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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邮报（第6期）
孔历2558年（西历2006年）12月22日邮发
主 编：陈明
执行主编：吹剑
儒家立场 儒学理念 儒教事业
目录
--“十博士生联署抵制耶诞节”专辑之二--
◆陈明：对“十位博士生联署《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评点
◆陈乔见：慎对耶诞节――我署名的原因及希望
◆王达三：关于十博士生联署的《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的最终说明
◆石勇：“十博士生”的“文化本能”与“圣诞节”的商业化
◆赵子梵：抵制圣诞节 免使中国文化被沦陷
◆雅可夫：十博士们，这就是你们的研究成果？
◆苏少鑫：抵制“圣诞节”：“文化焦虑”之下的“T型台裸奔”
◆张轲风：论十博士的取宠闹剧与文化的自主性
◆基督教网友“李杜韩”：僵硬的姿态与雄伟的外衣――圣诞节争论之相
【新民网.独家报道】人大清华等高校十位博士联名抵制圣诞节(图)
◆“十博士事件”轰动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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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对“十位博士生联署《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评点
作者：陈明，《原道》主编，首都师法大学副教授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究竟是一个自然的文化交流过程还是一种有组织的文化侵略谋划？两种观点一直针锋相对，并且都能列举大堆事实和经验支持论证。不久前到山东青州，漂亮的益都中心医院就是在1882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武成献博士开设的青州广德医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同样在青州的英国传教士库寿龄在那里留下的却是盗卖甲骨的恶名；至于直接导致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巨野教案发生在山东更是众所周知。就我个人来说，耳中嗡嗡作响挥之不去的是马汉在《海权论》发出的“基督教文明的重任就是将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念之中”的宣言，以及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的强化和升级。
但是，对于圣诞节的论述似乎还不能就此简单直接的过渡延伸。这不仅因为时移世异国际关系结构发生了变化，也因为圣诞节与基督教并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对于大多数在小康道路上的白领蓝领或其他寻常百姓或忙碌而枯燥，或平凡而平淡，本就怀有将时光细加雕刻以尽可能丰富的姿彩声色遣此有生之涯的冲动：电游玩腻了、麻将搓累了，把圣诞节信手拈来给心情一个放松的理由，何乐不为？又有何不妥？至于耶酥是谁？圣诞老人是谁？如果不是完全不在乎至少也并没太当一回事。应该看到，这不仅是一个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生活权利，它后面还有一股朴素而自信、有力而健康的生命之流绵绵涌动！
那么，十博士说的“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文化主体性”是不是就纯属无的放矢小题大做杞人忧天呢？答曰不然，因为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虽然圣诞节虽不等于基督教，但二者之间的关联却是不言而喻的，由过圣诞节到信基督教的假戏真做在现实中屡见不鲜。进一步就应该看到，宗教不只是个人身心安顿的问题。当某一宗教的信众数目递增到一定数值的时候，它就具有了超溢出个人性之外的意义，而衍生出社会、政治和文化诸问题。 “骆驼是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的”这个警语用在这里或许不是十分准确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启发意义。例如因强烈的现实性和实践性而成为当代政治哲学中心议题的文化认同，就与宗教密切相关。事实上，从马汉到亨廷顿的基督教扩张战略并没因时代变迁而归于歇绝，约瑟夫－奈的“soft power”概念更将其赋予了战术的色彩。如果早期传教士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的美梦成真，这些战略家肯定比那些传教士更开心。
