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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邮报（第12期）
孔历2559年（西历2007年）1月22日邮发
主 编：陈明
执行主编：吹剑
儒家情怀 儒学理念 儒教事业
目录
◆“文艺复兴”没自由派的事（冼岩）
◆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吗（秋风）
◆国学百年争论的实质（楼宇烈）
◆“孔子学院热”急需“软着陆”（王达三）
◆于丹论语心得热在何处？（徐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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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没自由派的事（冼岩）
作者：冼岩（闲言）
上月《南方周末》刊发了国内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刘军宁先生的《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一文，倡导“借助文艺的文化复兴与观念创新”，在网络舆论和思想界引发热烈回应。其实，自由派的心思大家都明白：不管他们嘴里说的是什么，心中想要的东西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制度转型。刘军宁呼吁文艺复兴，显然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再怎么宛转迂回，锋刃所指，始终还是“主导性的政治法律制度”。自由主义本有多种源流，但在国内语境下，都成了制度论者，将变革制度视为最迫切的需要，最核心的诉求。这不奇怪，按照自由主义的话语逻辑，在秩序完备的条件下，自由的最大敌人是政府权力。何况中国政府的权力是如此之大，个人自由在其面前不但渺小，而且赤裸，不能不瑟瑟发抖。
自由派的诉求可以理解，关键是其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笔者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段内，自由派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大，力量对比太悬殊。一方拥有强大的政权机器，控制了最重要的经济资源，而且保守制度现状的意志坚定；另一方有的只是思想与话语，或许还获得一些经济上隐隐约约的支持。思想的尴尬在于，当传播被严格控制时，批判的武器就成了精致玩具，只能摆在书斋里供少数人赏玩。这就是自由派出手迂回的原因，但再怎么迂回，也难以撼动体制的核心，因为他们的对手不但强大，意志坚定，而且经验丰富。
在此有必要解释一下，笔者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曾猜测17大有可能启动有限的政治改革。但进一步的考察表明，上述判断似乎过于“乐观”，因为笔者找不出执政集团需要在近期内启动政治改革的理由。对当政者来说，当前形势一派大好，到处莺歌燕舞。经济虽有隐忧，但高速增长的势头一直不退；被海内外媒体高度关注的群体性事件，对当局来说其实只是藓疥小疾，不可能撼动其执政地位；虽然腐败一直在蔓延、在扩张，但反腐工作也不断“取得重大胜利”，这至少说明执政集团还具有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的能力。总而言之，今日中国只有远忧，尚无近患。在这种“盛世繁华”尚可维持，甚至有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的情况下，任期不过区区几年的执政集团，又有什么必要启动前景莫测的政治改革呢？——虽然在执政集团之外，海内外确实都有不少人在等着米下锅。温家宝在早几年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一段答问很能说明问题，他语重心长地劝大家不要纠缠于那些可能引发纷争的历史问题，称现在是中国难得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全国上下应该埋头工作，聚精会神抓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温并且深情展望道：只要中国能够再这样发展个10年、20年，国家会是什么样子？——笔者认为，温总理的这番话并非作秀，而是真实想法，而且也代表了执政集团内的主流意见：与其把未来交给对政治秩序具有颠覆性、前途难料的政改，不如相信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财富效应；毕竟，这种效应是近30年社会能够稳定的主要支撑力量，而政治转型却导致了令执政集团和大多数国人都难以接受的苏联剧变。
制度转型没戏，并不意味着自由派在中国就无所作为。事实上，他们已经干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那就是“征服人心”。迄今为止，自由主义主导中国知识界已有十多年之久，不认同自由主义核心理念的知识分子已十分罕见。这既得力于自由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批判性、针对性及其解释力，也得益于西方国家的成功示范。正因为如此，对自由派来说，不但“文艺复兴”时期早已越过，“启蒙运动”也已大功告成，现在是时候该把思想舞台让出来一点给别的参演者了。
抽象地说“大国崛起”和“文艺复兴”，没有人会不赞成。大家都是中国人，无不乐见中国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强大。问题在于具体是什么样的“崛起”，什么东西的“复兴”？这才是分歧所在，不同的答案，将导致不同的内部分配格局与力量对比。关于“大国崛起”，笔者在《大国崛起之忧思》中谈了7个要素，在此且不赘述，只说“文艺复兴”。笔者认为，新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在精神价值上应该是兼容多元的，既包括自由主义，也包括社会主义，还包括传统文化。只有兼容，才可能孕育繁荣。为了兼容，每一种文化要素都只能取其温和，取其能够与其它要素相容的部分，自觉远离极端。因为极端必然排斥异己，堵塞兼容，扼杀繁荣。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真正只是倡导“文艺复兴”、“建立新思想和新文化”，那么对象就不可能是自由主义。你已经是知识界主流了，还要“复兴”到什么程度？难道真的想复制到每个中国人的脑子里，“渗透到大众文化中并成为主流价值观”？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影响所及主要也是知识界，何况历来有着言论控制传统的中国？自由派的设想很美妙，如果自由主义对人心的“征服”能够由知识精英扩大到民众，全社会的力量对比立马可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算盘虽好，却难以付诸实施，因为执政党的天下就是这么打下来的，它不可能不防着被人“取而代之”。近期中国政府禁止了8本书的出版发行，或许就是一个明确信号。何况，自由主义在过去一个世纪内在中国只赢得知识精英而未赢得民众，其原因也不只是它仅仅诉诸学术而不借助艺术、只面向精英而不面向民众，而是它与需求还停留在物质层面的民众的切身洞察及其需要有着一定距离。
刘军宁在文中大谈特谈“对个人的发现和确立个体价值”，并将此作为“文艺复兴成功的标准”。不客气说，这是典型的食书不化、食古不化；或者说这是为了洋为中用而生搬硬套。中国改革30年所遵循的，正是这种“对个人的发现和确立个体价值”的逻辑，时至今日，这种价值在中国人的精神血液中已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中国已经历了市场经济、商业大潮的洗涤，与刚走出中世纪时的欧洲不可同日而语。要使个人沦为某种集体的附属品，仅靠政治强权是不够的，还需要对观念施以镣铐，即主要依靠御用宗教或意识形态理论对人心的控制。欧洲的“复兴”之所以从“文艺”开始，就是需要打破这种观念的镣铐。但中国人的观念镣铐早已被市场化改革打破，早在邓小平时代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即已被束之高阁，其效应比之当年欧洲的神权落地有过之而无不及，哪里还用得着什么“对个人的发现和确立个体价值”的文艺复兴？今天还有多少中国人会主动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如果不是从上到下的强制性规范，还有多少人的行为会遵循集体主义原则？因此，今日在中国还倡导“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无异于火上浇油。就精神价值的目标定位而言，人均资源匮乏的中国，也应与人均资源丰裕的欧美有所不同。在人口、资源等刚性约束下，中国不得不相对较多地强调集体主义，较少放任个人主义。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向资源条件具有可比性的日本看齐，而不是盲目与欧美攀比。以此为标准，今日中国在精神价值上应该“复兴”的，恰恰是一定程度的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
