而保万民"的制度，就必须制订一部"顺天佑民"的宪法。
就"人"而言，则有贤庶之别。何谓"贤"？张载说："克己行法为贤，乐己可法为圣。圣与贤，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贤"与"圣"的生命轨迹和生命状态是相近的，趋同的，只是程度有差别，境界有高低。圣者"尽伦"，能够"穷神知化"，达至"至善"境界，是儒家的终极理想人格；而贤者则是"德才兼备"的现实人格。
庶，是指大众，指普通百姓。无论在道德上，人格上，还是在智慧与才能上，贤与庶都是有差别的。一个理性的社会和良性的社会，应该肯认这种差别，并让贤庶各得其位。一个美好的制度，应该是辅佑庶民的制度，同时也应该是让贤者充分施展其"德才"的制度。因此，儒家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和建构，必然秉持"贤庶共进"的原则，一方面"保民佑民"，"从民之所欲"，让民意得以保障；同时，也要给贤者留出空间，以便其"德才"得以充分施展。西方宪政民主制抹杀了贤庶之别，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中"贤庶均权"，这种极端"平等主义"扼杀了贤者的创造潜力。贤者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方式和渠道应该与庶民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必须通过制度的形式予以确立。强调贤庶差别并非是对庶民的歧视，更不是剥夺庶民的权利，而是让贤庶各得其位。"贤庶有别"的政治参与方式更能够保障庶民的根本利益，更能够在客观效果上体现出"民意"。
"天人并重，贤庶共进"，这是儒家社会主义的又一立法原则。
3)一统多元，万世一系
"一统多元",是儒家公羊学的政治智慧。"一统"指的是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政治秩序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权力安排"或"权力行使"问题，除了权力秩序，行政秩序外，政治秩序还包括法律秩序、道德秩序、经济秩序、礼法秩序以及各种习俗、贯例和乡规民约。
"一统"，就本来含义而言，"一"就是"元"， "统"即是"始"。 "元始"指的是政治秩序的"形上根基，形上本体"（蒋庆先生语）。其次："统"也指统绪和传统，也称"文统"，意指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就中国而言，即指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传统。
没有"一统"，政治秩序就缺乏恒常的根基，就没有形上的合法性基础和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基础。中华文明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千百年来，中国的政治秩序就是建立在儒家"天道"和"文统"基础上的。儒家文化的"天道"为中国古代的君主制提供了形上的依据，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儒家"文统"则为古代政治秩序提供了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同样，儒家的"天道"和"文统"也能为现代政治秩序提供形上依据和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让现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拥有一个"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恒常的合法性根基。
儒家不是"百家言"，不是"诸子"，而是中华民族政治秩序永恒不变的"一统"。两千多年来，儒家的"一统"地位始终没有被撼动过。诸子百家也好，外来的佛家也好，基督教也好，始终没有取代儒家成为中国政治秩序的"一统"。无论现实政治如何治乱循环，也无论占绝对政治权威的君主个人的好恶怎样，都不能改变儒家文化的"一统"地位。儒家始终是王官学，是国家意识形态，是民族信仰体系，是中国社会政治的主导性结构力量。
"一统"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恒常不变的传统，是其无数往圣先贤集体智慧的创造，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来的"集体性选择"，不是任何理论家构造的一个理论体系所能取代和僭越的。
孟子说"定于一"，荀子讲"一天下"，都是指的要确立国家的"一统"，即确立社会政治秩序的形上根基和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基础，也即确立王官学，确立恒常的国家意识形态。
儒家文化的"一统"地位是不能撼动的，但也不是说别的思想体系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一统"而"多元"，"一统"是"多元"中的"一统"，"多元"是"一统"之下的"多元"，"一统"可与"多元"并存，但"多元"不能僭越"一统"。董仲舒讲"勿使并进"，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在师法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不能把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形上根基确立在西方基督教信仰体系的基础上，更不能重复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而寻求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基础。那种让中国"掀起一场文艺复兴"，以便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历史轨迹的观点，只是痴人说梦。中国需要的不是一场"文艺复兴"，而是一场"文化复兴"，一场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一场儒家文化的复兴。要重新确立以儒家传统为主导的民族文化的"一统"地位，以儒家"天道"和"文统"为中国现代政治秩序提供形上根基和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基础，万世一系，永恒不变。这是儒家社会主义的又一立法原则。
4） 共同富裕，义利合一
儒家社会主义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良性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有着明确的国家伦理目的：以人为本，完善生命；以民为本，共同富裕。在儒家社会主义看来，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利益体"，也是一个"道德体"。国家的职能不仅仅是"管理"和"守夜"，还应该项"保民佑民""化民趋善"。社会有道德理想，国家有道德担当。
儒家社会主义的经世治国之道，以"富民"为本。"藏富于民""共同富裕"，这是儒家社会主义坚定不移的伦理目的。孔子说："既庶矣"，则"富之"。孟子言"置民之产"，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求富之心是人之常情，孔子曰："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荀子也说："不富，无以养民情"。可见，"民产"为"民心"之基础，"富民"是"贵民"的前提。儒家主张励民致富，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孔子还进而认为"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在儒家看来，对财富的追求是符合人性的，是应该受到鼓励的，而让天下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则是国家的伦理目的，是国家应该具备的道德担当。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明确的伦理目的，那就是"藏富于民"，"共同富裕"；而资本主义国家只是私有财产的"守夜人"，是满足资本权力意志的工具，不具备崇高的伦理目的和道德担当。
儒家社会主义的理想，就终极层面而言，是实现《礼记·礼运篇》所记载的"大同盛世"，就现实层面而言，则是在各得其份的分配原则下，缓解贫富悬殊，缩小贫富差距，达至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社会发展观上，儒家社会主义倡导"中道"的，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不说张掠夺式的发展。不单纯以生产能力的大小和攫取物质财富的多寡为标准来评判社会的良性程度，而是既注重物质财富的创造，又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贫富悬殊是社会之乱源，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因此，儒家社会主义倡导缩小贫富差距，缓解贫富悬殊，追求共同富裕。在发展过程中严明"义利之辨"，做到"义利合一"。"利"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民生"国策的关键所在，又是腐蚀人性败坏社会的渊源所在。故此，儒家倡导"以义制利"。
"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德目，是一种精神理念，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和取舍标准，也是上达"天道"下贯人事的"途径"。《中庸》曰："义者，宜也"，朱子认为义是"天理之所宜"。宜，即"应该"的意思，它强调的是人的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孔子认为"行义"方能"达其道"。一个社会必须警惕"利"的腐蚀性，不能以"利"害"义"，以"利"害"道"。一个良性社会的制度设计必须要在明辩义利的基础上，把"以义制利"的义法落实为制度安排，让理念之善变为制度之善。惟有良好的制度保障，才能让儒家"义利之辩"的智慧突破个体生命道德自觉的领域而化为外在规范力量。
西方现代政治制度架构是以"利益诉求"为核心价值发用出来的，是服务于"利益诉求"这一价值目标的，因而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种族对立、战争威胁、贫富悬殊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就是因为西方现代文明缺乏"以义制利"的理念和智慧，其制度中缺乏对"物欲"的制约机制。因此，西方现代政治制度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这是我们在借鉴西方制度资源的过程中必须引起警惕的。
明辩义利，建构"义利合一"的社会政治制度，这是克服西方现代文明弊端的关键所在，也是建构良性现代社会的关键所在。
"共同富裕，义利合一"，是儒家社会主义又一重要的立法原则。
（三）法西方之"法"，不法西方"之所以为法"
百多年来，西方的坚船利炮、资本霸权、技术霸权及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都始终未能完成对中国的"演变"，中国始终没有走上"自由化""民主化"的道路，实现"脱亚入欧"的蜕变。这对中华民族而言，对人类文明而言都是一件大好事。这预示着中国有着重开人类文化新方向的可能性，有着走出一条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中国道路"的可能性。儒家社会主义所提供的"中国道路"正是这种超越西方现代文明之路。
西方现代文明有六大核心构件：新教论理、自由主义、资本和技术、市场机制、军事暴力、宪政民主。这六大构件分别从核心价值、意识形态、现实力量、游戏规则、政治制度几方面共同型构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主体框架。
