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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網刊 第一期 華夏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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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儒行]
孔子的生平事迹 赵宗来
孔子，讳丘，字仲尼，春秋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人。殷商后裔，父叔梁纥，母颜徵在。按《公羊传》和《谷粱传》记载，生于周灵王20年（鲁襄公21年，以孔子纪元，此年为孔元元年。）诞辰之日为夏历己酉年八月二十七日。（西元前552年9月22日）。周敬王41年（鲁哀公16年，壬戌年，孔元七十三年）孔子卒。（西元前479年）。时年虚岁七十三岁。他是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华夏民族的圣人，华夏经典“六经”的整理编订者，是儒学的确立者。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设立了国际孔子奖。
【 家 世 】
春秋时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市鄹城）。他的先祖是商朝的王室；周灭商之后，商朝后裔被封在宋国，成为诸侯；四传至宋湣公，长子弗父何，次子鲋祀。湣公把王位传给了弟弟（即炀公），鲋祀弑之而欲立其兄弗父何，弗父何为免追究其弟弑君之罪而不受，立其弟为厉公，弗父何为卿。
弗父何曾孙为正考父，是一个有修养的人，曾辅佐宋国三代君王，担任上卿。其子孔父嘉是孔子的六世祖，因为他获得了赐族之典，后代就以他的字“孔父”作为氏名了。他曾担任大司马，后被乱臣华氏所杀。
孔父嘉曾孙为孔防叔，为避华氏而奔鲁，成为鲁国防地的大夫，地位仍可以说是“士”。孔子的父亲名叫叔梁纥，做过鲁国的下级武官（陬邑宰），是位著名的武士，曾打过仗。他先娶鲁国的施氏，生九女而无男子；有一妾，生男为孟皮，病足而为废人。叔梁纥又求婚于平时就相识的颜氏季女徵在，生下孔子。
《史记》说，“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的母亲相传姓颜，讳徵在，与纥的年龄相差较大，是“从父命为婚”。《史记》中说：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故《论语》云“野哉由也”，又“先进於礼乐，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礼耳。《正义》：男八月生齿，八岁毁齿，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岁毁齿，二七十四阴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婚姻过此者，皆为野合。故《家语》云“梁纥娶鲁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於颜氏，颜氏有三女，小女徵在”。
《世家》说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葬在防山。母亲因为“少寡”，所以自己当初不能到坟地去，她自己也不知道，就无法告诉孔子父亲的葬地。后来，他十七岁时，母亲去世，他就临时把母亲葬在了“五父之衢”，问了别人才知道父亲的葬地，将父母合葬了。但是，这种说法的可信性难以肯定。
【生平事迹】
一、孔子幼年的生活
西元前543年，孔子八岁，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听到了鲁国特别保存的周朝和各国的乐歌“叹为观止”。 孔子十一岁时，晋国的韩宣子道鲁国，见到过《易象》和《鲁春秋》，赞叹道：“周礼尽在鲁矣。”这些对孔子的影响都很大，尤其是对《诗经》的评论，孔子多采用季札的观点。当初鲁国是西周的周公封地，周天子特许鲁国用天子乐歌，所以，相对于其他各国，鲁国保存的前代典籍比较全而且多，孔子在这种文化氛围十分浓厚的环境中，对他的思想的形成是有重要关系的。
二、十五志于学
孔子自称“十五志于学”，他求学范围很广。《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见老子，从师襄子鼓琴。《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 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是世。”孔子所求之学，并非一般求名求利之学，而是“志于道，据于德”，是求道德的完善，寻求合理的人生态度和行事准则。他所学习的内容，是内圣外王之道，是道德礼乐刑政合一之学，是务实致用之学。这是儒学的特点，也是华夏文化的主要特点。
孔子少时，“贫且贱”，有一次，季氏招待士子，孔子前往，却被季氏的家臣阳虎拒之门外。但是他的好学也是名闻于外的。在他十七岁时，鲁国大夫厘子曾称道他说：“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并且要儿子懿子拜孔子为师。后来，懿子果然和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而学礼。不过，孔子并未满足，也曾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
约在二十岁之后，孔子做过两次小官，一次是做会计的委吏（管粮仓），一次是做乘田（管牛羊）。
三、步入中年，私人讲学
孔子三十岁左右时，学问已经达到了比较成熟的地步，他要把自己的主张公诸于世，于是，他开辟了一条私人讲学的道路，开创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私人讲学事业。但是，他讲学虽然是私人性质，所讲的内容却不是私人学说。他所用的教材是选取以前已有的材料而整理改编而成的，所以他说“述而不作”。他所教的科目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可以称为“六艺”，是基础之学；更高的学问则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被称为“六经”（大六艺）。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德行，陶冶性情，以便成为君子，担负起济世的重任。在教学方法上，他坚持“不愤不启”、“有教无类”的宗旨。在战国时期，他的弟子以及后学，秉承“六经”，但在人人都强调刑罚、行政的时代，他们强调“六经”中最重要的道德礼乐，所以，形成了战国时期的一个对社会影响极大的儒家学派。
这一年，齐景公与晏婴来到鲁国，孔子曾与齐景公对答。景公听了他的话很高兴。
四、离开鲁国