任何的节日都不只是一个自然时间单位，而总是跟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生活经验勾连在一起。而生活方式、生活经验又总是积淀凝聚着某种记忆某种价值，作为该群体之意义保证、认同维持和历史绵延的基础与目标。什么是中国人？就是中秋团圆、除夕守岁、清明节扫墓！套用柏林的话说，丢失了这些节日也就是失去了保护人们的民族性存在、民族性精神、民族性习惯、民族性记忆和忠诚的盾牌。斯节斯教如火如荼对于这些节日究竟是一种补充还是一种消解替代？在圣诞铃声中是不是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渐渐地“只把杭州作汴州”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如果承认对于神圣性的需要形成了一个精神产品的市场，如果圣诞节可以理解成基督教的产品，那么我们凭什么进入并展开竞争？这才是更加根本的关键所在。毫无疑问，《看法》谈的表面是圣诞节，实际是基督教。所以它涉及的本质上仍然是我们民族和我们文化自身的问题。我从公民宗教角度讨论儒教的复兴，实际就包含激活祠堂孔庙书院、激活传统节日中的思想情感与信仰，使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有机性得到恢复和提升的用意。
文化的生长是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只要自己的生命顺畅日子红火了，文化自然就会流光溢彩。但我们似乎尚没意识到我们目前尚处于文化的空心状态――这是我们工作的真实起点。如果对此有了足够清醒的认识，相信十位博士对圣诞节的拿捏分析会更加细致到位，对问题的应对解决也会更加平和成熟。《论语》有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来源：新快报2006-12-22
◆陈乔见：慎对耶诞节――我署名的原因及希望
作者：陈乔见，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有在下联署的《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会这么火，实在出乎意料。
大概浏览了一下网络上的各种意见，略作回复如下。
我之所以参与此事，主要原因有四：
其一，中小学、幼儿园老师组织小朋友过耶诞节，是我所担忧和痛心的。
其二，大学生对耶诞节、情人节趋之若鹜、忘乎所以、乐此不疲、盲目跟风，是我所反感的。
其三，商业利用节日（不仅仅是耶诞节）促销，是我所厌恶的。
其四，Christmas 就是纪念耶稣诞生，翻译成耶诞节名副其实。
另外，我等在私下交流的过程中，我曾明言我所不赞同的一些内容和措辞，但就整体而言，我坚决支持。既然如此，我为何不署名？
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此次倡议达到的目标：
其一，中小学、幼儿园老师或校方不宜组织学生过圣诞节。我不希望小朋友看到一个满脸胡须的老人，就直叫圣诞老人。
其二，我希望大学生看过这个帖子后，在他们去参加耶诞晚会、party、舞会等各种集会之前，能够有一丝反省。大学生活多彩多姿、要找个狂欢的契机随时都行，没必要在这天。别人的外婆过生日，你买个蛋糕去干嘛！？
其三，在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精神所影响的今天，要改变节日的商业化和庸俗化，是一个艰巨的工作。法兰克福几代大师对此批判不已，对此种趋势也望洋兴叹。我当然不会天真地奢望唯利是图的商人会停止促销活动，但我仍会力所能及做一些事，如此而已。
其四，让国人认识到，耶稣是基督徒的圣人。而我们有我们的圣贤：尧舜文武周公孔孟程朱陆王等等。总而言之，能唤起国人的一点点文化自觉，足矣！
至于有人认为我等是为了扬名，我不妨告诉你们，在署名之前，我所考虑的全部是它有可能带来的麻烦。还没考虑到所谓的“人气”或者说“点击率”，毋宁说，我对这些东东与对大学生过耶诞节一样的反感。
武汉大学陈乔见
丙戌冬至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21143&page=1
◆王达三：关于十博士生联署的《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的最终说明
王达三
一、关于起因
二〇〇四年，我曾写就《拒绝“香蕉化”，过我中国节》一文，提出慎对“洋节日”、过好中国节的问题；二〇〇五年十二月，我曾写就《就所谓“圣诞节”问题告国人书》，提出非“耶教”信仰者不过“耶诞节”的问题。两文，尤其是后文，遭到了一些网友的猛烈批评，这坚定了我就此问题展开详细说明的决心，以便进一步呼吁和唤醒国人的文化集体无意识。
