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的传统下走向未来——在《原道》十周年庆典会上的发言

作者：韩星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共同的传统，这表明了大家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有一个基本前提——承认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些变化，除了文化保守主义之外，所谓的自由派、新左派也相继对传统文化的资源表示了从未有过的尊重，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并且在对传统正面价值的肯定方面达成了一定共识，这首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在古今冲突中寻求出路的一个积极结果。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看，它在近代以来逐步加深了危机；从近现代历史来看，随着危机的加深，呈现的是中西古今文化冲突；当这种冲突达到不可解决的程度时，就发生了文化大裂变。开始于近代的中西古今冲突比起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激烈，且是全方位的、密切联系的、相互转化的，这样构成了中国文化近现代转型的纵横坐标，可以说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一切变迁轨迹都可以在这一坐标中得到描画。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化的冲突与政治斗争曾经混为一体，在二、三十年代，发生了大裂变，分裂为以国共两党为导向的文化发展倾向。1949年以后，造成了大陆与港台的政治分立与文化对立：大陆信奉西欧古罗马——德意志传统的马克思主列宁主义，代表了现代西方文化的一大阵营，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墨家、法家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感情态度有所继承，也不自觉地保留着儒家文化的某些特色。港台多受古希腊——欧美传统的影响，崇尚自由、民主，贵族倾向，也代表了西方现代文化另一大阵营。同时，主要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传统的忠孝仁义、礼仪廉耻等，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情感态度上更传统一些。在这两大阵营之外则是松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以传统儒学道德人文精神为担当的现代新儒家，也在海外发展着。不过海外新儒家与港台官方在文化路向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人格思想上又是独立自足的，没有受制或依附于政治。还有海外的孔教运动，虽然并没有学术上的成就，但已成为海外华人在异国他乡以信仰方式维系民族文化的成功范例。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似乎短暂地重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诸子百家”的旧剧，实际上上是在大一统政治和意识形态之下一场“诸子复兴”思潮。这一思潮被政治风波扫荡之后，便是各自的沉潜、反思和深化，到90年代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继80年代的“文化热”、“寻根热”而全面兴起，尽管同时还有此起彼伏的各种“后热”，有世纪末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激战，但社会影响学术资源和思想创造力都越来越乏后劲。这样，在新世纪之初，自由主义、新左派向传统的回归其实是寻求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他们自己思想发展的不得已为之。

其次，如果我们再回到古代去看，也可以看出一些历史的必然性来。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从产生之起就是一个诸子百家争鸣的环境，可是为什么后来历史选择了儒家？儒家适应了历史？儒家在后来不断出现新问题的时候中如何进行内外的调节以与新形成的、新近来的思想文化系统重组中国文化的结构，以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指导和文化氛围？在先秦，诸子百家后来真正有历史影响的也就是儒、道、法、墨，由于墨家乃由儒家而出，且思想上的薄弱，所以实际上也就是三家而已。三家到了秦汉之际，先后递嬗，而在汉武帝时代走向整合。秦以法家为主，儒道隐而不显，但秦始皇也一定程度上兼容了或者是说利用了儒道，特别是《吕氏春秋》较好的兼容和吸收了儒道的相关思想观念，建立了一个不成熟但还算整全的思想体系，可惜未能付诸实践。汉初实行的黄老之学本身就是道法结合的产物。汉初在政策上无为而治，实际上则是汉承秦制。在汉代，黄老之学与儒家一开始有竞争，后来却为儒家的复兴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汉初陆贾、贾谊、韩婴等都不是纯粹的先秦那样的儒家，而是具有以儒为宗，以道法为辅的特点。汉代大儒董仲舒通过吸收黄老、法家以及阴阳家、墨家思想，初步完成了秦汉以来的思想文化整合，形成了王霸道杂之的政治文化模式。墨家在汉代逐渐消失了，法家被结合到了政治体制之中，成了“帝王之具”，以隐蔽的形式在政治实践中发挥着持久的作用。自此以后，封建统治者是阴儒阳法，外儒内法，即所谓饰之以儒术；而士大夫则一龙一蛇，与时变化，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儒道互补，时而庙堂，时而山林。这样，就形成了三维结构，以儒学为制衡。由于儒学自身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如谶纬迷信，经学僵化，导致中衰，三维结构遭到破坏，佛教输入，玄学兴盛。玄学本质上是儒道在哲学层面的进一步融合，而佛教的输入以及与儒道的冲突、交流，使中国思想文化出现了儒道佛三足鼎立，加上隐蔽的法家，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倒金字塔形状，这便是四维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儒道佛构成一个三角形,隋唐以后，三家相互斗争又相互摄取，还由于儒学的主动性，又通过吸收道佛形成了宋明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导意识形态。比较而言，儒道佛主要是在思想观念层面，法家作为学派虽然因为没有公开有人打出旗号可以说已经消亡，而其思想观念却溶入了政治——法律实践，主要是在实践层面与儒道佛形成一种张力，使思想观念层面与政治——法律实践层面结合成一个有机系统，推动中国文化不断更新发展。在这一奇特的结构中，儒学始终起着一种主体的、主导的作用。如何认识这一点？在上面的三角形中，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它是宗法性的政治、伦理与天道、人性浑然一体而又以人——社会为归宿，体现了对人生、社会的肯定，对主体地位和能动精神的推崇，对人生境界和社会理想的追求。相比较而言，道佛对现实、人生的态度则较为消极。道家的基本特质是天人一道，顺应自然，无为不争，阴柔自守，在这些基本原则之下，道家表现了对现实、人生的虚无主义观点和对出世主义的逍遥境界的追求，它与儒家在构成互补，具体的就是形成了以士大夫为代表的庙堂文化和以隐士为代表的山林文化（隐逸文化）。佛家则以摆脱现实、人生的痛苦，实现超越轮回，进入不生不灭、绝对空寂的涅槃境界为基本特质，与儒家远，而与道家近。这种四维结构就是西学进入之前中国文化内在结构的一种模式，它以儒为主体，以道、佛为调节和补充，以法家为实行，形成了一个互动互助的结构形态，而儒学又在漫长复杂的文化演进过程中，起着一种制衡作用，通过与时俱进，满足统治者的要求和民众的需求，在维护与整合不同文化因素的前提下，不断更新发展，于是就形成了中国文化多元并发、并行，而以儒居中制衡的独特形态。