鲁国自宣公之后，政权就掌握在以季孙氏为首的“三桓”手中（即鲁桓公的后代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后来鲁昭公失败后，孔子对季孙氏的越礼行为很不满，发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呼声。他看到鲁国如此混乱，根本没有从政治国的机会，所以，就在西元前517年（34岁）离开鲁国，到齐国去了。到了齐国，他做了高子的家臣，想要借此与齐景公通上关系。在齐国他向齐景公谈了著名的正名思想，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齐国，他与齐国太师谈论音乐，听到《韶乐》，并且深入学习，竟然入迷到“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景公想给孔子封地，但是遭到晏婴的反对，而且把孔子当成了季氏的间谍，甚至齐国大夫想要加害于他，孔子未能成功，只好离开齐国，回到了鲁国。
五、回鲁授徒
从齐国回到鲁国之后，孔子便专门从事教育事业。此时，他的知识已相当渊博，但是，因为“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他的学说更加成熟完善。在他47岁时，阳货曾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但他都没有答应。
此时，“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招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想要前往，欲仿效周文王和周武王之作为。子路因为不理解，所以很不高兴，但孔子终究未前往。
六、仕宦生涯
在51岁那年，孔子正式出任中都（今山东汶上县）宰，由于政绩突出，升为小司空（主管工程），52岁任大司寇（主管司法）。后来，又以相礼的资格参加齐鲁两国的“夹谷大会”，在大会之上，孔子处处“以君子之道辅其君”，完全按照礼数办事，使齐景公深感惭愧，归还了鲁国的三个城池，创造了鲁国外交史上多年未有的成就。此后，孔子曾经和鲁定公谈论治国方略。孔子说：“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并任命仲由（子路）为季氏宰，对三桓采取了实质性的措施，即“堕三都”，攻下了叔孙氏的封邑郈和季孙氏的封邑费，欲攻孟孙氏的封邑成，未成功。从《史记》的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到，孔子不仅善于用礼乐，而且善于外交、用兵。
五十六岁时，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据说还曾“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但是，此事是否事实争议很大，）参与治理国政三个月，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以至使“齐人闻而惧”，认为“孔子为政必霸”。从此可见孔子的治国才能。
“堕三都”招致了三桓的极力怨忿因而也招致了他们对孔子的极力排斥。再说，孔子的政绩引起了齐国的忌妒和担忧，于是，齐景公一面离间鲁国的内部关系，一面又送了八十名美女，“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季孙氏和鲁定公欣然接受了，并且三日不理朝政，对孔子的态度也怠慢了，孔子知道治国大计无法实施，于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率领众弟子离开了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十四年的生涯。
七、周游列国
孔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对他待遇不错，也照鲁国的标准给了他六万粟的俸禄。但因有人进谗言，致令卫君生疑，孔子怕获罪，只六个月就离开卫国。在去陈地的路上，因为误会被围于匡五日，孔子以文化的传人自勉，终究度过难关。过了蒲地，仅月余又返回卫国，寄居蘧伯玉家。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召见，孔子不得已而见之，又引起了子路的不高兴。过了月余，因出车之时，卫灵公与夫人同车，而令孔子之车在宦官之后，孔子慨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且深深引以为耻，于是，离开卫国。
孔子一行又从曹到宋，遇司马桓魋加害未成。再到郑国，与弟子失散，人讥之为“似丧家之狗”。到了陈国，“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代陈”，孔子又离陈国，路过蒲地再次受阻。蒲人要挟孔子说：“如果不去卫国，我们就放了你。”于是，孔子与蒲人盟誓，但是，孔子认为在要挟之下的盟誓是不受神灵保护的，所以，他还是去了卫国。这说明孔子是善于变通的。
到了卫国，卫灵公很高兴，到郊外迎接，并问是否可以伐蒲，孔子说可以，但是，卫灵公虽称好却终究未伐蒲，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然而，卫灵公始终不用孔子，孔子只好离开了卫国。
佛肸叛乱，也召孔子，孔子又一次想去，由是由于子路阻止。但是，孔子说：“我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又想要去见赵简子，但是因为“君子讳伤其类”而未前去。再次返回卫国，卫灵公向他问军阵之事，孔子说自己只学了“俎豆之事”、未学“军旅之事”拒绝回答。这并不能证明孔子确实不懂军事。只是因为当时孔子不想说。因为卫灵公不重视孔子，孔子就到陈国去了。
卫灵公死后，出公继位，孔子已六十岁。鲁国季桓子病重，嘱咐季康子，等他死后要使孔子回来作相，但是，季康子听了公之鱼的话，没有召回孔子，而用了孔子的弟子冉求。第二年，孔子到了蔡国（当时已经成为楚地）。下一年又到了叶。楚国的卿相沈诸梁正在出镇叶城，人称叶公。叶公虽佩服孔子，但是不完全了解孔子的为人。
在从叶城返回蔡国时，孔子遇到了几位隐者。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以及后来的楚狂接舆，都劝孔子做个避世的隐士，但是，孔子并未动摇积极救世之心，表示他就是想要改变当时的混乱世道。
在蔡三年，吴伐陈，楚国来救陈，听说孔子在陈蔡之间，派人聘请孔子。陈、蔡怕孔子到楚国会危及他们，于是围困孔子，孔子认为君子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操守，所以仍然弦歌教徒。直到子贡到了楚国，楚昭王派兵迎请孔子，才解了围。
楚昭王要封给孔子七百里地方，但是，楚国令尹子西担心孔子会像周文王那样，借此而称王于天下，而对楚国不利。所以，楚昭王没有这么做。从这里可见，人们认为孔子有称王之心，因而一直对他有所防范。孔子的不得志，不能说与此无关。况且孔子曾经说过：“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起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又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因此，难怪楚令尹子西会有此怀疑。恐怕孔子真有借为政而实践王道仁政之意。