实际上，发起这个活动的根本目的基于我的这样一个文化立场，即以儒家文化为主干，回归传统，复兴儒学，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由于坚持这个立场，所以我对包括“耶教”在内的整个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大行其道和日趋泛滥表示担忧，认为应该对之采取理性和审慎。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一日至四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儒学会议上，我碰到好友武汉大学陈乔见君和北京独立学者杜吹剑君。三人彻夜长谈，间及国人无意识过“耶诞节”从而为“耶教”在中国传播泛滥推波助澜事，三人遂商议以倡议书的形式就这一问题系统发表下看法，决定由我起草倡议书，由三人分头联系在校博士研究生署名。
二、关于文稿
《看法》由我执笔起草，凡经十余天，数易其稿，最后又经陈乔见君以及不便透露姓名的几位年轻朋友修改而最终定稿。因为几位朋友的修改幅度不大，所以《看法》如有纰漏，责任主要在我。
文稿起初定为“告国人书”，后又改为“倡议书”。但后来我感觉这两种标题都有些沉重，故最终采用了“看法”的形式。
因为习惯之故，文稿起初用繁体字写成。上网发布时，由朋友把繁体字文稿转换成简体字文稿，所以造成了一些舛误。最明显的例子在第一条建议中：把只对耶教徒而言才具有神圣意味的“基督”、“基督教”、“圣经”、“圣诞节”、“圣诞树”等改称为不带感情色彩和崇拜意味的“耶酥”、“耶教”、“耶经”、“圣诞节”、“圣诞树”等。后一“圣诞节”应为“耶诞节”，后一“圣诞树”应为“耶诞树”。因为文章上网之后被迅速转载，所以不及改换。目前网络流行文本即是有舛误之简体本。
因有流行文本舛误，现特将繁体文本附录文后。
三、关于署名
之所以邀请名校和名科研院所在读博士研究生参与署名，主要考虑是想表达下中国年轻人的文化立场，当然“名”的效应容易扩大影响也在考虑之内。为统一署名者身份，作为已经博士毕业的杜吹剑君和我都没有参与署名。
邀请署名是个很复杂的事情，因为陈乔见君、杜吹剑君和我并不认识太多高校的同学，只能朋友找朋友，同人托同人，甚至三五回合、三番五次不得确定。
开始准备在近二十所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寻找大体同意《看法》观点的同学参与署名，但因为时间、精力不及，最终只有十位同学参与署名。“十位”是个巧合，不是故意。
文章发布后，南京大学刘聪同学即宣布退出署名。主要原因可能是他经过我→北京朋友→武汉大学朋友→北京大学朋友才找到的，因为联系环节太多，而我们又急于发布文本，导致他没有及时通过电子邮件看到《看法》。文本发布后，他可能感觉到自己观点与《看法》有些差异，或者不认同这种发布形式，所以才决定退出。无论如何，我们尊重刘聪同学的决定，衷心感谢他的参与，并对因仓促而给他带来的不便表示深深歉意。在接到刘聪同学的意见后，我们即刻在儒学联合论坛发布声明宣布了这个问题。因网络没有及时转载，所以这个问题体成为一个炒作热点。
在刘聪同学退出后不久，四川大学崔罡同学参与署名。所以，“十博士生”还是“十博士生”。我们衷心感谢崔罡同学的参与和支持。
四、关于发布
开始并没有考虑在纸面媒体上发布文本，因为今年九月份我发起《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建议书》（五十四名知名学者联署）时，很多纸面媒体告诉我涉及到签名和倡议的问题很敏感，不敢或不宜发表。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发布在中国儒教网、孔子二〇〇〇网、儒学联合论坛三家儒学门户网站上，并由这三家网站作为发起者。
之所以选择这三家网站，是因为我是中国儒教网的站长，杜吹剑君是儒学联合论坛的总版主，而孔子二〇〇〇网是中国最大的儒学网站，其站长也和我们是多年的至交。
文本首先于十二月十八日中午发布在儒学联合论坛上，广州《新快报》记者敏锐发现了这个话题的新闻价值，提出要于十九日全文刊登。次日该报发表时，因文章较长而增加了几个标题。网络流行文本即是《新快报》文本。
五、几个答辩
网络媒体以及公众对《看法》的反应十分积极和激烈，这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鉴于有一些媒体和公众对《看法》有些不解、误解甚至是曲解，我作几个简要答辩：
第一，《看法》本身没有“抵制圣诞节”、“拒斥基督教”的提法，这些提法皆为媒体的炒作，误解或曲解了《看法》的基本观点。
第二，本次活动完全是几个年轻人自觉发起的一个文化倡议，没有任何的背景。任何无端猜测都是极端不负责任的。
六、几个声明
《看法》已经非常明确、系统地表明了我们对“耶诞节”以及包括耶教在内的西方文化的看法及其呼吁，故而我们决定不再对外作任何说明和答辩，并声明如下：
第一，从本文稿发布起，十博士生以及王达三本人即刻停止任何对外答辩，拒绝任何形式的媒体采访。
第二，请各媒体停止对十博士生及王达三本人的任何形式的采访。
第三，请网络和媒体忠实于《看法》原文，以避免造成断章取义和误解曲解。
王达三
西元2006年12月22日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21146&page=1
◆石勇：“十博士生”的“文化本能”与“圣诞节”的商业化
作者：石勇
“十博士生”关于抵制“圣诞节”的“共同看法”已在公共领域激起关注和争论。笔者对此持支持态度。但观察角度不同。
对于既不需要用基督教文化的“时尚”来点缀或包装自身也不需要加入“消费者狂欢”获得快感，而只是冷冷地注视着这些表演的我辈来说，每年的“圣诞节”都是一次令人不胜其烦的骚扰。土法推销的“圣诞礼物”让人啼笑皆非。网络也没有净土，打开邮箱，居然堆满了所谓“圣诞贺卡”。
