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邮报（第3期）

[ 孔历2558年（西历2006年）12月14日邮发 ]

主 编：陈明

执行主编：吹剑

儒家立场 儒学理念 儒教事业

目录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为什么要发展国学

◆王达三：“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家”——方克立先生信读后

◆胡治洪：近20年我国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萧方：中国周边历史争议需建统一应对机制

◆关于“儒教”、“儒学”的英文译名的网络讨论（唐文明、陈明、心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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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为什么要发展国学

——在“国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2006年5月29日

各位老师：

非常欢迎你们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和我校国学院的老师一起讨论“国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这个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将产生深远影响的题目。人民大学为什么要发展国学？是因为面对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面对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面对现代化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我们根据十六大的精神，反复思考，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是我国在新世纪的一项重大战略性任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之一。没有传统文化的复兴，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复兴。所以，文化这个问题，与经济问题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前不久我在国外访问时就谈到，经贸是利益问题，文化是心灵沟通的问题。把国家之间的关系仅仅放在眼前的经济利益上，不符合整个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心灵沟通是利益和谐的一个重要保障。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传统从来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国家也不例外。自从上个世纪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探索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成功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声有色地展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思想理论，也存在本土化的问题。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新的时期，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肯定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根据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也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我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没有传统文化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就很难真正的本土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一些年轻人，甚至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对西方文化的发展津津乐道，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却知之甚少。这决不仅仅是个人的文化修养问题，更关系到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所以作为人民大学，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重镇，我们觉得有必要，也有责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什么名义提呢？我们经过研究，认为还是“国学”这个名字最贴切，以“国学”的名义把传统文化的大旗更高的举起来。我们知道，这可能存在某种风险，还可能引起个别人的一些猜疑。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是根据十六大的精神，根据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提出发展国学的想法和思路的。十六大提出六个“更加”，其中也讲到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所以，我们经过慎重思考，最后决定，还是把国学这个大旗举起来。这样做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也有一小部分人持反对意见。其中一些观点，确实值得商讨，比如，有的学者听到我们说“我们讲国学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他们就抓住这句话做文章，提出要“去”意识形态化。事实上，当时我们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国学从广义上讲，既包括意识层面上的内容，又包括考据、辞章、义理等学术领域的内容，还包括技艺方面的内容，比如中医、气功、烹饪、太极拳等等，这些都属于国学范畴。只是我们人民大学国学院目前主要不是研究技艺方面的国学，而是研究国学经典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内容。对于那些反对的声音，有道理的，我们认真思考、斟酌，并引以为鉴；误解和歪曲甚至攻击我们的，我们会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发展国学行胜于言，实践和时间会评判是非功过的。

国学研究特别是国学教育，已经沉寂了近一百年，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到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正好是八十年，以前好像没有成立过国学院，只有国学研究院。所以人民大学提出发展国学，必然会有很多新的观点，新的认识，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的研究，听取不同的意见。人民大学自从去年的今天宣布成立国学院，到10月份举行开学典礼，再到现在，已近一年时间。这期间我们收到的来信，毫不夸张的说有一段时间像雪片一样多。给我们写信的人既有著名的学者，也有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我们把这些来信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保存了下来，这些来信给予我们巨大的鼓舞，有很多著名学者都亲自写信对我们表示支持。前不久，我在上海见到南怀瑾先生。他认为，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是一件大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并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很多有识之士也都对我们表示支持。据我了解，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发展国学也是支持的，比如《光明日报》开辟了国学版，那就是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指示。国学版开办以来已产生很大影响。我想无论时代如何变，一个民族，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自己的文化从来不会有错。若想灭其国，必先乱其史。陈水扁现在不是这样干吗？他篡改台湾的历史，他就是想脱离中国，搞独立。要把中国“西化”掉，要让中国人把自己的历史忘掉，把自己的文化传统丢掉。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本身，对我们民族的复兴有着重要意义。不仅如此，我们的传统文化还对世界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前不久，胡锦涛同志到耶鲁大学发表讲话，讲话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多种文化，多样文明，这是他讲话的基本基调。实际上就是倡导各种文化的和谐共存。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把自己的文化，根据人类社会的发展，根据中华民族振兴的需要，重新审视，重新认识，重新解读，这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也是对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意义重大。