六十三岁时，孔子从楚国返回卫国，此时，卫国有许多孔子的弟子做官，卫国国君也有任用孔子之意，孔子主张为政必须先从“正名”开始，决不能放弃原则。但是，要“正名”，卫国国君的王位就难保住，可想而知，卫国国君是不会同意的。
鲁哀公七年，鲁国与吴国举行繒城会议，鲁国被迫送吴国“百牢”重礼，幸亏临时借用子贡去交涉，鲁国才未受辱；第二年，吴国又攻鲁国，孔子弟子有若立功。季康子因而认为孔子的弟子确实是有用之材，于是，派人到卫国请回冉有，后来，冉有为季康子带兵与齐国作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有从何处学来的军旅战术，冉有说是学自孔子。从此可见，孔子是深通军事的。从而使季康子决定召回孔子而用之。
当时，卫国的孔文子向孔子询问作战方略，孔子拒绝了。正好季康子用厚礼迎请孔子，于是，孔子回到了鲁国。当时孔子已经六十八岁。
八、晚年情况
回到鲁国之后，孔子曾经与鲁哀公谈论政事，季康子也曾经专门向他请教过，孔子对他们都是讲王道仁政，但是，似乎孔子本人并没有在朝廷做官。倒是他的弟子冉有、子路等在季康子手下做官，辅佐朝政，不过，弟子的行为一直都是向孔子请教的。比如，季氏将伐颛臾时，孔子对冉有有一番深刻的、严厉的教诲；冉有为季康子增加赋税，遭到孔子的强烈反对。
回到鲁国后，孔子的主要工作就是教授门徒，整理典籍。尤其是在整理典籍方面，成就最突出。“六经”至此才成为定本。也许是因为政治社会的理想未能真正实现，所以，孔子才更加重视以书面的形式来为后世提供治国方略吧！
孔子的晚年生活是不幸的。回到鲁国的第二年，他唯一的儿子年仅五十岁的孔鲤去世，又过了两年，最喜爱的弟子之一颜回也死了，这对孔子打击很大。就在颜回死的那年，齐国国君被大夫所杀，孔子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请求鲁哀公出兵讨伐，但是鲁哀公因为顾忌“三桓”而未答应，孔子在政治上又受到一次挫折。接着，弟子子路又死于非命。到了鲁哀公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孔子与世长辞，时年七十三岁。
儒者罗义俊先生拜访记 米湾
丙戌年春节，余游沪上，乘间拜访沪上儒者罗义俊先生。
初六上午十时，至罗先生家。罗先生为人平易坦诚，略无矫饰，将区区热情迎入客厅，稍事寒暄即敞怀而谈。
罗先生以健谈称，举凡学界故实、国家大事、儒学义理，随机而发，无所不谈。谈至动情处，辄激昂慷慨，义形于色。盖先生乃不失赤子之心之人，后游大儒牟宗三先生之门，更得其光明俊伟之风，处今坏烂污浊之世，宜其有此发扬蹈厉之气也。
罗先生乃大陆开放以来牟宗三先生所接纳之唯一大陆弟子。牟先生巨著《心体与性体》等著作之在大陆出版，端赖罗先生之力。谈起牟先生其人其学，罗先生满怀深情，娓娓不倦。席间区区欲以一“真”字概括牟先生之为人，罗先生深以为然，曰：“真，即无机心之谓也”。座上罗先生复透露，牟先生之《才性与玄理》、《圆善论》等伟著新年可望在大陆出版。此诚学界儒林之喜讯也。
谈及个人思想，罗先生言，他自己亦有一套思想，然因牟先生已讲过，他无需多事更张，弘扬师门思想即可矣。曰：“个人是不重要的”。罗先生襟怀如此，令后学肃然起敬。既而曰：“今人以炒股心态为学，吾不欲观之矣。”盖罗先生眼界甚高，今之显学视之蔑如矣。论及今世守身之则，区区诵夫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而言于罗先生曰：当今月旦之评，可以夫子此言参之。罗先生闻之神情肃然，曰：“守住自己乃当今吾侪守身第一律则也”。
区区一直认为，不欲为儒者则已，欲为儒者，有三事缺一不可：曰躬行仁义；曰解悟孔孟之学理；曰于儒者立场有明确之自觉且勇于坦然承当之而不事躲闪闭藏扭捏之态也。席间区区以此质诸罗先生，罗先生然之，曰：“须有自觉。自觉即担当也。”
近年儒家之学渐受世人注目。然不惟真儒甚少，即坦然以儒者立场揭橥其怀者，亦寡不多遘。罗先生原其情委曰：“以儒者立场揭橥人，世人即以儒者律其身，如是则恐有授人以柄之虞，藏头缩尾、私心假借不易得行其道矣。”区区应曰：“无大勇不可以举之也。若先生者，可谓儒者矣。”不意罗先生曰：“否，我不欲以儒者自处矣！”余闻之不解曰：“先生何出此言？”曰：“十五年前，吾即自称吾非学者，乃儒者。今人皆以儒者相标榜矣，则吾可以已矣。”余知此乃罗先生有为之言，因进曰：“有假借者，伪也，然儒者之名不可去也。先生此举，得无堕儒者之名乎？”罗先生思之有顷，曰：“然。不可去也。”
语及“新儒家”之说，罗先生正色告曰：“儒家即儒家矣，何必有‘新儒家’之说？牟先生从未以‘新儒家’自称。‘新儒家’、‘后新儒家’云云，儒者必不以之自号也，局外研究者之说而已。”余闻之有豁然开朗之感。
闲话之间已至中午。罗先生乃引余至附近餐馆飨以午餐。就餐之际，不误继续倾听罗先生谈论。
谈及政治，罗先生强调“民主一关不可绕过”。近代以来，世人多以开不出民主为儒家民本主义之诟病。罗先生批之曰：“此固蔽之习见也。若执其人而诘之‘何以开不出’，则其人必张口而结舌也。以民为本亦隐含有民治之意也。” 余请曰：“民本为更高之理念，民主为落实此理念之制度，然乎？”先生连声称是，曰：“黄梨洲著《明夷待访录》即欲解决此制度问题以落实孟子以来之民本理想，惜乎未能有行也。”余闻之有醒，然私心以为，虽民主实不可缺，然仅有民主恐尚未足以达治平之治也。
余请以台湾问题。罗先生曰：“正统问题不可不讲。历史上有东晋南朝，其义可比拟而得也。故武力强统不可。惜今之台湾当局欲去中国化，欲废国统，愚惑熟大焉！”言至此，罗先生不觉面现忧思。
餐罢与罗先生告别。罗先生坚持步行送区区至公共汽车站。指点余上车后，目送而别。其时已午后两点多矣。
约七八年前，区区冒昧之间与罗先生通信。蒙先生不弃，得屡叨教诲。两年前先生北上参加学术会议，区区始得一沐先生风仪。此次沪上拜访，所受教益熏陶多且深矣。
罗先生已年逾花甲，患高血压心脏病十数年矣。体质孱弱，近年家居养病，不多应酬。近日复值发病较重之时，而拜访之前一天，适有亲戚病故之事发。此情景下，罗先生接受区区拜访，实非轻松之事也。座谈时见先生病榻旁置有氧气大瓶，谈论中且不时服药。此情此景，使后学深为感动，亦深为不安。罗先生实乃当今屈指可数之真儒，亦今世之大儒。此行得蒙罗先生赐见，区区之幸也！
米湾丙戌正月初九日夜草十七日
增补修改于京南郊外之淡甘书屋
儒学述要文言版 杨万江
(孔历2557年5月26-28)
今天下有大道废隐, 文不在兹之虞, 故述文统之要,以廓天下正朔，以备新学开展。吾之为文，在服膺中华，倡儒道兴邦。文中国而济世界者, 其为勉。
儒学者, 华夏诗、书、礼、乐、易、春秋及阐释, 塑文明而治国平天下之学也。孔子理“六经”, 述三千年文统以开其学, 历先秦原儒、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及现代新儒学, 内承道统而治其国, 外播天下而化其成。盖华夏之文,斯文斯统当其主流焉。
儒道鸿富。为其要者, 诚于人性本然而贵, 天道彰显, 人道宏毅而塑文明也。<<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然则人各其义, 夷夏有别。儒学之志在立天命常则而求天下大同, 处夷夏之局而化成天下。孟子曰:“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行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曰若稽古, 往圣先贤之学, 天下普世之学也!