西方现代文明是典型的重商重利，崇尚暴力的文明，是一个以利益诉求为最高目标的文明。为了满足人们及整个社会对利益的博弈，它设计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型、博弈规则和妥协方案。它是一个由核心价值、意识形态、游戏规则、制度安排诸文明要素共生共融互为支持的"有机循环体"。所以，在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师法的过程中，如果缺乏整体性的思考和安排，很难对之进行"要素割裂"。这就是百多年来，中国及别的非西方世界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必然会走向由器物到制度到文化到价值的"全盘西化"的原因。"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演变充分表现出了这种"夷夏大防"的崩溃过程。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到"维新变法"，到"国民性改造"，到"全面反传统"，再到"民主与科学"的神圣化，中国的社会改良最终指向了"全盘西化"。因为不"全盘"就不能"西化"，而不"西化"就不能"发展"，不"发展"就不能"进步"，不"进步"就自然"落后"，"落后"就会"挨打"。
百多年来我们就在西方世界给定的逻辑中折腾，始终不能自拔。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急功近利，以一种庸俗实用主义的简单逻辑，来思考复杂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政治相纠缠的"复合型问题"。我们不明白，一个文明型态的产生有其内在的逻辑，一个成熟的文明型态是一个由核心价值、意识形态、现实力量、游戏规则及制度架构等诸多文明要素共同型构的"有机循环体"。成功的社会改良，必须要建构出自己的"文明有机循环体"，要贯通古今中西，把各种文明要素拆散，在有所损益有所选择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组装"。从核心价值的确立到意识形态的建构，从生产方式的选择，到管理模式的成型，从社会规范的建立，到制度架构的定位，把这一系列文明要素创造性地组装成高效率的良性运转的机器。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够重新创造出一个各文明要素相互融合相互支持的新的文明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完成"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改制的宏大壮举。
这就是英国保守主义大师柏克所谓"加减乘除"的智慧，这就是圣人孔子"综合三代""改制立法"的智慧。这不是一个简单"拿来"的问题，也不是"全盘西化"抑或"复古更化"就能解决的问题。这需要一种涵融万物，吞吐宇宙的气象，需要贯通古今中西的智慧，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崇高情怀。西方现代文明的"有机循环体"是一个以利益为中心的循环体，其循环体的每一个文明要素都从属于"利益"服务于"利益"。
新教伦理认为，人们经商博利是受命于上帝，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使命，博利是通向天国的道路。它为人们的利益诉求和博弈提供了神圣的合法性解释与支持，新教论理因而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源头。自由主义则形成了横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哲学和政治学诸学科的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从而完成了对西方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其庞大的学理体系，只为证明一个道理：人对利益的追求和占有是绝对合理的，是应该受到鼓励和保护的。在自由主义看来，人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动物和契约主体，国家只是一个"守夜人"，社会是一个纯粹的"利益体"。自由主义剥除了神圣超越价值、伦理目的、道德理想、历史文化属性等文明要素在国家与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在自由主义的逻辑中，人是抽象的单子式的个体，而在资本和市场的逻辑中，人则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动物，人从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有精神有情感的生灵异化成了一个挣钱机器和消费主体。资本的权力意志和市场规则的泛化把人类社会引向了物欲主义的深渊和恒久对抗状态。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规则"才是西方现代文明最本质的潜规则。宪政民主只是其为了维持国内秩序的稳定而创造的关于权力和利益的妥协性制度安排。
西方现代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技术的进步，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随着西方现代文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这种灾难将越来越剧烈，越来越深重，最终将把人类社会推向毁灭。西方"资本权力"的列车在其民族国家内部是可控制的，他们设计了列车的"制动系统"。而在对外的全球化扩张过程中，这部列车是没有"制动系统"的。其制度安排只能存在于民族国家的框架内，世界性的制度安排永远在西方所有思想家的视野之外。在西方民族国家的眼中，异族他国只是一个掠夺占有的对象，只适用于"丛林规则"而不适用于"宪政民主"。对内讲"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对外则实行侵略扩张，这是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这一国家本质与基督教关于教内世界倡导博爱，对异教世界则主张征服的理念完全一致的。遥远的殖民扩张和掠夺自不待言，即使是今天，西方仍然一边唱着"自由""民主""和平""进步"的高调，一边对非西方世界干着掠夺资源、破坏环境、颠覆政府、处决元首、轰炸百姓的勾当，始终改变不了其强盗的本性。
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和问题，追根溯源，是其核心价值的问题。西方现代文明是在本源处出了问题。那就是把"利益诉求"当作了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标准，把"利益"当成了人类社会构成的核心文明要素。
因此，我们在学习西方的的过程中绝不能走上这条以"利益诉求"为核心价值目标的道路。因为，从终极层面看，这是一条通向灾难之路，通向地狱之路。
我们的社会改良，需要建立自己的"文明有机循环体"，其中最重要的文明要素是核心价值。绝不能以"利益"作为我们社会改良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是立国之本，核心价值的确立将决定我们的伦理目的、社会理想、国家职能和制度导向。社会改良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也是一个资源的重组过程。西方现代文明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我们可以法西方之"法"，但绝不能法西方"之所以为法"。否则我们就必将走上一条"利益本位"和"以夷变夏"的自我毁灭之路。
孔元255年8月8日
西元2007年9月18日
于圣城曲阜
◆蒋庆先生与阳明精舍（米湾）
作者：米湾
在儒教文明之学术与教育传统中，除官学传统外，尚有一私学传统。两传统之不同在于，官学由政府控制，与国家行政取士制度相辅而行，旨在培养官吏；入学者以其为进身之阶、干禄之途，不必以修己弘道济世安民为矢志也。官学自有其自身价值与必要性，然因其与禄利结合紧密，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系为人之学而非为己之学，故不能担当弘扬大道传承真学之任务。私学乃大儒为讲学弘道所创，不受科条律令牵制，不受功名利禄左右，学者受老师大儒人格学问之感召，负笈来学，只求明道，不作他想。学者于此鸢飞鱼跃，云卷云舒，真几呈露，天机活泼。一真一俗，迥然不同也。先秦之庠序，汉代以降之太学国子学，戊戌维新以来官方借鉴西方教育体制所经营之大学，皆官学传统也。
私学传统启自孔子杏坛设教。其后两千余年，或盛或衰，或隐或显，其统绪绳绳不断，儒家之道统学脉赖以传承光大。宋明之世，大儒辈出，书院蔚起，天下翕然从风，儒道大畅。此其最盛之时也。沿流至于满清，思想钳制亟严，文狱频兴，私人自由讲学之风寖息，所存者大底"尽入我彀中"之利禄官学而已。此时书院之名或存，然多与科举利禄纠结一起，名存实亡，不足以担当承续弘扬道统之任也。清末康长素之长兴讲学、民国章太炎之苏州讲学，以经学为主；抗战中马一浮先生之复性书院讲学、梁漱溟先生之勉仁书院讲学，以宋学为主。此四子者，讲学皆承明道济世安民之精神，洵有再兴宋明私人讲学遗风之象。惜或迫于时局或困于资财等客观原因，皆未得久行其道。鼎革之后，形势急转，秦火大煽，大儒贤士或奔窜海外，或伏处岩穴，或受迫害而缄口，或就杀戮以蹈义。数十年间，天地闭，贤人隐，浊浪滔天，斯文土苴，私学统绪至此灭无迹矣！
改革开放之后，虽钳制未除，然文网稍疏，大学之中风气渐开，一时颇有些微自由空气。不意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制度行世以来，举国骚动，斯文尽扫。全国沦商海，校园成商店。学校衙门化之弊未得缓解，而学术商业化又席卷而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未有如此时之甚者。贤者之忧，雪上加霜矣。
复次，随现代性在中国社会浸渍日深，韦伯所谓"理性化铁笼"已在中国社会铸成。号称体现自由精神之现代大学与研究机构亦在此铁笼笼罩中。教学内容世俗化、功利化、浅薄化与夫学术活动计量化、科条化、快餐化，日深一日，不知伊于胡底也。在此氛围中，即一般之人文学术已不能保其真精神，又岂可指望穷究良知本心天道性命之儒学能得其传承光大乎？
凡此种种斯文扫地之恶况，蒋先生皆亲身经历之：八十年初在大学写《回到马克思》，遭受历时一年之"批评教育"；后因写《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对的问题》一文，备受学界权势者之长期打压；在商业气氛最浓之深圳从事公羊学研究，饱受"满耳发财声"之干扰；在官学体制内任教，常受办班创收及学术科条化之拘迫。
面对如此情景，蒋先生守死善道，不更其守。职称不申评，课题不填报，办班不参与，股市不涉足，确乎"儒行"中人也。虽然此可成就大丈夫之人格，然欲于此境中弘扬大道，讲明正学，甚不利也。于是乃发心于官学之外另辟私学，以承孔子以来民间自由讲学之传统。蒋先生所构建之阳明精舍，即为了此宏愿也。
八十年代在重庆西政任教时，蒋先生即感由于受意识形态控制与科层制束缚，现代大学不能承传讲习儒家天道性命之学，遂思效法先儒办书院以保存儒家道统学脉，然无机缘也。移居深圳后之一九九二年，结识深圳某集团公司董事长，其人表示愿出资在广东惠州办"东亚儒学院"。岂料此人并无诚意，蒋先生劳顿年余，最终搁浅。一九九五年蒋先生复与日本"将来时代国际财团"联系，望其能出资在贵州龙场兴办"国际阳明书院"，请冈田武彦先生出任名誉院长，后因国家政策不准外国人在国内办文教事业而不果。一九九六与香港"法住文化书院"院长霍韬晦先生言及此事，霍先生又有意出资在龙场接办"国际阳明书院"，且已与县政府签订具体投资合同，然又因政府官僚作风长期拖延而作罢。此数次挫折耗去蒋先生数年时间与大量精力，遂对企业、政府、外资办儒家文化事业不抱任何希望，乃发愿以一介书生之力独自兴办书院。
一九九六年，蒋先生于贵州阳明先生悟道之龙场购得百余亩荒地，拟建书院。土地已备，经费何来？蒋先生一读书人，终日惟事书册，不事生产，艰于资财。于是四处奔走，多方化缘，筹募营建书院费用。蒋先生之人格精神、才华学识素为同学朋友亲戚故旧所熟知，其宏愿悲怀亦素为彼等所敬重，故多得其助焉。
蒋先生之筹资活动，其性质纯为私人馈赠，捐者不附加任何条件，无丝毫回报可得。在此商风席卷、人心不古而儒门淡泊之时代，无论施者抑或受者，非有过人之精神、惊人之意志其何以行之！然蒋先生因儒缘竟能行之！虽甚艰难，尚可推进也。或有委屈，为图远大，可不计也。蒋先生尝言："孔子为行道干七十二君而不遇，余始干几人不遇，与孔子相较如何哉？余之遇多矣！"又言："吾何人，可受世之助耶？助者非助我也，助孔子、助阳明、助儒家、助中国文化也，吾为孔子长揖谢诸友也。"自一九九六年始，六七年间，募得一块砖钱，墙上即加一块砖；募得一条梁钱，房上即上一条梁。款项支绌，且筹谋；善缘既来，即赶工。点点滴滴，断断续续，至二零零零年主体建筑"奉元楼"终巍然耸立于清山绿水之间，书院复起矣！
因书院规模不大，取足读书讲学即可，故名精舍。以毗邻阳明证道之地，故名阳明精舍。东汉即有儒师自命山中读书讲经之舍为精舍，蒋先生取"精舍"一名，其渊源亦甚深远也。