这一时刻，一个不愿以“他人之自我”作为“自我认同”之对象的人即使心灵不那么敏感，恐怕也会知道什么叫“文化焦虑”和在价值排序上较高的“文化”的巨大杀伤力。由此判断，“十博士生”们的反应甚至都可能是仅仅基于“文化本能”。
笔者太清楚这些玩意与商业的联姻，或者说是商业基于自身利益与具有“价值指令”的文化抱在一起舞蹈的事实。因此，骂几声无济于事，因为它在利用商业的同时，也需要使它自身对于商业有利用价值，而这背后就是“消费者”“想像性身份获得”的心理期待。这种“结盟”瓦解的一个条件是这样的“文化”一钱不值，不能给“消费者”带来快感。
不得不说“十博士生”以“名校博士生”这一在社会价值排序上较高的身份符号切入公共领域，与“圣诞节”的狂欢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暴露出现代社会的一个秘密：只有在社会价值排序上较高的东西才更能“在场”（不管由此引来的是捧还是骂）和诱惑大众的“想像性获得”冲动。这意味着在“圣诞节”狂欢中完全不是基督教文化在单打独斗，对它的抵抗极易被纳入抵抗商业法则的可怕结构中。因此我们倒不如来看它们是如何在一起跳“现代舞”的。
英国学者汤普森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一书中无奈地哀叹：文化已传媒化了。不错，我们活在一个传媒的世界。或者说，那个在哲学视野里不过是现象世界的世界已经被传媒所“编码”。用波兹曼的话来说，这也就意味着，你不在传媒存在，你也就不存在。
文化当然在劫难逃。现代技术规则已根本性地改变了文化的传输和接受形式。但很显然无论是传输还是接受，无论是“编码”还是“解码”，都需要商业这一中介，因为现代人与古人不一样，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消费者”，不过是被消费意识形态俘获的角色。如果说古人对于文化的需要是基于“存在”，那么现代人更多是基于“占有”。因此文化也变成一种消费，文化商业化。
既然人在“文化需要”方面听从的更多是“占有”而非“存在”的指令，那就意味着，哪一种文化在一个对比结构中更能使人在心理竞争中找到快感（哪怕是意淫），它就具有更多的消费价值，也就会受到商业的“青睐”。从而，它也就越能制成可供消费的商品，诡秘地微笑着以看不见的价值指令渗透进大众的精神世界。商家吐着唾沫数钞票，“文化”悄然控制人的心灵。真是皆大欢喜。
看起来商业并不考虑“文化”的价值指令，它似乎要对一切进行“祛魅”。因此，哪怕“圣诞节”多么具有宗教色彩，在现代社会，它也要把它变成一种消费，变成一个非基督教徒都可参与的消费狂欢。一种幻觉就这样出现：当市场上叫卖着“圣诞礼物”、“圣诞老人”像生意人一样地朝消费者微笑、“平安夜”里人们作乐爆笑时……这个“圣诞节”是一个宗教节日还是一次商业狂欢？能把它们截然分开么？仅就形式而言，在传播基督教文化方面，传教士们又如何来和商业相比呢？
中国的一些非基督徒热衷于过“圣诞节”，背后不过是对“时尚”的屈从，因为这种“时尚”本身在社会价值排序上位于较高位置。也就是说，在一个对比结构中，比之中国传统文化，由于西方基督教文化背后有强大的政治、经济等物质力量支撑，通过对它的消费所获得的“想像性身份”更能让他们觉得自己在社会价值排序上相对还处于较高位置，更能收获“价值感”。这当然更多是一种意淫，但这恰恰是一个被“文化殖民”的群体的存在特征，这种意淫通过群体性狂欢的确证将不会被意识到。很难想像，他们会去过非洲那些穷国的节日。
见钱眼开的商业注定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圣诞节”如此，春节如此。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指责它毫无意义，而只能想办法利用它。但想利用它，自身又必须具有为它所利用的价值。如果所有的非基督徒都抵制“圣诞节”，恐怕它才不会干那种亏血本的傻事。因此关健还是在于“消费者”和“文化”。怎么办，还是那句老话，提炼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让中国人觉得过传统节日更能找到“价值感”（就不说“自我认同”这类东西了）。
事实的残酷在于，在现代性条件下，文化根本不可能单打独斗，而“中国文化主体性”沉沦与政治、经济、人权等领域的沉沦密切相关――它们的沉沦遮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夺目光辉。因此复兴传统文化，固然要大力弘扬和创造，但的确不仅仅是“文化”的事。
“十博士生”关于抵制“圣诞节”的“共同看法”已在公共领域激起关注和争论。笔者对此持支持态度。但观察角度不同。
对于既不需要用基督教文化的“时尚”来点缀或包装自身也不需要加入“消费者狂欢”获得快感，而只是冷冷地注视着这些表演的我辈来说，每年的“圣诞节”都是一次令人不胜其烦的骚扰。土法推销的“圣诞礼物”让人啼笑皆非。网络也没有净土，打开邮箱，居然堆满了所谓“圣诞贺卡”。
这一时刻，一个不愿以“他人之自我”作为“自我认同”之对象的人即使心灵不那么敏感，恐怕也会知道什么叫“文化焦虑”和在价值排序上较高的“文化”的巨大杀伤力。由此判断，“十博士生”们的反应甚至都可能是仅仅基于“文化本能”。
