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阳：《大国崛起》弱化了中国问题意识（附：与陈明的网络讨论）

杨阳（中国政法大学）

    煌煌12集的《大国崛起》给予公众的当然不只是一种激情的喧嚣。应该肯定的是，这部电视片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客观地讲述了一些重要的世界史知识。编导将某些在中国传统世界史的叙述模式下长期被遮蔽起来的知识，通过电视呈现在观众面前，其中自有其严肃的意义在，它不仅有丰富知识、开拓视野的作用，更有启迪思维、引发联想的功效。

理性叙说背后的不理性冲动

    然而，该片的故事叙说呈现出相当的理性色彩，并不意味着这种理性叙说背后没有隐含着某种不太理性的冲动。在尽情地享受过编导精心制作的这场颇为丰盛的知识盛宴之后，观众切实地感受到的是它内含着的一种强烈的“大国”冲动。曾经崛起过的九个大国的故事，充分激活了近年来国人内心不断涌动升温的大国之梦。于是，在编导和受众的情感互动中，国人在2006年岁尾这个少雪的冬季里共同进行了一次难得的精神狂欢。

    不必苛责渴望精神欢娱的观众，也不能指责编导将大国的理想嵌入了故事的叙说。在我们这块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国是一个涌动了一百多年的世纪宏愿，汇聚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血和生命，它是庄严而神圣的，没有类似的梦想，很难说是一个大写的中国公民。

    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崛起，仅有宏愿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观看中，我还是产生了深切的期待，希望编导在故事的讲述中，能够加入更多的对梦想实现途径的理性思考。在当下这个情感喧嚣多于理性考量的年代，这样一份期待对一部电视作品来说或许已是非分的要求了。但既然是一部精心打造的精神大餐，观众产生如此的期待本是很自然的事情。

编导们的民族主义情绪

    作为20年前历史系的毕业生，编导对九个大国崛起故事的叙述，难免会让我产生些许倦意，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是对最后一集的朦胧期待。“大道行思”，的确是个很吓人但也很迷人的题目，它意味着在故事叙述之后，编导将引领观众进入严肃的理论思考。

    然而，坚持看完的结果，只是再度印证了那句老话，伴随过分期待的总是过分的失望。编导的“大道行思”呈现给我们的，只是在重复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内部制度健全、文化影响力、思想创新等等那些老生常谈，对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编导“行思”的结论，更是仅有国家主导、抓住机遇这寥寥两条，这不仅是老生常谈，更是以偏概全。

    党国英批评该片的编导没有认真辨析国家的概念，将老式的传统国家与现代的民族国家混为一谈，因而没有把握住正确理解近代历史演变的真正线索。这个批评反映了党先生的敏锐，它的确触及了该片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不过，在暗赞党先生的敏锐的同时，我也私下里觉得这个缺陷之所以会产生，还在于编导片子制作在立意这一根本处出现了偏差。他们过分地关注“大国崛起”，以至于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成为“大国”当成了一个国家发展中可以压倒一切的目标，其间透显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妨碍了他们对不同性质大国作出必要的分类。

    但是如果不作出这样的区分，观众就有理由质问亚历山大帝国、古罗马、查里曼帝国、蒙古，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王朝等等，作为“大国”为什么没有进入编导“大国”视野呢？

    当然，编导会争辩说，他们制作本片关注的是“现代国家的崛起”，但是如果是这样，编导花费许多篇幅叙述葡萄牙、西班牙（甚至也包括荷兰）的崛起，即便不是完全的多余之笔，也多少有些文不对题。

    葡萄牙、西班牙虽然曾经作为“大国”风光过一番，但它们风光的时候，却显然还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它们风光而又衰败的故事，恰好是传统大国因为没能成功地演进为现代国家而最终走向衰败的典型例证。

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不应混为一谈

    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编导在这里出现的逻辑上的“瑕疵”，但是我们却很难不指出他们将“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混为一谈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它不仅冲淡了前者对后者事实上存在的革命性关系，更使观众对现代国家一些最基本要素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
就本片叙述的目的而言，明确区分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还是非常必要的。传统大国的崛起，依靠的往往是军力的强大，这种刀剑支撑下的崛起虽然总带有浪漫的英雄主义气息，但“其兴也忽，其亡也速”，大体很难避免昙花一现的悲情结局。