德者，得也。人之由天道所得而“仁义礼智根于心”[1]，斯为道德。人之有文别于禽兽之蛮者，当在其天受中德之异矣。夫子曰：“天生德于予”[2]，此之谓。 孟子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3]。为善为恶或智或愚，在其质之厚薄精粗开蔽充扩而异。性质所潜不亦天之所孕,万般其开乎! 是故天下人当念夫子“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4]之示而修其德，秉其性开而发，“仁知勇”三达德也[5]。惟儒者之修“反求诸己”[6],“在本心”[7]而“居仁由义”[8]、“达天德”[9]而“知行合一”[10]。“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本具[11], 而能开扩无蔽者, 则仁义礼智可彰。诚如是，则文化之涵养、智识之内具，“厚德载物”[12]而温良敦厚, “自强不息”[13]而发强刚毅, “文质彬彬”[14]然后“君子”可成也。
儒曰：“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15]。天之于我, 原之始也。儒者原始返终得其道矣。故儒之精神在处天之所分之天人有分, 发天问, 知物我, 成事功, 达天德, 超生死,合天人也。然则“天何言哉? ”[16] 天之道何可求? 答曰：“尽心知性知天”[17]、“格物致知”[18]、“穷理尽性以至于命”[19]也。盖儒者“探赜索隐，钩深致远”[20]，“极深而研几”[21]，“尊德性而道问学, 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22]者, 在求“明明德”而“新民”“至善”,在“达天明命”、“天人合一”之境也。“道不可须臾离”[23], 故“君子下学而上达”[24]，顺其天而从其道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25]。
古之时，圣人体天法道而言天下事, 宗天命常则而成教化。是故儒之教，宗上天之神而“神道设教”[26]，宗圣人体天法道躬行践言而教。此之谓儒教之为宗教者。教之体在天,教之用在六经化民,以至“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其为大欤! 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27]。
儒之教教民入世以成己, 求道而成器。天下人若于“成己”“成物”、“文明化成”、“天工开物”、“开物成务”、“经世济民”之途而“崇德广业”，“立德、立言、立功”，庶几可“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28]也。
儒之学依人之所困而有所思焉。惟“天生民有欲”, “心之官则思”。人有心而主其行, 如孟子言“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29] 此乃人之自由之性也。先王是以“从欲而治”, 顺人之所性,非逆其天而灭其志也。然则人生天地之间,行人人之际,天下万民何以“群居合一”, “民协于中”[30], 以克其乱? 此要津之问, 贯先贤“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自然”与“名教”、“由己”与“克己”之千载所思也。闻往圣先贤之语,犹天下心思万民之治而察所行焉。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31]；“存天理去人欲”，或“物欲横流”？“以名为教”， 或“越名教而任自然”？“为仁由己”，或“克己复礼”？凡此等等深揭儒学之要,乃自由与秩序之所云尔。
宇内苍茫, 万古恒逝。惟天地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32]。乃天和也。“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33]，“各正性命”，而“保和太和”[34]。“致中和, 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5]。然则人世间生民养息，求其利欲而不生乱世者何求? 答曰：顺人之为人之“天道性理”, 尊庶民之“天爵”[36]者,当其治世之有天和也。天之所命,人有其分。“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君子素其位而行”[37]者,庶几可依天下之制分而和一, 相守其义乎? 此人和之治,荀子所言“群居和一之道”[38]耳。惟天下治道者，“和而不同”[39]之和合之道也。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40]。中国之有“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政一统”之治, 兴王道而黜霸道之理何在? “惟天生民有欲, 无主乃乱”[41]。古之此言犹今之谓百姓逐利无政府公其序则乱矣。然则先王“明于五刑，以弼五教”[42]而德法并治,其要在从“天道法则”而治。《诗》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43]。此乃法天道常则之良治，成天下贵则贵德之治、“礼法”之治哉!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4]。治道之要在存道德文化之根本也。是故夫子言“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45]。“礼尚往来”[46]家族之伦及与国人交。重“仁义礼智信”之常而序天下。奉“中庸之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47]；行“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8]。要之，成“天秩有礼”、“天叙有典”[49]之天道自然之序，“无为而治”[50]，“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51]，孔门之治道也。
盖儒之述文立制者，挺民之所命，框天下之所为也。万民是以安身立命, 奉公守法, 图“成家立业”之志哉﹗人之有生, 成其所是。自强不息而刚健有为者, 建功立业而流芳于世焉。此儒之教民成就之精神也。“世在人为”。君子不可无尽己之忠，不可不穷己之力而成其所业。惟天下“变而通之以尽利”[52]者，在“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53]也。然则“世事无常”，“天资”各异。终有何成非一己之操而可尽功矣。故天下生民处“天秩”“人秩”二序，“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者也。“尽人事, 听天命”而待世事,明天功己功而知谦恭。若有所成，自当一谢上天之所赐，二谢父母养育之恩，三谢社会合作之福。此乃儒教化民成俗,尤以春节拜年之意为盛。
是以天下财富所布，若无加害袭扰生计者，自当“富贵在天”[54]而无所怨。然则民生多艰, 苦乐自酌。或疾或贫者于社稷终不可免。“天有好生之德”[55], 置“良知”“良能”[56]于心, 谴扶危济困之力或助或济哉。国之有保制而养民生,训“政在养民”[57]而不可殆焉。民生之理，无可求生则民不堪命, 民不堪命则非其义, 非其义则奉天命而革政之所命。遂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58]。大同之理想当致力“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59]。苟免“礼崩乐坏”之乱, 非申天道正义世道公平而不可平天下。圣王是以“无偏无颇”，“无反无侧”而王道平直[60],塑社会“共和”, 行“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61]之恕，倡职业德业而兼, 斯可为治。
若说“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62]。政之所治当问何以“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63]。夫子曰： “政者，正也”[64]。正其义而制天下事。儒者之谓“义然后取”[65],“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66]。斯正天下获得持有之义也。纵天下熙熙攘攘利来利往[67]，然则“国以义为利”。“义者,天理之所宜”也 [68]，天道神圣而不可亵玩焉! 古之圣王奉若天道而建邦设都[69]。正国之所义，乃天工而人其代之,“替天行道”之谓也。惟天下奉纲常而为, 厘公私分明之序, 方能秩治。
国民之教，“有教无类”[70]。兴仁义之道礼乐之教而塑人格民德, 儒之所重也。素闻儒之教民“君子诚之为贵”[71]、“致诚不息”[72]；“仁者爱人”[73]、“博爱之仁”[74]、“四海之内皆兄弟”[75]；“人之生也直”[76]、“以直报怨，以德报德”[77]；“言忠信，行笃敬”[78], “精忠报国”[79]，“无信不立”[80]；善养“浩然之气”而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81]者。嗟乎! 诚实仁爱正直忠信慎独而有气节之怀德怀刑[82]之君子,于今之时,廖若辰星。礼议之邦，君子之国，斯大美而告阙如。伥然! 兴儒教而用之, 时也。若民之如程子言“自守以正”，且“顺道相保，御止其恶”[83]，当念夫子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84]之深意也。