所以，“文艺复兴”没自由派什么事，他们需要做的，就只是搬个椅子坐在旁边看看。自由主义需要“复兴”的，是政治而非“文艺”，即如何以其思想优势来影响政治运作。思想界的另一主角新左派也处境尴尬，改革的逻辑就是反社会主义的逻辑，30年反社会主义的结果是使社会主义的命题在中国成了真问题，社会主义在中国具有了迫切需要，于是新左派乃于近期声势大张。问题是新左派与老左派在思想脉络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老左派的理论资源由于与现实进程南辕北辙，不但在知识界，即使在民间也早已经信用扫地。如果新左派不能与老左派划清界限，不能将自己改造成一种对新左派、对社会现状具有批判力的理论，它就难以在当代中国发展、壮大；而一旦它试图这么做，又可能遭到当局比对自由派更严苛的打压。因为自由派想改变的，只是制度，当面对压力时，他们可以迂回、等待；而社会主义的批判直指现行政策，与官方的冲突更无回旋余地。不破解这一精神与现实的两难，新左派就走不出困境，只能止于边缘。
剩下来真正能够在这场“文艺复兴”中唱主角的，是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也符合对“文艺复兴”一词的正解。既然是“复兴”，对象当然是古已有之，不可能是西方舶来。至于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还是要回归古之正统，或诠释新义，只要言之成理，笔者认为都可以并行不悖。作为“文艺复兴”的主角，传统文化本身就应该有海纳百川之度量。
这种传统文化，百年来历经摧残，已经所剩无多，急须涵养、培植。幸运的是，传统文化在“与国际接轨”多年的知识界虽势力微薄，但在民间却因血脉相连的关系还有着广泛、深厚的认同基础。所谓“文艺复兴”，不是要让传统文化一强独大、君临天下，而是要扶弱衡强，使曾经有过数千年辉煌的传统文化能够再次壮大，与自由派、新左派鼎足而三，共铸新世纪中华文明之辉煌。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22108
◆ 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吗（秋风）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18日15:05 南方周末
作者：秋风
编者按：秋风先生针对刘军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的疾呼提出，中国更需要的不是“人的解放”、启蒙的再造，而是道德与社会的重建。虽然两者的共识都是恢复和复兴社会、文化的传统，催生和呼唤中国精神的变革，但所论相异，正构成了“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吗”这一论题。本期特刊发秋风先生另一篇深入阐明其观点的文章，相当精彩，予人启迪。敬请读者垂注。
崔卫平先生的《我们的尊严在于拥有价值理想》，引入启蒙运动的思想资源，阐发军宁先生提出的“个体至尊”命题。她恰当地指出：“有关个人尊严和自由的任何一种理论，实际上都是一种社会理论而不仅仅关乎个人，都是考虑在社会生活里如何保持个人的自由。”但我有点惊讶地发现，她的文章几乎很少关注到社会，而几乎完全在论述个体。她呼吁文化的现代性、审美的现代性，而据她说，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就是每个人自我引导、自行营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她也呼吁人性的锻造与刷新，当然，锻造的主体仍然是理性的、自足的个体。
这是一套标准的现代性论辩，是在中国盛行了近百年的启蒙话语。但对这套话语在当下中国的相关性，我始终持有一种质疑，这也正是我质疑“中国文艺复兴”命题、提出中国所需要的是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的依据所在。当然，要支持这样的判断，需要探讨文艺复兴及其精神的直接继承人———启蒙运动，究竟如何理解人的本质、理性的性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存在及其尊严的含义等等最为深刻的哲学与伦理问题。
启蒙的迷信
文艺复兴致力于发现人，继之而起的启蒙运动则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其主要手段都是康德所说的，“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也即，每个人运用自己的理性，自我引导，自行营造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因而，18世纪这个启蒙运动长期以来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
但越来越多的思想史家认识到，从11世纪算起的中世纪，同样是一个理性的时代，是一个发现人的时代，是一个古典文化复兴的时代。从19世纪末开始，严肃的历史学家，其中以阿克顿爵士为代表，已经不再谈论所谓“中世纪的黑暗”。事实上，中世纪经院哲学所代表的正是理性的精神，它复兴了古典哲学。美国法律史大家伯尔曼的研究表明，西方近代的法律传统是由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1075年发起的，近代宪政主义则形成于英格兰中世纪历史过程中。也就是说，构成现代性之核心因素的思考方式、法律与政体，都扎根于中世纪，而不是近代启蒙哲学从理性的天堂扔给人间的一块大馅饼。
诚然，中世纪有黑暗的一面；但这样的评论同样适用于近代以来的“现代性”。假如我们能够意识到中世纪的另一面，则对于自负的现代性，对于夸张的启蒙话语，我们或许可以保持某种程度的清醒。现在已经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欧陆启蒙主义的话语从一开始就是自负的、夸张的：它把它之前的中世纪描述为黑暗的，但它在带来了个人的解放的同时，也创造了另一种黑暗或黑暗的可能性。
启蒙哲学是个人主义的，同时又是唯理主义的。古典与中世纪哲学认为，人存在于一个井然有序的宇宙整体中，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人的目的是真理、善及美。到启蒙哲学中，人成为一个自足的实体，他就是宇宙的原点。个体具有双重属性：他的驱动力是无穷尽的物质性欲望，比如自我保存、或征服他人，这是人的本质特征。但同时，人又具有无限完美的理性，能够洞见实现上述欲望的手段。因而，近代以来，人普遍地成为一种精于理性的利益计算的“经济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笛卡尔、莱布尼茨，到法国启蒙运动，一代一代近代哲学家从这个原子式个体出发，运用逻辑演绎的方式构造一切社会共同体形态。古典及中世纪哲学则认为，家庭、职业团体、城邦等等自小到大的社会共同体形态，都是人为了实现其目的而自然地生成的，使人趋向于圆满。到启蒙哲学那里，这些东西都成为个体意志的产物，甚至家庭也是个体通过契约的方式、为了实现自己的动物欲望而构造出来的。在康德那里，婚姻就是“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为了终身互相占有对方的性官能而产生的结合体”，婚姻家庭没有社会或者文化价值。今天的经济学家用市场交换原理来分析爱情婚姻，正是这一逻辑的自然延伸。
这种由原子式的个人通过自由选择构造社会的理念，被哈耶克恰当地称为“建构论唯理主义”。启蒙哲学家相信，只有经由个体契约有意识地构造出来的社会，才是最适合于人性的社会。反过来可以说，人完全可以按照理性的设计达致完美状态。这样的观念，与国家统制、计划体制及种种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乌托邦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
至于一切道德、信仰、社会组织等制度，也都是人通过契约的方式构造出来的。既有的道德、信仰、社会组织等传统制度，必须到启蒙哲学家所组成的理性的法庭上接受最严厉的审判，若不能通过理性检验，就应予以摧毁。启蒙哲学家进而承诺，在此废墟之上，可以依据理性塑造出新人，并经由这些新人的有意识构造，形成新道德、新文化、新信仰、新社会组织形态。这样的信念从法国大革命时代一路传递到中国，形成新文化运动，并一直绵延至今，改造人性成为无数志士的理想。
可以说，启蒙哲学为了让人摆脱所谓“不成熟状态”而毫不犹豫地驱逐了上帝，但人自己却成了上帝。而人支配自然和社会的惟一资格是他具有天生的自然理性。启蒙时代的理性是一元的、单薄的理性。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那的传统认为，人的理性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因而是十分珍贵的；但人的自然理性须以经验为依托。另一方面，理性是有限度的，启示和习惯对于人的存在同样重要。启蒙哲学却只承认个体的自然理性，而抛弃了经验，真理和智慧只需通过个体秉具的自然理性即可获得。
