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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邮报(第10期)
[孔历2559年(西历2007年1月12日邮发 ]
主 编:陈明
执行主编:吹剑
儒家情怀 儒学理念 儒教事业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专辑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二十一则(予沉、石勇、冼岩、陈勇、张波、谢泉峰、王达三等)
编者按:
去年,我们推出“2005中国人文关键词”以后,得到了各界朋友的关注和好评,同道们也希望将此定制,每年都推出一辑,以发出“不同的声音”。故此,我们决定在每年岁终,择选出本年度发生的若干热点人文话题,特别邀请同道学友撰文评述,回顾去岁,以望来年。
今年,我们择选了以下二十一个话题: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予沉),上海重写历史教科书(冼岩),鲁迅逝世70周年(石勇),孟母堂(张波),美国总统布什会见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风波(陈勇),中韩申遗之争(谢泉峰),国学大师评选(赵晶),孔子标准像(谢泉峰),易中天(谢泉峰),李银河(石勇),赵丽华(思芬),女儿状告父亲婚外恋(石勇),教师节改期(冼岩),废除中医(东民),草根历史(谢泉峰),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简照霜),学部委员遴选(赵晶),七夕情人节(东民),于丹说《论语》(谢泉峰),大国崛起(谢泉峰)、十博士生倡议抵制西方圣诞节(谢泉峰),汇辑曰“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由原道网(www.yuandao.com),孔子2000网(www.confucius2000.com),中国儒教网(www.zgrj.cn)联合发布。
孔历2559年(西历2007)年1月1日
目录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一:电视剧《施琅大将军》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二:上海重写历史教科书
2006中国人文关健词之三:鲁讯逝世七十周年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四:孟母堂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五:美国总统布什会见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风波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六:中韩申遗之争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七:国学大师评选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八:孔子标准像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九:易中天
2006中国人文关健词之十:李银河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十一:赵丽华
2006中国人文关健词之十二:女儿状告父亲婚外恋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十三:教师节改期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十四:草根历史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十五: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十六:学部委员遴选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十七:废除中医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十八:七夕情人节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十九:于丹说《论语》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二十:大国崛起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二十一:十博士生倡议抵制西方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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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一:电视剧《施琅大将军》
作者:予沉
发布:原道网(www.yuandao.com) 孔子2000网(www.confucius2000.com) 中国儒教网(www.zgrj.cn)
今年三、四月间,中央电视台播出历史连续剧《施琅大将军》,引起人们对明清易代之际那段历史的关注,也在网络和传统媒介上引发了激烈争论。由施琅这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引出的相关问题讨论,成为2006上半年最引人关注的文化热点。