儒曰：“民维邦本,本固邦宁”[85]。荀子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 以为民也”[86]。此言政府为民而在，非民为政府而在也。民为政之本。故孟子曰：“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87]。政府职志，在“保民安民”[88]，在“正德、利用、厚生”[89]。如是而有民本之政也。先王警示：“四海困穷，天禄永终”[90]. 故儒者深识“民不足，君孰与足？”[91]之理。素恶官府扰民逼民之恶。诚如是, 况使儒士“为民请命”, 直谏非理之政而“从道不从君”。此乃道统高于政统之谓也。儒士入仕,遂能框扶天下而治国安邦也。是故古之士人必从先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92]之“内圣外王”之道。于此高标，入科举而选贤与能者，古之儒士也。
考久史文统而观瞻, 古之儒学者,华章躬行之学问, 往圣先贤之仁智者也。然则道之用，时为大。儒之所念所贵，与古之专制之政当有内理不合。古儒之所制亦无更新之法以体制其价值所贵。华夏连续演进难免宗法所脉。入现代世,科学与民主昌。儒之学于举国之制,人文科技当有新开。《诗》曰:“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93]。咸与维新精进者亦为其儒统也。若以近道言, 儒之学自当“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94]。是故儒学必有维新之命,于今之时而有“创造性转化”之现代新儒学也。今之时，全球化大潮汹汹, 西文西学显。我文我统何以收拾世道人心, 引天下交竞而入大同世? 儒之为学何以担今日治国平天下之用? 历激进反儒而致文化虚脱之弊, 且看今日之儒家,承道统而开新学, 其堪“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95]之志哉!
注释:
[1]、“仁义礼智根于心”, 见《孟子尽心章句上》
[2]、“天生德于予”,见《论语述而第七》
[3]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见《孟子娄离章句下》
[4]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转引自《中庸》
[5] 、“仁知勇”三达德,见《中庸》“仁知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6]、“反求诸己”，见《孟子离娄上》: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7]、“在本心”，此乃阳明心学之要.德之修不在置心性为一物对象而求知此心性,在在处本心而自在焉.
[8]、“居仁由义”, 《孟子尽心章句上》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何)在，仁是也。路恶(何)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9] 、“达天德”,见《中庸》“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10]、“知行合一”, 阳明曰：“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传习录 卷上 徐爱录 》)
[11]、“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本具,见《孟子 公孙丑上》.
[12]、[13] “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 见《周易 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文质彬彬”,见《论语 雍也第六》: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5] 、“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见《郭店楚简 穷达以时》
[16] 、“天何言哉? ”, 《论语阳货第十七》 .
[17]、“尽心知性知天”,见《孟子尽心章句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18]、“格物致知”,见《大学》“致知在格物”
[19]、[20]、[21]、“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极深而研几”,见 《周易系辞上》.
[22]、[23]、“尊德性而道问学, 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道不可须臾离”见《中庸》
[24]、“君子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第十四》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25]、“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见《周易系辞下》：“《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26] 、“神道设教”, 见《周易彖传 观》“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27] 、见《礼记 经解》
[28] 、“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见《孟子尽心章句上》
[29] 、“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见《孟子 尽心章句上》.
[30] 、[31]、“民协于中”,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见《尚书 大禹谟 》
[32] 、[35]、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致中和, 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见《中庸》.
[33]、“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见 张载 《正蒙》、王阳明《大学问》。
[34]、“各正性命”，“保和太和”, 见《周易 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36]、“天爵”, 《孟子 告子章句上》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37]、“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 见朱熹<<四书集注 大学章句序>> .“君子素其位而行”见《中庸》.
[38]、“群居和一之道”,见《荀子王制篇第九》《荀子 荣辱篇第四》
[39]、“和而不同”,见《论语子路第十三》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40]、“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见《吕氏春秋 贵公》
[41]、“惟天生民有欲, 无主乃乱”,见《尚书 仲虺之诰》
[42]、“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见《尚书大禹谟》
[43]、“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见《诗经 荡之什 烝民》
[44]、见《论语 为政第二》
[45]、“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见《论语 学而第一》
[46]、“礼尚往来”, 见《礼记曲礼上》；“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47]、[48]、“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论语》
[49]、“天秩有礼”、“天叙有典”, 见《尚书 皋陶谟》:“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 同寅协恭和衷哉!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
[50]、“无为而治”,见《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51]、“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见《论语尧曰第二十》
[52]、“变而通之以尽利”, 《周易系辞上》
[53]、“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 见《周易》
[54]、“富贵在天”, 见《论语颜渊第十二》
[55]、“天有好生之德”, 《周易系辞下》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由终极之本源而生生于物者,神性上天也.此生生之德,于古时常言“天有好生之德”.