人成为上帝，及理性面前人人平等，为大众民主制度开辟了道路，以智慧的名义进行少数人统治不再具有正当性。不过，这种论证却也为绝对专制主义开辟了道路：当年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论证说，既然人人都只有自然理性，那国王就可以跟法官一样亲自审理案件，也不需经国会同意即可随意变更法律。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的可怕政治后果，恐怕只存在于后启蒙时代。因为，假如人的理性是平等的，则意志就从后门潜入，意志强大的个体或群体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改造世界和人性，法律也不过就是强者的意志而已，这强者可能是独裁的个人，也可能是某个群体或大众。启蒙之后似乎人人都是法律实证主义者。然而，若统治、法律只是意志———不论其为善恶———之事，则法治、宪政丧失了根基。
当然，我并不准备像启蒙者形容中世纪那样形容启蒙。启蒙确实让人摆脱了束缚，释放出了人的创造性。但这不是启蒙的惟一后果。启蒙也用一种偏见替代了另一种偏见：它创造了一种理性的迷信，及对个人欲望的随意承认。当国人呼唤文艺复兴、呼唤启蒙的时候，确实需要深思启蒙的这另一面后果。
个体尊严不在个体身上
从胡适到傅斯年再到殷海光，一直到今天，这种激进的启蒙传统在中国代有传承。因为他们痛切地感受到了个人所遭受的压抑及普遍的不自由，因此，本能的反应就是解放个人。当然，他们并未否定道德、信仰、社会的价值，但其论述中隐含了一个奇特的两阶段解决方案：先摧毁旧的政治、道德、信仰、传统，把个人从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新人，享有纯粹自由和无上尊严的个人；再由新人自由地制定新道德、新文化、新制度，产生新权威，享受新生活。
但是，已故美国学者爱德华?席尔斯曾精辟指出，任何把传统推倒重来的努力，最终得到的后果都只有废墟，而不可能成功重来。近百年来主流知识分子一直致力于全盘推倒的工作，每遭遇一次重大政治、社会、文化挫折，知识分子的本能反应就是更激进地解放个体。然后，中国文化、道德、社会诸领域进入被启蒙得七零八落但新道德又无法重来的困境中。正是这种状态，让很多中国人毋须犹豫即成为物质与权力拜物教的信徒，而不再承认世间还有对与错、是与非。尽管中国还远没有现代化，但社会上显然已充斥着现代性的两种典型精神症状：物质主义及由此导致的虚无主义。
要树立人的尊严，即应对这种物质主义、虚无主义，因而，当代中国确实需要一场精神变革。不过，继续解放个体，让每个人更绝对地自己为自己立法，似乎是南辕北辙。因为，在没有“元规则”的前提下，每个人自己为自己立法，结果必然是个体的动物欲望更猛烈地释放。
个体的尊严需要在超越动物性存在的层面上、即在人的社会性、道德性存在中去寻找。将人还原为孤立的个体，也就无所谓尊严。人的尊严必然体现于与他人、与各种共同体的关系中。
由于把人还原为欲望的实体，所以霍布斯说，人的尊严和自由只存在于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因而，最大限度的自由就只存在于自然状态，即每个人对所有人战争的状态。这样的尊严和自由是狼的自由，对于人来说当然毫无意义。这一霍布斯式的尊严悖论表明了，鲁宾逊的状态与人的尊严根本是不相干的。
因此，重申人的价值的尊严的希望，不是继续解放那孤立的个体，让其欲望更加不受阻碍地放纵，而是通过某种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让个人学会与他人共同生活，也即个人积极参与自己赖以存在的文化、道德、社会。在此过程中，个人将会发现自己与他人的价值与尊严。
为此，就需要存在一套让个体有尊严地合作的规则，也即让个体保持尊严的道德规范、法律规则、商业惯例、文化习俗等等。当代中国所需要的精神变革，就是让每个人具有在与他人的互动中生成此类规则的能力。这种能力在空荡荡的个体身上是无从发现的，因为，这个自认为享有主权的个体排除了他人的存在；因为，形成规则所需要的理性远远超出了个体自然理性之潜能；因为，就像博弈论所揭示的，单纯自利的理性算计，形成不了合作性规则。自由人只能在元规则之下的互动中，才能生成趋向于自由和尊严的规则。
对此，另一个启蒙传统可以给我们提供足够启发。
另一个启蒙传统
一说到启蒙运动，人们立刻联想到巴黎的“启蒙哲学家”及由此演变而来的欧陆唯理主义传统。然而，启蒙运动真正的发源地是英国，法国启蒙运动是一个“后进”国家知识分子对前者的成功作出的一种激进解读———这样的解读一直以来对同样处于后进状态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但从1990年代始，人们开始关注西方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的另一个传统，即哈耶克所说的“英国式自由主义”，以英格兰普通法传统为经验基础的英国个人主义传统。这一启蒙传统强调了个体自然理性的有限性。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普通法法律家爱德华?库克爵士精彩地阐述了这一点。他反对詹姆斯国王之君主专制的理据是，普通法乃是无数代法官之司法的“技艺理性”的完美成就，它高于任何单个人的理智，因此，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改变普通法———哪怕是国王或者国会。由此他得出了宪政主义的根本原则：国王必须服从法律。依此类推，国王或者国会无权改变道德，插手文化，干预社会，控制市场。因为，所有这些制度所蕴涵的智慧，都是国王或者国会议员们的理性不可能全面理解的，它们属于并且只属于相应共同体中的全体成员。英国启蒙运动———其集中表现是苏格兰道德哲学———承续了这一普通法理性传统，诚如哈耶克所说，英国式个人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理论”，从社会性的角度来理解人。
个体之存在有赖于诸多个人所不能理解、但最终有利于个体形成稳定预期的正当行为规则，人首先是一种遵循规则的动物，因为这些正当行为规则蕴涵了无数人的智慧。当然，规则不是神圣的，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通过持续的互动创造出新的正当行为规则。但这种创新只是在传统的边缘上进行的。道德、法律、文化、社会组织形态不可能有绝对完美的状态，但借助于人在其中的努力，可以从坏的趋向于较好，而这同时也是个体之自由扩展的过程。也就是说，个体是在既有的道德、法律、文化、社会的框架内通过边际上的创新寻求自由的，而不可能划分为先解放、后再造这两个阶段。获得自由与人的自我驯化、相互驯化是同步的。
在此过程中，十分重要的正是“元规则”。没有元规则，人们的互动就无从展开。它们为人的行为确定了客观的规则，它可能表现为律法，可能表现为既有的伦理规范，或者习俗惯例，以及法律。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也不是完美的，但依循这些规则，却可以与他人合作，并借助每个人的创造性，生成扩展自己自由的新规则。正是那些元规则，把超越个体之短浅目光的持久性价值，比如善，传达给个体，这些超越性价值赋予个体的行为以意义——意义不是个体能够自我生成的。
因而，个体的自由、尊严不是逃避他人，把他人当作丛林中的敌人，把文化、道德、社会看作实现自利的纯粹工具。社会性是人之存在的构成性特征。道德、文化、社会是人的本质所在。只有在具体的道德、文化、社会中，人才有谈论自由及尊严的资格和必要。自由不意味着解放，只是意味着人在规则之下但又可以不断创新规则，人生活于社会中但又可以改进社会。自由呈现为一个渐进扩展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终极状态。人的尊严正体现于对自由的这种明智追求过程中。
在这一意义上，或许可以进一步说，复兴乃是为了超越现实：只有超越了物质主义，个人才会渴望尊严；只有通过自我治理，个人才能享有尊严。
◆国学百年争论的实质（楼宇烈）
发布时间： 2007-01-11 06:48 来源：光明日报
主持人：王保纯 计亚男 殷燕召
演讲人：楼宇烈
演讲地点：北京讲坛
演讲时间：2006年10月
▲楼宇烈 汉族，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生于杭州。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曾任全国宗教学会副会长。
■主持人开场语
国学问题百年来一直在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讨论？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关注？当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了，人们认为是传统文化作怪；当政治独立、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开始文化反思；当经济全球化开始、强势文化借着现代技术迅速传播的时候，人们也出现了反思和寻根。百年来的讨论说明了什么呢？
