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组织，壮大农民力量——农村改革深化的思考（提要）

作者：韩星    

一、十年农村改革的历程和评估

从1979年到1984年，农村改革第一阶段已取得了明显成功，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面貌已大为改观，由死变活，由封闭变开放，由长期停滞变为蓬勃发展，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以乡镇企业为龙头，以小城镇建设为依据的总体农村改革，使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大规模的商品经济转变，尤其是一系列新事物、新现象正形成一股更强大的力量，要求并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从1985年开始，农村的第二步改革发轫，它主要是调整产业结构，使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进一步完善市场调节机制，以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与此同时，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城市经济改革启动，紧接着，全国各条战线都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投身于改革，使整个中国社会在新的历史变革时期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动。从此，对农村改革的审视、观察、评价就必须放在整个社会大变动、大改组的背景下进行了。

二、当前农村改革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

第一步农村改革所创造的一举解决温饱的奇迹曾经使人振奋，但是，好景不长，从1985年以后，不知怎么了，农村出现了危机，农业出现了萎缩，老问题在蔓延纠缠，新矛盾在滋生恶化。

学者们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发现的新问题：

（一）要使城乡改革融为一体，突出的就是如何与城市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互相配合，如由于历史形成的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偏向”以及旧体制之下形成的利益结构难以突破，城乡关系失调等。

（二）农民缺乏商品生产的经验，大多仍然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缺乏中间组织形成现代化的大生产和连续进入市场，风险太大，利益流失，社会化服务不够。

（三）在许多地方摆脱单一经营的同时，更有许多地方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缺少资金、技术、资源，找不到致富门路，全国性的地区差别正在上升为经济、乃至政治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政策割据”。

（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割据正在形成，但是所有制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造成经营者在生产经营中的短期行为，不搞基础设施，不做长远打算。

（五）各级领导干部对经济、法律、金融等调节手段比较生疏，习惯于运用权力，一有困难往往便把过去习惯的一套行政控制办法拿出来，进而一定程度地导致“复归”。

存在的种种矛盾：

（一）规模经营与土地承包的矛盾。

（二）小生产与大市场、家庭经营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

（三）农业资金短缺与农民投资兴趣低下的矛盾。

（四）提高劳动生产与解决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矛盾。

（五）按价值规律出卖农副产品与国家财政困难的多么。

（六）人口增加与耕地减少和地力下降的矛盾。

这一切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的归结都可以说是农村改革的深化——需要向更深层的革命性变革，使农村实现质变，实现跃迁；如若放弃改革，一遇到困难挫折，就本能地缩回去，习惯地运用过去的观点和做法因故法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则必须前功尽弃，使8亿农民再度陷入不得温饱的窘境；如若故步自封，小打小闹，维持表面，维持现状，那将是停滞不前，甚至听任已暴露的矛盾和还潜伏的隐患吞噬十年改革的成果；巩固成果，总结经验，解决问题，深层改革，是唯一的有前途有希望的选择——这就是问题的全部：深化改革，实现革命性变革。

三、改革深化的思路

我以为，第一，深层次的农村改革将在宏观上展开，空间范围广，牵涉的部门多，利益纠葛复杂，改革难度加大，需要整个国民经济体制大动作并与政治、文化改革配套，形成下至平民百姓，上至书记总理的全社会的共识；第二，要抓住最关键的突破口，打破这种徘徊不前，沉迟停滞的局面，在理性科学的指导思想，根本性的找到农村变革的路子，并实实在在地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

最关键的突破口是什么？本人在这里试提出两个互相联系的思路：发展经济组织，壮大农民力量。这两个思路的前提或者说基本原则是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从政治上的群众观点发展出的“经济的群众观点”，换句话说，就是“经济民主”（中国式的）。具体讲：

（一）解放生产力，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全面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二）通过增强人民群众的经济实力进一步使他们有条件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以使我国在新的基础上实现长远的发展战略目标；

（三）进一步解放现实中对人民群众的旧传统、旧习惯的物质、精神方面的束缚、制约和压抑，以最大限度地彻底真正地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积极性主动性，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第一个方面，发展经济组织。

如果说第一步的改革的成功得力于三十多年农民压抑的创造性的发挥，是一种能量释放，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农民向商品经济的进击，多样化的经济组织的创立，则是真正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伟大行动。早在四十年代，毛泽东发表了《组织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成为一种方针。可惜，后来的发展事与愿违，不顾当时生产力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强制性地飞跃式地实行了人民公社，建立了单一的隶属于庞大严密行政系统的集体经济组织，窒息了经济发展的活力，阻抑了社会进化的步伐。