笔者太清楚这些玩意与商业的联姻，或者说是商业基于自身利益与具有“价值指令”的文化抱在一起舞蹈的事实。因此，骂几声无济于事，因为它在利用商业的同时，也需要使它自身对于商业有利用价值，而这背后就是“消费者”“想像性身份获得”的心理期待。这种“结盟”瓦解的一个条件是这样的“文化”一钱不值，不能给“消费者”带来快感。
不得不说“十博士生”以“名校博士生”这一在社会价值排序上较高的身份符号切入公共领域，与“圣诞节”的狂欢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暴露出现代社会的一个秘密：只有在社会价值排序上较高的东西才更能“在场”（不管由此引来的是捧还是骂）和诱惑大众的“想像性获得”冲动。这意味着在“圣诞节”狂欢中完全不是基督教文化在单打独斗，对它的抵抗极易被纳入抵抗商业法则的可怕结构中。因此我们倒不如来看它们是如何在一起跳“现代舞”的。
英国学者汤普森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一书中无奈地哀叹：文化已传媒化了。不错，我们活在一个传媒的世界。或者说，那个在哲学视野里不过是现象世界的世界已经被传媒所“编码”。用波兹曼的话来说，这也就意味着，你不在传媒存在，你也就不存在。
文化当然在劫难逃。现代技术规则已根本性地改变了文化的传输和接受形式。但很显然无论是传输还是接受，无论是“编码”还是“解码”，都需要商业这一中介，因为现代人与古人不一样，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消费者”，不过是被消费意识形态俘获的角色。如果说古人对于文化的需要是基于“存在”，那么现代人更多是基于“占有”。因此文化也变成一种消费，文化商业化。
既然人在“文化需要”方面听从的更多是“占有”而非“存在”的指令，那就意味着，哪一种文化在一个对比结构中更能使人在心理竞争中找到快感（哪怕是意淫），它就具有更多的消费价值，也就会受到商业的“青睐”。从而，它也就越能制成可供消费的商品，诡秘地微笑着以看不见的价值指令渗透进大众的精神世界。商家吐着唾沫数钞票，“文化”悄然控制人的心灵。真是皆大欢喜。
看起来商业并不考虑“文化”的价值指令，它似乎要对一切进行“祛魅”。因此，哪怕“圣诞节”多么具有宗教色彩，在现代社会，它也要把它变成一种消费，变成一个非基督教徒都可参与的消费狂欢。一种幻觉就这样出现：当市场上叫卖着“圣诞礼物”、“圣诞老人”像生意人一样地朝消费者微笑、“平安夜”里人们作乐爆笑时……这个“圣诞节”是一个宗教节日还是一次商业狂欢？能把它们截然分开么？仅就形式而言，在传播基督教文化方面，传教士们又如何来和商业相比呢？
中国的一些非基督徒热衷于过“圣诞节”，背后不过是对“时尚”的屈从，因为这种“时尚”本身在社会价值排序上位于较高位置。也就是说，在一个对比结构中，比之中国传统文化，由于西方基督教文化背后有强大的政治、经济等物质力量支撑，通过对它的消费所获得的“想像性身份”更能让他们觉得自己在社会价值排序上相对还处于较高位置，更能收获“价值感”。这当然更多是一种意淫，但这恰恰是一个被“文化殖民”的群体的存在特征，这种意淫通过群体性狂欢的确证将不会被意识到。很难想像，他们会去过非洲那些穷国的节日。
见钱眼开的商业注定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圣诞节”如此，春节如此。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指责它毫无意义，而只能想办法利用它。但想利用它，自身又必须具有为它所利用的价值。如果所有的非基督徒都抵制“圣诞节”，恐怕它才不会干那种亏血本的傻事。因此关健还是在于“消费者”和“文化”。怎么办，还是那句老话，提炼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让中国人觉得过传统节日更能找到“价值感”（就不说“自我认同”这类东西了）。
事实的残酷在于，在现代性条件下，文化根本不可能单打独斗，而“中国文化主体性”沉沦与政治、经济、人权等领域的沉沦密切相关――它们的沉沦遮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夺目光辉。因此复兴传统文化，固然要大力弘扬和创造，但的确不仅仅是“文化”的事。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
◆赵子梵：抵制圣诞节 免使中国文化被沦陷
作者：赵子梵
今天看到一条新闻，说是北京的博士一起联合撰文呼吁网友抵制圣诞节。早就该来了，我想。
今年的11月30日我在长沙候家塘的麦当劳请人吃快餐，突然看见一位服务员搬着一楼梯走过来对我说：“先生不好意思，您能坐那边去吗？我们要在天花板挂东西。”什么东西啊？我向她手里一睹，原来是圣诞树的彩色拉条。然后我抬起头环顾四方，不可思议，刚
刚进门还空荡荡的大堂，就在我埋头吃饭的时候，已经挂满了花花绿绿的圣诞宣传单和拉条。
麦当劳是来自于美国的企业，他们要过圣诞节，自然没有什么好争议的。然而，当我在公交车上看见长沙著名的5星级的宾馆“神农大酒店”也早早的在圣诞前一个月就在大门口摆了一棵5、6米高的圣诞树，当我发现就连传统的中餐店都打出横幅来“庆圣诞，本店6到8折”的时候，我惶恐的发现，我不知不觉，或者说，中国人已经不知不觉的，被“圣诞”给包围了。