经过多方论证，我们制定了教学方案，因为没有一、两届完整的培养过程，很难说有把握，所以我们准备逐年级地公布教学方案，逐步推行。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像武汉大学的国学班、北大的文史哲的实验班，还有我们人民大学的文史哲实验班，也都有一些积累，这些都是前驱性的探索。我们确实也吸取了这样一些探索的经验，包括1925年清华国学院当时的试卷，我们也都看过一些，研究过一些。过去的这些探索都是我们前进的基础，都是我们探索研究的材料。在这些基础上，再经过几年的实践，也许我们能够拿出些有把握的东西，而现在，我们就如同邓小平同志所讲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如果不去探索，就永远不会有成果，永远只是在那里争来争去。所以我们一边可以有一些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注重实践，动起来、干起来再说，一边干一边研究。所以我们跟国学院讲，在人才培养问题上要召开若干次学术讨论会，广泛听取不同意见。任继愈老先生专门跟我说，要我们一定要重视古文的学习，古文搞不好，什么都谈不上。任先生这个意见，当然是非常的正确。也有一些老先生讲，一定要背四书五经，背不下来，算什么国学班啊？很多这样的具体意见，我们都需要认真研究。这次会议，各位专家学者来帮助、指导人民大学，我们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感谢。

国学今后怎么发展，这个问题意义重大，要靠我们各位专家学者共同努力。中国人民大学愿意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愿意多召开一些这样的会议，欢迎我们老一辈、年轻一代的学者共同关注这件事情。有人说人民大学是不是要培养国学大师，我们从来没这么说过，国学大师不是仅靠一个学校几年学制就能培养出来的，但是人民大学愿意为培养国学专门人才打基础，提供基本的训练，为此而做好我们的工作。我们只能说，我们的学生能不能成为国学大师，更多的是靠他个人今后长期的努力。就我们人民大学来说，目前主要还是着眼于培养传承国学的专门人才。不过南怀瑾先生认为，我们这个培养目标没有到位，他认为我们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出将入相，培养真正的治国人才。中国历代著名的大臣宰相都是“国学”培养出来的，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在他们那个时代绝对是精英。我们可以在国学专业教育中加入与时代相适应的内容，一样可以培养出将相之才。南怀瑾先生说，我们人民大学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不仅仅是搞学术，更应该培养治国之才。这当然是对的。其实，不仅是国学，中国大学中的任何一个专业都有可能培养出治国人才。我想老先生这样讲，是在勉励我们，让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目标，亦即国学教育应当有培养经世济民之才这样的培养目标。就是说，国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定位如何定位？教学方案，教学环节，教材建设，实践基地，怎么根据定位去落实？需要有更开阔的思维去思考。国学学位怎么办？现在的学位制度正在酝酿新的改革。我们人民大学对学位问题形成了两个思路，其中一个就是学什么就授什么学位，取消现在的按学科门类授学位，而是学什么就叫什么，按一级学科授学位。这是一种方案。当然还有一种意见，还是赞成现行的按十二个学科门类授十二种学位，那国学放在哪呢？文学不像，史学不像，哲学也不像。怎么办呢？另辟一门？增加一门？清朝末年的将人类积累的知识划分为文、理、法、农、工、商、医七个大学科，现在看都是对的。事实上一开始是八科，有经学，后来把经学去掉了。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现在教育部正在启动修订学位专业目录，这是今年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如果采取我们讲的第一个方案，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如果还是维持十二种学位，国学怎么办？需要很好的思考。我们的一个方案就是建议增加一门，不然就作为一级学科放在某一门类下面。哪是放在文学、史学，还是哲学下面？各位专家见仁见智。其实，在我看来，国学并不能只是从文史哲的角度去认识，也就是不能只是把国学看成是人文学科，而应同时看成是社会科学。因此，希望大家开展讨论，能够共同提出一个意见，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参考。也请大家支持我们，帮助我们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人民大学就是要集中全社会的力量来建立、发展国学，在校内，文史哲还有档案学院、法学院等都有一些国学方面的专门人才，我们要把他们凝聚在一起；校外，我们要借助社会上一切力量，来帮助我们办好国学事业。总而言之，我们应当齐心协力，与时俱进，把国学弘扬起来，振兴起来，接续文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如果这项事业能够取得一定成功的话，我相信不仅对我们国家的今天，同时对中华民族的未来，都会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永强记录，经演讲人审阅、整理）