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认为，所有的国学讨论，归根到底都是东西文化的交流，是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思考如何正确对待本国已有的文化传统，如何建设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国家。下面我们听楼教授为我们详细解析。
最近看到不少媒体报道，国内一些大学或者是研究机构成立了国学院、国学课堂、企业家国学培训班。这几年，社会上很流行儿童读经，其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释、道。一些媒体称出现了又一轮国学热。我认为，不能说现在才出现这样的国学热，其实一百年间国学就没有中断过，虽然时高时低，时凉时热。为什么会这样？从这个现象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国学的概念从诞生起就争论不断
■我认为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在整个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载体，而历史又是我们认同这个国家的最核心的东西。
什么是国学？虽说百年来不断在讨论，但是并没有大家都认同的说法，因为这是个新名词。近百年来，西方文化东渐，产生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最初用新学和旧学、中学和西学这样不同的名字来区别。后来又提出国学的名词，其实也就是中学，也可以说是一种旧学，因为它是国产的。在一段时间内，把中国的文化都加上“国”字，比如说中国的绘画称国画，中国的武术称国术，中国的戏剧称国剧，中医称国医。
国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现代的学科分得很细,有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律、考古等等。哲学里面又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美学……但国学应该归哪一学科呢？国学包括了文、史、哲，政、经、法等许多内容，是个综合的学科。因此按照现代的学科分类，国学很难作为单独的学科确立它的“名分”。我先简要回顾一下历史：
国学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可以称之为国学大师的就是章太炎（即章炳麟—编者注）。他以传统的小学作为国学的基础。小学是中国古代的文字、音韵、训诂的学问，也就是阅读古籍基本的方法。从这里入手，再学经、史、子、集四部，章太炎认为这就是国学。这样说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中国文化的传统，如果我们追根求源，都在这里。这是比较传统的说法。梁启超的思想就更开放一些，他认为国学应该是中国历代学术的思想史。后来钱穆传承了梁启超的说法。他讲的国学讲义录和章太炎先生讲的不一样：钱穆先生主要讲国学思想的转变。到了胡适先生那里，国学的范围就更扩大了，他心目中的国学就是国故学，也就是说一切属于中国传统的学问都叫国学。
在那个时代，知名学者对国学的理解就是不同的。还有这些知名学者研究的路线、范围不一样，更重要的是研究的态度、目的也不一样。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先生研究的目的是弘扬传统文化，把优秀的成分传承下来。胡适先生研究国学，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从故纸堆里刨垃圾，把它们扫除掉。
我觉得给国学定义很难。比如有人认为国学就是西方的汉学（以汉文字为载体的就是汉学），但中国自己也有研究所谓“汉学”的啊！所以我的理解是：国学就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把中国所有的学问都叫作国学，那范围就太大了，应该要把国学的研究范围限制在传统文化里。
尽管这些传统文化里有“道”、“器”、“艺”的分别，但是每一种文化里面都凝聚着这个民族的、地区的、国家的一些最根本的东西。文化凝聚了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生活样式、信仰习俗等。一个民族的价值观、风俗习惯都通过文化传达出来。而文化又是历史的载体。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我们把这个文化抽掉了，大家都不认同，我们哪有历史？所以,文化在整个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载体，而历史又是我们认同这个国家的最核心的东西。鸦片战争前，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很有研究。他研究这段历史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也就是说，后人不知道他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就不认同这个民族、不了解这个国家。
认同历史就要认同文化
■鸦片战争使我们开始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使我们反思这种否定。
为什么说认同历史就要认同文化呢？首先我们看看近代百年，我们是怎样开始怀疑否定自己的文化的。
鸦片战争前后，以魏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的时候，看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所以，当时成立各种制造局和工厂拼命制造船、枪炮，以抵御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这以后形成了所谓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主要是要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器物文化，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能动，即中体西用。
洋务运动一下子搞了30年，代表是建立了北洋水师，可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却战败了。1895年严复发表了文章，认为只学西方的器物是不行的，还要学习人家的政治制度，所以要改革，并批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举例子说：牛和马，牛可以负重，马跑得快，不能要求牛体马用，马体牛用。意思是说，要有西用，就一定要有西体。
这个说法在当时看来非常有道理，可是现在看来这话不一定全面。而且，如果参照我们的邻国来看，当我们提出中体西用这样口号的时候，日本也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和魂洋才”，以他们本土文化为载体，来吸收西方的文化。日本后来没有改变这样的口号，一直延续下来。他们坚持本民族的传统，吸收了西方的文化，其中也包括了精神文化的方面。但是中国从这之后开始全盘否定自己的传统，去吸收西方的文化。
后来又发生了旨在“改变政治制度文化”的戊戌变法。但戊戌变法同样失败了，这时人们考虑到不仅仅是器物文化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政治制度文化的问题，而是在器物文化、政治制度文化的背后更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才有后来开始的新文化运动。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试图在整个的精神层面，也就是价值观、社会观念这个层面上进行改革，大量引进西方的东西，彻底地批判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传统，在当时来讲，跟中国的传统政治结合得最紧密的是儒家。所以要“打倒孔家店”，因此新文化运动是要彻底否定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到了“五四”的时候，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整个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冲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有很多人去那里考察，发现欧洲的文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它那种以物质文明为主体的文化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当时像梁启超去了欧洲考察以后，在1920年初就发表了一篇很大的文章，后来成了一个小册子，叫做《欧游心影录》。他反思了当年他们这一批人要完全否定自己传统的想法是不是对头，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间也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自己来反思的东西。到了1921年，梁漱溟先生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讲到了东西的文化其实是各有优缺点，而且是不同类型的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时期里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反思：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行不行？