该剧播出伊始,即招致一片非议。一些汉族本位论者和华夏道统论者坚持认为,施琅变节降寇、助清灭明,是汉民族之败类、逆贼,即便说有功于国家统一,也断不能改变其叛卖变节、助野蛮以奴役文明的性质。不少人更联系到满清入关以后一路屠城的历史罪行,痛斥施之罪已不止是变节、失德、不义,更是民族的千古罪人。
与该剧策划有关的陈明,在几篇访谈中以强烈的现实关切赋予施琅及其作为以新的意义,主张把施、郑两家的私怨与大陆、台湾关系区分开,把施的私德与收复台湾的事业区分开,把康熙作为国家的代表与满汉冲突区分开,从而明确认为施不是民族败类、汉奸和卖国贼,高度肯定其在当时为着国家统一和版图完整所做的巨大贡献,并希望以此能对当前两岸问题解决之道的探寻有所启示。他不讳言自己是从中国当下现实利益出发看待历史,因为“历史是生长的,民族是建构的,文化是开放的”。
陈明的观点遭到了严厉批评。一些论者基于夷夏大防的民族观念而强调汉民族的纯正性,对满清入主持坚决批判态度,完全否定满清政权的合法性。另有一些论者张扬道德理想主义的伦理原则,从春秋大义、绝对道德价值出发,认为立德高于立功,施虽有功于事,但有亏于德、有负于义,反对从今人视角和实用立场去消解道德价值的绝对性。此外还有一些观点试图超越种族、版图、道德之争,或强调民主宪政优先,或主张文化理念至上,还有的持和平主义观点,反对任何武力统一的主张。随着论争的深入,蒋庆、徐友渔、秋风、高全喜等代表性人物纷纷表态,李泽厚先生也在海外接受专访,强调经济发展、生活改善才是根本,伦理价值的绝对性不容动摇,从而否定施琅、否定满清、反对诉诸武力。李先生的意见在网络上得到相当多人的认同,又掀起新一轮的论争热潮。
被判定为是在为汉奸卖国者翻案、“唯版图论”和“实用主义”的陈明,对自己的主张充满自信,“即用见体”的理论作为其施琅论述的方法和基础得到进一步阐释和深化。在后续的回应中,陈明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道德和文化至上的原教旨主义,认为前者授人以柄、危害极大,后者迂腐空谈、无济于事;对于一味强调民主的观点,他认为没有切中历史和当下的情境与需要,对问题本身有所掩蔽和混淆;至于全然反对武力的论调,如果不是真诚的迂腐,就是别有用心的掩饰。在他看来,将施琅还原于历史真实情境和社会发展脉络中,其所呈现的面貌和释放的意义应该是多维度、多层面的,对其角色、事功作出的臧否也应从更为完整和丰富的评价系统出发,更多考虑到其人的身份、所处情势与可能选择。不仅把施本人的公心、公业与私德、私仇区分开来,还需对古今不同的语境有谨慎甄别和具体对待,不仅要厘清评价标准上的种族归属与政治认同、伦理价值与统一大业的轻重缓急,更要结合着当下情境与紧迫任务,对普适观念话语与国族利益较量的虚实关系有一清醒的认知。
这次论争以施琅为焦点,把种族、道德、文化等问题都牵扯进来,不同的问题意识、价值立场,不同的理论资源、思维模式,通过施琅这块历史棱镜折射出各自的光谱,汇聚成古今中西时空交错、语境变换的复杂论争,为当今中国思想界的自我认识和反思提供了生动案例。
来源:原道网、孔子2000网、中国儒教网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二:上海重写历史教科书
作者:冼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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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即使以现代媒体之技术先进与触角灵敏,也难免遗漏一些可吸引大众眼球的热点。因此,上海重写历史教科书一事首先由海外媒体披露,然后再出口转内销且热销,并不令人奇怪。9月1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一篇名为《毛去哪里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的报道指出:上海的新版历史教材“聚焦于叙述经济成长创新和外贸以及政治安定,尊重多元文化和社会和谐等,曾被视为历史转折点的法国大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不再受到高度重视……在高中历史课本中,毛泽东甚至被压缩到只在介绍国葬礼仪的组成部分降半旗那一课出现”。
这样一种重写历史,经媒体披露后,理所当然要引发舆论的轩然大波。批判与支持两方壁垒分明,批判方指责新版教科书“消解历史”,以迎合“楚王好细腰”;支持方称这是“历史学的进步”。在辩论的主要阵地——网络,批判一方声音宏大,支持一方其音轻微、甚至有些含糊其词。面对众多指责,新版教科书编辑人避重就轻,甚至顾左右而言它。真正响亮而理直气壮的辩护,发自朱学勤教授。
作为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朱学勤一面声明拒绝通过全国统考招收研究生,另一面又为新版教科书的发行欢欣鼓舞——个人与现行体制的这种复杂关系,或许是我们这个尴尬时代的尴尬之一。据朱教授说,以前的教科书是狼奶,训练出来的是狼;新版教科书才是适合于朱教授学生饮用的人奶。
朱教授举例说:过去的历史教科书教给学生暴力,所以文革时的红卫兵才会用暴力手段报复他们的长辈和老师——朱教授的这种“文明、开放、面向世界的思路”,人们并不陌生,国人总是被不断告知:如果揭露腐败,就会教会官员腐败;如果披露社会阴暗面,就会让没见过狼奶的人起而效仿。
朱教授进而声称,旧教科书妨碍了学生们“进入历史”。他说自己的学生在第一个学期,就要从头更换知识体系。换言之,如果要做朱教授的学生,必须先接受其“人奶”洗脑。据说,“大多数研究生最后还是能跟上来”,因为朱教授会“启发调动他们的生活记忆”——人们相信,这是朱教授教育其孩子的有效方式,喝人奶或洋奶长大的人,“生活记忆”可能会印证朱教授称之为“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共识”的历史观;但那些生下来即能感受到“人吃人”的生活压力、甚至无奶可吃的孩子们呢,他们的“生活记忆”又将指向何方?
