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更新发展和现代启示（提要）

作者：刘保才 韩星    

自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至今，儒学经历了2000多年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显示了极其顽强的生命力，这其中有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它能够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发展。

儒学的更新发展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其一是依据“损益”原则对儒学自身进行减损增益来更新发展；其二是通过借鉴、吸收异质思想，改变儒学的整体形态来更新发展。这两个层面往往是互相交叉、同时进行的，其基本目标是通过量的变化而避免质的变异，从而能够使儒学能够在变化中长期延续下来，成为支撑华夏文明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一

一种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在更新发展时要根据社会变革的需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前代思想体系进行必要的减损和增益，使之焕发出全新的活力，呈现出全新的面貌。要进行损益，首先就得确定取舍的标准，传统中那些内容可以保留？那些可以改造？那些可以发扬光大？当然，这标准是具体的历史的，要依据这一时代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来决定。这些基本问题主要包括社会历史发展所遇到的基本问题和思想体系自身所遇到的基本问题。

就儒学发展来说，在其创始人孔子那里，他所面临的社会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混乱局面，……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重建秩序，重建文明。在思想文化方面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从“学在官府”到学术下移，私学兴起以后，如何创建新的思想体系，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孔子确立了“正名”的标准，即通过重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伦理关系，确立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为此，他对“礼”进行了损益。……对“礼”的繁文缛节进行了减损，抛弃了一些过时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而着重把伦理原则和道德精神继承下来，强调以德治思想来治理社会。……

“仁”在春秋时代常为人们提说，孔子把这个观念加以损益，主要是充实、提高，最后升华为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人学体系的核心范畴，形成了其全部学说的制高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用“仁”来实现对“礼”的超越及“礼”所包含的道德原则的理念化、现代化。……

汉代在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了社会矛盾，主要是分封的诸王骄恣无恐，中央政府面临严重挑战。而在儒学方面，也面临着如何解决理论与实际脱节、学与术分离的问题。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王道大一统的理论模式进行了损益，从理论上阐明地方服从中央，诸侯臣服天子的大义，……还对先秦孟子等其他儒家的一些思想作了相当彻底的减损，把道、法、阴阳家的某些思想和治术加以改造，提出了一整套思想学说，西汉统治者制定了更长远的统治方略，正合乎中国传统社会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等级政治结构模式，使他的理论有了为以后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奠定思想基础的意义。……

北宋在经过短暂的“两世太平日”以后，很快就暴露出了社会矛盾。……如何缓和与解决这些内外矛盾，便成了一切政治家、思想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由于社会的变化，以及儒学自身的问题，从统治一方看，儒学已失去了作为统治思想的资格；从儒学自身看，儒学面临严重的理论危机，相对于佛老，儒学显得直观、粗疏，无论是对天道变化、宇宙生成的解释，还是对君臣父子、尊卑上下的论证，都缺乏系统的理论和高深的思辨。

宋明理学……构建了宏大而精致、丰富而多样的思想体系。但是，审查宋明理学并与先秦比较，我们发现，无论是在形式方面还是内容方面，宋明理学仍然是传统儒学的损益。从形式方面看，宋明理学家大都采取注解传统儒学经典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学说。在不过所重视的经典和注解的方法、角度不同。从内容方面看，宋明理学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通过增益超出了传统儒学，但他们又都是依据传统儒学立论的。理学家们都自称继承了孔孟道统。

二

儒学更新发展的另一重要层面是通过不断借鉴、吸收异质思想，调整自己的发展途径，改变自身的发展形态，获得新的生命力。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历史经验可以看出，有没有这种借鉴、吸取，对于一个学术流派、思想体系的更新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先秦，中国思想史上那个辉煌的“轴心时代”，有诸子百家，各具特色，生动活跃，但逐渐地许多流派或中绝，或消隐，或被同化，到战国末年，只有儒法道三家力量最强。法家被应用于封建专制国家政治体制以后，在学术上基本无什么建树了；道家后来衍变为玄学、化为道教，虽能与儒学抗衡，但从总体上看其学术思想进展不大；唯儒学自孔子至今，绵延不断，以不变应万变，发展到今天，即使以失去了其存在的经济基础、政治条件，也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引起海内外众多学人的研究兴趣，许多思想观点仍被纳入现代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断焕发出古老的青春，显示其不朽的价值，实在是思想文化史上的奇迹。这固然有许多原因，但儒学对异质思想借鉴、吸取，应是一个重要原因。

儒学吸取异质思想，从孔子弟子子夏就开始了，子夏由鲁入晋，讲学于西河，为魏文侯师。晋与鲁不同，与戎狄接触较多，它“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与秦相似，有功利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子夏入晋后，对他的学术思想作了适应社会的改造，突出礼，援法入礼，使礼法结合起来，从“务外”一路发展了先秦儒学，直接启发了后来的荀子。荀子……有条件成为一个集大成者。他对各家进行了批判总结，取其长，剔其短，熔于一炉，显示了统一百家的气魄，并企图为当时政治统一的历史大势提供理论指导。在政治上，荀子以儒为本，礼法结合，王霸并用。在哲学方面，吸收道家的天道自然说，吸取《易传》与阴阳家的思想，吸取墨家的“非命”思想……总之，以儒为本，综合各家之长，建立了自己的儒学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开创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兼容各家思想的道路。