因为这种反思，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就不断出现了探讨国学问题的学会和组织。比如说，1905年就出现了国学保存会和国学扶轮社；章太炎举办了国学讲习会，曾经三次举办讲习会讲他对国学的理解等等；1915年成立了国学昌明社；1919年在四川还成立了成都国学院；1920年，在无锡成立了国学专修馆，培养了一大批讲授国学的导师。除了这些学会和组织，这个时期也出版了许多和国学有关的杂志，像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南京东南大学的《学衡》杂志等等。在这次反思中出现的国学热潮，一直延续到1936年左右。
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一统天下”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落后了，于是大家就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作怪，把责任推到传统文化上面去。一个民族失去了自主性，盲目追求别人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就是成为别人的附庸。
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中期，中西文化的争论就更激烈了。有一批学者公开举起了全盘西化的旗，影响很大。他们认为中国要发展，要走向现代化只有彻底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要全盘西化才有可能。
这一口号提出的时候是1933年，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陈序经，在《中国文化之出路》中提出中国的学术界一共有三派：第一派是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的文化；第二派是折衷派，提倡调和的办法使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第三派是西洋派，也就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他自己则是主张第三派，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文化唯有彻底西化才有出路。那时他的思想和很多人有共鸣。他认为西方文化无论在思想上、科技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等生活上，我们也没有西方人那么讲究。在西方文化里面，可以找到中国的好处；反过来，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就找不出任何西洋的好处。这是非常极端的说法，但是恐怕现在也有不少中国人是这样的一种看法。
公开西化的文化主张出来之后，1935年，有10位著名的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可以说是针锋相对。所谓本位文化，也就是国学的问题。这个宣言里面开头的第一句话非常惊人。“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就是在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没有了中国人。”这和全盘的西化一样，也有些绝对。宣言中说到：“中国要有自我的意识，要有世界的眼光，既不要闭关自守，也不要盲目的模仿。”他们认为，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的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我想这提得非常切实。
中国本位建设的主张提出之后，坚持全盘西化的人就批评说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版本。当然，这种主张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和赞同。尤其是一些学者认为：没有本位意识的话，是绝对不可以与外来文化接触的；一个民族失去了自主性，绝对不可以采取他族的文明，而只能是让他族文明征服。如果你失去了本位，盲目追求别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就是成为别人的附庸，被其他文化征服。
当时的讨论非常深入，而且还提出了这样的命题：科学化与近代化并不与欧化同义。我们要科学化、近代化，而不必欧化。当时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也反思，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个争论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在上世纪60年代初，港台的几位学者，主要有四位：牟宗三、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他们当时发表了一个宣言，感叹中国文化“花果飘零”，呼吁要来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当代新儒家的思潮。这个思潮一直到现在对港台还有影响，在内地也有相当的影响，尤其对学界（特别是研究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学者）有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当代新儒家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的思想观念
黄浦江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的门户，木质帆船和机械轮船一起出现在这里。
里面还保留着一种儒家一统天下的观念。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提出要“三统并建”，意思就是儒家的道统、政统和学统这三统并建，即把“道”、“政”、“学”都统一到儒家里面，儒家一统天下。新儒家思想有不少支持者，看起来红红火火，但是意义恐怕并不深远，因为让所有的思想都统一到儒家里面是不可能的。后来有人强调儒学应该和政治剥离开来，因为儒家本身是学术流派，到了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才和政治结合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儒家的思想可以在伦理道德的建设和个人修养方面发挥作用，所以现代人在精神需求方面看到了传统文化意义的思潮。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落后了，于是大家就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作怪，把责任推到传统文化上面去。很多人就认为中国现在还需要继续批判传统、继续否定传统，要不然中国就没有走向现代化的可能和希望。但是另外一个事实却是：我们反复进行着彻底的否定传统的运动。我刚才讲到的新文化运动要从我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等方面来否定传统，但在生活样式和风俗习惯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习俗、家庭观念等还保存着传统的概念。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又破除了“旧思想、旧观念、旧风俗、旧习惯”。文化最后的根子就扎在风俗习惯里面，融在风俗习惯里面的文化才有生命力。如果我们的风俗习惯都改变了，就不会认同这个文化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已经损失了许多。不过传统文化也很怪，你一定要把他搬到现在来运用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完完全全地把它彻底斩断也同样不可能。虽然我们挖断的根已经很深，但是里面有很多的须，还是未曾斩断。毕竟传统文化里面不仅有糟粕，还有很多的精华。