精舍依山而建，面积十亩有奇。由桂竹园、性天园、乐道园、俟圣园、仰山园、默园等组成。诸园天然起伏，错落有致。精舍脚下有水域一片名鉴性湖，净如明镜，常有白鹭翻飞其上，观之忘机也。
精舍各门户及诸楹柱皆悬有楹联，书法皆出诸名家，撰写则出诸蒋先生。联语属辞既工，理趣亦富，乃文情哲思融为一体之艺术精品，玩之其味无穷。兹录数联如下：
奉元楼之复夏堂前之联曰：
五经藏理窟，立人文万世根基，常道常繙承道统；
六艺蓄义海，开性教九州学脉，恒心恒现继心传。
乐道园之勉仁堂门联曰：
天心月满时，有孔颜之乐；
檐下雨疏处，正尧舜所思。
俟圣园之明夷堂柱联曰：
道自白云深处起，文不在兹乎；
学从绿野满时来，质之将复矣。
桂竹园之水云轩柱联曰：
山月出时，清箫一曲乾坤静；
松风过后，浊酒半杯天地宽。
精舍既成，蒋先生即急欲自体制中脱身，遂于二 零零一年底自深圳行政学院提前退休，时年四十八也。
阳明精舍建成以来，四方道友前来问学讲道、感受书院精神者无间断。零四年夏甲申龙场会讲（即媒体所称"中国保守主义峰会"）及零六年夏丙戌龙场会讲，乃精舍建成以来举行之规模较大之会讲也。蒋先生尝言"学在民间，道在山林"。精舍实鼎革五十年来中国第一间真正之儒家民间书院与斯文托命之所也。
◆众声喧哗岂止为抬孔子（傅国涌）
作者：傅国涌
南方都市报 说文解道之傅国涌专栏
尊孔曾经是我们长期的传统，在无数的朝代，孔子都被封"王"，孔家子孙也一直世袭爵位。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特意安排了这样的镜头，枭雄袁世凯把民国改为帝国，故作姿态，先把政权禅让给退位的清朝废帝，再让给明朝皇室的朱姓后裔，再让给孔子的嫡系子孙，三人在惶恐中一一拒绝，然后他才安然地帝制自为。这个情节虽是虚构的，但在历史上，当新旧转型之际，确实有人建议让孔子后裔出来做虚君，实行君主立宪制，孔子的影响可谓绵延不绝。最近传来的新闻，季羡林老先生主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把他的山东老乡孔子抬出来，因为孔子是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崇拜秦始皇的陕西人张艺谋到底会不会接受这个建议，世人还不清楚，网上就已经一片争吵声，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冷嘲者有之，热讽者有之，网上投票主张抬芙蓉姐姐的居多，更是一种所谓"恶搞"的表达方式。网络提供的平台，使这些不同声音有了表达的可能。此刻我思考的是，众声喧哗，难道真的只是为孔子吗？
这些年来，从读经热、国学热、儒学复兴、孔子学院......到这一次要在奥运会上抬孔子的说法，国粹再度泛起是有深层原因的。随着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文化上，眼下的中国可以说进入了价值多元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个价值真空的时代，没有哪一种价值必然地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在一个世代习惯于某种权威声音为自己做主、做裁决的民族，一旦失去了精神权威，不少人会变得不知所措，陷入迷惘困惑之中，需要找回可以寄托、可以膜拜的偶像。也因此，有人急于要让自己信奉的某种价值来填补这个真空，建立一种新的精神秩序。传统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思潮、一种选择。
到底该如何看待孔子和他代表的儒家？我觉得首先要将它分为不同的层面来看，一是作为百家中的一家、与百家并立的儒家，这样的一家之言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是中国文化当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部分，教育家的孔子，伦理学家的孔子，哲学家的孔子，也都有其可取之处。二是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就是康有为讲的那种"配天地，本神明，育万物，四通六辟"的"大哉孔子之道"，这样的"孔子之道"强调的是严格的等级秩序，是凌驾于万民之上的统治术，是一套"本乎天命"的政治哲学，也就是类似"君权神授"的符咒。对于这样的"孔子之道"，我是持反对立场的，历史早已将它送进了博物馆。清王朝的帷幕降落之后，虽然也有不少人试图重新恢复儒家的道统，包括康有为发起成立"孔教会"，呼吁将儒学定为国教，把孔子尊为教主，袁世凯称帝前又祭天，又祭孔，甚至要求小学生读经，以后广东、湖南等地的军阀陈济棠、何键等人都曾倡导过尊孔、读经，但是神化孔子、将儒学作为统治符号的时代再也不可能重复了。
季羡林先生建议奥运会开幕式把孔子"抬出来"，从他自己的解释来看，他要抬的孔子恐怕不是作为普通教育家、伦理学家、哲学家的孔子，而是能提供救世良方、一言而为世界法、为万世开太平的孔子，他说："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对季老先生来说，这只是他当年"东方哲学救全人类"的延伸，并不值得吃惊，值得注意的是他一言既出，所引发的众声喧哗。
守护传统文化靠形式主义行得通吗？孔子和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能提供什么样的精神资源？未经"创造性转化"的儒学在一个急速变化的互联网时代里真的还有多少生命力？96岁的季羡林先生恐怕已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但是，网上那些不同立场、观点、想法的碰撞，星星点点，呈现出的正是每个人对时代命运的不同思考，尽管有些看法可能是感性的、肤浅的、不自觉的。我们从哪里来、往何处去？面对这样的问题，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忧虑与焦灼，但没有人能彻底回避，只是不同的人思考能力、表达能力有差异而已。透过奥运会开幕式上该不该抬出孔子引起的讨论乃至激辩，也可以看出，我们再一次处在文化的十字路口，这要比抬不抬孔子来得深刻。 (作者系知名学者)
◆我们的知识与责任----孔圣人与"丧家狗"之争有感（大漠黄河）
我们的知识与责任
----孔圣人与"丧家狗"之争有感
作者：大漠黄河
最近，以"三古"（古文献、古文字、考古）成名并自诩，标榜"学术客观性"的李零发表其著《丧家狗----我读论语》，其书自形式至内容皆以"调侃戏弄"之态"恶搞"《论语》，顿时舆论哗然，学界争鸣，思想地震，民众关切。本想对其不置一词，淡然处之，然而，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兹事体大，不可不争。继儒者发难之后，小子蠢蠢欲动，随鸣鼓而攻之。正所谓道术既裂，世论多歧，愈辨愈明。
一
陈明先生将李零的著作定性为"作家的文采、训诂家的眼界、愤青的心态"[①]，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更客观地说，扬名的炒作，赚钱的需要。可能这种客观分析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然而在美国讲学的著名学者陈来先生打消了吾人之顾虑，"就我对李零先生的了解，我宁愿相信这是一个个别的、和图书市场运作相关的事件，本来与'主义'之争没有关系。所以我不赞成把此书的出现本身夸大为某种主义之争，更不希望由此引发为主义之争。"[②]或许陈来先生这种"了解之同情"是有道理的，而李零不正面与陈明对质也可能暗示了这一点。然而，兹事体大，事关原则问题，决不可有妇人之仁！！必须"宜当剩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将问题说清，把事理摆明。
李零的"丧家狗"不仅解释为流浪汉，更将其当作知识分子的隐喻----任何怀抱理想不满于现实世界的人，都是丧家狗。这可能是一个细枝末节的考证问题，但由此延伸出来的解释问题却隐含着：藉考证之名发挥其价值取向，借学术问题显示其思想心态。对此，王达三先生批判到，李零解读《论语》，其意绝非"考据"，而"以讥讽孔子、菲薄道德为能事"，"与其说李书是考据之书，毋宁说是借考据之名兜售其'私货'的义理之书".[③]究其本质，正如盛洪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这只是五四以来、尤其是文革以来反传统、去儒家化的余波。解构儒家文化价值、亵渎孔孟圣贤，在五四一代时还算是原创（也有人说是从日本等外国传进来的），在今天的末流只是模仿。[④]
虽是末流，不可不妨。要知道，今天的孔子已经远远超出孔子本身，他是中华民族的孔子，他是中国之圣人，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戴"丧家狗"以及"孔老二" 诸如此类的帽子，实际上玷污和欺辱的不仅仅是孔子和儒学，更是对历史、传统、祖宗的大不敬。这使得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网上以白居易后代自居卖弄风骚的轻浮女子，真是贱人自贱，恬不知耻！！！
兹事体大，不可不争.须明白，孔圣人与"丧家狗"的称谓，不是单纯意义上对孔子本人的称呼以及考证问题，而是关涉国族人生与人心，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是大非问题。那种单纯的学者考证是要反对的，李零不懂得大政治，大历史，只是以外在的观点看待和分析这个问题本身，不知道传承和弘扬知识分子的民族责任，文化责任。在此,套用梁漱溟先生的话大声疾呼"对于'孔子'不晓得珍惜，不懂得郑重其事，便是民族的罪人，愿国人警觉。"
二
激动之余，冷静思之，李零的言说显示的不只是中国五四以来、尤其是文革以来反传统、去儒家化的余波这样的"特殊性"，更彰显的是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日益世俗化、去圣化之大气候、大趋势。神圣与世俗本身乃是人类精神生命的两种存在方式或者样式。在我们的日常话语中，"神圣"多是与神、上帝、天国圣贤等紧密相连。神圣的意味就在于，它可以指向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者，又指向一个超验的存在。由于人之生存的有限性注定人根本不可能将人自身变成神圣之人，于是，神圣就直接地被归属于信仰的领域而不是属于那可以被直观的感觉世界领域，神圣就变成了人们理想世界中的终极关怀。不过，人不能在感性生活中达及神圣本身，却可使自己的行为实践变得具有"神圣性"(如成佛、成仁等)。而世俗就指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人化世界之中的一切方面（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文化的、道德、宗教、哲学等方面）都属于世俗世界。世俗绝不等于庸俗，但可能被变成庸俗。不管是宗教徒还是非宗教徒,都或多或少有着宗教体验与世俗体验两个方面,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体验. 正是对宇宙空间非均质性的宗教体验,使得空间形成中断，使得创造世界成为可能.因此,神圣空间给我们揭示了一个基点,确立了未来发展的方向性。
然而在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大行其道的这个工业时代，人们却将两者割裂开来：神圣属于宗教，属于过去和历史；世俗属于我们，属于现在和未来。由于人们的这种心态和认识，在一个满足于分析与实证的时代，神圣举步维艰，几无立足之地。把神圣视同为神秘主义，归属于迷信和愚昧，看作是一个落伍的、落魄的怪物。总之，在现代人看来，神圣是自己在现实发展中的最大障碍。
李零对孔子的"去圣化"，对《论语》的"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便是一个典型例证。李零为了追求其所谓的为了考证而考证的客观学术，不仅将神圣之孔子世俗化，更将民族世俗生活庸俗化。对孔圣人这种世俗化和庸俗化的解说，导致的不仅仅是普通大众会把孔子认为是一个如何庸俗不堪的凡人,更会在无形中将孔子所代表的中华民族之历史、文化和传统低俗化、庸俗化，视之为淫秽，斥之为糟粕。本来百余年来，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诸如此类的鲁迅式的自我批评对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打压已经够严重了（更可悲的是我们不曾意识到这一点），而他更是秉承顾颉刚等人的遗志投柴于薪。是的，是个凡人，确有其人，不象西方的基督耶稣，乃是创作出来的神圣之化身乃至神圣本身。但是，孔子虽然不是"神圣本身"，却体现出吾族神圣在现世世界中所应具有的方面，即孔子及其思想代表着吾族人世追求的至善、至美与至真的精神"理想国"。这就如同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之中，基督教的上帝及他的道成肉身耶和华、摩西等人和它的文本《圣经》、伊斯兰教的安兰和穆罕默德撰写的《古兰经》、佛教的释迦佛祖及由他写的诸经文等。