很小的时候，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中国只过春节，但是西方过圣诞，那圣诞到底是什么啊？在电视上看见外国的孩子可以在圣诞拿礼物，会有那么神奇的圣诞老人趁着你睡觉的时候从烟筒里爬进来往你的袜子里塞满礼物，还有糖吃，还可以堆雪球打雪仗的时候，我跟我妈妈说：“妈妈，我也要过圣诞节。”妈妈笑一笑对我说：“中国有春节啊傻瓜。”
于是我唯一一次过圣诞节是在高一的时候，那年圣诞我们班要搞圣诞晚会，于是屁颠屁颠的发圣诞帽，发糖，租圣诞树，搞活动，玩游戏，的确开心。但是后来想想其实玩的东西跟圣诞都没关系。
长大后，懂的东西多了。慢慢发现中国人过圣诞是件很傻的事。没有文化背景，没有信仰背景，甚至连最基本的语言背景都没有。圣诞在中国红起来是个莫名其妙的事情。往严重的方向去说，圣诞节在中国的红火是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沦陷的证明。
中国在150年前，一直都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一直都是文化输出国。这样强势的文化不仅仅在亚洲形成了汉文化圈，甚至还吸引了西方的向往，如果马可波罗没有在中国旅游一圈回意大利的话，可能威尼斯人就不会那么早的见识到中国颜料那么缤纷的作画材料，还在用宝贵的金、锡、铜矿铸币的威尼斯人，也不会诧异的见到最先使用纸币的中国人的纸币。还有，要不是马可波罗把中国人的配方带回去，现代意大利人差点就无福消受面食（pasta）和冰淇淋的美味。这个例子还只是冰山一隅。
然后，1840年的鸦片战争毁灭了中国人的骄傲姿态以后，中国的文化地位就一直处于劣势。中劣西优的思想开始在国人的思想里蔓延。国学被抛到一边，大家纷纷开始研究国外的吃穿住行，似乎西方的一切就是时尚的，优秀的，是值得发扬的。中国的一切就是传统的，守旧的，要抛弃的。产生这样的思想很大一部分的原因虽然的确是因为西方在经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后其科技文化已经大大的领先当时闭关锁国的的中国，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中华民族骨子里的自卑（被欺辱100年所产生的自卑心理）和崇洋媚外之心，家里的东西都是丑的，只有别人的东西才是好的。
所以，在圣诞节中国大行其道的今天，在电视里充斥着国外卡通的今天，在孩子们口中不再是孙悟空齐天大圣而是超人蜘蛛侠火影忍者的今天，我们应该警惕起来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世界弘扬了5000年的中华文明，却抵挡不了200年历史的美国文明，斗不过10岁的美国大片。这是一个多么让我们震惊的事实。
抵制圣诞节，也许并不需要这么极端，因为中华文化应该是兼容并包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拿起老祖宗给我们的宝贵遗产，现在就来进行这么一场艰难的，旷日持久的反抗战呢？！
来源：红网
◆雅可夫：十博士们，这就是你们的研究成果？
作者：雅可夫 提交日期：2006-12-21 00:46:00
今日上网溜达，偶见一篇奇文——《名牌大学十博士联名抵制圣诞节》。先不说内容，光这题目就有点骇人听闻。本人大老粗一个，才疏学浅、孤陋寡闻，以至于看到“博士”二字就头晕，“博士”啊，那可是用来景仰的！更何况是“十博士”，“博士×10”，这是啥概念？《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里有个著名的公式：“无聊×2＝无极”，而这一次，则是“博士×10”，这简直就是无极中的无极，足以让俺头晕100次。不过，头昏目眩之余，却总是恍惚地联想起以前看《三国演义》时知道的东汉“十常侍”，也不知为什么。
当然，也有人会说，在这个把高校当工厂、学生当产品制造的年代，“博士”的光环早已消退，已然是“博士多如狗，院士满街走”。不过，这回不一样，这可是“名牌大学”的博士，对于毕业于野鸡大学的我来说，一提到“名牌大学”几个字，一股崇敬的感觉就油然而生，对其景仰之心顿时如滔滔江水……因此，我不得不静下心来，怀着无限崇拜、无限景仰、无限热爱、无限忠于的心情精心品读“十博士倡议”。
然而在读完之后，在下却感到大失所望，原来我们的“十博士”们联合发出的，既不是在科学技术上的突破性创新，也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济世良方，亦不是对实现社会公正的铁骨诤言，更不是对自由民主的勇敢呼吁，而是——对国内民间日渐流行的“过圣诞节”现象所发出的一堆唧唧歪歪。