近代以来，这种四维结构遭到破坏，无论在思想观念层面，还是在政治——法律实践层面，外来的东西都呈现出全方位进入的态势，但是潮流激荡还是能够分出脉络的，这就是人们常常总结的20世纪激进主义（后来成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思想，以及今天的新左派等）、自由主义（更为复杂多样）和文化保守主义（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三大思潮。激进主义无疑在20世纪是主导性的思潮，借用社会-政治的巨大力量与惯性独领风骚，这是变态而非常态，是 “奇”而非“正”，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激进主义自身，就是其他思潮，也都因此而有所变异，包括海外现代新儒家。所以，这种情况下造成的消极后果也就是全民族的、全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的。好在历史演变的趋势正朝着“改弦更张、改邪归正”的方向发展（相当于董仲舒当年的“更化”），所以今天自由主义者、新左派重新认同传统文化，向文化保守主义靠拢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了。未来中国文化的结构可能就从今天开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构建，至于构建成什么样子的未来中国文化？那就看我们今天大家如何合作，如何努力了。

在对传统文化的共识后面，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理论进路主要在社会、政治、法律层面进行的，自由主义者突出民主自由的基本理念，认为它的具体体现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化，如果这方面不能以自由为导向加以发展，其他一切都会落空；新左派则比较注重社会公正的基本诉求，他们对自由主义的立场持强势的批评，从社群主义、多元文化论、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吸取资源，提出一整套与自由主义针锋相对的论说。这些观点都是出自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并通过引进西方资源来寻求解决方案，是值得肯定和尊重的，可以说推动了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自觉和深化，其意义就是构成了纵向历史的一个必然环节和横向多元思想现状的重要脉流。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强烈的现实感，社会关怀意识对儒学现代发展的影响主要将体现在刺激当今儒学研究的知识化、学院化向儒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回归，具体体现为向诸如政治儒学、生活儒学、生命儒学不同发展路向的探索，以应对二者在理论上的挑战。这是其一。其二，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在社会、政治、法律层面的理论进路会促使儒学自觉注重思想理论的建构，立其大者的同时还要在理想的高度注重实践的统摄，能够应对社会现实问题和社会实践中的方面方面，以自觉把握历史的大方向，引导社会向大中至正发展。其三，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突出的自由和平等核心价值，会促使儒学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清理儒学历史上与所谓封建专制的纠葛，阐扬儒家的自由和平等价值观念，兼采西方现代自由和平等价值观念，进行深层的理论会通和现代创造。

《原道》创刊十周年来，逐渐确立了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对话中强调民族主体性，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强调传统资源的重要性，在儒家传统继承和发展的纠结中强调面向现实的开放性的基本思路。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当中，《原道》一开始是从“中体西用”这一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中逐渐脱胎而出的，今年以来它更注重理论的反思和建构，使得原来分散的思想有了自觉的整合趋向。这里引用我在贺《原道》十年时说的几句话作为概括：