我们的孔子诸圣人类似于他族就是参通天地人的"冰人"，教主董子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⑤]王者，素王之谓也。如同其他宗教一样，我们的儒教的确立就是对国家圣化，我们的国家由此获得了新生，人生得以安顿，人心得以蔚籍。
我们的生命有了神圣，才显得有活力和生机，我们的民族有神圣才会有发展的方向。人类各个民族神话都要创造自己民族的神圣、神圣之化身的圣贤，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精神的导师，才有前进的灯塔，才会有发展的方向。我们的生命乃是我们的父辈生命的神圣延续，由此一代代和我们列祖列宗血脉相传，我们的民族现有的一切更是历经沧桑的历史传统的积累和沉淀，正是基于这些历史和过去，我们得以建构当下和未来。因此，厚诬祖宗就是自取欺辱，否定传统就是妄自菲薄。
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无论世俗化的程度有多高，都不可能否定神圣之存在，一个纯粹状态的世俗空间是不存在的，"不管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去圣化达到多大程度，他根据世俗的生活所作出的选择都绝不可使他真正彻底地摆脱宗教的行为。......似乎最非圣化的存在仍然遗有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宗教性认识痕迹。"[⑥]因此，那些抵制世界的神圣性的人，仅承认世俗空间的人，一个意图剥去隐性宗教的神圣体验是徒劳的。当人们沉醉于自己世俗的生活时，都会发觉在自己生命之中好像少了某种东西。他所缺少的、他所魂牵梦绕的正是他曾经深恶痛绝并已摒弃的东西----神圣。神圣正在离人类而去，生命也因缺少神圣而显得苍白。显然，在世俗的生活中回归神圣，在后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重新建构神圣应该成为人类精神追求的一个新的目标。
虽然神圣并不必然是宗教的，但宗教体验却是神圣之体验。承认并倡导国教的建立是极为有必要的。康子曰"国教者，久于其习，宜于其俗，行于其地，深入于其人心者，是也。"[⑦]"子之曰"乃上帝之说，口气之大，无可辩驳，《论语》、《春秋》乃中国人之圣经，虽非人人能诵，但已将其行为实践于匹夫匹妇的日常洒扫应对之中。[⑧]
大陆新儒家对复兴儒教的主张各不相同。蒋庆主张建立儒教为国教，并主张必须通过"中国儒教协会"以组织化制度化的力量来承担运作完成其开出的事关儒教复兴大业的十个方面的儒教事业。[⑨]而陈明则说"我不认为儒教过去是国教，也不赞成今天建成国教，我主张的是公民宗教。"[⑩]，主张走中间路线（否认儒学的宗教性和将儒学定位为体制化宗教）。不管其主张措施有何不同，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儒家共同焦虑的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面对基督教的扩张，为复兴儒教重建中华文明，保住中国文明的自主性而忧；二是当今中国，信仰空虚，道德崩溃，固有文化式微，价值虚无主义盛行，为了服务国族的人生，慰贴国民的人心，必须重建自己的信仰、道德、文化、精神、价值体系。
在这个日益用力于机械的生育和生产实践的世界，更需要神灵的精神之神来安顿我们劳累的心灵，心智。
在人类日益去圣化，世俗化的今天，我们需要再现神话。民族精神领袖的神话，国教的神话，历史的神话。
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过程中，需要宗教精神与神圣信仰，就必须有一个精神导师和神圣教主，否则，中国向何处去？？！！！
三 历史与使命
"汉代孔子"董仲舒天人三策之第一策便曰："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俄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者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11]正是采用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更化之策，才有了盛极一时的汉武帝国，更塑造了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
从政治统治的角度，寻求宗教文化或历史传统上的合法性乃是其中之一。董仲舒的七十余年是缺乏大历史观，我们自1840年至今何止一个70年啊，整个一个漫长的"历史三峡"。仅拿自战乱之后建国至今也可以说50余年，我们也始终处在"临政而愿治"，但不曾"退而更化"的状态之中。历史虽然不能简单类比，但我们不得不惊奇地发现历史有很多相似之处:
吾华夏民族自商周农桑文明确立以来历经两个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或"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或"历史三峡"。一是自春秋战国至汉武帝董仲舒之大一统，即唐先生所谓"我们有个２０００年不变的文化定型。"这个"定型 "大约经历了六百余年的长程跋涉始得完成；二是唐德刚先生所说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并形象地喻之为"历史三峡"。[12]我们坚信这第二个"历史三峡"大致要历时至少两百年（即从1840--2040）。
这两个历史三峡相似地基本任务就是"救亡"与"图存"，即先救"主权中国"之丧失；再图"主体性中国"之屹立。也就是说"中国问题"的解决乃是"人生问题"得以展开的前提条件，原因与结果，前提与后果不可颠倒。这就是开始之初法家风光，儒家失宠；康梁之保皇立宪屡败，孙毛式武装革命成功的原因所在。不是今人所谓保守、反动、复古等诸如此类的幼稚的"站着说话不腰疼"者所盖的帽子，而是不切题的问题，即把原因、前提当结果、后果。这个历史迷局出现种种的主义之争或问题意识都是这一大历史的反映。
也许我们有必要以史为鉴地再次回顾一下发生在第一个历史三峡尾声之际,对当今很有历史启发与借鉴意义地争论。
汉帝国初建，刘邦以一布衣之身登天子之位，感慨之余作《大风歌》抒怀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13]使高祖从这一秦之"攻式思维"转向"守式思维"的乃是儒生陆贾。据《史记》记载，陆贾曾在高祖面前言说《诗》、《书》对于治国守成的重要，高祖怒斥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贾对曰："贾答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高祖随曰："试为我著秦所以亡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14]于是陆贾作新语十二篇，破析"秦所以失天下"的原因。又有贾仪千古美章《过秦论》结论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15]这是创业者以前朝之教训探讨"守"的问题。及至景帝，汉国天下，历经三世，国泰民安，但关乎守成之根本性问题之政道合法性的争论在两儒生间愈演愈烈，此即"马肝式问题"：[16]
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17]
这场争论并没有因皇帝的压制而永远终止，汉家天下，传至武帝，国势隆盛，但兹事体大，一代英主更是念兹在兹，辗转反侧，卧榻难酣，"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无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18]缘此下诏要以"册问"的形式广泛征集天下"贤良文学之士"的治国良策，前文提到董仲舒"天人三策"就是这样应之而出的。
现在，汉帝国的争论或问题又一次地直面我们，将何以处之？风调雨顺地走完这又一个"历史三峡"？？必然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等等成为现阶段的"马肝式问题"！！！
我们革命的成功就是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两个基本任务。然而现在我们好像有点骑"马"难下，停滞不前，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反而迟钝了。文化重建，重在教育。但官方受左派思想左右，未然不动，即使有点动静也是走走形式，摆摆过场。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和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为例，成立之初风声很大，操作之中雨点很小，要么"不干正事"，要么碌碌无为。网络评选"国学大师"让痛批国学的鲁迅榜上有名而招致嘲笑；把"恶搞"孔子的《丧家狗》列为教材让人大跌眼镜。最为讽刺意味的是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是红学家冯其庸，以红学家身份出任国学院院长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但更显其水平的据说是他蔑称孔子为"孔老二"。而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的院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德顺，可谓是一个黄鼠狼领着一群鸡，哪能安好心啊？！[19]最后两个体制内的国学运作，只能是充满无限期待，带来一声叹息！！
民间早已认识到文化重建的历史意义。在历史三峡的前期，近代的思想巨匠康有为、章太炎等人那里已经开始，但由于我所谓"文不切题"，他们在进入五四阶段被盖上封建、保守、落伍、反动之类的大帽子。实际上是时代跟不上诸先贤，他们已经为文化焦虑，开始文化的重建了。为此康先贤提倡孔教与当时打倒孔家店针锋相对；章国器反对白话文，主张读经，与新思潮背道而驰。而现阶段以蒋庆、陈明、康晓光等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 在今天企图"复兴儒学"、"重建儒教"的努力，实际上是在为第二个董仲舒时代的到来作思想上的准备。这虽与春秋战国之际、清末民初之际的儒家的境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包括康章诸贤），但又有着巨大的不同，已经不是在解决具体的经济、政治问题上具有"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是在为人生问题出力。[20]
批评者以儒学不能为当下的改革提出立即可行的具体方案而否定它的存在合理性，这更加说明政治儒学责任重大。政治儒学或公羊学是今文经学的主流，主张不拘泥于字词章句的训诂，强调发挥内容的微言大义，以切合现实政治的走向可谓实用主义的儒学或者政治儒学。晚清世乱时危，公羊学盛极一时。但无用武之地的原因还是在这个历史三峡的迷局，现在该是我们政治儒学大显神威的时候了！！！
然而民间的儒学复兴，面对马克思主义老左派与自由主义激进派的双面夹击，显得势单力薄，更何况是在体制外运作，只能是杯水车薪，惨淡经营 。因此，文化的重建一方面要官方的政治支持，另一方面则是民间学术的生发繁荣。文化的重建任重道远，任何文化的重建必须走官师合一的道路，重建就暗含着大一统。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在这个乱象丛生的"历史三峡"，我们对科学主义的追求导致人文主义的冷落，对物质的迷恋导致精神的失重，我们醉心于物质的"乌托邦"，却忽略了精神的"理想国"。道德的堕落，信仰的缺失，终极关怀的缺乏，新的"轴心"时代又是一个"无心"的时代？！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在"历史三峡"即将接近尾声之际，不怕纠枉过正，就怕众人皆醉，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认识到当今中国的历史任务和神圣使命：尊孔崇经，倡导国教，文化重建，复兴中华。这个时代不需要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实际上也不存在客观的学术。需要学术的匹夫担当，须知学术不独立，则民族不独立。知识分子要看清大历史，读懂大政治，担负大责任。为我苦难之中华民族早日冲出这"历史三峡"，实现伟大复兴捏一把汗，操一份心，出一身力，做一些贡献。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舍此其谁??！！!