中国文化的核心特点是“和而不同”
■ 我们现在传统文化里面很多内容都是吸收了外国文化而融入本土形成的，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才会不断发展。“人文立本，成人之道；科技利用，强国之器”。我觉得教育要把培养人放在第一位，而掌握知识技能是其次的。本和用要分清楚，道和器要摆正。
时间到了上世纪末，又出现了一次文化热潮。
首先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新一轮的西方文化热，主要对象是尼采、萨特等人的思想。当然，在这样的情势下必然会涉及国学和西学的讨论。于是一种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思潮又重新出现了。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黄土文化、封闭的文化，没有自我更新的机制。西方的文化是海洋的文化、蓝色的文化、开放的文化、不断进取的文化。我想大家对这些印象都会很深。
这时候也有许多反对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从中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来，中国传统文化有包容性、开放性。我们现在传统文化里面很多内容都是吸收了外国文化而融入本土形成的，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才会不断发展。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佛教。佛教从印度传进来，开始和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冲突，而且冲突还很尖锐———你出家就不能顾家，不顾家就不能尽孝道，不孝则不会忠君。中国的因果观念也和印度的因果观念不一样：印度的因果观念是自作自受；但是中国父母造的孽，子女还要承担，就是父债子还，这种观念在西方和印度没有。在中国，父母的生命在子女身上延续着，父母死了之后，有子女就行了，所以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从礼仪到观念上，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都有不同，但是我们就把它化进来了。有的我们接受它的，有的他们接受我们的，这样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分都分不出来。此外，我们现在很多传统的东西包括器物、艺术等都是外来的，像琵琶、胡琴都是当时从西域传来的。
加拿大人大山拜相声演员姜昆为老师。
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有核心特点———和而不同，所以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说法。先秦的诸子百家到战国中期就开始互相的融通，到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的儒释道三教也是这样，但是又都保持了各自的特性，你是你，他是他，我是我。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才在不断发展、不断前进。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我写了专门的文章《论传统文化》，希望我们不要在吸收外国文化的时候，忘记自己的传统文化。也是在这个时候，北京大学成立了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当时《人民日报》专门进行采访，载了一大版，说国学热在燕园悄然兴起。
后来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大家都在思考：新世纪我们的文化应该怎么走向？怎么发展？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亚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崛起，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他们的成功经验，也引起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高度关注。于是就有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提法。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引起了东西方政界、经济界、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与此同时，随着全球范围内环保等问题受到关注，我们中国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西方也引起了重视。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中国的文化可能是有一个复兴的过程。但也有人认为那是西方文化已经进入了“后现代”时期，所以在东方寻找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东方，特别是中国，还没有进入到现代化，所以我们还是要抛弃那些传统文化的东西，以后进入“后现代”阶段再找回来也不迟。
那时，我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思考》。这里我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中有两个偏差，一个是自然科学的比重和人文科学的比重的偏差；另外一个偏差就是西方文化占了主导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只占次要地位，甚至是极微的。当时我也在设想，新世纪的情况会不会改变，如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至少可以平起平坐，好一点的愿望是人文科学应该比自然科学的地位更高些。另外，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至少也能各占50％，如果好一点的话，中国的文化应该占更大的比重。当时就有这样的愿望。但是说实在的，现在进入21世纪已经6年，情况没有多大改变，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最近中国科学院要编一套书介绍中国学术情况的书，他们打电话给我，说能不能给他们题个词。当时我提了两句话：“人文立本，成人之道；科技利用，强国之器”。我觉得教育要把培养人放在第一位，而掌握知识技能是其次的。本和用要分清楚，道和器要摆正。
国学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
■ 文化是精神产物，是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积累。一开始我们否定自己的传统，决定要走向现代化必须要吸收西方的东西。现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了，就开始文化的反思。
我们知道，亚洲地区在近代史上除了日本之外，都先后沦为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者是半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国家都纷纷进行了民族解放运动，在政治上开始独立。政治上独立以后，又开始在经济上发展。到了上世纪70年代，亚洲的一些国家在经济上开始发展起来，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亚洲四小龙这样的经济奇迹。政治、经济的变化出现之后，人们就开始在文化上检讨。一开始我们都是否定自己的传统，决定要走向现代化必须要吸收西方的东西。当政治上独立了，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了，就开始文化的反思。这就是上个世纪末的国际环境。
上个世纪末世界经济开始了全球化的趋势，随之文化也面临着全球化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的文化成为一种强势，并且借着媒体、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传播异乎寻常地迅速和强大。这就引起了人们的思考：经济上的全球化尚且有很多人不认同，文化如果再全球化了，那多样的文化就会渐渐成为单一的强势文化。所以在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种反思、一种寻根的意识。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多元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如果你的文化消失了特点，大家都一样，那还有什么价值呢？因此，民族文化的保存问题成了很尖锐的问题。