    究其原因，主要是它们内部还没有产生推动其不断自主发展，进而在发展中不断实现自我纠错的内在机制和技术条件。现代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虽然自家的故事各有不同，但内里却有着与传统国家明显不同的精神气质。

    简要地说，这些共同的精神气质，首先表现在它们都是以平等的个人权利这一信念作为制度建构的价值基础，且都要求国家政治的运行以保障和扩大这种平等的个人权利为最高宗旨。

    其次，这种共同的精神气质还表现在它们都以客观的规则来调节其内部各种社会和政治关系，因此，它们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第三，因为现代社会早已不同于传统的熟人社会，血统和身份再也难以为政治统治提供正当性的理由，古老的“人民同意”信条被革命性地转换成为一种可操作的民主制度———尽管我们还可以列举出更多的现代国家的特征，但是笔者以为上述三条，已足够用来说明现代国家是一种与传统国家截然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形态了。

    编导没有作出这样的区分，或许有些可以理解但难以言说的理由。但是指出现代国家对传统国家所具有的革命性，对探究现代大国之所以崛起的原因是非常必要的。其实，在英国崛起历程的叙说中，还是穿越了因哈耶克有些夸张的叙说所造成的“连续性”迷雾，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这种连续性背后暗含着的革命性本质。

    但是从全片来看，在现代大国崛起的过程中，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巨大张力，大多被现象的铺陈和枝节的渲染所遮蔽。这种遮蔽妨碍了观众对现代国家一般特征的认知，妨碍了观众对全片探讨的主题———大国崛起深层原因的把握，也阻断了观众对某些片段中出现的诸如“后发”一类概念所内含的特殊意义的领悟，而这种领悟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显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文明有特殊的内在机理

    正如前文所言，不论是后发，还是原发，只要是其最终能够过渡为一个现代国家，其基本面相肯定会呈现出相当的同质性。但是肯定这一点，并不等于可以忽视原发和后发对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关系着现代化启动的原因、演变的难度、以及演进模式的选择。即便是顺着本片的故事叙述，我们也可以隐约地发现各国在向现代国家的过渡中，其最初得以启动的机理、中间遭遇到的难度，以及选择的演进模式，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三个相互联系的差异，只有在准确地分析各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程度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相对正确的理解。

    原发意味着内生，意味着现代性在该国的生成本是其历史长期演进的结果，现代国家各种要素与其传统之间，虽有质的突破的革命性一面，也有浓郁的连续性的一面。

    在严格意义上，英国是独享原发优势的现代国家，它在革命前后呈现出的明显的连续性，它在革命中体现出的浓郁的保守主义的主格调，以及它革命后的社会能够在现代性增量渐次扩展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稳定，都与这一原发特征有着直接关系。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却远没有英国这样幸运，即便是与英国一衣带水的法国也是如此。历史传统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巨大张力，不仅使法国革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横扫一切的雄伟气势，更使得其现代国家的形成历程经历了一波三折的百年动荡。法国模式因其激烈的革命气息和强烈的理性建构主义色彩，直到今天，在中国仍遭到某些自由主义学者一相情愿式的诘难。

    中国文明远离西欧，从发育到成熟，原本走的是一条与欧洲历史完全不同的道路，独特的历史使中国文明形成了特殊的内在机理，这种特殊的内在机理决定着中国历史的演进逻辑和行进方向。中国文明很早就生发了某些现代性要素，但是这些现代性要素却被整合在传统文明系统的结构之中，默默地为这个系统的维持发挥着积极的功能。即便在历史的某个片段（如许多王朝的中后期），它们会逸出系统，但逸出的结果却只是带来系统功能的紊乱和弥散，导致的是旧结构瓦解而不是新结构的出现。

现代化未必是中国文明自身演进的结果

    尽管对中国文明这种独特性的成因，对这种独特性的主要表现，学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但是指出这种独特性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倾向于肯定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现代化未必是中国文明自身演进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乃是在现代文明的巨大影响下，作出的一种现实主义的选择。如果承认这样的事实，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便会自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中国文明自身的传统与现代国家之间注定存在极大的张力关系，而这种张力不仅使我们的现代化无法在传统中自然地“转出”，甚至传统所能够提供的可以凭借的资源也可能是非常有限的：中国现代化只能在批判和解构传统、引进先发现代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完成。