大漠黄河 孔诞两千五百五十九年中秋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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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明：学界王小波或者王朔？----我读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博览群书》2007年第五期
[②]儒学联合论坛
[③]王达三：《到底谁是"丧家之狗"？----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质疑》木铎论坛http://bbs.zgrj.cn/dispbbs.asp?boardID=4&ID=1811&page=1[④]盛洪 就李零的"丧家狗"一事回《儒家邮报》编辑函 中国儒教网
[⑤]《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⑥]【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⑦]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 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842。
[⑧] 我认为《论语》、《春秋》在儒教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前者侧重内圣和心性，后者外王和政治。
[⑨]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中国儒教研究通讯》第一期
[⑩]陈明：《丧家狗》之争"就是一场乱战" 2007年07月17日 深圳商报
[11]《汉书·董仲舒传》
[12]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此为大陆禁书，市面上早已停止销售。
[13] 《史记·高祖本纪》
[13] 《史记·高祖本纪》
[14]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15] 贾谊：《新书·过秦》岳麓书社1993
[16] 范忠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汉书·儒林列传》
[18]《汉书·董仲舒列传》
[19] 伍天佑：西化派、教条派联剿新儒家令人心忧－－由李零《丧家狗》事件说起。华夏复兴网[20]江山远对"历史三峡"的认识可能还不是很透彻，可见其文：谁如"丧家狗"落败而逃？----"孔子是否丧家狗"争论述评 【所属专题：儒家学说研究】 学术中国
◆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袁伟时）
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
----2007年8月11日在长江商学院的报告
袁伟时
现在传统文化很热。我认为这有好，有不好。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要把它放到历史经验里去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地方，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最丰富的典籍，没有任何国家有像中国这样多的典籍。另一方面，中国也创造了很多珍宝，包括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和思想遗产；有一些东西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比如中医。
和任何事物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不足，不足在那里？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
世界各国都要从传统社会转型变为现代社会；有些国家很顺利，有些国家则迂回曲折。在后发展国家里面，中国是丧失掉很多机会的一个国家。
600年前----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首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为什么他没有成为中国的哥伦布？很简单，他的活动不求利，远航是为了宣扬国威，全部经费都靠财政拨款，数额太大，支撑不下去，被迫停止。他第一次下西洋的人数高达2万8千人，而哥伦布的团队最多也就1千1百多人。当时正值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航海和远洋贸易推动世界前进；这一次机会中国丧失掉了。
第二次机会是16、17世纪明末清初，东西文化交流出现高潮。以利玛窦为代表，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1601年来到北京，在北京整整生活了10年，带来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举一个例子，中国自己的历法在元明时代一再出现测算失误，吸收伊斯兰历法也解决不了。利玛窦和他的同伴和后继者龙华民、汤若望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历算，解决了这些问题。沿用至今的阴历（农历）就是这些传教士及其学生的工作成果。利玛窦还带来一幅世界地图，让中国人知道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而不是世界的中央。康熙皇帝很喜欢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与彼得大帝是同一时期的，都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大帝学西方，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他死后没有多久，莫斯科大学也办起来了。康熙皇帝则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当作个人的爱好、宫廷的消遣，既没有建立起中国的科学院，更没有想到要在北京办西方式的大学。机会又一次丧失掉了。
1793、1795、1816年，从乾隆到嘉庆时期，英国分别派出使者或送来国书、礼品，要求和中国和平通商。乾隆爷的答复是，"天朝无所不有"。嘉庆皇帝则宣称"中国为天下共主"，不能容忍使团拒绝叩头，降旨"逐其使臣回国"！英国使团里的人观察、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很腐朽的国家。中国再次丧失了和平融入世界的大好机会。现在有些文章宣扬，18世纪中国占世界1/3人口，经济上也占世界1/3，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这个说法恐怕要考察，他们使用的统计数字不一定可靠。中国当时的制造业固然比不上产业革命中的英国，15、16世纪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等于19世纪中国的2.8倍；至于制度环境更加无可比拟。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了，但是英国不是用铁甲舰将中国打败的，那个时候它的军舰还是木头造的。而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到了19世纪，却被别人打得一败涂地。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有很多珍宝，然而为什么社会转型这么困难，没有产生出现代经济？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19世纪中国付出了代价，割地赔款大家都知道，但我认为应该特别重视的一点是，中国光人口就损失了1亿多。从1851年到1865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造反期间，中国人口从4亿3千多万降到三亿2千万，减少了26%。太平天国闹得最厉害的江苏、浙江等地区，人口一直到20世纪初才恢复过来。这些冤魂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杀死或者饿死的。这又是为什么？跟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关系？20世纪会不会好一点？照样不行。内外战争、运动和灾荒，也有1亿左右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在哪里？中国文化那么优秀，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与不足
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中国文化究竟有哪些不足和缺失？
第一个就是政治体制领域，儒学带来一系列问题。
如果你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状况，最好的办法之一是看它的法典。当时的社会关系、文化状况、国家管理状况都体现在那里了。1810年，中国的法典（《大清律例》）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英国的一份报纸《爱丁堡评论》说，中国人在很多方面的知识都是不足的，我们发展很快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
中国的法典有什么特点呢？民法内容很少，基本内容是刑法，甚至连民事纠纷也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这里面体现儒家政治的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是儒学，而儒学讲伦理和政治的最多。从西汉开始，就强调以孝治天下，把家族伦理拓展到整个国家的治理，后来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公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体现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宗法专制，伦理与政治统一，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完全是符合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是自然经济，经济状态比较稳定。
第二个特征是专制制度下严格的等级关系。用孔子的话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在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很好的，好在哪里呢？皇帝按照皇帝规范行事，君、臣、父、子都有一套严格的规范；这是从好的方面来说的。但它的另一面是等级森严，不能逾越。而英国在1215年就有《大宪章》，国王加税要得到诸侯的同意，要保障各地自由、自治的权利。中国的大小事都是天子或尊长说了算；抗上是极大的罪恶；儒家政治理论把这些合理化了。中国没有国际学术界界定或多数学者公认的封建制度。如果是封建制度，国王、诸侯之间是契约关系；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关系。
儒家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服从。用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假如有争议，由谁定是非呢？由圣人和皇帝的话来决定，圣人的话是最后的标准。公元一世纪，汉章帝召集儒门的代表人物在白虎观开会，由班固执笔写出一部《白虎通议》，章帝批准后颁行天下。以儒学为指导，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制定详细的规矩或规范。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六纪（六亲），服从尊长。以后历代的法典，唐、宋、明、清的律例都继承了《白虎通议》，将三纲六纪作为贯穿始终的东西。一般的老百姓犯了罪，按照身份的高低、亲疏关系给你定罪。
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个问题是思维方法的缺陷。
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有问题。杨振宁在2004年作报告时讲了一句话："《易经》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很不利。"他说，其中一点是不讲演绎论证。《易经》归纳了很多当时的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但没有严谨的演绎和论证。这是杨振宁作为科学家讲的真话。而在他讲这话之前，16世纪末17世纪初，利玛窦在他写的《中国札记》的书里就说中国人不懂逻辑规则。他讲的是真话，中国没有逻辑学。后来我们拼命从《墨子》里面提炼、搜寻，认为里有逻辑包括辩证逻辑。然而《墨子》里面虽有逻辑思想但没有完整的理论，而且因为它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后来连《墨子》也式微了，研究的人很少，四分之一的篇章失传。西方的情况则不同，他们有逻辑学，不但古希腊已经有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他们中世纪教育要上一年的辩论课，实质是逻辑课。利玛窦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中国人不重视科学，不重视逻辑呢？很简单，因为这里面有利益关系，在中国你懂四书五经，不用学数学和逻辑，也不鼓励做实验，就可以考取科举和做官。这样的状况下，科学当然没有办法发展起来的。另外在中国天文是很丰富的，只是和星相结合起来了，哪里地震是天发怒了，是对皇帝的惩罚。各种是非按照圣人的话来判断，也就不必辩论和讲逻辑理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怎能产生现代科学？