世界文化遗产，物质形态文化的保护早就设立了，但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酝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一直到1998年时才开始实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上就是对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对人类作出贡献的、有价值的文化的保护。另外非物质遗产的消失比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要快，而且一旦消失就很难找回来。到2001年开始遴选第一批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名录。现在每隔一年做一次，已经做了三次了。中国已经有三项半进入了非物质遗产的名
1436年出版的《新编四体语汇》是一部有图的识字课本。但是课本上教学童辨识的大多数事物已经很难在今天的生活中见到。
录了。2001年入选的是中国的昆曲；2003年入选的是古琴；2005年是新疆的姆卡木，以及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一起申请的蒙古长调。今年中国也启动了国内非物质遗产的保护进程，第一次征集就有500多项迫切需要保护的非物质遗产。
非物质遗产是随着人的死亡而会丢失的。我过去给人家讲佛教、讲伦理，常常讲要看得开一点，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什么可以留恋的？现在看来这种说法要纠正。这实际上说的只是物质文化或者是外在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精神产物随着人的死亡而消失，有的精神产物是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积累，现在只在某个人的头脑里存储着，如果没有传承下去的话，他一死，这个文化就中断了。因为非物质文化是口传心授的，一旦人去世，就没有了。当然我们可以重新再整理，但是你想，几百年、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东西你再要恢复，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像我们讲的国学，可以说其中绝大多数的内容都是非物质遗产，是思想的东西。虽然有一种物质的载体流传下来的，但是看不懂，或者是拿现代的观点、方法去理解它，就会有错误。
国学百年争论的启示：在现代化交流中间保持自己文化主体意识
■国学讨论，归根到底都是东西文化的交流，是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来思考如何正确对待本国已有的文化传统。文化交流是不可阻挡的，真正的交流并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双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对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没有了解的人，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没有自信心和尊重的人，很难让他生起爱国心。
国学的问题近代百年一直在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样提出来不断地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注呢？其实我认为，所有的国学讨论，归根到底都是东西文化的交流，是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来思考如何正确对待本国已有的文化传统，如何继承和发扬本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何建设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国家？我觉得主要是围绕着这些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在现代化交流中怎么样保持自己文化主体意识的问题。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保持、树立自己文化主体意识。因为现在的文化交流是不可阻挡的，而且也很方便，人们的选择很多。但是在这个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应该让大家有一种主体意识，我想这一点最根本。就像上面讲的，没有主体意识，一交流你就变成了别人，还有什么可交流的？真正的交流并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是双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要做到我有一颗中国心，洋装是可以穿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这就是主体意识的问题。有了这样的主体意识，我们对其他的文化就有鉴别，才懂得要吸收什么，把它吸收进来之后融合在自己的主体里面，让它变成营养，使自己身体长得更健壮，而不是吃了以后消化不良。所以我想这就是主体意识重要的问题。
19世纪一份中国的流行杂志上介绍西方礼仪的图画。像握手和亲吻这样的西方风俗，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无异于恬不知耻。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中，越是本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所谓主体意识指的是什么？所谓文化的主体意识就是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包括对它的尊重、保护、继承、鉴别和发展等。在这个过程中，既不要盲目自尊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只有坚持自己的主体性，才能有效地、有针对性地吸收外国文化的养料，来滋润本国的文化、发展本国的文化。
这里必须澄清一个观念，即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近百年来的近代史，尤其是近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现象，已经催促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传统文化是指文化的内容和样式，如文学、艺术、医学、哲学这些就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文化传统则是指凝聚这些文化里面形成我们民族的一种价值观念、思想方法、生活样式等等。文化传统凝聚着一种精神，也可以说文化传统是民族精神的体现。
所以，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其在现代的意义。我们常常讲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换句话说，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中国。这个特色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我想这个特色就表现不出来、体现不出来。所以只有在认同我们的文化传统，把我们的文化传统继承下来、发展起来，才可能有我们的特色。
我常常讲，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希望取得领先的那就是中国的医学。因为中国的医学有那么丰富的传统、丰富的理论。而近百年来，我们又积极地学习西方的医学，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医的主体下面去学习西方的医学文化，我想我们现在的医学一定是世界上最棒的。但是，现在可以说让人最失望的就是医学。中医已经不中了，这是大家的感叹。我们到中医院去就诊，有几个大夫能够通过诊脉来诊病？中医的手段也是化验、透视、CT，完全西化了。我们有很大的误区，认为中医就是中国的医学，西医就是西方的医学。但是中医核心的内容不是说中国的医，是讲的道理。一讲中医就麻烦了，有人说像巫术一样，梁启超、鲁迅都这样说，认为中医要消亡，但是现在中医依旧存在，我们还要发展它!