    这样的结论曾经赋予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正当性。尽管这一正当性一直遭到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的强烈质疑，而且近年来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这些质疑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共鸣。但是质疑的存在和扩大，都未必会改变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机理。

    可以确信的是，只要现代化在中国还属于未竟的事业，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就肯定会延续下去，而一种争论能持续百年仍呈现方兴未艾之势，这也说明这个问题对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意义。

    然而，由于该片探究“大国”崛起共同规律的制作立意，使得编导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原发”和“后发”对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所内含的重要意义，从而也就使得上述基于中国特殊需要而产生的、且在中国理论界引起广泛争论的热点问题，在总体上逸出了本片的故事叙说和理性分析的视野。这一不经意间导致的不适当地“逸出”，最终弱化了本片原本要尽力凸显的中国问题意识，使之流为对大国现代化特征和路径的一般性陈述。这种陈述虽不能简单地批评为与中国自身的现代化不甚相干，但这其间的关联性毕竟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

    于是，看过该片的观众除了能够在其故事叙述中增添些许的世界史知识外，在几个关键的问题上仍然会是一头雾水。关掉电视机后，他们仍会迷迷糊糊地追问：现代大国到底有那些主要特征？它们的同质性到底有哪些？是什么原因推动它们成为现代大国的？又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由历史上的大国沦落为现代的贫弱国家？中国要怎样做才能作为现代大国在世界上成功崛起？也许这样一些问题，对作为电视人的编导来说显得过于深奥了。在现今的中国，电视的主要功能是愉悦观众的感官，能够在使观众获得感官愉悦的同时，得到如此之多的世界史知识，且获得一定的智慧启迪，应该说已是意外的收获了。

    为此，我们理应向该片的编导们表达一份衷心的敬意，但愿编导能够将上述过于苛刻的评论看作是一位普通观众对他们更上一层楼的诚挚祝愿。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政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新快报》）

以下是杨阳先生与陈明先生在儒学联合论坛进行的讨论（“浩然之气”是杨阳先生的网名，“诚明”是陈明先生的网名）：

诚明：

    佩服浩然兄的文采和敏锐！

    我看过两集。虽然也同意浩然所说的它存在对内部制度关注不够的欠缺，但总的感觉相当不错。因为在我看来，大国的兴衰只在很弱的意义上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或者说价值问题（我认为对内对外的道义性如对内自由民主对外睦邻友好等，只是崛起的条件之一，并且其影响力大小随其他条件上下波动），尤其对相对于“维持”的“崛起”来说。因为历史本是力量的博弈，而这本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而该片展示了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广义的讲，一个国家的崛起，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都并不以民主或王道为条件，而有着更为深广的原因。无视这一点，貌似极崇高，实则极浅薄。它仿佛高脚杯里的鸡尾酒，主要原料是道德主义与浪漫主义。秦汉帝国、罗马帝国、西班牙、英国、德国、日本如此，美国如此（其对印地安人的掠杀！），甚至韩国、新加坡，也是如此。我们难道已经失去了正视这一切的能力？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基督徒、儒教徒将事物赋予目的性、神圣性是一回事，自有价值意义在。但历史实际如何则是另一回事，脑子必须清楚。在这部片子面前，自由主义者们试图这样做，不知是否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实际实将一个价值上的诉求植入到历史事实中去了？在我看来，他们显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希望看到编导们对正高速发展的中国日显迫切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慷慨陈词而不得，因此失望、愤懑。这动机虽然不错，但行为上的不妥却一望可知。重要的是，它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既不能说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情绪，也不能改善“自由的民族主义者”的方案，只会重蹈当年《*河》以文化批判代替政治批判的覆辙。

    至于为支持自己论证而提出的传统国家不是现代国家等论点，也过于绝对了一点。二者间既有区别的一面，也有联系的一面。并且这种规范理论的说法，本身就很不现代――中国难道不是一个现代国家？这就跟不少人说的“没有现法就没有公民，没有公民就没有爱国主义”，只是一种修辞，而不是事实。再一个，民族主义在作者笔下似乎是一个贬义词，这也是不成立的。