◆王达三：“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家”——方克立先生信读后

作者：王达三

我这里所说的“大陆新儒家”，是指当下中国大陆的一批以儒家情怀、儒家理念、儒家立场登台亮相的中青年文化保守主义者，代表人物是蒋庆、陈明、康晓光。

说他们是蒋、陈、康三人是“大陆新儒家”，这并不过分。蒋以“公羊儒学”、“政治儒学”、“王道政治”三个命题见称；陈以“文化儒学”、“儒教新说”、“即用见体”三个命题见称；康以“新政仁政化”、“儒教国教化”、“文化民族主义”三个命题见称。其要，则是三人都持守儒家基本的价值义理系统和话语表述系统。三人也有差异，比如蒋重政治，陈重文化，康重民族；陈经常说蒋、康二人太保守，太顽固，而蒋、康二人也说陈游移于儒家内外而不坚定。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2004年7月，他们三人，还有经济学家盛洪，就一起在贵阳阳明精舍举行了一次儒学会讲，是为大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第一次公开的、集体的亮相。

为什么在新世纪之初会出现“大陆新儒家”这样一个群体？我认为原因有三：第一，世过百余年，人更三四代，在历史上作为中国主流、主体、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在近代以来没落崩溃，处于余英时所说的“魂不附体”的尴尬境地。但是，“魂不附体”并不等于“魂飞魄散”，相反，儒家文化固有的合情合理、可信可欲的义理价值，却并不因为其在近现代的短暂崩溃而失去意义，而是载之以书籍，藏之以名山，待乎今人和后人挖掘——这是迟早的事。第二，作为一个巨大的、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儒学历史地形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民族自性，浸染和融入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心性情感之中。它具有很强的民间的、民众的土壤和基础，因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在政治导向稍微放开时，就会有所萌动与复兴——这并不是说国家对儒学的政治导向已经根本改变。第三，一个民族的复兴，未必以其民族文化的复兴为根本前提，但却会以其民族文化的复兴为最高标志和最后实现，这点对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在我们已大体实现了“保种”、“保国”之后，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有一种自信，即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儒家文化以为我们的精神根柢，是为“保教”和“弘道”，亦即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复兴。

因此，“大陆新儒家”群体的出现，既是对中国百余年来在精神上勇猛地“挥刀自宫”的一个必然反思，也是对中国现实问题、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必然回应。此外，蒋、陈、康三人都对西方文化或暴风骤雨或绵绵细雨式的对中国的渗透有着一种极大的忧虑，而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情感和使命，也激发了他们的担当意识。故而奋而起之，大力倡导儒家文化，开时代风气之先，成为“大陆新儒家”群体中的佼佼者。

事实上，儒家就是儒家，儒学就是儒学，本无所谓新旧。新的未必能超过旧的，这是历代儒家的一个根本观点。所以儒家会不断回归孔子，回归传统，采取“保守主义”的立场而因应新的时代问题。我曾在《中国本位文化论之重提与新诠》一文中，对蒋、陈、康三人有过一个定位，即“南蒋庆北陈明，中有康夫子”。“康夫子”自然是指康晓光，因为他姓康，也主张儒教国教化，这和康有为有着一比。现在又给他们三人冠以“大陆新儒家”的帽子，乃是因为方克立先生称他们是“第四代新儒家”。而我认为，这种称谓是不合适的。

广义的“现代新儒家”，包括梁漱溟、熊十力、钱穆、冯友兰、贺麟、马一浮、张君劢、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官等人，狭义的新儒家，则指以新心学为皈依的熊牟一系。此外，“现代新儒家”在某种情况下也和“港台新儒家”相等同。因为建国之后，留在大陆的“新儒家”一度如同儒学一样，或花果飘零或隐而不彰，而且他们的弟子寡少，又因为大陆政治局势的困厄而少有出众者。因此，方克立先生所使用的“前三代新儒家”，在某种意义上，是指“港台新儒家”。而我所说的“大陆新儒家”，是和“港台新儒家”没有什么直接关联的：