目前农村组织的现状。在组织资源方面所接受的旧遗产是一种两极构造：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府和一家一户的家庭，两极之间传统的宗族组织已经被消灭，新的社区或地方自治的组织并没有建立起来。这样，庞大而复杂的行政系统通过半官半民的乡村一级而与分散、孤立的家族相联结，中间组织尤其是经济组织的缺乏严重地破坏了政治稳定和现代化尝试。

通过我对陕西农村一些地方的实际调查和报刊上的相关资料分析，发现在村甚至乡镇一级仍然存在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支书或村长包揽一切，村办企业是党支部、村委会的附庸或私产，名为“村民自治”，实则家长制管理。因此，集体制并不等于合作经济组织，后者涵义更宽泛，类型、形式、组合更多样化，是人类生产社会化的创造性成果；新时期的农村改革严格说只是生产关系调整，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质变，不能使生产力有更大的飞跃；农村管理经营体制的改革只是解决了斗争们时代所谓“合作化运动”的“后遗症”。

应该有农民自己的新的经济组织形式，这就必然产生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过程中，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是广大农民能动性、创造性的又一次广泛而伟大的放射。考察农村组织现状，我们可以发现农民自组织的效率高，但囿于血缘、地缘关系而规模过小；国营商业、银行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规模足够，但依附于行政权力而缺乏内在的活力。新的组织要求虽然从两极产生了：农户及各自组织要求扩大经营规模，变为更高层次的政府支持、保护的正规组织；国营企业要求从行政控制下独立出来，实现“政企分离”，成为真正的企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一种奇特的“围城效应”：大量非正规的组织包围着正规组织，外边的往里冲，里边的往外冲。这种两极效应本身就是社会能量和大量资源的耗费，也导致了经济秩序的混乱与人心政局的不稳。

在这里，我想简单地提出农村组织的发展设想：

（一）对旧组织（包括国家行政权力系统及其个职能部门体系、依附于行政部门的“合作”、“集体”组织）进行改造、更新、分化、强化。改造是对原来社队为框架的组织进行改造，建立起工商专业公司及有关的分支机构，以指导农业生产以及其他多种经营。更新是有些组织功能不适应了，解体了而新的组织形式又在同时产生了。分化是指把原来按行政区域和行政层次上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内部高度集中，外部相对分割的庞大体系中那些边缘性服务组织分化独立出来，强化是指加强各级职能部门的实际力量，使这些作为独立的更加社会化的服务网络深入农村，满足广大农民的需求。

（二）新的农村组织体系的再造。指在已有的各类经济组织基础上再造能够满足农村农民需要，满足农业生产发展要求，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为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提供保证的组织体系。

（三）关于总体农村组织的系统模式，设想建立多元交叉的开放性的组织网络。

（四）关于经济组织的目标：近期主要实现以农民本身为主体的经济组织的正规化，从经济上争取外部宏观环境的改善，完成内部整合系统的良性运行；长期目标是经济组织的功能升华，独立明确的政治倾向，主动建设的社会行为，一系列自我保护、发展规范建立的任务，更高层次的制度创新的作为，以未来社会基本力量参与各项社会管理，实现社会根本变革及其良性运转。

第二个方面，壮大农民力量。

这是与发展经济组织相联系的，具体说是主要壮大农民的经济实力。从历史看，中国虽然是农业立国，但农民一直是最穷苦的。中国进入工业化社会不是靠海外殖民，而是主要靠农业超强“积累”，现在中国逐渐进入现代化，但大多数农村仍然贫困，大多数农民仍然贫穷。这就严重地拖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后腿，分析原因有：

（一）“政策制”的效应。

（二）传统体制的整体存在和传统做法的惯性。

（三）政府和农民、国家和农村在利益与发展上形成了新的对立和矛盾。

我以为，作为国家——政府应着眼于全面现代化的大全局，从总体上考虑问题，主要通过增强农民的经济实力，发挥他们的潜能，给他们搭台子，让他们来唱戏。

总之，通过动员和组织，自组织，大联合，通过增强农民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发挥他们的主动创造和独立自主，使他们在开放的，扩大的再生产过程中渐渐获得新的品质、能力，新的观念、思想，进而放手让他们创造出新的组织形式，新的交往方式，新的社会关系，使社会得以全新。

1990年12月8日初稿（原文约18000字）

附注：这是一篇没有发表的旧稿，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对农村问题集中学习、思考和调研的结果，后来进入“学术、教育界”，没有时间专门研究了，但一直保持着与农村的联系、了解和关注。现在有理道基这样的英才实际地投身到这个事业中去，我除了敬佩，也希望我曾经的、过时的思考能够对大家有所启示。我同意理道基的观点，觉得农民自组织应该是最重要最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