[56]、“良知”“良能”, 见《孟子 尽心章句上》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57]、“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58]、“不患寡，而患不均”,见《论语季氏第十六》: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59]、见《礼记 礼运篇》
[60]、见《尚书 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61]、见《论语雍也第六》: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62]、“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见《荀子大略》
[63]、“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见《尚书 仲虺之诰》
[64]、[65]、[66]、[70]、[73]、[75]、[76]、[77]、[78]、[80]、[84]、[91]、“政者，正也”, “义然后取” , “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有教无类”, “仁者爱人”,“四海之内皆兄弟”, “人之生也直”,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言忠信，行笃敬”, “无信不立”,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 “民不足，君孰与足？”,见《论语》
[67]、天下熙熙攘攘利来利往,见《易传》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68]、“国以义为利”,见《大学》.“义者,天理之所宜”,见朱熹《论语集注 里仁》
[69]、“奉若天道而建邦设都”, 见《尚书 说命中》.
[71]、[72]、“君子诚之为贵”,“致诚不息”, 见《中庸》.
[74]、“博爱之仁”,见韩愈《原道》“博爱之谓仁”
[79]、“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精忠报国”,
[81]、“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见《孟子 公孙丑上》《孟子 滕文公下》
[82]、怀德怀刑, 见《论语 里仁第四》: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83]、“自守以正”，且“顺道相保，御止其恶”,转引自朱熹 吕祖谦编《近思录 卷十政事》：“《渐》之九三曰：利御寇。《伊川易传》曰：君子之与小人比也。自守以正，岂惟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于非义，是以顺道相保，御止其恶也（《伊川易传渐传》）。”
[85]、“民维邦本,本固邦宁”,见《尚书 五子之歌》
[86]、“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 以为民也”,见《荀子 大略》
[87]、“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见《孟子 尽心下》
[88]、“保民安民”,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汉书 刑法志》：“至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国富民安”。
[89]、[90]、“正德、利用、厚生”,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见《尚书 大禹谟》
[92]、[93]、[94]、“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 “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转引自《大学》
[95]、“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见张载《正蒙》
参考文献:
《周易》《尚书》《诗经》《春秋》《礼记》《周礼》《论语》《孟子》《荀子》《春秋繁露》《正蒙》《朱子语类》《近思录》《传习录》《史记》《汉书》
我看“读经” 韩星
自从台湾王财贵教授、南怀谨先生于90年代初倡导和推行华人“少年读经运动”以来，在台湾，读经教育理论已经广被家长及老师所接受，读经的儿童已超过一百万人，也就是超过了所有儿童的半数。大陆读经人口的成长比台湾快了将近五十倍，但因地大人多，接受读经教育的儿童，在全体儿童的比率上，还是微不足道的。（王财贵：《关于2004年读经教育推广的建议案》）
最近，由中华孔子学会组编，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先生花两年时间精心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并作为中国教育学会“十五”申报课题实验用书，作为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课外辅助读物。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基础性工作。然而，近来却在某些媒体上出现了对“读经”的不同看法，印发了很大的争议。其温和的担心是怕儿童读经会不会又加重先生的负担，禁锢青少年的思想；其激烈点的认为这种读经活动是封建思想的回潮，是想用腐朽的封建社会那一套毒害下一代；甚至还有些更为不可救药的人竟然用非常刻薄的“语言”开口大骂读经活动以及提倡读经活动的学者。
当今的“读经”，其“经”字有不同的含义，狭义的就是指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的《四书》、《五经》、《十三经》这些经典，广义的则以儒家经典为主包括先秦诸子中的《老子》、《庄子》，佛教的《金刚经》、《坛经》、传统蒙学教材《三字经》、《弟子规》等以及《楚辞》、唐诗、宋词、《古文观止》，等等，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各种经典。批评者一般特别见不得儒家的“经”，所以我了主要是就狭义的“读经”而言的。我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和主流，儒家经典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精华。对此，《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前言对“中华文化经典”所做的定位是比较恰当的：
所谓中华文化经典，是指中国历史上长期公认的体现圣贤义理之学的诸经典，即六经、四书、诸大儒代表作以及具有深远影响的选本；所谓精华，是指诸经典中最能体现圣贤义理的核心价值，即最能体现常道常理所蕴涵的思想精髓；所谓必读，是指作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必须了解的最基本的经典内容，即不了解这些经典内容就不能成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如何看待以儒家经典为主的“读经”？我的个人看法：
一、实事求是地认识辛亥革命的废除读经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状况
1912年蔡元培上台担任教育总长，一上任就废除了小学“读经科”。从此，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没有了经典教育，中华民族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1917年，胡适发表白话文宣言，1920年小学语文课全面改用白话文后，我们的国人便渐渐连一般古文都看不懂，更不用说“读经”了。
当时的废除读经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因为在这以前，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中国传统典籍，原本就是中国上古文化的遗存，经过孔子的删削考订将其精华流传了下来，并成为儒家的思想学术基础，但在秦汉以后逐渐被统治者提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特别是到了后来不断地被政治化、教条化、迷信化、繁琐化，还成为士子科举的敲门砖，败坏了声誉，遭到了有知之士的反感和批评，以至被革命派把儒经与封建专制联系在一起，随着封建制度的埋葬而彻底废除了。这就在合理性中蕴藏了后来非理性的因素，实际上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手段。这种“矫枉过正”越来越走极端，到“文化大革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其结果，就是在“彻底”废除读经之后实际上是割断了中国人与几千年文化传统的血肉联系，造成了以经典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断裂。这在断裂的同时就是“全盘西化”，一切以西方为蓝本，为目标，唯西方的马首是瞻。