第一，三代“新儒家”，以熊牟一系为例，第三代则有蔡仁厚、林安梧、李明辉等人；以熊徐一系为例，第三代则有陈昭瑛等人。“港台新儒家”三代之间，有一明确的师承关系。或者说，它是一个基于师承关系之上的业缘群体。而“大陆新儒家”则是和“港台新儒家”以及建国留在后大陆的“新儒家”没有任何的师承关系的。蒋庆早年也曾在香港拜会过牟宗三，并对牟的思想拳拳服膺，但并未入牟门，也算不得什么记名弟子。

第二，从年龄上来看，“港台新儒家”的第三代，和蒋、康、陈等人，大多年龄相仿，蔡仁厚的年龄要大些，但林安梧、李明辉、陈昭瑛等人，则和他们的年龄，没有太大悬殊。当然，年龄不能视为划分儒家群体间代际的主要因素，然而却也不能不考虑在内。实际上，以林安梧为例，他和蒋、陈二人私交甚笃，互相目为平辈学友。故此，不宜说“大陆新儒家”是第三代“港台新儒家”后的第四代。

第三，在蒋庆看来，“现代新儒家”主要的思想学术进路，乃在于以儒学比附西学，是为儒学的“歧出”，且“内圣开新外王”的理路，并不符合儒家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行不悖的传统——蒋庆也承认钱穆、马一浮等人的特殊性。换句话说，从总体上而言，蒋庆是批评和反思“现代新儒家”的，并且要扭转儒学的这种“歧出”，而回归儒学的正宗与传统，是为儒学的“复位”。康晓光完全同意蒋庆的这一判断。

第四，在陈明看来，“现代新儒家”的主要思想学术进路，乃在于对儒学采取了哲学化的解读，而陈明认为儒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功能性的文化体，包含有政治、宗教、心性、哲学等不同的层面。“现代新儒家”只是彰显了儒学的哲学层面，而遗漏或弱化了其他层面，这是对儒学的一种自我矮化和弱化。因此，从总体而言，陈明在学术理路和精神气质上，对“现代新儒家”也是有很大保留的。蒋庆和康晓光，基本同意陈明的这一判断。

第五，在我看来，“大陆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的一个重要区别，还在于“现代新儒家”更多地倾向于“坐而论”，而蒋、陈、康等人则更多地倾向于“起而行”。当然，这种说法可能会遮蔽一些问题，比如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即是力行者。但蒋的“王道政治”、陈的“儒教新说”、康的“儒教国教化”等，具有明显的摆脱单纯的义理讨论而直接灌注现实问题的蕴义。这样的做法，在第三代“港台新儒家”那里，已经是很少了。

我把蒋、康、陈三人定位为“大陆新儒家”，还有一个事实上的判断，即在台湾出现“去中国化”的情况下，台湾“新儒家”的境遇日趋困难。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其传承、其弘大的重任，已经历史的落到了大陆学者的身上。如果说五十年来，我们是“保台湾以存中国文化之统”，那么，今后我们就应该是“保大陆以存中国文化之统”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还不仅仅是一个事实上的判断，更是一种期许——“大陆新儒家”毕竟还是太少了。

（中国儒教网（http://www.zgrj.cn/）·木铎论坛（http://bbs.zgrj.cn/）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胡治洪：近20年我国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胡治洪，武汉大学教授。

一、回 顾

1980年代前期，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文化讨论的展开，以阐扬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为一贯宗旨、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曾经发生较大影响并于1949年以后在海外递续发展的现代新儒家，逐渐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对现代新儒家群体或个案的研究论著开始出现。①应合着这一势头，方克立率先发出了“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的倡议。②1986年11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③方克立、李锦全担任该课题负责人。方、李随后联络国内高校、社科院系统十多家单位的有关人员组成课题组，从而正式拉开了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工作的帷幕。

（一）1987—1996：从宣州会议到“评大陆新儒家推出的两本书”

1987年9月，“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组在安徽宣州召开了第一次学术讨论暨工作协调会。会议对现代新儒家的学派界定、阶级属性、形成原因、思想特征、学术成就、历史作用、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以及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方法和工作安排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课题组成员比较一致地同意以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钱穆、贺麟、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亦即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的指导思想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以及辩证法精神。④