不要以为“人奶”就一定是甜的,那也得看对象。例如新版教科书在谈到林则徐禁烟时,即表现出要“吃人”的尖酸刻薄,原文是:“现在回过头看林则徐在钦差大臣任上的所作所为,他其实丝毫没有顾及自己的强力禁烟举措给国家招惹的战祸究竟有多大的危害,其禁烟所选用的是最简单、最粗暴,也是最不要动脑子的专制政府一贯使用的愚蠢方法……”——当然,新版教科书绝不会以同等口吻来谈论美国总统林肯不惜诱发南北战争以统一南方的“愚蠢方法”,因为那样做无疑会沦为朱教授们眼中的“狼奶”。
社会上存在不同的人,对事物有着不同理解、不同诉求,这无可非议。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社会的教育权、话语权已落入部分精英掌中,他们正力图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大扭曲、大曲解、大减化”,按他们自己的需要来重塑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这才是新版教科书引起广泛争议的原因。有网络调查显示,逾八成人对新版教科书持反对态度,这体现了民心所向。当然,按喝过洋奶且正在制造人奶的朱教授之逻辑:这一人心向背本身说明这些人的思维方式还在十年、二十年前接受的那一套历史教科书的束缚之中,是过去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暴力史和革命史教学的结果——看看,预先将对手设定为“狼奶”,就是方便!
来源:原道网、孔子2000网、中国儒教网
2006中国人文关健词之三:鲁讯逝世七十周年
作者: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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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这个符号已经构建一种传统两千多年。但是,曾经对孔子这个符号所代表的“那一套”进行过激烈挞伐的鲁迅,他也使自己的符号对应一种传统了吗?
回答是肯定的。尽管在几十年来的中国,他一次又一次地被人宣布死亡,却从来没有死去。古往今来,被捧上云端的人一旦被“祛魅”而摔下来,结局将会很惨,但“被神化的鲁迅”的逐渐还原却从来不是一个被唾弃的过程。直到今年,当他逝去七十周年,对他的纪念充斥公共空间,变成了一种持各种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人所“共享”的态度时,人们才清楚地看到,他已经成了一种“公共品”,像孔子一样,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
或许在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一点将看得非常清楚:“鲁迅”和“孔子”这两个符号的对立不过是一种幻像。而曾经所强加给“孔子”和儒教的很多东西,更是我们焦虑的产物。
70年后的今天,媒体、知识界和公众对鲁迅的纪念已经远离当初他被神化的语境。纪念并不仅仅是一种被召唤的形式化的仪式。人们发现,不仅在精神空间,而且在现实层面,“鲁迅”这一符号所代表的东西都不可缺席。
在中国,对鲁迅的“研究”文献之多,令人咋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逝世七十周年纪念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鲁迅已经“生活化”和“人性化”。这使得他从一种被解读的“客体”和膜拜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可以与我们对话的人。
鲁迅的绝望和孤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反抗、对黑暗和虚无的勇敢承担,这样的精神世界使他想必不喜欢后人将他看成先知。他可能更希望别人将他说成是一位克尔凯郭尔意义上的“存在者”。这个“存在者”通过其存在而让其它人看到自己的存在。
这是一个集中体现了“现代性焦虑”的“存在者”。无论是他的偏激、不宽容,还是他的良知、责任感,都不过是这种“现代性焦虑”的折射。但他同时也看穿了现代性的幻像,触摸到了虚无。这使得他是一个“路见不平,拨刀相助”的“侠客”,却拒绝与体制、帮派规则共处。他一生遭受各种明枪暗箭,乃在情理之中。
在很多人心中,鲁迅是“一个永远的反抗者”。就历史时段而言,反抗随着反抗对象的终结而有可能使它丧失内容,仅仅成为一种形式或仅仅成为一种思想史的材料,但事实上“权力意志”一直存在于社会结构和人的精神结构之中。这个时候反抗不仅可以一直存在而且被抽象成了一种精神。在这里,鲁迅事实上已经超越了他反抗的对象和“场域”而成为一种超历史的存在。
“鲁迅”这个符号与悖论纠缠不休。他希望自己“速朽”,却成为无法死去的精神;他鄙视“中国书”,国学功底却又极为深厚;他泣血呐喊“难见真的人!”,但后人却发现,他就是“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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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四:孟母堂