《原道》十年，以文化保守主义的选择和大陆新儒家的姿态，立足民族传统文化，建设当代中国文化，在西化从思潮深入到学术、发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状况下，为维护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顽强地努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原道》十年，以鲜明的思想性，深刻的学术性，反思的理性态度，自主的办刊方式，在当今思想学术的浮躁、功利、盲从的喧嚣与不安中，以特立独行、壁立傲岸的姿态仍然引起海内外思想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原道》十年，以自由的精神，蓬勃的热情，生命的活力，突破“体制”的多重限制，在边缘中赢得发展空间，逐渐走向中心，在发展中应得世人瞩目，也将在瞩目中为中国文化的建设奠定实实在在的基础。

《原道》十年，有其主体性、方向性、目的性，但又是开放的、对话的、批评的。

今天，自由主义者、新左派和大陆新儒家坐在了一起，共同面对共同的传统发表各自的观点，那么这个传统是什么？包含那些内容？如何对待这个传统？如何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走好我们今天的路，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我们的传统如何与别的传统相交相通？如何处理不同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的主动性、创造性在哪里？等等，对待这一系列的问题，在座也许观点并不一致，甚至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然而，既然陈明先生以《原道》为平台，借《原道》十周年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聚会和讨论的机会，我也有幸被邀请来参加这个活动，在这里就想对我们共同的传统和在这个传统基础上走向未来谈谈自己的浅见。

首先，这个传统不是遗产，不是博物馆里的秦砖汉瓦，不是图书馆里的《四库全书》（当然，这些肯定都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而是延续了几千年而来的我们这些人（我这里没有用民族这个词）的生命血脉、遗传密码、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以及由这许多东西结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是一个生生不息，割而不断，舍不弃的生命之流。“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消逝，个体生命也随之老化、消失，而惟有这个传统则随着时间的消逝在不断地生长。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能否真正地认识她，不管如何对待她，爱她或者恨她，吹捧她或者糟践她，打她乃至骂她，她都是我们生长的一个精神家园，一个灵魂归宿。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没有办法拒绝和脱离这个家园。她穿越历史的隧道把我们紧紧地拥抱，让我们无处不在她的影响之下。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可以完全忘记她的存在以及她对我们的重要，正如我们每天呼吸着空气，有时就根本忘了空气对我们才是最最根本的东西，我们几天不吃饭还可以有救，而几分钟没有空气就可能没有了我们的生命。当然，她不仅仅是空气，她也是水，也是粮食，也是蔬菜。

你可以志在四方，你可以流浪天涯，你可以入赘别家，但你没有办法否定你的血液里有着她的血液，你的生命中先天地种下了她的因子。你可以忽视她，忘却她，在心中埋葬她，但你没有办法否定她与你天然的血缘关系，正如无论父母怎样，无论你对待父母如何，父母生育了你这个事实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改变的。

我们曾经有过物质和精神双重的贫困，几乎窒息了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命，就是因为我们人为地要割断与她的血肉联系，要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是多么地荒唐可笑，多么地可悲可叹啊！

简单地说，我们应该客观地承认传统是一个不断生长的生命体，我们就是这个绵长而巨大的生命体上的一个微型生命体，我们与传统的关系是先天的，是相依相生的关系。我们比起她来十分渺小，我们是为她的生长而生长的——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生命意义的彰显，就是她生命生长的一个新生细胞。

其次，这个传统是广义的文化传统，是包括器物、制度、风俗及精神各个层面的一个浑然一体的文化传统，而不是我们习惯地与经济、政治并列的那个狭义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是非常厚重、博大、精深的。我们如果深入其中看，就会发现她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即所谓多元的。我们如果出乎其外看她，就会发现她是一个生命整体。仅就儒学来说，我非常同意陈明从整体上把握儒学的观点，他说：“儒学，它在知识形态上是复合的，有结构的，跟火药一样。简单地作哲学、宗教或伦理学的解读，就像把它理解为硫磺、木炭或硝一样，是一种不当化约。同时，儒学作为历史上主干的文化系统，它像一座完整的大桥，有一组桥墩，承担着政治建构、文化认同、社会组织、身心安顿等系统性功能。如果仅仅从某一个角度出发对儒学整体否定或肯定过度，往往会遮蔽问题的其他方面，妨碍整个系统的调整改进。”因此，在对待这个传统时我们切忌以偏盖全，以点代面，比如说抓住其中的某一侧面，某一内容，甚至某一两种经典，就声言只有我才真正把握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别人都是扯淡。唯我独尊，唯一正确的态度显然是要不得的。