此后，现代新儒家研究便以国家课题组为主体而稳步开展起来。随着研究成果的增加及其影响面的扩大，又由于这一课题本身所蕴涵的理论深度以及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精神魅力，还由于杜维明等现代新儒家后学在国内的积极推扩，并且不排除某些重建精神家园的企念乃至疗救人伦病态的动机，致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一研究领域之中。从“七五”到“八五”的十年间，现代新儒家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在总体研究方面，这一阶段的研究者们探讨了现代新儒家思想的源流、地位及其与同时代其他思想派别的关系，⑤寻绎了现代新儒家传承发展和代际转变的轨迹及其当下境遇，⑥揭橥了现代新儒家在思想资源、学派意识、思维方式、生活形态、存在归趋、理论取向诸方面的特点，①论述了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及哲学观，②勾稽了现代新儒家的人生哲学和伦理道德思想，③比较了现代新儒学与现代化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关系，④指陈了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得失。⑤一批综论性的论集和专著也于此间出版，其荦荦大者有：《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第一、二辑（方克立、李锦全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991年版），《评新儒家》（罗义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当代新儒家》（封祖盛编，三联书店1989年版），《现代新儒学概论》（郑家栋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现代新儒学研究》（宋志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儒学的现代转折》（陈少明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现代新儒学心性理论评述》（韩强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传统与人文：对港台新儒家的考察》（胡伟希著，中华书局1992年版），《寂莫中的复兴——论当代新儒家》（黄克剑、周勤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哲学与传统——现代儒家哲学与现代中国文化》（陈来著，台湾允晨文化公司1994年版），《新儒家评论》第一、二辑（郑家栋、叶海烟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1995年版），《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武东生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李毅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佛学与现代新儒家》（卢升法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现代新儒学在美国》（施忠连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赵德志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现代新儒家学案》（全三册，方克立、李锦全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当代新儒学论衡》（郑家栋著，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5版），《新儒学批判》（启良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专业学术会议主要有国家课题组等单位于1991年初在广州举行的“现代新儒学与当代中国”讨论会。

在个案方面，这一阶段的研究者对于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研究都有创获。

梁漱溟（1893—1988）研究 研究者们考察了梁氏的思想渊源、理性观、非理性主义、直觉说、人生哲学、中西文化观、文化比较模式、“人生三路向”说、社会改造思想及其生活态度。⑥有关梁漱溟研究的主要著作有：《最后一个儒家》（[美]艾恺著，郑大华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马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郑大华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梁漱溟思想研究》（曹耀明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郑大华著，中华书局1994年版），《梁漱溟哲学思想》（郭齐勇、龚建平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李善峰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梁氏年谱和多种传记以及梁氏本人著述的全集、选集也于此间出版。①另外，汪东林编著的《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是对梁氏思想资料所作的一次抢救性发掘。1987年秋，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举办了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会议。

熊十力（1885—1968）研究 这一研究涉及熊氏思想的演变与形成，熊氏的本体—宇宙论诸范畴、形上学思想、心论、体用论、易学思想、佛道观、文化意识、中国文化观、哲学方法论，熊氏与现代新儒家其他代表人物的思想异同。②研究专著和论集主要有：《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郭齐勇著，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88年版；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回忆熊十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萧萐父、郭齐勇编，三联书店1990年版），《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杨国荣著，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本体与方法——从熊十力到牟宗三》（郑家栋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熊十力思想研究》（郭齐勇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张庆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评传类著作主要有：《熊十力》（景海峰著，台湾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版），《熊十力评传》（宋志明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郭齐勇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台湾业强出版社1994年版）。整理出版的熊氏著述选集主要有：《熊十力集》（黄克剑等编，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现代新儒学的根基：熊十力新儒学论著辑要》（郭齐勇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熊十力卷》（王守常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此间，台湾学者翟志成发表《长悬天壤论孤心——熊十力在广州（1948—1950）》（台湾《当代》第76—78期，1992年8—10月）一文，对熊十力的人格进行了有失客观公正的过分贬损，并对当时两岸及海外主要的熊十力研究者作了不甚恰当的批评，郭齐勇遂发表《为熊十力先生辩诬——评〈长悬天壤论孤心〉》（台湾《鹅湖》1994年第2期）、《翟志成“审订”之〈熊十力佚书九十六封〉纠谬》（台湾《鹅湖》1994年第3期）二文，对翟氏基于某种政治标准以衡判熊十力道德人格的作法予以严正反驳，并指出了翟氏对熊十力佚书的“审订”所存在的大量错误。这场争论引起了两岸及海外人文学界的关注。①