作者: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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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7月10日《东方早报》率先报道起,“孟母堂”事件已被数十家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仅在儒学联合论坛发表见解的(包括转文)就达71人次之多,观点莫衷一是。今天盘点孟母堂有点像海明威笔下的马林鱼,最终思考是那具残留的有意味的骨骸。可以说,“孟母堂”所引发的讨论,无论赞同,置疑,抑或明确的反对,更多地指向了诸如义务教育法、教育体制及国学热、读经热等常论常新的老话题。
自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以来,义务教育本身的弊端及其名实不符的现象,诸如择校、借读、应试体制、义务归属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而“孟母堂” 又恰恰撞进了这个久病缠身、颇惹争议的、需要不断修补的法律。7月24日上海市教委认定“孟母堂”非法,除了违反办学许可、教育收费外,违反《义务教育法》的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三十五条的有关规定。8月23日,教育部法制办副主任张文明确否定了全日制私塾“孟母堂”的教学形式,称其“打着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名义”违背了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的精神。随即,赞同与反对,折中等种种声音涌动于各类媒体。与官方立场较一致者,如葛剑雄教授,认为“孟母堂”是以义务教育体制和课程之外的另一套体系即私塾教育而突破了“课余的底线”,“影响正常的义务教育的实施”;而被送入私塾的孩童因年幼、不具备对自身义务教育权利的自知能力而在实际上被剥夺了该权利,也违反了《教育法》。(新浪博客)苏颂兴先生认为孟母堂虽是“针对当今学校教育的弊端应运而生的”,“但并不意味在法律尚不许可的条件下我们就可以大力推进家庭办学。”(人民网)而更多的声音是民间对政府认定的反驳。如《孟母堂家长声明》逐条批驳了教育部门的告知书和公开发言,认为孟母堂属于家庭自主学习形式而非教育机构,教委认定于事实不清,“是对传统文化的无知表现”。甚者认为“叫停孟母堂”,是“一出指鹿为马的闹剧”。此外,也有学者从“道德共识的集体行为”、“法律的解释权”、教育的多元化、政府管理机关及教育学者的行为等方面评述这一事件。
毫无疑问,“孟母堂”的发起与成立无不与当前千疮百孔的义务教育体制,尤其是相伴而来的应试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密切相关。教育模式及内容的垄断、学生权利的侵害、学生个性与创造性的扼杀、师生关系的紧张等,无不使义务教育这块曾经令人鼓舞和欣悦的香喷喷的奶酪,逐渐变成一架弃之不得的鸡肋!“孟母堂”的出现正是作为私塾教育的践行行为本身而展现了对义务教育体制的无奈和极大讽刺。不仅仅是人们认同和回归传统的明证,而作为一种传统教育体制的再现,它更多地启迪了人们去思考现行教育体制,如果说它是抽在现代主流教育体制身上的一记耳光,众多参与讨论的发声者让它逐渐响亮的话,那么实际上,人们更多的是在殷切期待主流教育体制能冷静地审视自我之外的那个“异我”,希望的不是以权威自居,不是在受到挑战之后用自身的法律来自我辩护,而是深刻自内省,认真思考他山之石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孟母堂对现行义务教育有积极的纠正与补充作用。
此次论争中,与“孟母堂”课程设置、教育方式及其密切联系的读经热、国学热也是引人注目的焦点。“孟母堂”以“读经典、尊孔孟、颂莎翁、演数理”、武术、艺术、棋类等为内容,以颂读为主要教育方式。读经典、尊孔孟,反映了人们对民族传统的认同与亲和,渴望吸取那些熠熠生辉传统文化,重塑民族性。然而,果真如支持者所言“‘孟母堂’式的教育“是一种系统、全面科学的教育方式”(傅奇语),能不能仅凭这些内容及教育方式,培养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答案不言自明。“孟母堂”若作为当前教育的补充模式,其探索之功当不可抹;重视传统教育,功在千秋。若取而代之,则违背现代教育常识,于国于民不利。从文化传播上究其因,这与盲目的国学热、读经热有密切关系。现代社会,是经典教育、国学教育的客观基石。与现代教育相接轨,与现代生活相辅相成,方是读经运动、国学复兴的有效途径。或许这是孟母堂给我们的裨益启迪,冷静清醒理智地审视读经运动、国学教育,也期待着存有这一精神支持的孟母堂与时谐极,重颂诗乐!
