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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派对儒学的现代诠释和转换(三)

作者来源发布时间 2007-09-07 浏览次数字体大中小

学衡派对儒学的现代诠释和转换(三)

(2007-7-16 16:10:16)

作者：韩星转贴自:国际儒联网

体说，就是：第一，在学术方法上，观其全，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一多兼具，博览古今东西；第二，在学术目标上，知其通，沟通东西，观其异同，探求真知正见；第三，学术目的上，取其宜，仁智合一，情理兼到，知行合一，执两用中，追求个人修养与完善，重建社会和谐，完善道德，从根本上改良社会。[15]（P242）上面对东西文化四方面进行的比较融通，就是这三方面的具体运用。吴宓对孔子儒学现代价值的肯定，也是由于具备了“一全二通三宜的标准”。
　　全者，谓宇宙之事物义理皆有两方面，皆为二元。二者相反相成，兼容并蓄，以致中道。中也者，调和一多。通者，谓洞悉诸多事物间实在之关系，明其因果。宜者，谓针对现时此地之实际情况而立言，故切中利病而不致拘泥。[6]
　　实际上吴宓认为这三条标准是理解和实行“克己复礼”、“行忠恕”、“守中庸”三条法则的钥匙和前提，是他用以融通其它三大文化的基础。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学理审察使他有理由认为“中国文化是极有价值，应当保存，且发扬光大，在任何政治统治与社会制度之下，（宓）希望都能‘尽量多’的保存。[14]（P9）
　　梅光迪  在新文化运动中，儒学所遭遇的外部挑战还有西方人士把中国落后贫弱的根源归咎于儒学，且欲以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为后盾，推行文化征服，提出了用基督教代替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观点。对此，梅光迪提出了相应的批评。他说：“传教者不真解吾国文字、学术、风俗，徒有害无益，如治病者不知其病源，而误投以药，其有不杀人者乎？”在此基础上立论，他谈了外来宗教与宗主国文化传统的关系，表明了反对以传教为名而行文化侵略的态度：
　　迪意宗教之于国，当使宗教因地制宜，以迎合于人民之习惯风俗，不当使人民变易习惯风俗，以迎合于宗教。如吾国之敬祖家族制，皆有数千年之历史与哲学为之根，岂可以儿戏视之，随意改置乎？
　　他研究了世界宗教文化发展的历史，指出那些原本没有文化、没有特立宗教的民族，往往容易被外来文化征服。反之，虽然可以吸收。宗教、文化，却不会喧宾夺主。并举中国对于佛教、日本对于基督教为例，说明我们在吸收西方宗教、文化的同时，决不能抛弃自己的文化。[8]（P107-108）
　　然而，梅光迪虽力持保护孔教，但并不绝对排斥基督教，而是从学理上研究探讨二者的共同之处。他说：
　　吾辈今日之责在昌明真孔教，在昌明孔耶相同之说。一面为使本国人消除仇视耶教之见，一面使外国人消除仇视孔教之见，两教合一，而后吾国之宗教问题解决矣。
　　迪极信孔耶一家。孔教兴则耶教自兴，且孔耶亦各有缺点，必互相比较，截长补短而后能美满无憾，将来孔耶两教干合一，通行世界，非徒吾国之福，亦各国之福也。[8]（P69-70）
　　梅倡二教合一以解决中国同时又解决世界各国的精神需求的设想，实在只是美好的理想。这里的二教合一应正确理解，如果孔耶果是两种宗教，合一之说实不可能，人类诞生至今尚未能有此事。孔耶之所以有合一的可能，就是因为基督教是一种含有强烈现世博爱而追求出世天国的宗教，而孔子儒学则是以现世仁爱为主而追求超越精神境界的思想学说。前者是典型的宗教，而有世俗性；后者是典型的思想学说，而有宗教性。这就有了互补结合的可能。梅光迪认为二者在克己修行上的一致，便是其相通之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过，梅光迪总体的文化立场还是中国本位的。他之欲二教合一，是一种面对西方挑战的刺激——响应。其指向是使他“向来崇拜孔教之心，今后更有以自信。于是，今后提倡孔教之心更觉不容已。此所谓千钧重任者也。迪自来此邦，益信孔教之有用。”[8]（P67）这种自觉的文化担当，乃学衡派的共同之处，只不过程度有不同，自觉不自觉罢了。
　　梅光迪欲在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上融通基督教与儒教文化，本意固然是为了通过传统儒学的现代转换来解决中国人的信仰和精神危机，同时，他还要使孔教对世界有益，为人类造福，为拯救西方工业化以来受物质主义、浪漫主义影响而道德堕落、精神迷惘发挥作用。他说美国人的“道德退化已为其本国有心人所公认，彼辈方在大声疾呼，冀醒迷梦。”所以“我辈急欲复兴孔教，使东西两文明融化，而后世界和平可期，人道始有进化之望。”[8]（P100）这样，就把解决中国问题与解决世界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出了自己的思路。