张君劢（1887—1969）研究 这一阶段关于张氏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吕希晨、陈莹合著的《张君劢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刘义林、罗庆丰合著的《张君劢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张氏著述的选集有《张君劢集》（黄克剑等编，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张君劢新儒学论著辑要》（吕希晨、陈莹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张君劢卷》（黄克剑、王涛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冯友兰（1895—1990）研究 研究者们考察了冯氏的学思历程，阐发了冯氏的新理学体系及其诸范畴、哲学方法论、人生境界论、文化类型说、中西文化观，勾稽了冯氏哲学的终极关怀及其神秘主义意蕴，比较了冯氏哲学思想方法与实证主义的异同，探讨了冯氏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贡献。②关于冯氏研究的专著和论集主要有：《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王鉴平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冯友兰与新理学》（田文军著，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冯友兰学记》（王中江、高秀昌编，三联书店1995年版）。年谱和传记有：《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蔡仲德编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信念的旅程：冯友兰传》（程伟礼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冯友兰评传》（李中华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冯氏著述编为《三松堂全集》13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齐。冯氏著述选集有：《冯友兰集》（黄克剑等编，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文选》（谢遐龄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新儒学论著辑要》（田文军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年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冯友兰卷》（陈来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990年和1995年冬，由中国文化书院等单位在北京举办了两次冯友兰思想国际学术会议。

钱穆（1895—1990）研究 这一阶段切入钱穆研究的主要有罗义俊、郭齐勇、汪学群，他们对钱氏的史学、儒学、文化学思想及其学术成就进行了梳理。罗氏的主要论著有：《论国史大纲与当代新儒学》（《史林》1992年第4期）、《钱穆与顾颉刚的〈古史辨〉》（《史林》1993年第4期）、《钱穆历史观要义疏解》（《史林》1994年第4期）、《钱穆学术综论》（《上海文化》1995年第5期）、《论钱穆与中国文化》（《史林》1996年第4期）。郭、汪合作的论著有：《钱穆的文化学思想》（《中州学刊》1995年第1期）、《钱穆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纵横中西，集异建同──论钱穆的文化学与文化比较观》（《新儒家评论》第二辑）。郭氏另有《论钱穆的儒学思想》（《学人》第八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汪氏亦独著《钱穆学术思想史方法论发微》（《孔子研究》1996年第1期）。另外，张学智《钱穆先生治朱子学之方法举隅》（《原道》第三辑，1996年）对钱氏在其《朱子新学案》中所贯彻的方法论进行了考绎。

贺麟（1902—1992）研究 有关这一个案研究的论文有郭齐勇的《贺麟前期的中西文化观与理想唯心论试探》（《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论贺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哲学杂志》1993年第1期），周炽成的《贺麟：抗战时期的伦理学家》（《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论集有《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宋祖良、范进编，三联书店1993年版）。传记有张学智著《贺麟》（台湾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王思隽、李肃东著《贺麟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贺氏著述选集有《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新儒学论著辑要》（宋志明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8月版）。

方东美（1899—1977）研究 这一阶段关于方氏研究的成果不多，现在可见的主要有余秉颐的《方东美论中国传统形上学》（《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方东美的哲学观》（《学术界》1995年第2期）等论文。方氏著述选集有蒋国保、周亚洲所编《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方东美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黄克剑等编《方东美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方东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牟宗三（1909—1995）研究 应该说，在这一阶段，大陆学者对于牟氏庞大深邃且尚未完结的理论体系还在观察、研究和消化之中，因此只有少量论著初步探讨了牟氏的道德形上学、文化哲学观、中西文化观、历史观。①从总体上对牟氏思想加以概括的文章有郭齐勇的《牟先生的学术贡献不朽》（香港《法灯》1995年5月号；台湾《鹅湖》总240期，1995年6月），郑家栋的《牟宗三思想的意义与当代儒学的转型》（《哲学研究》1995年第11期）。比较全面地研究牟氏思想的著作则有颜炳罡的《整合与重铸——当代大儒牟宗三先生思想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版）。此间出版的牟氏著述选集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郑家栋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