来源:原道网、孔子2000网、中国儒教网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五:美国总统布什会见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风波
作者: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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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1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非正式会见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三位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兼民间异议人士余杰、王怡和李柏光。双方讨论了宗教信仰、自由贸易、以及人权等诸多议题,号称一场“轻松愉快”的、家常式的“炉边会谈”。然而,此次会面因余王李三人以基督徒的身份将非基督徒的民间维权人士郭飞雄排除在外而在互联网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来自各方的激烈批评声浪使此前在民间颇为活跃的余王李三人顿时成为极具争议性的人物。
此次风波的焦点在于余杰、王怡和李柏光三人以抱团向“主”祈祷为姿态、以“信仰维权”为名义、以退出访问团为威胁,成功将所谓“政治化”维权的非基督徒民间人士郭飞雄排除在与布什总统会见的名单之外。郭飞雄在事后随即发表一封公开信,揭露他受到余王李三人公开排挤的内幕,并质疑其背后目的,声称此次事件严重伤害了他本人及中国维权运动。风波的中心人物余杰随后也发表公开信反驳郭氏,强调与布什总统会面的核心是宗教自由,非基督徒的参与是不适宜的。王怡也发表公开信辩称,他们不愿与郭飞雄一同会见布什总统是因为“信仰维权”与“政治化”维权的分野。郭飞雄的公开信和余王等人的回复立刻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各界人士对郭氏的强烈支持以及对余王等人的愤怒声讨,即便在大陆家庭教会内部也激起了强烈愤慨。同为家庭教会成员但此次因故未能成行的范亚峰博士就认为余王等人应该公开诚恳地向郭飞雄道歉。更有网络评论人士将余王等所为看作是“异议精英”对“草根民运”的傲慢,而网上兴起的声讨运动则是“互联网时代精英们对公共话语权的彻底失控”。
无论如何,这次白宫会见风波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加速的情况下,各界利益纠纷和思想冲突在一个特殊时空条件下的激情演出。它不仅展示了当代中国在政治、法律、宗教、文化、民间社会等各方面演进的蛛丝马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中国社会在新世纪纵横交织的张力结构中寻求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一种焦虑。当然,这次事件昭示的最直接、最明白的一个信息就是:中国大陆基督教已经不甘于其民间和在野的地位,正式提出了对中国未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总纲领。在与布什总统的会见中,余杰公开地表明:“有一大群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异议作家、人权律师、新闻记者,他们纷纷成为基督徒。他们现在正致力于中国的变化,他们致力于中国变化的方式跟传统的前一辈的那些民运活动人士不一样,他们是有信仰的人,他们在用上帝的爱和公益、用马丁-路德-金的方式来改变中国。”王怡也认为,“在中国的未来,在中国整个争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应当是以马丁-路德-金的这样一个精神,以法治的一个手段来推进。”李柏光则表示,“我作为基督徒之后,我一定要把我更多的经验,用法律作为武器,来维护宗教信仰自由。”
身名瓦裂的余王等人以舍身向其“主”献祭的方式,正式宣告了大陆基督教“致力于中国的变化”的总纲领的诞生。这不仅对至今偏安一隅的儒释道三教构成了极大的压力和挑战,而且也给许多仍为中国的命运而黯然魂销者带来了廉价的刺激。然而,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频频身陷是非的事实又表明,其与中国社会文化母体之间似乎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从唐代景教传入中土以来的一千多年中,基督教与本土文化之间一直未能找到有机的契合点,中华文化在其心目中始终是急待征服的“他者”形象,而基督教反过来也成了讲究和合精神的中国文化母壤中的“他者”。正是这个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造成了基督教在行事中的专横暴戾之气,也使我们在这次余王白宫会见风波中再一次见证了“基督徒的傲慢”。在归了“主”的余王诸人看来,非基督徒是“不适宜”参与“宗教自由”讨论的。就连“前一辈的那些民运活动人士”也不在基督徒民运新贵们的眼中,因为他们不是“有信仰的人”。这个“信仰”可不是一般的信仰,而是贵为万国之主的新所罗门王布什总统的信仰。余杰那张在布什怀中作小鸟依人状的照片,似乎在明白无误地提醒我们,对“他者”的专横就是对我“主”的柔顺。只可惜,这“基督徒的傲慢”,并不是彼岸对此岸、神圣对凡俗、天国对人间的绝对性傲慢,而是得势者对无势者的选择性傲慢,是小人得志般的傲慢。历史已经无数次地告诉我们,携西方枪炮余威的基督教要真正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真正被中国社会真诚接纳,就必须首先对这个俄狄浦斯般的“基督徒的傲慢”进行去势。
来源:原道网、孔子2000网、中国儒教网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六:中韩申遗之争
作者:谢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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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流”带给国人的看来并不仅仅是青春偶像剧那么种类单一,近来不少人都发现,韩国开始打起了自己的文化牌。本来这也没有什么,问题是韩国抛出的几张牌居然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甚至有咄咄逼人、喧宾夺主之势。从教科书宣称“哺育黄河文明”,到“端午祭”申遗,从将中医改为韩医申遗,再到号称“金属活字印刷”起源国,韩国人的口气越来越大,竟发展到有人宣称“汉字是古代韩国人发明”、“孔子是韩国人”的地步!这股不经意间突然涌现的寒(韩)流,着实令国人连打了几个喷嚏。