从1912年到现在已经近一个世纪了，当今90岁以下的人在除了个别学者，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侨外，基本上都没有受过系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也就是说老、中、青三代的中国人已经是不敢、不会读经了，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那么，中国人的文化教养是不是因此更提高了？是不是因为我们时时处处学习西方而文化水平提高了？更受外国人敬重了？显然不是这样。而且，20世纪中国出现的这么多触目惊心的事情，不能不说与中国人整体失去文化教养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正义的日渐消亡，君子之风的日渐远去，急功近利，尔虞我诈，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一些地方封建迷信、邪教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成为社会公害；许多人价值观发生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等，也给未成年人的成长带来非常可怕的消极影响；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为人们学习和娱乐开辟了新的渠道，但同时，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也通过网络传播，腐蚀未成年人的心灵。在各种消极因素影响下，少数未成年人精神空虚、心理脆弱、行为失范，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歧途，使犯率增高，犯罪年龄降低，这都是整个社会只顾发展经济，而未能相对的提升国民文化教养所必然产生的后果。
今天，就是所谓“灵魂工程师”的高级知识分子、专家、学者，也屡屡做出令人不齿之事，值得反思。中国台湾王财贵教授在学术报告中曾经尖锐地指出：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能读中国书了，纵使你受过十几年的教育，你是高级知识分子，连自己祖先的书都不能读了。堂堂一个中华民族后代子孙，而居然自己认为是：我们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纵使你知道我们民族有文化，你却自己一点了解都没有。像这样，你的心灵不得高度的成长，就变成文化侏儒！高级知识分子对自己祖先的东西一点基础都没有，你还算是一个中国人吗？一个没有自己文化传统的中国学者到外国，他就变成国际的文化乞丐。文化的侏儒是只知道西方，不知道东方，你连西方也都学不到好处。现在的文化侏儒就只知道思考跟知识，你不知道有人品跟教养，你不知道有智慧，这样也是文化的侏儒、教育的侏儒。（《儿童中西文化经典导读与启蒙教育》）这无疑真正揭示出了
与此相联系的就是我们在到处喊科教兴国，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加大学术研究的投入，然而我们的学术水平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提高，甚至在科技方面在世界上的排名中还有倒退。这是为什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曾问他的博士生：上个世纪之交，文人都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国学根底很深，产生了一批大师级的人物。近几十年，为什么我们没有大师级人物，为什么没有产生世界性的著作？除了封闭、积贫积弱，“文革”等因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传统文化的底子太薄。
二、今天的读经与辛亥革命以前的读经有根本的不同
今天的读经是在埋葬了封建社会已经近一百年的21世纪，中华民族不但已经整体上站立了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还正在一步步地通过艰难困苦，战胜千难万险，走向全面复兴。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今天的读经已与那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民国初年在废止读经以后不久，曾经有一股复古势力，欲借尊孔读经之名以恢复封建皇权专制。其时孔子和儒学经典刚刚失去法定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作为思想权威孔子象征的孔庙还遍布州县，春秋仍由各级政府主持公祭，即使像北京大学这样的新式学校，文科仍有例行祭孔；儒学经典仍然被作为各级学校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教材。今天的中国与民国初年的中国已有天壤之别，孔子及其学说改变没有任何特权，只是在人们的怀疑乃至嘲讽中在少数儒者那里保留着敬意和尊严，甚至还要借“国学”或“传统文化”的名义求得生存。90年代以来，从台湾兴起了读经活动，并开始发展到了大陆，就有许多人坐卧不安，冷嘲热讽，上纲上线，大事张伐，把今天的读经与历史上“尊孔读经”联系起来，以为是封建的沉渣泛起，如果不是目光短浅，就是别有用心。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的读经，倡导者不过是一些文人、学者、教育家，而推动和组织的也只不过是民间的义举，许多教师都是以义工的形式，是在凭着自己的良知尽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这些有识之士有感于文化传统的断裂，有感于未成年思想贫弱，心灵空虚，道德滑坡而做的补偏救弊的工作。我们提倡儿童读经的不是为了科举高中，升官发财，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继承民族的传统文化，不至于使传统文化断层，具体点说就是学习修身养性，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蒋庆先生在《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前言”中说：“《诵本》编订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给中国所有的儿童提供一个诵读中华文化经典的最基础的教本。中国文化的复兴必须从娃娃抓起，儿童背诵中华文化经典，从小在心中埋下中国圣贤义理之学的种子，长大成人后自然会明白中国历代圣贤教人做人做事的道理，即懂得内圣外王、成己成物、知性知天的道理，从而固守之、践履之、证成之，将圣贤的教诲融入自己生命成长的历程，积极地去参与历史文化的大创造，努力做到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
今天的读经在青少年的整个学习中只占微不足道的比例，切没有任何强制性，可以说只不过是“课余”爱好之一。我们的家长可以赶着孩子去学钢琴，学画画，学书法，学剑桥少儿英语，学这些没有多少深意的、知识性、技巧性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诵读远比这些意蕴深刻、博大精深的传统经典呢？这些经典是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源泉，中国文化的根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先生曾说：“任何一个有很长历史的民族，其文化都有自己的根基，让儿童从小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根基很重要。从小让孩子了解文化根基，他们就会在非常深厚的文化资源里吸取力量。”
三、读经是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基础性工作
今年２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其中提出具体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容包括四大块：爱国主义、革命传统、中华传统美德、民主法制。笔者以为中华传统美德才是根本，才可以生长或涵盖其他三方面。