十博士在《呼吁书》中一开头就说：“西洋文化在中国已由‘微风细雨’变成‘狂风骤雨’，最为直接和集中的体现，莫过于‘耶诞节’在中国的悄然兴起与日趋流行。在此，我们，十位来自中国不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博士研究生，郑重呼吁国人慎对‘耶诞节’，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读了这段博士高论，在下却十分不以为然。首先我觉得西洋文化在中国演变成“狂风暴雨”并非是现在才发生的事，也并非仅仅体现为“过圣诞节”。实际上，我们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几乎方方面面都受“西洋文化”的影响，随手举几个例子：我们日常穿的衣服、鞋子是西洋式的；我们乘坐的交通工具是西洋式的，我们家庭用的电器也是西洋式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西洋式的，我们用来工作的电脑也是西洋式的；即使是生了病，我们多半也是看西医——莫非“十博士”们认为，我们必须穿身穿长袍马褂，足登布底皂靴屁股下坐着八抬大轿，点着大红灯笼，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章，拔拉算盘珠子当上网，张口“之乎者也”、闭口“呜呼哀哉”，病了只服仁丹或者是请来巫婆神汉跳大神，才算是“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是不是我们应该学习阿富汗的塔利班，一股脑儿将西方的“腐朽文化”统统禁掉，发扬我们的传统，让女人重新裹起小脚，男人重新留起辫子，以显示我们重新拾回传统的决心？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我国历史上第一条铁路的命运：1876年，中国土地上出现了第一条铁路——英商修建的吴淞铁路。而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居然认为修铁路要开山凿洞，会伤了“风水”，而且隆隆作响的火车会震伤“龙脉”，所以反对建铁路。可笑的是，第二年，也就是1877年，清政府居然花钱赎回了这条铁路并将其全部拆除——在我们的十博士眼中，清政府是不是该算作“抵制西洋文化”、“挺立中国文化”的第一面旗帜？只可惜这面旗帜带给我们的，是割地赔款、是丧权辱国。
十博士们痛心疾首地说：“大部分国人在不信仰‘耶教’乃至对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地使用‘基督教’、‘圣经’、‘圣诞节’等只对耶教徒本身而言才具有神圣意味的称谓，甚至浑然不觉地加入到‘耶诞狂欢’行列。”首先我承认，很多喜欢过圣诞节的小男生、小女生们，大概确实不知道这个“圣诞”的真实意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乐在其中啊不是？“圣诞节”对他们而言，并非什么神圣的宗教节日，而是一个尽情狂欢的由头。既然人家喜欢找乐子，就让人家去找，何必黑着个脸跳出来，唧唧歪歪道貌岸然一番让人家扫兴呢？君子应成人之美。其次，不仅仅是“圣诞节”这一个“洋节”与基督教有关，我们所采用的“公元”纪年本身就是传说中耶稣基督的生年，公元常以 A.D.（拉丁文 Anno Domini 的缩写，意为“主的生年”）表示，公元前则以 B.C.（英文 Before Christ 的缩写，意为“基督以前”）表示。根据十博士的说法，我们采取公元纪年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它跟圣诞节一样，属于“只对耶教徒本身而言才具有神圣意味的称谓”。那么，应该怎样纪年呢？是根据孔子诞辰，用“孔元”呢，还是根据黄帝诞辰，用“黄元”？或者是效仿金正日小朝廷，用主体“太阳历”？或者让当今老大颁布圣旨，改元“和谐×年”？还有，即便是我们使用的“星期”概念，本身也是舶来品，直到现在，我们还常常用“礼拜六”、“礼拜天”的概念。莫非，十博士们打算废除“星期”概念，采用汉朝的“十日一沐”的制度以彰显传统？
在下本人不信基督教，对“圣诞节”、“情人节”之类的洋节日也向来了无兴趣，极少参与。而对于商家以“圣诞”名义进行的各种促销噱头，向来也一笑置之。但是，我不喜欢过圣诞，是我自己的事，别人乐意过圣诞，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又没把圣诞强加于我，自然是井水不犯河水，何必大惊小怪？
十博士们又指出：“国人在文化上陷入集体无意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亦即经过百余年来国人对自家历史文化传统系统而又激烈地批判和颠覆之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已经呈建制性退场和整体性崩溃，导致中国缺少主干性的价值信仰和文化形态，进而导致中国现代文化的荒漠化和混乱化，从而为“西风劲吹”和“诸神乱舞”打开了方便之门。”本人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并非不敬，在我看来，中国在过去1500里始终能走在世界前列，显示出“中国文化”在昔日的辉煌。然而，好汉不提当年勇，中国近500年来的不断衰落、进而沦落为半殖民地表明，“中国文化”已经失去了往昔的风采，显示出其落后、保守、愚蠢和故步自封的一面。正因为这种“中国文化”阻碍了我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积贫积弱，才导致了“百余年来国人对自家历史文化传统系统而又激烈地批判和颠覆”。十博士们所言的“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并非发生于其遭国人批判之后，而是发生于批判之前，它就如一只熟过了果实，早已腐烂沉沦，甚至臭不可闻，怎么能怪国人弃之如敝履呢？正因为一百年来胸怀救国理想的志士仁人们前赴后继地探索救国之路，才初步扭转了近代中国饱受欺凌、横遭瓜分的屈辱处境，使得民族的复兴彰显一线曙光——而这种复兴，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马列主义，不正是借“西风劲吹”之力吗，哪里寻得到一丝一毫“儒家文化”的神功？