与韩国的主动出击相比,国人只有见招拆招、疲于应付,从客观上凸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内不受重视的现实。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明公开声称“韩国人发明汉字”云云,更像是越来越流行的网上恶搞,大可不必上纲上线,而韩国将祭孔仪式等申遗,对中国文化来说如果不是一件好事,至少也不是一件坏事,它对于转型期思想观念尚处于模糊混乱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冲击刺激,使我们关注文化的问题。
一些媒体评论更尖锐地提出,我们中国人有了民族文化的危机意识,这是好事,但是,我们只关心莫须有的“名分之争”,并不真正关心在国内对遗产切切实实的文化拯救。频频上演的中韩申遗之争,中国人表现出了与文明历史极不相称的幼稚、浮躁和慌乱,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复兴中的大国难以摆脱的文化幼稚症——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懂得自己的文化,不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清楚自己的责任。
但如上的评论也许有点过了。面对韩国的申遗行为,国人嚷嚷着要去争,这多少表明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自己肩上负有继承和发展传统的责任,尽管出发点可能仅仅是为了顾及自己的“颜面”这么简单。如果国人连“颜面”都不要,那复兴中华传统只怕真的是无望了。从这方面说,中韩申遗之争确是一件好事,它刺激了一下我们这个民族敏感的神经,表明我们至少还对自身文化有认知。可是光有认知肯定是不够的。对自己的文化如果自己都不重视、不继承、不发扬,就算能在“比赛”中争赢一个空头衔回来,除了挽回一点面子之外,也没有多大用处。
中韩申遗之争只是给了复兴传统一个机会,在中韩的争夺之外,可能我们需要的是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宣扬一下传统中值得我们重视的东西,努力让更多的人站出来,把中华传统发扬光大。真到了那一天,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连争都不必了。
来源:原道网、孔子2000网、中国儒教网
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七:国学大师评选
作者: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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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各种以国学为名义的活动开始“前赴后继”地出现,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2006年4月11日上午,由百度国学频道、国学网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联合举办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正式开始。通过网络、邮寄、短信等方式,主办方共收到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120多万张选票。全世界的华人从50位候选人中选出的“十大国学大师”,按实际得票多寡,依次为: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
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间争议四起,对于该活动本身,有学者指出:“如今借国学的名号打传统文化的牌,要让国学铁肩担道义,实际上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当一门科学通过运动发展到群众,其结果必然违背科学规律。”而且还问题在于,主办方似乎在利用现在公众对‘国学’的关注,顺手牵羊地把“国学大师”们作为公关、广告的材料,对于这一点,干春松先生对作为主办方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颇有微词:“国学院……却爱好做一些哗众取宠之事.极尽讨好媒体之能事,这次投票选国学大师便是又一以其之无聊吸引人们眼球之举动。”“老策划一些只具有新闻效应的事件来引起人的关注,我猜测,下一个题材,可能是春宫之类的‘大师’,请拭目以待。”
不过,争论的焦点似乎相对集中于“标准”的确定:国学的标准、大师的标准、评选者的资格标准等。正因为这些标准的不确定性,对鲁迅、胡适等入选“十大”以及大师位次排定等也展开激烈的论辩。有学者由此认为:“‘国学大师’的泛滥,乃是这个贫乏时代自知贫乏的表现,而一个时代如果过于贫乏而降低了“大师”的衡量标准,则意味着这个时代在贫乏中将会沦向更加贫乏。”而对于国学大师的标准,陈明先生的观点虽不是因这次活动而发,但不无借鉴意义:“第一要对本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第二要对本土文化有一定的信念,自觉内在于这一谱系。”
当然,也有些学者相对肯定这次活动的价值,葛剑雄先生就认为:“从国学逐渐恢复到它应有的地位,从普及国学与国学知识等方面看,这次活动无疑是有益的。即使带些商业性质,只要不影响活动本身和评选结果,也无可厚非……只是要求将评选结果定为“网友心目中的十大国学大师”,或国学网评出的“十大”。那么即使谈不上功德圆满,至少也可以说是实事求是了。”
大师缺乏的年代,却对大师有着那种割舍不掉的情结。于是大师的帽子乱飞,尤其是国学复兴的时代,谁都想拥立国学大师以自重。或许,通过这次国学大师的评选,能够警醒那些被拥戴为“大师”的学者,连钱宾四先生等都没能入围、连王国维先生等都遭到质疑,在我们这个年代中,谁还能当得起“国学大师”这个称号?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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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八:孔子标准像