如果不按国别来分析，那么中医的内涵是什么呢？首先，中医是中道之医。什么是中道？就是探讨阴阳平衡的问题，阴阳平衡了身体就健壮了，失衡了就有病了。所以要平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盛了会上火，阴盛了也会上火。这主要是一种中道之语，和西方不同，西方攻其一不计其余；第二，中国有句流传的话，说：“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中医是治人的，不是治病的；病是局部的，人是整体的，有关联的。中医和西医是两种类型的医学，如果我们能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我想我们的医学肯定会在世界上领先。可是，我们现在是拿整个西医的理论来解构中医。包括有一些中医学院的博士生都跟我讲，我们现在的中医教学是埋葬中医的，因为它完全按照西医的理论。而且让我很惊讶的就是那种传统的中国医术在中医学院竟然是选修课，不是必读课！
中医和整个的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应该说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抛弃了中医，我们的医学还会有什么特点呢？可以说没有了，我们的医学没有特点了，中医不中了，只有西医跟着人家来发展。我这样讲，并不否定在西医的领域中国人也作出了一些杰出的贡献。与中医类似，在学术领域都有这样的问题。
我是搞哲学的，在十多年前有一位瑞典人来我们这里学中医，他说我到这里来听到的都是用西医的理论来诠释中医，我能不能听一下你们是怎么讲中国哲学的？我说中国的哲学同样是用西方的理论去诠释它。这个情况到现在还没有改变，用这种方法来讲中国哲学，就使我们对原来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不能理解了。
举个例子吧。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了解中国哲学的，我们讲阳明学，是主观的唯心主义，是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有一个典型的例子：王阳明有一天带着学生去郊游，到南镇这个地方，百花齐放。学生开始问：老师，这个花开得那么好，是在你的心里面还是心外面啊？王阳明回答得非常好，他说：当我们看到这个花的时候，此花与你的心一起开起来；当我们没有看这个花的时候，我的心和此花同归于寂。这里，他并没有讨论花与心那个先存在的问题，而是说当我们看这个花的时候，这个花就显现出来；而当我们没有看这个花的时候，这个花则没有显现。这是说这个花只有和你发生联系才有存在的意义。如果没有和你发生联系，他的存在就没有实际的意义。他讨论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和价值的问题，而不是说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谁产生谁、谁决定谁的问题。也就是说事物之间只有发生联系的时候才有意义，不发生联系的时候就没有意义。
英国太极少林拳协会武术团在少林寺武术馆短期培训。
所以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是心物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说心第一还是物第一的问题。对于这种基本的理念、基本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许多人已经不能理解了。我们的理解就是心第一性还是物第一性的问题。这就是思维的方式已经改变了。我们应当明白意识到，我们的思维曾经是那样的，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它也取代不了我，我也取代不了它，可以互相并存、可以互相理解。我们也可以用它们的想法分析具体的问题，可以把它变得更加的清晰，清晰之中有模糊，模糊当中有清晰，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丧失了这种思维方式，我们的主体性没有了，我想就会有问题。
目前，尽管有不少的“仁人志士”都在为继承和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努力奋斗，默默耕耘。然而，我的一个直接感觉，就是中华文化的整体根基越来越浅薄了。从基础教育到大学教育，传统文化的内容十分稀少，而我们广大的传媒中间，西方文化的内容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并且一代一代地递减。递减的意思不是看古书的人越来越少了，而是他们不能领会我们文化的底蕴。形式上都能继承传统，而在继承传统的过程当中，现在的人是否还能把它吃透，进而去创造？创造出来的新文化是不是原来的样子？或者一创造就完全改变了？我们几项文化遗产被选入联合国的保护名单之后，就变成了热门，大家趋之若鹜，都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是好事，但是我看到很多越做越离传统远。变成了一种市场，变成了一种时尚，变了味了。
一个对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没有了解的人，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没有自信心和尊重的人，是很难让他生起爱国心的。我想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当中要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提倡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迫切的。
◆“孔子学院热”急需“软着陆”（王达三）
文/王达三
全球范围内的“孔子学院热”正如日中天、方兴未艾，以至于海外为之侧目和震惊，国人为之欢呼和叫好。然而在笔者看来，正是在这种热火朝天、轰轰烈烈的“孔子学院热”背后，隐藏着一些值得忧虑的问题。
从2005年7月国家汉语办开始给海外孔子学院正式授牌到2006年年底，短短1年半时间内，全球孔子学院已发展到124所，平均不到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