    可见，由这部电视剧可以讨论的问题很多也很大。

浩然之气：

    首先我要说，陈明兄说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崛起不是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精神基础的，也没有一个个国家的崛起是以所谓‘民主自由’为前提的”。在人类进入现代之后，如果我们不把“崛起”看作是昙花一现的暂时强大，你这个说法就完全没有事实根据。近代以来国家的崛起，即便是像二战以前的日本、德国也都是以适度的“自由民主”为前提的，更不用说英国了。党国英对现代国家崛起内在逻辑的梳理：产权自由——民主——各项有利于产权制度的建立——国家崛起的概括，其实是对英国革命以及其后现代化进程的相当准确的概括。英国革命最根本的目的不过是要确立产权自由的原则，因对产权自由威胁的是政府，故它表现为以限制政府的权力为基本目标，这也就是资本主义早期的民主了。

    你讲“崛起”是指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和军事力量，因而首先要关注“体制的效率性”。显然，在这里你是将一个国家“体制的效率性”作为“国家崛起”的关键要素。但是不知你是否考虑过，“体制的效率性”其实可能有两层不同的含义：一个是“体制”推动社会自主发展的效率性，另一个是“体制”在动员和聚集社会资源增强国家能力方面的效率性。这两个“效率性”，当然都十分重要，但根本所在却是前一个。它不仅是第后一个效率性实现的基础，而且更是一个国家能够长久、持续地发展的根本保障。那么什么样的“体制”才能够产生这种更根本的“效率性”呢？

    如果没有产权自由，又如何去调动人们进行各种创造的积极性呢？所以产权自由是第一位的。要实现产权自由，就不能有横暴的政治权力存在，因为对产权自由威胁最大的就是这种政府权力，所以就首先得建立一个权力有限、且运作良好的政府。要保证政府的权力确实是“有限的”，就要保证它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活动，同时法律又必须是体现那些有产者的共同意志，就又需要适度的民主。这种既有适度民主，又有良好的法治的政治，我们称之为宪政。

    所以宪政的建立往往意味着一个国家已建立推动社会自主发展的内在机制和纠错机制，它是实现一个国家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要素。由于一个运行良好的宪政，能够有效地保障其公民产权及其他基本权利，公民对其认同感往往是很难想象的，一旦国家危机真的来临，这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就会被很自然地激活，同时运行良好的宪政也意味着它有一条高效率的社会管理和动员机制。这一机制与人民的高度认同感两相结合，当然也会保证这个国家能够在长时期保持强大的动员和聚合社会资源的能力。历史上，英国如此，美国也是如此。

    与英美不同，德、日等国，在二战前也曾经建立过适度的法治和民主体制，这曾一度推动其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德国），但总的来说，它们的宪政体制非常脆弱，它们的强大主要得益于国家对社会的高度控制和动员能力。极权主义国家在短时期内的确可以将全部的资源用于某一方面或某些特殊的目的（比如用于发展军事工业、扩充军备），但是由于其内部推动社会自主发展的动力不足，在长期的竞争中往往会一败涂地（如前苏联），同时也因其内部没有形成强大的自我纠错的机制，在一定的条件下往往会滑向危险的深渊。

    今天的中国应该崛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分歧。问题是我们的崛起到底是一种长久的、持续不衰的，还是只能维持个几十年便走向衰落（像苏联那样）？另外，我们的崛起所要付出的人权和人道主义代价能否小一些——比如比二战前的日本小一些（日本国内民众生活并无多大改善）？我的意思是，我们要崛起，但要将崛起建立在“体制驱动社会自主发展和自主纠错”的基础上，同时，还应该让我们的人民生活和人权状况在崛起的过程得到切实的改善。假设中国有一天真的崛起了，我们的人民所得到的不应该仅仅是虚荣心的满足（如二战前的日本那样），而应该是优良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更多自由与尊严。

诚明：

    当然，我理解你担心中国崛起只是昙花一现的苦心，并且相信你是真诚的为祖国寻建长治久安之道－－这点我们没有分歧。但是，产权如何保护、正义如何落实，实际存在一个技术性的度或节奏的问题。这里，我觉得在自由派的激进与×××的保守之外应该还存在某种“中庸”方案，因为这双方都有坚持的理据但又都过于放大而遮蔽了其他。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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