作者:谢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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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诞辰2557年纪念日前夕,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向全球正式发布了孔子标准像定稿。此次公布的孔子标准像雕塑初稿是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委托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潘鲁生院长和胡希佳教授牵头组成的创作小组完成的。据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长张树骅介绍,标准像是在尊重历史依据,尊重约定俗成形象,以唐代吴道子所绘的行教像为基础,最大限度地吸收历代孔子像作品中的优秀元素设计而成,力求形神统一,以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上的孔子形象。
孔子标准像的出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争议也随之产生。拥护制作孔子标准像的学者给出的理由是,历史上出现的孔子像标准不一,有的甚至还很丑,严重脱离实际,有玷圣人形象,而制订一个统一的孔子标准像,有利于孔子及其思想的传播和推广。还有些学者认为,制定“孔子标准像”可以看成是对孔子进行企业CSI(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开发的一种行为,有利于提高文化的认同感。
批评的声音则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批评始作俑者炒作标准像是搞“孔子崇拜”,是愚民政策,在今天不合时宜;二是认为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今人没有见过,而当时又没有什么影像技术,不可能真正还原孔子原貌,也就不应有“标准”之说;三是强调历史上已经有了流传很广的吴道子的孔子画像,这已经可以作“标准”,再来搞新孔子标准像没有必要;四是认为人的思想、文化传播都是不可能用“标准”来强制统一的,搞孔子标准像是赤裸裸的“文化暴力”。
就两类声音来说,我们可以发现,孔子标准像的出现有利有弊。从利的方面来说,新的孔子像看上去比原来更加慈祥,容易让人接近;但从弊的方面来说,强说某某像是标准的,其它的就不标准,确有“文化暴力”之嫌。毕竟,人文性质的东西是很难用“标准”来衡量的。别说谁也没有见过的孔子,就是毛泽东,你能说天安门城楼上挂的才是标准像,斯诺照的毛泽东戴八角红星帽的那张或者人民币上印的毛泽东像就不标准么?哪怕是大活人,每天看着同一副尊容也免不了会审美疲劳,何况是谁也没有见过的人物?从这方面来说,改名“孔子参考像”可能还适合一些。
如果我们再站高一点,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孔子标准像的制作是否是在走形式:“儒家学说”这个以仁义道德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其大范围的推广却要从强行推广孔子的“标准”相貌开始,这不但给人一种舍本逐末的感觉,还让人多少觉得有些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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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九:易中天
作者:谢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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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易中天一登上央视百家讲坛,他就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将历史平民化,于是,在讲台上穿起中山装的易中天一改大多数学者的严肃,以各种表情和五花八门的腔调把自己妆扮成了一个“说书先生”。他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复杂高深的考据论证串连起来,并使之大众化、通俗化,用当代人的观点解读历史,让历史更贴近普通人,从而造就了大批“易粉”群,同时也引来了无数争议.
反对意见比较集中的地方是,易中天此举将原本严谨的学术庸俗化,从而丧失了做学问应有的虔诚与敬意。许多学者批评,易中天将本应予以尊重的学术当成了逗人发笑的资本,有哗众取宠之嫌,治学态度不够端正。也有学者认为易中天在讲三国的过程中有意无意的贬低了《三国演义》,拔高了《三国志》,特别是拔高了曹操,在讲史过程中立场不够公正。
当然,更多的人对易中天的做法是持赞成态度。尽管易中天讲的历史,在具体的某些内容上可能有不够严谨的小问题,但总体而言,易中天是在努力将高深的历史变得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所接受。它从客观上激发了普通大众对历史的关注,而这对推动历史学的兴盛无疑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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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中国人文关健词之十:李银河
作者: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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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王小波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他的遗孀、现年54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性学专家李银河则可谓是一匹“孤独的母狼”。2006年,“李银河”这个品牌在中国异常引人注目。关于“二奶”、卖淫、同性恋、“换偶”、虐恋(SM)等问题,她发表了一系列高论。这些问题都与“性”这一容易让人亢奋的字眼有关。