中华传统美德具体体现在古代的圣贤人物、志士仁人身上，但他们的思想修养的根源其实是扎根于以儒家经典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经典当中，也可以说中华传统美德的理念就蕴藏在以儒家经典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经典当中。如果不对这些经典有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华传统美德，使这些美德渗透到自己的血脉之中。
要切实落实《意见》，不是再向过去一样开开会，喊喊口号，就必须自小者近者切实做起，也即从根基做起！这就是从最根本最切实的读经的教育做起。一方面，从整个社会来讲，已经有三代人与经典无缘，现在读经对于他们来说是来不及了，其中虽然有亡羊补牢的可能，但已经影响了中国人的整体素养，悔之晚矣。另一方面，从儿童时期开始读经，培养下一代则又是如此地急迫，因为儿童时期心理情感尚在发育过程当中，有很大的可塑性，等到成年了，如果没有获得良好的教育，毛病形成了，性情养成了，就来不及了。因此，要以全社会性的读经活动作为基础，作为一种最简易可行但却最实际有效的途径，从根本做起，来救助文化、扶持人心。
四、读经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很多批评读经人说这是违背儿童天性，不符合教育规律的，是这样吗？事实上，让儿童在不求甚解的前提下以轻松愉快地朗读和背诵传统文化的经典，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教育方法。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其他国家和民族当中的古代的历史文献中，都曾经记载了这种教育方法对于开发儿童智慧的益处。
今天，一般都认为，在小学阶段，应该多背诵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典籍，小学生可能不会理解，但是不要求他们理解。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实际上是教人怎么做人做事的，而怎么做人做事实际上贯穿在人的一生当中。小学生记忆力好，当把这些东西记住了，是很难忘记的，这样，在他以后的成长中，他会遇到很多事情，然后会想起以前学的东西，就会有恍然大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感觉——这才是真正的“终身学习”。
今天，更有许多教育家和学者通过现代教育、教学科学的研究证明了读经是有其科学依据的，是符合教育规律的，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曾经就儿童诵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与潜能开发之间效应相关性进行了实验。实验组分别随机选取上海市两所幼儿园、四所小学中的几个班级为实验班级，并选定了平行相关的对照班，对实验班试用了为期两个学期的读经方法之后，分别对他们在识字量、记忆力、注意力、智商和人格等五个方面的指标进行了试验前后差异、对照班和实验班之间差异的比较和检验。统计分析的结果发现，读经这种教育活动对于同时提高儿童的识字量、记忆力、注意力和人格都有不同程度的正相关或促进作用，是值得推广的良好教育方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儿童诵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与潜能开发”效应相关研究报告》）
南华大学社会所副教授翟本瑞对读经的效果有更长期而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表明，老师及家长对读经反应良好，因为读经能够提高学习成效、提升学习能力的项次计有：提升记忆力、增进日后的理解力、加强阅读能力、思考的触角多且广、提高语文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好、提升作文能力、增加语汇、认识许多字(识字)、较易了解文言文、提升专注力、持续力增加、开发理性等。对于生活常规、行为仪节等属德育、群育的范围项，读经具有影响的项次计有：涵养性情、修身养性、比较懂事、不和别人计较、容易静下来、达到自我规范、自我要求、具有反省能力、易于接受他人的指正、懂得兄友弟恭、体谅别人、具有羞愧心、在家表现好、师生间互动良好、同侪间互动良好、班级常规良好、整洁、秩序得名、家长产生自信心、自己比较有自信心、增添生活情趣等，可见读经可以陶治性情，教化民众，具有规范性功能。除此之外，读经对于存留文化、导正社会风气，亦有相当程度的作用。实证研究中，读经班级在德育、群育、美育各项上的影响效果相当显著，智育虽然因为班级内部的调整，无法见出统计上的差异，但在实际访谈中，许多受访者皆表示读经对智育各学科亦有相当突出表现。(翟本瑞：《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儿童读经运动的教育社会学反省》
台湾国学大师南怀谨先生说：“从儿童开始诵读经典名著，是我们一贯的基本教育方法，20世纪因受到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而被逐渐丢失了。据悉，现在的欧美也开始反思现代教育中的流弊，而逐渐恢复传统的诵读方法。童年记诵的东西肯定会忘记很多，但如同每天的饮食会变成营养，它们会成为一个人生命的一部分。”
台湾著名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说：少儿读经是中华文化的储蓄银行。中华文化最好的货币就是经典，在年幼时将最好的货币存在他们心中，他们长大后一定会知道怎么用。
牟宗三的学生，在台湾和大陆推动少儿读经的王财贵教授有学术报告《儿童中西文化经典导读与启蒙教育》，认为儿童是吸收的年龄，他不是发表的年龄，儿童是累积的年龄，他不是组织的年龄，所以儿童只是只管吸收，他就象海绵一样，有什么吸收什么，全部吸收进来，至于懂不懂，不是他的事。他对于自己懂，很高兴，对于自已不懂，他也很高兴，对于自己懂不懂他自己都不晓得，我们大人不要那么紧张，提醒他你一定要懂，这是违反了他的天性。
网上也有网友这样评论读经活动：“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很好，应该推广。中国的四书五经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凝结了人类和民族的智慧，有很好的做人做事的道理。我30岁了，前一段时间才认真地读了《大学》、《中庸》、《吕氏春秋》等书，别人都觉得我奇怪，我却觉得受益匪浅。人家说，和一个优秀的人谈话可以得到提高。在读那些古书的时候，就像和睿智的古人在交流，何乐而不为？难道真的只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吗？看着别人的牛排沙拉的时候，别忘记自己还有鱼翅燕窝。” 说得多好啊，这是亲身的体验，是失去了在儿童时期读经机会的年轻人在成年时补充读经的真实体会。
<<春秋》公解 甲子癸亥
公，爵也。《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孟子*万章》云：“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又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者，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白虎通》云：“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王者之後，謂二王后也。二王者，殷、夏也。知公者五等之上也。五等之爵，命各有差，《典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又云“王之三公八命。”是上公於公，命數不同，似上公與公亦非一者。鄭玄解之曰：“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賜也，不過九命。”玄注：“、三公八命矣，複加一命，則服龍袞，與王者之後同。”則知，公者通稱也，上言之，以德行稱耳，並加命焉。或以王者之後，故君子進之，言以上公也。何謂以德行？《白虎通》云：“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明其德也。然天子三公，不盡整德，故有追焉。天子之下，即五等也，公爲五等之最尊，不可再文，故加以上也。
然比慮《春秋》，宋爲殷後，杞爲夏後，《春秋》不皆書公，又若虞、虢非是而《春秋》書之者，以《春秋》乃聖人作法，文有貶退，辭有褒舉，不可據以責也。或曰：虞虢者，小國也，功過未詳，退進難知，又非王之三公，《春秋》以書何也？答曰：賈公彥云：“此殷時稱公，武王滅殷，虞虢無過可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