当然，由于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共通之处，我们可以精研其一，举一反三，寻求共通之处，而不是画地为牢，划门为派，分裂割据，堵塞不通。这是原始儒家以仁心感通天地万物的理性化，也是《原道》所应该具有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在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害的基本原理指导下，寻求这个传统的精髓，即中国文化一而贯之，贯通古今，超越时空的基本精神（道）。

所以，总的一句话说，传统是一个统一而又多元的生命体。只有把传统看成是多元的复杂丰富的结构整体，才能以广阔的视野涉猎对其不同层面进行研究的成果；只有在这同时又把传统的看成一个生命整体，才能以精微的洞察找出其生生不息、穿越时空的精神内核。我们要发扬光大她，就要在多元的兼容中寻求其基本精神——这就是“原道”。

第三，传统的统一而又多元的特性给了我们今天如何在中西古今的文化交流、冲突、融会中走我们自己的道路的基本思路，这就是我们必须立足这个传统，她是我们的摇篮，是我们的根据地，是我们的木筏，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现在的思想文化有人说繁荣的，有人说是混乱的，有人说是面临危机的，……这些互相矛盾、冲突的判断正说明了我们现在文化整体上和结构上都存在很大、很多的问题，很难理清，更是难以解决。这也正是我们特别需要努力的。

传统的统一而又多元的特性使我们必须具有兼容并包的心胸，对当下多元的文化现状显然必须承认、兼容，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要通过历史的经验来对这多元的文化现状进行理清，使我们有一个清晰的理性的判断。第三步，在把握传统精髓的前提下对多元的文化进行整合，使外在的文化现象内在于我们生命的精神。这样，我们就会为民族文化体系的建设提供基本的思路和框架。这个过程从思想的主体来说则是一个由内圣（传统修养）而外王（现代生活），同时又由外王（适应现代社会）而内圣（自我充实升华）的双向互动、双向提升过程。

第四，在传统的基础上走向未来，依我之见，将来必然以集大成的方式完成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大飞跃。

我们确切的文化传统已经有五千年，这五千年的前2500由孔子做了继承和发挥。孔子所在的时代，中华文明自黄帝算起，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并集中地体现为礼乐文化。《中庸》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说孔子的基本思想是承传尧、舜、禹、文、武、周公的业绩而来，也即对上古历史文化进行反思和总结，把历史的经验加以理论化、体系化。可以说他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之“大成”。故孟子云：“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正因为孔子的集大成，他才能有那样巨大的思想潜力影响了中国历史文化又两千多年。我们现在又面临着一个文化传统的大飞跃的机遇，说大点远点可能是开下一个两千多年文化传统的的历史机遇。因此，今天的我们继承发扬孔子以及其两千年以前的而对我们来说则是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就是必须的，这是从纵向上说的。今天，在横向上我们所面对的则是一个与孔子时代非常相似的礼崩乐坏、诸国争霸的世界图景，我们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主体来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同时以自己文化传统为主体来参与世界多元文明的融合（所谓全球化）也也是必然的。孔子当时是以周鲁国传统为基本核心的多元文化世界，孔子立足周鲁文化传统而周游列国，这是学习，是兼容，是推行，是当时的集大成。今天，我们不一定用亲身周游世界的办法，因为各国的文化早已汹涌而来，信息时代更使我们坐在家里就能够知晓天下大事。从近代以来，我们也一直在学习，在兼容，在重构，我们现在正在需要的就是推行，是应该集今日世界之大成。也就是说，贯五千年传统之大道，采五大洲文明之精华，只有这样的集大成，才是中国文化未来的正途。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我们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也是在为世界文化寻求出路。这里有一个集大成的基本思路，可以贯通地理解一些基本问题。如说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只是表明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中儒学的重视，并不表明我们忽视道、法、墨、佛乃至中国的伊斯兰教等等文化的传统；复兴儒学是复兴传统文化的重镇，并不是不顾及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如我们说儒学在中国的，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陈述，并不表明我们要以“中国的”儒学强加于世界。历史上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很少主动对外的侵略扩张；儒学向世界的传播也是以自己的思想、精神、人格的力量感化的，而不是以武力强加的。东亚、东南亚“儒教文化圈”的形成就是这样以所谓“怀远”的方式逐渐进行的，所以，要把儒学向世界推广，并不是中华文化的扩张，而首先是世界的需要，是儒学自己有可以满足世界需要的品质。我相信，“儒教文化圈”扩大到世界范围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是符合历史趋势，符合各国利益的，符合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不是对世界的征服，而是对人类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