到了汉武帝时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尖锐，先秦儒学的遗散和难以付诸实践的迂阔，也由于思想文化出现了走向融合的有利条件，董仲舒应时而起，因时而变，以先秦儒家为主体，糅合阴阳五行家的思想，同时兼容道法，建立了新年的庞大的儒家思想体系。……董仲舒在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上，吸收异质思想，与原有儒家思想构成互补，以满足上政治统治的需要。例如在他的政治思想中，他坚持以儒家的仁义教化为根本，但认为仅此已很不够，又吸收与发挥黄老的“刑德”思想，主张两手并用。这种思想推演开来就是王霸并用，董仲舒阐发《春秋》大义时就与孟子大异其趣，说：“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霸王之道，皆本于仁。”（《春秋繁露·俞序》）他把《春秋》董仲舒在吸收异质思想时是通过扬弃对方的片面性，吸收可以为我所用的成分，如他否定了法家强调刑法，以吏为师，不要文教德治片面性，吸收了它的重视法制的思想；否定了黄老消极无为、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片面性，吸收了它的自然观（如养生之道、元气、精气说）和阴阳刑德思想。

宋代社会的内外矛盾，儒学面对佛道的挑战和冲击，激起了一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强烈的华夏文化本位意识，激发了他们复兴儒学，振衰起俗的大智大勇。

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援佛道入儒学，全面改造、升华儒学思想，建立庞大思想体系的过程漫长，参与者很多，这里仅以程朱为例，略加以论述。第一，要振兴儒学先得整理和提高儒学的道统体系，使儒学以一种历史的完整性、系统性呈现在出崭新的面貌。二程承韩愈的道统思想，又深化了道统的内容，确立了哲理型的理学道统论。朱熹对韩愈和二程的综合、完善，系统梳理了道的传授统绪，上远溯伏羲、神农，下至朱熹本人构成完整的历史系统，在内容上丰富完善了道统的思想理论体系，建构了精致的道的哲学，并使道统与道学相结合，赋予道统论以时代的新精神，对当时的思想界和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次，理学家们有目的地采用了“偷梁换柱”的手段，即明言建立儒学道统，力排佛道异端思想，实际上暗中拆掉佛道的理论梁柱，据为己有，用来支撑新儒学——理学的大厦。……

第三，理学家在学术上改造汉唐经学系统，回应佛道挑战，面向知识界和一般大众，推广普及理学。程朱一改经学的重心，把以“六经”为主，转变为以“四书”为主，原因是“六经”文字艰深，诘屈聱牙，晦涩难懂，使初学者和一般大众望而止步，使致经者陷入文字训诂不能自拔，难以向民间普及，使儒学深入人心，造成了民族意识的真空，使佛道通过宗教的形式乘虚而入；而“四书”文字简易，说理明白，便于阐发义理，向社会广泛传播，产生普遍社会效应。

三

对面向21世纪儒学发展的有关问题思考：

1、现代新儒家反本开新及其现实意义。现代新儒家所“反”之“本”其实主要是宋明以来儒家心性之学，“开新”也只是试图开出民主科学。我们的意见，“反本”就要返回先秦乃至中华文明之源头，追本溯源，寻求中华文明和儒学的真精神。“开新”是要在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中华大地，集中华夏文化圈华人的智慧，真正开出华夏文明的新时代。

2、中国大陆周边国家——所谓“儒教文化圈”国家儒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重估。

3、儒学面向21世纪的发展要结合中国大陆的现实和国情，综合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及非儒学传统。中国大陆是儒学故乡，尽管有现代历史上摧折传统儒学的曲折，但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不可忽视，大陆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也像其他西学一样，是属于中西文化在冲突中融合的一个特例，并不是历史根据的。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冲击对儒学也是一种挑战，一种对儒学生命力的重大考验，没有必要抱着政治的偏见看待这种文化冲突融合现象。事实上，民生主义之所以成为大陆的主导意识形态，并非没有历史根据和文化传统的促成，即使在老一代最激进、勇猛的革命家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家文化浓重的色彩。大陆在几十年革命历史中还发掘和再现了非儒家的法家、墨家和民间传统中一些有益因素，当然也复活了许多落后，乃至反文明、反文化的东西。20多年改革开放事业，大陆社会正在发生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思想文化也呈现出纷纭复杂的状况，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正在全面地向纵深发展，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极富挑战性。在这种情况下，儒学面向21世纪的发展就不能不从中国大陆的社会现状和国情出发，抱着宽容、开放的态度，立足社会，面对现实，抓住时代特征，进行大革新、大综合，发展名副其实的现代新儒学，为中华文明走向21世纪建功立业。

4、儒学面向21世纪的发展不能是仅站在儒学内部学术化的发展，而应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上又联系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形势在实践中发展。从上面对儒学更新历程的回顾中可以看出，儒学有因时而变、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在今天，就不是把儒学仅仅作为一种学术，从儒学内部进行纯学术化的发展，甚至像一些人那样回到乾嘉汉学，脱离现实，结果处于社会边缘，被动无奈，随波逐流，无所作为，儒学研究处于表面热闹，实质依然不振的境况。从社会发展来说，儒学作为一种富有悠久历史传统、顽强生命力和现代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应成为中华民族走向繁荣昌盛，走向现代化这一伟大历史实践过程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儒学在现代化条件下的发展不仅是内部的、学术化的，而且是整体的、实践过程中的发展。

作为华夏文明的传人，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中华民族和延续了数千年的华夏文明目前所面临的形势、所处的地位、所遇到的挑战，把儒学作为华夏文明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始终考虑到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在民族振兴、社会现代化、国家统一的实践过程中，使儒学获得更新发展。与此同时，也为这一伟大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精神支援和治世方略——这就是儒学面向21世纪的最佳选择。

（本文是1999年在上海召开的“儒学面向当代和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的“提要”，后收入祝瑞开主编的《儒学与21世纪中国——构建、发展“当代新儒学”》一书，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