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时候把《几何原本》带过来并翻译了六卷，还有九卷没有译出。一直到平定了太平天国，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他接受科学家李善兰的建议，拨款支持把后九卷翻译出版，把以前译出的六卷也校对一遍，出了一个完整的版本。李善兰请曾国藩写个序，曾国藩不懂，就让自己的儿子曾纪泽（曾作过中国驻英公使）代笔。曾国藩知道光懂中国传统文化不行，从小就让儿子学英语，接受现代科学教育。曾纪泽代他爸写的《几何原本》序言说："盖我中国算书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为一法......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而概之曰：点、线、面、体。......《九章》之法，各适其用，《几何原本》则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这里说透了中西思维方法的差别。《九章算术》共收有 246个数学问题，分为九章。分别是：方田、栗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它的计算方法有成就，但是没有上升为完整的理论。曾国藩看完儿子写的东西后大为赞赏。当年曾纪泽的评价不一定完全正确的，但他的确说透了中国思维方法的弱点。
此外，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自认为中国的道德是最高尚的，洋人是蛮夷，道德文章是永远比不上中国的。实际情况怎样？现在看来，道德规范也有很大的缺陷。一方面，我们道德规范有一些是跟世界各国一样的，比如我们讲"仁、义、礼、智、信"，大致上从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里都能找到类似的东西。在西方，仁是"博爱"；义是"正义"，有些道德规范世界各国是一样的，不同的语言系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进一步考查这些规范的内容，问题就出来了：儒学的核心是仁义。用《中庸》的话来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讲人不是讲人的平等，而是将亲情摆在首位；义的内容拐个弯变为要尊重别人！
我们的道德规范有明显的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重义轻利"。小人与君子的划分就是看你重不重视利，你重视利就成小人了；但是人性本身是追求利的。
其次，我们的道德是以三纲为基本架构的，没有人际之间的平等。
再次，中国道德观念里群体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可是，人要现代化，社会要现代化，都必须将个人权利、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要变成现代公民，维护现代公民的尊严、现代公民的权利是根本，道德的根本也是政治的根本，政治归根到底是为维护公民个人的权利服务的。
此外，作为蔑视个体权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上没有坚决、彻底地保护私有财产。有一个原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和官府侵犯民产，屡见不鲜。而自从中国传统文化法典化以来，因为要维护宗法专制，维护三纲，所以就规定一条：祖父母、父母在不准分户口、分财产，不准"别籍"，不准"异财"。唐、宋、元、明、清一直都延续这一条规定，谁违反这一条是要受惩罚的。
另外一点是不准你经营新的经济形式，比如中国学外国人要经营轮船。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做直隶总督时，广东商人在天津申请办轮船企业，李鸿章不准。1890年代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湖南的一些商人要在洞庭湖、长江上办小轮船公司，张之洞说不行。一直到戊戌变法前后，张之洞还是不同意。也就是说，办这些新企业，只准公家办，不准私人办，即使私人可以办，也要批准。限制私人财产进入某些经济领域，等于你的财产权不能充分实现，经济自由受到限制，私有财产就大打折扣了。
有这些问题存在，中国不但不能成为第一批原发性转型的国家，在后来转型的国家里也一再跟不上趟。我们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是同一时期起步的，但是日本成功了，我们却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彻底失败了，但它很快恢复发展，中国还是不行。我们不能盲目鼓吹传统文化，要冷静分析它的成败得失。
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
我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
人类是从野蛮转向文明的，无论中外都是这样的。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全局里面考察，有一些人提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观点。
第一．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从启蒙运动起就搞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它造成一种征服型、竞争型的经济，给人类带来很悲惨的命运；同时破坏了环境。否定之后，便从西方文化转到东方文化----宣称东方价值观，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高明。回首话当年，启蒙运动以降，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确实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但是它也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这样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包含了克服自己错误的成分在里面，许多罪错都在以后的发展中慢慢纠正了。至于说儒家和其他东方文化有医治西方病的神奇作用，直至现在都是学者善良的假设，除了满足中国人和其他东方人的虚幻的荣誉感以外，能否成为现实，只能拭目以待。
另外一个观点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也错了，明显的就是新文化运动。他们说：新文化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打断了，成为中国遭殃的一个根源。我曾编过一本书：《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回答这些指责，论述中国新文化运动有什么贡献。它不但没有打断中国的文化发展，而是开启了中国学术文化的新纪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19世纪初开始，不断有为儒家辩护的理论，到20世纪30年代更加严重。在国民党中宣部的支持下，有十个教授发表了一个宣言，里面提到：现在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了，中国人都西化了。这是诡辩，为什么我穿上西服就不是中国人了？为什么我一定要俯伏在传统面前才是中国人？
上述两个攻击都不成功，他们就朝着两个方向为儒学辩护。
一个方向是力图证明西方的那些东西中国古代都有，西方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后来我们没有注意就遗失掉了，现在再从西方学回来。直到现在仍有人冀图证明，所有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甚至很多后现代的东西在中国古代都有了。他们的思路是首先肯定西方的一些东西，然后寻找古代中国的一些资料，牵强附会。
另外一个方向是强调中国特殊性。认为现在西方的一些核心价值的东西都对，但是不适合中国的特殊情况。
由于这两个质疑，结果就陷入了三个陷阱。
第一个是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说要继承三个传统：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1949年以来毛泽东时代的传统，继承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年的传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就表明它的含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甘阳博士提出来的，六月份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其他报刊已经多次发表过的他鼓吹这个主张的文章。这是一个政治纲领，我认为是一个绝对错误的东西。
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传统文化也是多种多样的，把汉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派作为一个国家建立基本制度的根基，这个提议本身就是荒唐的。
其次，这是对世界发展全局缺乏了解的信口开河。从罗斯福新政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开始融合。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十分严重，为了挽救他的制度，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一方面总结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传统，捍卫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另外又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害，考虑到纳粹的倒行逆施和苏联正面和负面的东西，提出了免于恐惧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既吸取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也继承了西方的福利制度。俾斯麦时代就有社会福利制度。综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经验，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新成就。1941年《大西洋宪章》将四大自由写进去了；联合国成立以后也将四大自由写进许多国际公约。任何国家要现代化都不能忽视文明的新进展，人类的核心价值是任何国家不能违背的。中国要什么样的现代化？遵守WTO的规则，按照WTO的规则改造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就按照中国政府签了字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来办；这就够了。
第二个，就是现在闹得很凶的"读经"（读四书五经），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甚至有位台湾教授到广州说，从小读四书五经，小学教育可以不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强迫学生读经，这是重复20世纪军阀的老路，此路不通。一方面它的内容不适合现代公民的需要；另一方面，按照现代教育原理，强迫儿童、青少年去读他们根本不懂的东西，这是错误的。再加上中国的实际情况，青少年的负担太重了，再摧残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个陷阱，有人说要显示中国的特性。要做企业家的话，先做中国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有博大胸怀，吸取人类文化的一切先进成果，不要被民族国家的局限蒙住自己的眼睛。
为了论证中国与众不同，有好些论点似是而非。
比如，《荀子》有句话："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有人据此便说：中国知识阶层不是都听皇帝话的，皇帝不遵守道的话，他宁愿牺牲生命也要维护道的权威。任何时候都会有个别人舍生取义。但是作为社会制度，中国没有形成牵制专制权威的制度，个别人的行为不足以为整个文化的缺陷辩护。
还有其他好的东西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只有中国才有？西方的基督教里面类似的东西很多。要强调中国的特性，就要证明西方没有这些东西。
有个流行论调，中国有句"天人合一"，特别注重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证明东方文化足以做环境保护的根据。但是中国是世界上环境破坏最厉害的国家之一。"天人合一"本来的意义是说天与人是互相感应的，你做了什么坏事，上天会通过打雷、地震等方式给你惩罚。我们不过是受了西方思想家环境保护思想的影响，回过头来说我们的"天人合一"是重视环境的，这是牵强附会。
最后要郑重申明，我反对的只是企图利用传统文化否定和修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除此之外，对传统文化毫无疑议应该保护、尊重、继承和发展。但是，中国人民要谨记过去的悲惨教训，应该接受普适性的核心价值和共同的先进制度。这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一定要坚持住这条。至于个人喜欢伊斯兰文化，喜欢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如此等等，应该多元共存。私人的文化取向是公民的自由，政府和其他人都无权干预。