在她看来,作为自然人和公民,“二奶”享有性权利。而卖淫应该“非罪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一再重申同性恋不应受歧视;只要基于自愿,在私人场所,成年人之间的“换偶”和虐恋均是他们的权利。她的名言是:“不能让这个社会,这么愚蠢,这么愚昧,这么野蛮”(原话)。
不难想像,李银河以其在社会价值排序上较高的身份切入法律、道德、社会问题、欲望等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性”领域,就像捅了马蜂窝,想不引起一片惊呼和剧烈的反应都不可能。这并不仅仅是“学术观点”的表达,而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一种“另类”回应。她不乏支持者,但更多尖锐的批评接踵而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李银河自称“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但批评者主要并不是从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男权主义来对其进行批评――尽管从它们的角度最有理由进行反击。很多人驳斥的是她的逻辑,以及将上述引发社会问题的行为合理化和合法化的后果――比如冲垮婚姻家庭。这种没有多大“意识形态”色彩、事实上也不“愚昧”和“野蛮”的批评被李银河视为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力量”。2006年9月3日,她在自己的博客中犹豫不决地写道:“虽千万人,吾往矣”。
她无法确信自己是“战士”。但这明显夸张了,有受“迫害”的妄想的嫌疑,就像她的拥趸通过认为她是在为国人争“权利”,赋予她一种道德光辉,将对她的观点的批评视为是在打击一种努力而非法化批评一样。
尽管李银河指出了一些批评者的逻辑错误(这对李银河来说是不公正的),比如主张“换偶”的夫妻的权利不等于是在提倡“换偶”,但她的观点的错误也是致命的。她在为玩“性”的少数人辩护时,将道德分为“少数人的道德”和“多数人的道德”,这不过是“多数人道德”对“公共道德”的偷换。在她眼中,“自由”似乎只在真空里演绎,两对“换偶”的夫妻的行为所体现的道德观似乎与社会绝缘,其后果似乎也不是社会在为之买单。在她看来,只要基于“自愿”(私密、成人),“换偶”权利即可证成,但按其逻辑推下去会构成反身否定。
先圣固然承认食、色,然“性”的发泄已被限制在不冲破道德栅栏的范畴内。而只顾自己痛快,却让社会买单绝非现代人应有的思维。
在这个时代,作为一种存在,李银河是独特的,从而也是可贵的。但独特、可贵与正确并不必然存在逻辑上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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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中国人文关键词之十一:赵丽华
作者:思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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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二三十年代的探索期和七八十年代的黄金发展期,新诗在经历了一段长久的沉默之后,终于重新走进了公众的视野。这一次不是因为佳作迭出,众口传唱,而是因为“国家一级诗人”赵丽华写出了这样的诗句:“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经过近两个月的喧嚣与吵闹之后,人们已不再关心此事是有意的恶搞,还是无心的玩笑,因为赵丽华事件早已超越个人恩怨,成为悬挂在新诗头顶的巨大疑问:“新诗到底要走向何方?”
回顾新诗的发展还不足百年,但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不由自主的置身于激烈的时代变革之中,先是文学革命,接着是救亡图存,然后是十年文革,现在是改革开放(现代化的集中体现),时势构成了诗人生存的基本境遇,他们的诗歌也不由自主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样的诗句之所以能家喻户晓,无外乎它传达出了时代压抑下的心声。
除了外在的社会生活以外,诗人们还受到两大传统的冲击——如果可以将“西学东渐”所带来的西方诗歌传统与中国古代的诗歌传统并列谈论的话——这两种传统间的争辩与融合就是更深刻地影响着诗歌发展的内在因素。九十年前开始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革命所提出的课题不仅仅是语言和技巧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东西方象征之林的转换,更应该是一场高难度的思想博弈的开始。
但我们的当代诗人有几个曾自觉地意识到并且严肃地对待这种时代境遇和文化境遇?废话诗人的脱衣秀永远达不到艾伦?金斯堡在酒吧间裸体诵诗的效果,在中国,这种行为艺术只可能变成一场闹剧,原因是什么?难道剥掉“中国语境”下的各种衣服就足以解决全部问题?他们的诗句表明,他们早已不是在努力把废话写成诗,而是在不自觉地把诗写成废话。在这个问题上,公众也许的确缺乏欣赏能力,但即使是面对好诗,诗人们自己也未能达成一致。不久前在市场上翻到“著名诗人”伊沙遴选的《现代诗经》,其中谈到他和另一位诗人选诗的交叉率不足百分之四十,恰是最好的例证。而在这本名目振奋人心的诗选里面,伊沙给自己留出了三篇的位置,却见不到闻一多的影子,也许就更能说明当代诗歌所面临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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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中国人文关健词之十二:女儿状告父亲婚外恋
作者: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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