　　柳诒征然象学衡派大多数成员一样，所担忧的还主要是西方以宗教（基督教）为主的文化入侵，他叙述基督入侵中国的历史过程，从清嘉庆中耶稣教传入中国开始，义和团败后势力“炎炎日上”，民国以来“渐进而居于政治教育之要地，其势益盛。”而国人下层反对者有之，入会者也有之，而不少留学海外的学者“入教求学，得受欧、美之文化为荣。”[16]（P872-873）中国之衰病，是难以有效抵抗的，其结果可能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灭亡。因此他也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和西化倾向，所持立场是中国文化本位的，并在此立场提出建设新国家的文化方案。他说：
　　今日社会国家重要问题，不在信孔子不信孔子，而在成人不成人，凡彼败坏社会国家者，皆不成人者之所为也。苟欲一反其所为，而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焉，则必须先使人人知所以为人，而讲明为人之道，莫孔子之教若矣。[9]
　　把国家社会问题的解决落实到“人”，这与鲁迅的“立人”倒有接近之处，而归结到孔子之教，则是学衡派解决问题的思路。这里分歧的原因便是在于鲁迅把中国的贫弱归结为中国人精神的委琐，而精神的委琐，又是传统文化中所谓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抑，造成了国民的“劣根性”。鲁迅所看到的主要是传统在现实中变异的积淀，而柳诒征则主要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的，认为现实之病象正是传统文化精神遗失的结果，是孔  子之教的不行。因此，他“以儒家之根本精神，为解决今世人生问题之要义。”[16]（P870）他还并引用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的话，说明儒家解决人生问题的思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有其精神生活”，而“又确信人类精神生活，不能离却物质生活而独自存在。”）最为合理，认为，“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下”，只有应用儒家的思想，才能“使吾中国人免蹈近百年来欧美生计组织之覆辙，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侪对于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16]（P870）这里可见学衡派与东方文化派是极为接近的，都把儒学作为解决中国乃至世界人生问题的药石。

[参  考  文  献]
[1]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Ｍ].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2]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Ｊ].学衡，1922，（1）.
[3]吴宓.空轩诗话：21[Ａ].吴宓诗集[Ｍ].上海：中华书局，1935.
[4]吴宓.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Ｎ].大公报，1927-09-22.
[5] 吴宓.我之人生观[Ｊ].学衡，1923，（16）.
[6] 吴宓.文学与人生[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3）.
[7]吴宓.吴宓自编年谱[Ｍ].北京：三联书店，1998.
[8]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Ｍ].安徽：黄山书社，1994.
[9]柳诒征.论中国近世之病源[Ｊ].学衡，1922.（3）
[10]柳诒征.中国文化西被商榷[Ｊ].学衡，1924，（27）
[11]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卷[Ｍ]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
[12]吴宓.论新文化运动[Ｊ].学衡，1922，（4）.
[13]吴宓.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编按[Ｊ].学衡，1922，
[14]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15]苏敏.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Ａ].王泉根主编：多维视野中的吴宓[Ｃ].重庆：重庆出版社.
[16]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卷[Ｍ]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

责任编辑 asv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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