刊登于《长江》双月刊2007年9月号
◆冷思考"不是"冷饭思考"----读袁伟时先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有感（关不羽）
冷思考"不是"冷饭思考"----读袁伟时先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有感
作者：关不羽 提交日期：2007-9-25 2:23:00
??在关天看到了袁伟时先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一文，既然题为冷思考，那就应该是"冷静思考"，而不是"冷饭思考"----炒炒冷饭顿顿香，但是缺乏营养。为什么说袁先生这篇2007年9月号刊载的讲话稿是"冷饭思考"呢？关键是从题材到结论都了无新意，缺乏深度。袁先生说："现在传统文化很热。我认为这有好，有不好。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要把它放到历史经验里去考察。"这个话很奇怪，放在历史经验中去思考就不是个"理论问题"了吗？就是一个现实问题了吗？不经意间流露出了五四以来惯常的心术----为现实服务，价值先行的历史研究思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很多应该看到的、想到的问题都"错过"了，只剩下问题到结论的粗糙议论，缺少严谨的逻辑论证。最典型的是袁先生对"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的论述以说明"和任何事物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不足，不足在那里？"。
袁先生说："在后发展国家里面，中国是丧失掉很多机会的一个国家。"说实话，这很不像一个学者对历史的评述。中国不是一个带有主观意识的个体，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是面对即定的abcd的选择项去选择一条发展道路的。脱离历史背景的限制，假设历史的发展轨迹，是一种马后炮似的思维方式。不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悬空高蹈地假设历史、价值先行地分析历史，是不能找到历史真相的。后面袁先生对：郑和下西洋没有变成哥伦布，传教士带来的东西方交流没有形成中国的科学事业，清中叶拒绝英使扩大通商，三个历史事件的分析都存在非常明显的疑问。虽然这三个问题是典型的炒冷饭问题，但是炒来炒去都没有什么新意。
袁先生说："在后发展国家里面，中国是丧失掉很多机会的一个国家。"说实话，这很不像一个学者对历史的评述。中国不是一个带有主观意识的个体，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是面对即定的abcd的选择项去选择一条发展道路的。脱离历史背景的限制，假设历史的发展轨迹，是一种马后炮似的思维方式。不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悬空高蹈地假设历史、价值先行地分析历史，是不能找到历史真相的。后面袁先生对：郑和下西洋没有变成哥伦布，传教士带来的东西方交流没有形成中国的科学事业，清中叶拒绝英使扩大通商，三个历史事件的分析都存在非常明显的疑问。虽然这三个问题是典型的炒冷饭问题，但是炒来炒去都没有什么新意。
对郑和下西洋没有变成哥伦布，袁先生的态度可以总结为可惜，但是评价历史不是读《罗密欧与朱丽叶》，不需要感情色彩浓厚的长吁短叹。历史研究不在于可惜或可喜，所重的是可能----郑和下西洋可能变成哥伦布吗？甚至还应该追问一下，郑和之外明代中国可能出现哥伦布吗？袁先生指出郑和下西洋不求利，是最终导致他的远洋活动停止，因此最后停止了。其实，别说七次下西洋，就是七十次下西洋，郑和也不会到达美洲的。哥伦布的目的是找到不经过穆斯林控制区域到达中国的航路，而郑和一行显然没有这样寻找新航路的需要，不可能对未知的西印度航路产生兴趣。政府组织的远洋活动本来就不是必须带有功利目的的，郑和远航没有功利目的有哟什么可以责难的？但是，中国商人的远航是有功利目的的，而且航行至印尼的明代中国商船队规模业很庞大，可达三四千人，是哥伦布船队的三四倍，从技术条件、人力物力基础。但是，中国商船队也不会对开辟新航路提起兴趣。因为，在这条航路上，中国商人是获得了丰厚回报的，不存在另辟航路到达欧洲的需求。地理大发现没有出现在技术水平较高的明代中国，和"无功利目的"没有关系，与中国的优势贸易地位有关。作为货物净出口国，出口的主要货物瓷器、丝绸、茶叶基本上处于垄断地位，穆斯林控制区对国际海上贸易"抽头"是由欧洲买方买单，中国商人当然不愿意承担远洋贸易的风险。官办的郑和下西洋就不用说了，民间的商船航行也只要到达印尼就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哥伦布、地理大发现都不会出现在明代中国，这和文化有什么关系？仅仅着眼于郑和下西洋，而不能全面考察整个明代的海外贸易形势，不能分析比较东西方贸易地位迥异及其衍生的远洋目标，这不能不说是对这个"冷饭问题"思考上的疏漏。
对传教士带来的东西方交流没有形成中国的科学事业，袁先生的分析是有漏洞的。比如说，启用传教士计算的天文历法说明中国当时对西方技术是依照实用标准，部分采纳的----这中间出现过争论，但是实用至上的结果体现了中国文化在对外来科技应用的宽容性与智慧性。选择历法的标准不是夷夏之辨的空论，而是推算月食的准确度。但是，其他传入中国的西洋技术没有如历法计算这样的广泛应用，这还是因为缺乏实际效用。以科学理论促进生产的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出现，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奠定的贸易优势也不存在工业化的原生动力。这让科学的发展没有用动力。甚至连数学这样基础科学，因为中国没有建筑精密军事城堡、频繁的土地清仗、远洋航海这样的应用领域，失去了发展与普及的动力。徐光启，甚至包括康熙乾隆这样爱好西方科学的人物，只会把科学看作有趣的私人爱好或高雅的趣味，怎么会有成立科学院的动力呢？历法计算，很有用，因此被中国文化吸纳、接受。其余科学门类没有应用的领域，受到了冷落。文化排斥是谈不上的----历法是古代中国重要的文化领域竟能能采纳"奇技淫巧"，其余可知。这与晚清激烈的文化冲突导致的义和团式的排外并不相同。晚清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西学东渐是扯上了船坚炮利的军事入侵的，是在一种不正常的背景下发生的。严重的情绪化导致了非理性的断然排斥。一种异质文化的大举进入所造成的陌生与疑忌本来就容易形成话题。况且，在救亡的敏感悲情中，出现了激烈反弹与冲突，这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常态。明清传教士带来西方科学的"撒种不发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追究个人的责任，乃至放大到整个文化的层面，无疑是价值先行的思考结果。只要价值先行的思考方式不被纠正，就只能重复着"炒冷饭的思考"----价值标准是先定的，不炒冷饭炒什么？就是堆积如山的史料放在眼前，也只会找到自己想要看的东西。
对清中叶拒绝英国"和平通商"这一问题，先要纠正一个细节----中英之间的通商是一直存在的，英方提出的实际上是扩大通商。袁先生这篇文章是个讲义，出现这样的疏漏也很正常，这是无足怪的。不过，这个细节还是比较要紧的。这次使团纠纷的要害首先是扩大贸易的问题，其次是外交礼节之争。先说扩大通商这个问题，从结果看，乾隆作出严词拒绝是很反常的。当时贸易形势对华有利，而且是绝对有利。乾嘉年间，英国是拿不出产品占领中国市场的，因此才会有其后的鸦片贸易，不靠这样的"非常手段"就不能弥补巨额贸易逆差的。甚至在鸦片战争后，英国取得有利的外交政治优势之后，很长时间内鸦片还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因此，扩大贸易的结果是对清廷决然有利，据估算可达年增长一百万两白银的关税收入。而乾隆是一个很能花钱，也很愿意敛财的帝王。敛财手段到了怪诞的程度，比方说非常著名的议罪银。况且，中英贸易本来就是存在的，英国要求的仅仅是扩大规模，并非不合理，也并不麻烦。如果说是归咎于乾隆对西夷的警惕与猜忌也讲不过去，一面指责乾隆在相关诏书中的自大狂妄，一面又把他说成是害怕西夷的影响，本身就很矛盾。其实，乾隆的拒绝不是表面上"天朝无所不有"这样堂皇的理由，而是清代对国际贸易一贯政策的产物罢了。明清对外贸易是集中在东南沿海，主要出口商品----丝绸、瓷器、茶叶也是以东南为主产地。对外贸易获得的大量现银收入也是流入东南。但是，东南又是中国主要的粮食产地，大量白银直接流入东南形成局部的通货膨胀后，则粮食价格抬高，这是会波及到缺乏对外贸易支撑、仰赖东南粮食供应的北方地区的。明代对海上贸易先是禁，禁不住就成了走私贸易，后来索性不禁，又成了放任自流。这种情况下白银流入东南不可控制，流通领域大起大落。北方地区就难以招架，形成了东北战乱、西北造反，根本的经济原因是流通领域大起大落造成了严重的民生问题。清代对明朝灭亡的教训是总结过的，在政策措施上用限额贸易的方法控制白银流入东南----清诸帝对东南米价的关心就是把它当作一个经济指标。限时限地，并扶植"十三行"这样的垄断代理商，就是控制贸易规模的作用。在这样的一贯政策下，乾隆拒绝英使扩大贸易的要求就不难找到更深层的因素。从经济角度看，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体系的碰撞，也是鸦片战争的伏笔。至于说天朝如何如何，不过是这场外交活动中的辞令，今天我们看着不可理喻，在当时不过是中国在朝供体系下的外交活动中的套话熟语。也正是中国长期处于朝贡体系的国际环境中，注定了"礼仪之争"的爆发----这是英国通商使团问题的另一层面。今天不存在朝贡体系，只有西方近现代奠基的国际外交框架，这种框架下国际交往要平等交往是今天的大家的共识----至少在礼仪等级上的平等。但是，我们不能用今天的共识来衡量当时只有朝贡体系外交经验的乾隆、嘉庆。英使的礼仪对等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在乾嘉二帝看来当然不合理。两种不同的外交体系发生碰撞，在当时而言何来对错之分？经验决定认知，乾嘉二帝不可能有这种西方外交体系的经验，当然也无从认知。这两种不同外交体系的形成都有历史背景、地缘政治环境的----西方的诸强并列竞争与东方的一家独大不是几百年的历史，而是上千年光景。这不是什么文化缺陷的问题，而是客观条件造就现实体系。。实际上，在朝贡体系下，礼仪之争的发生与否也不是脱离实际的，"实用为上"还是一条基本原则。比如说乾隆对英使很不客气，但是对五世达赖就恭敬有佳，持平等之礼----利用藏密格鲁派领袖的巨大影响控藏弱蒙具有战略意义，这就顾不上"天下共主"的派头了。相比之下，英使来华在今天回溯起来可能意义重大，在当时看无非远来的供使，怎么可能为之特别破格呢？脱离历史的背景，把今天的认知共识放到古人身上，近而放大到文化层面，无疑也是缺乏历史分析的正确立足点。
在这三项分析的基础上，袁先生作出了一番小结："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了，但是英国不是用铁甲舰将中国打败的，那个时候它的军舰还是木头造的。而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到了19世纪，却被别人打得一败涂地。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有很多珍宝，然而为什么社会转型这么困难，没有产生出现代经济？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这是一个问题。"这里先要说说铁甲舰的问题，铁甲舰最早的雏形是日本战国时代，"海盗大名"九鬼嘉隆制造的，这发生在中国明代中前期。但是，除了文字记载外，没有留下设计图与其他技术细节。紧随其后，在明万历年间，朝鲜名将李舜臣改造传统龟船造出了另一种铁甲舰的雏形，这是留下图样的。这两种超越时代的战船，前者诞生于控制濑户内海的海战需要，后者应用于抗倭战争的海战需要。但是，在长期和平中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失传了。以中国明清两代计，东亚三国都处于长期和平中，军事技术的发展缺乏动力，这不是什么文化决定的。反观最追求文治理想的宋代却在军事技术上非常进步，这是长期战争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与理学兴起也没有关系。
现实需求决定发展动力，现实经验决定认知范围。今天我们处于信息交流高度发达的时代，可以迅速接受大量信息，作出前瞻性的决策与准备----这种前瞻性还是有限的、经验性的，而不是通灵的先知。何况在古代？古代的国际交流有两个主要途径，一则战争，二则贸易。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与西方没有正面的军事冲突，哪里来的发展强大海军的动力？在东西方贸易中更是占尽上风，也没有改变生产技术的动力。关键问题是，袁先生虽然主张"放在历史经验中去思考"，却有意无意地站在历史之外评判----站在历史之外，他所说的转型期成了发展方向、发展途径的主观选择，但是真的从历史经验去考察却只有必然因素推动下的一条道路----必然因素取决于发展动力、认知范围。若要撇开这些必然因素的作用来分析历史，最后乞灵于无可无不可的文化因素也就是"最佳选择"。对袁先生提出了一串问题，却缺少了问题之上的问题----文化能决定什么？又是什么决定了文化？
袁先生的第二段小结看上去更有新意些"19世纪中国付出了代价，割地赔款大家都知道，但我认为应该特别重视的一点是，中国光人口就损失了1亿多。从1851年到1865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造反期间，中国人口从4亿3千多万降到三亿2千万，减少了26%。太平天国闹得最厉害的江苏、浙江等地区，人口一直到20世纪初才恢复过来。这些冤魂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杀死或者饿死的。这又是为什么？跟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关系？20世纪会不会好一点？照样不行。内外战争、运动和灾荒，也有1亿左右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在哪里？中国文化那么优秀，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但是，还是要问文化能决定什么？什么决定了文化？西方文化那么好、从根子就是好、一直都很好，大规模残酷的奴隶劳动怎么会出现呢？十字军东征怎么会出现呢？野蛮的宗教裁判怎会出现呢?托马斯闵采尔这样的"伪先知"----性质很接近太平天国，怎么会出现呢？两次世界大战怎么会打响呢？这种看似宏大雄辩的问题真是大而无当，只会陷于无穷无尽的"冷饭思考"。其实，人类社会是复杂，历史的前进因素也是复杂的，文化在起作用，经济也在起作用，自然环境、地缘政治因素也在起作用。各种因素交杂，反应现实需求决定的发展动力、现实经验决定的认知范围。因此，不能一股脑儿地把历史都往文化里倒，若端着文化这锅饭反复炒，炒来炒去还是炒冷饭，越炒越没营养。