自从鸦片战争打开这个天朝大国的国门之后，总是有一些自以为是的“博学之士”试图用双臂挡住现代化的潮流，试图用手指遮住太阳，阻碍我们“睁开眼睛看世界”。这种行为扭转不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方向，却能迟滞实现这个目标的步伐。洋务运动时，正是一个“中学为体”的框框束缚了我们的思想，使得我国无法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走向现代化，尽管大清国力更强，国家更大，人口更多，而且也在制造利炮坚船，但照样在甲午战争中被小小的日本打得一败涂地；戊戌变法时，正是一个“祖宗法制不可变”的桎梏，使得维新派变法图强的梦想化为仅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的泡影，中国又一次丧失了追赶世界潮流的机会。迟到者总是要受到惩罚，此后数十年的中国，就在革命、动荡、战乱和苦难中捱过。及至新中国建立，曾给人民带来一线希望，但不久又紧闭国门，再次做起“拯救世界上四分之三苦难的人民”、唯我独尊的春秋大梦。及至改革开放，人民迸发出新的热情，但不久又被一个“反对全盘西化”破灭了梦想，把今日之中国变成了一个“四不像”的奇怪国家——它是经济怪物，却是道德矮子；它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制造能力，却没有任何拿的出手的技术创新；它的摩天大楼鳞次栉比，但它的人民苦难深重；它的经济增长一日千里，它的社会进步蹒跚乏力……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西化”吗？不是！请扳起指头数一数，我们所取得的进步，有几个不是“西化”的成就？而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有几个不是“守旧”的苦果——我们可以在器物层面相对容易地实现“西化”，因为在有形的方面可以比较容易地比较出优劣；但在精神层面，我们现代化的步伐却格外沉重，阻力格外的繁多，因为在无形的方面，一些抱残守缺的卫道士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我们在情感上的亲疏倾向忽悠我们，达到阻碍思想解放、社会进步目的！
“西化”有多么可怕？为什么那么多位高权重的官僚和锦衣华服的饱学之士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为什么他们就那么担心我们老百姓没有鉴别的能力？既然“西化”这么可怕，那么“西化”到骨子里的西方人肯定应该首先饱受其害、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才是。可实际上呢？无论欧洲、北美还是澳洲，“全盘西化”最彻底的国家无论是在经济上、文化上、科技上、政治上还是社会进步上，都当之无愧地立于世界最前列！如果说我们亚洲人不能“西化”，那么日本、韩国、台湾、香港这些“西化”得比较彻底的国家和地区为什么也活得好好的呢？奉劝那些“反对全盘西化”的饱学之士大可不必杞人忧天，是“西化”好还是“传统”好，实践才能出真知。我们的老百姓虽然没有博士头衔，但也分得很清楚：尽管我们都脱去长袍马褂换上了西式服装，但我们就是喜欢用筷子，吃中餐，为什么呢？筷子用着顺手，中餐味道好吃——该坚持的，老百姓自然会坚持，何劳卿等操心费神？
试图弘扬所谓“中国文化”的儒学士们可悲之处在于：他们不是中国复兴的推动力，而是中国经济复兴的产物。殊不知，这种复兴本身就是我国借鉴西方文明、走向现代化的结果，西装革履的儒学士们在好不容易用两碗炸酱面糊弄饱肚皮之后，才有了“弘扬中国文化”的闲情逸致，终于有劲大声疾呼“中国缺乏或没有既自信又自主、既具有一贯性又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与信仰”了。这一点，和处处遭人反感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何其近似，它无法提供走向富裕文明的方法，面对贫穷落后它一筹莫展，却满怀莫名奇妙的自我优越感，在别人进行了现代化尝试之后，试图揪住一些枝节末梢的瑕疵，以救世主的身份偷天换日、取而代之——冒他人之功，于心何忍？手握这么一个山芋，您就不觉得烫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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