这篇讲义的涉及面很广，如有机会可以分几篇文章分析，这里先分析第一部分。
◆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袁伟时）
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
作者：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
在中国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之际，民族主义逆流又现高潮。这是继《中国可以说不》（1996）、《妖魔化中国的背后》（1996）、《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1999）等书出版为标志的民族主义逆流高涨后的又一次高潮。它不是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而且理所当然地受到众多朝野人士的抵制，但这股逆流言辞有很强的煽动性，在少不更事的人群中有一批追随者，值得关注。
民族是以共同的种族和文化为纽带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作用是多方面和复杂的。
以中国来说，世界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历来有基于传统文化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国家危难之际，这种华夏文化认同，通常会转换成为维护正义、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基础。19世纪以降，民族主义既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的旗帜，激励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又是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壁垒。
19世纪的大清帝国为什么会一再被侵略者打得一败涂地？天朝大国的陈腐心理根深蒂固，文化民族主义蒙住双眼，不准"以夷变华"，拒绝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20世纪的中国为什么还是那么坎坷？国号四变，封闭、半封闭的心态未变，"国情特殊"论加革命高调成为抗拒与外来文化自由交流的铜墙铁壁，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主流文化长期被拒门外。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人通常对近代中国历史教训所知无多，而盼望国家富强的感情又特别强烈。一些人散布极端的民族主义言论，很容易引起共鸣。因此，不管鼓吹者主观动机如何，这些言论的客观效果都是令人忧心的。
当前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
这次极端民族主义逆流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政治上，冀图建立类似政教合一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甘阳近年起劲在内地或召开研讨会，或公开演讲和发表文章，推销他的政治纲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造成为"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21世纪的最大课题。" 甘阳先生宣布，这就是当前中国的"新改革共识"。
深圳学者蒋庆则在要求定儒教为国教的同时，为中国设计出儒教支配下的政治架构："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则"可分为'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 "'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制"，议员则由社会公推之儒家民间贤儒和国家成立通儒学院特地培养出来的贤儒担任。国体院则由孔子子孙依血缘继承孔子王统为世袭议长，象征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议员则由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社会贤达和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组成。""三院中每一院都拥有实质性的权力，法案必须三院同时通过才能颁行，最高行政长官也必须由三院共同同意才能产生。" 简单点说就是：所谓大儒和自认或被封为祖先血统高贵的人们对国家管理持有否决权！
"自古文人多大话"。宣布这套奇离古怪的纲领是"新改革共识"，显然是自我膨胀的僭妄，"新共识"云云，无从查证。这些言论的实质是再次构筑抵抗现代文明核心价值的堡垒。与他们相呼应的康晓光在2005年3月一次谈话中作了清晰的诠释："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在另一地方又说：中国只能建立"父爱主义国家" ！
第二．经济上，将对外经济活动泛政治化。
中国金融改革是经济改革中最薄弱的一环；引进外资、吸取他们的管理经验改造中国国有银行是非常有远见的措施。2005年11月开始，几个国有大商业银行陆续将10%左右的股权转让给国外战略投资者。可是，在一些人眼中却成了"国有资产流失"、"拱手让外资控制"的不当行为。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包括购买对方的技术在内的贸易活动是互利、共赢的；有些人偏偏将技术贸易泛政治化，把考虑选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建设高速铁路说成是"卖国"行为！一些人则老是把正常的企业并购或其他正常的商业活动提高到捍卫国家主权层次。
第三．军事上，提出极端的扩军主张。
个别军官越过军纪约束，发表不择手段进行战争的令人震惊的言论。
早在1999年现役空军大校乔良、王湘穗写的《超限战》出版，就鼓吹"彻底做一回军事上的马基雅维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200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向外国记者表示，如果美国向中国领土目标发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中国将使用核武器进行还击。 "我们将对西安以东所有城市遭到摧毁作好准备，当然，美国也得做好中国摧毁美国数百个城市的准备。"虽然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郑重声明这是个人观点，但如此偏激，体现了某些军人对世界现状的无知和对生命的藐视，让海内外舆论大吃一惊。
在2007年4月14日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播出"中国现在要不要造航空母舰"辩论，有位军事杂志主编鼓吹："现在我们国家现实的情况只是在琉球以西有相对优势，......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也就是十年以后，我们考虑到出现航母的时候，中国的军力优势要达到什么，就是关岛以西占优势，关岛再往东，也就是关岛和夏威夷之间跟美国达到平衡。......这才符合一个GDP到第二国家的状态。"也就是说，中国海军不但要超越日本，还要在夏威夷以西的太平洋上与拥有十多艘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达到平衡！
一个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左右的穷国要与人均GDP三万多美元的富豪进行军备竞赛！这位先生发表这样极端的言论时忘记了苏联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悲惨下场；更看不清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中日、大陆和台湾经济融合正在加速。十年以后，不但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已经建立，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也可能实现。任何有战略眼光的观察家都会看到，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了无法抗拒的趋势。中日、中美不可能再战，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是大势所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已经成为现实的目标。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内部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跟不上发展的需要，是法治很不健全，是教育、医疗、住房和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民生问题的妥善解决。专业的国防力量----从武器装备到人员素质都需要适当加强；但千万不能忘记，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和蒸蒸日上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现代公民凝聚的主要基础，从而也是最坚实的国防基础。
第四．教育领域，盲目提倡儿童读经。
读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1905年以前，中国的儿童和青少年把最好的年华都消磨在四书五经上。民国成立后，读经的叫嚣也不绝于耳。20、21世纪之交开始，旧戏重演，不同之处是演唱者由军阀变为某些学人。
这些提倡者缺乏的是常识。
如果儒家经典真是那么神奇，读了两千年经书的中国老早就应该是现代化的超级大国了。
教育是科学。现代公民的独立人格，创造性思维，生存和发展必须的基本技能和基础知识，是国民义务教育应该解决的三大问题；否则国家和公民个人都无法真正自立。21世纪的读经运动的头头脑脑们，不管是冀图通过这个途径发财还是别有所图的，认为不必顾及这三个基本问题，不必顾及儿童是否理解，死记硬背就是最好的方法，这不是拿国家的未来和儿童的前途开玩笑吗？
当代中国教育有两大痼疾：负担过重和以培养乖孩子为第一要务。传统的儒学经典和蒙学教材不但份量很大，而且以恭顺为核心内容；这样雪上加霜的蠢事可不能随便干！
与某些人的胡乱猜测相反，废止读经与新文化运动和人民共和国成立毫无无关。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蔡元培出掌教育部，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 将近一百年后，竟有人谋求将读经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回到慈禧太后统治时的状态，对历史进步成果的藐视太过分了！
他们高喊："中国传统文化中断了！"翻开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其中语文课要求背诵一百多篇中国诗文。闭着眼睛大喊"中断"，似有危言耸听之嫌。现状不是十全十美。要改进，就要费点力气调查研究，看看其中中国古代诗文的份量是过少还是过多，通过认真论证作出合理调整，问题不难解决。
第五．学术领域，鼓吹所谓民族"主体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升自身文化素质的要求和文化寻根的意识趋于浓烈，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日益兴盛。对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说来，这是文化复兴的正常过程。只要这个过程与思想文化的自由交流齐头并进，不具有排斥外来文化的性质，不干扰学术和言论自由，它就有可能成为人们企盼的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些眼光短浅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力图干扰这个进程，注入排外的极端情绪。他们的手法之一，是提出"文化主体性"问题；说什么人权、自由乃至各种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都是西方强加的话语，我们不能做他们的文化殖民地。有的则认为没有文化主体性，就谈不上大国崛起，民族特性就会消失。
一个封闭性尚未彻底消除的国家，这是最容易煽动民族情绪的命题之一。
"民族特性消失"，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类话语不绝于耳。今日旧调重弹，是市场上常见的炒作手法。所谓民族特性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些"特性"消失不值得大惊小怪。
最能体现民族特性的一是风俗习惯，二是核心价值观念。前者通常随着人们的喜爱或厌恶而自然更替，说到底是个人选择推动着这个过程，外部强制即使能得逞于一时，终归不能不黯然收场。任何民族的风俗习惯总是死的该死，生的该生。小脚之类的"特性"绝种断代毫不值得惋惜；而老百姓喜爱的良风美俗即使横加罪名、强行禁止，也会死而复生。
至于价值观念则是随着人们的生存方式而变迁；农业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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