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公祭黄帝是宗教活动吗？——与葛剑雄先生商榷

作者：韩星    

笔者读了《南风窗》2003年第8期上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先生对于“国家级”公祭黄帝进行质疑的文章，早就有些想法。后来由于参与准备作为2004年公祭黄帝重要礼物的《陕西省志·黄帝陵志》的编写，再加上近期正在进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宗教性的研究，一直没有时间。最近，笔者觉得有必要把我的想法写出来，以就这个问题进一步进行讨论。

葛先生文章似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公祭黄帝是一种宗教活动，其他的看法都是建立在这一观点之上。对此，笔者要进行一番辨证。在文章中，虽然葛先生提出，质问“祭黄帝是祭人，还是祭神？如果是祭神，并且是‘国家级’祭神，那与宗教有什么不同？”但他并不是要谁回答，而是径直认为“将祭黄帝升格为国家级就是由中央政府肯定这种（宗教）信仰”，“祭祀仪式，从本质上讲是对神的崇拜，是相信灵魂不死。”并由此引起了“违反《宪法》”，“不利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科学教育”等消极影响。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先，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也有自己的祖先——这就是黄帝。我们每个人的祖先是直接的血缘关系，而黄帝作为我们的祖先，则是象征性的血缘关系，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经过了数千年，在多元民族的交融中形成的，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弄清确切的血缘关系了；更重要的，黄帝作为我们的祖先，主要是从文化意义上说的。因此，我认为，祭祀祖先不是宗教活动，当然不排除有一定的宗教性；祭祀黄帝也不是宗教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活动，具有丰富的文化蕴涵。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敬祭祖先是我们必行的责任和义务，是最能体现我们民族特性的文化活动。后世的祭祖敬祖是从原始祖先崇拜中发展而来的，祖先崇拜在母系社会是女祖先崇拜，主要表现为女神祭祀和女感生神话。在红山文化辽西牛河梁发现的女神庙和女神头像，是崇拜始祖女神的典型例证。中国古代文献中还记载着许多感生神话，它们是为了衬托部落男性英雄首领的非凡性，常说这些英雄一出世就很奇特，不像一般人那样是父母结合所生，而是由其母亲与某种神物相感应而怀孕出生的。进入父系社会，男性在社会生产及日常生活中占据了支配地位而女性逐渐降到从属地位。在父系时代，每个氏族或部落都有其传说中的男性始祖，他在智能、能力、德性等方面特别出色，生前给部族带来繁荣和强大，先民当然幻想祖先去世后不死的灵魂仍会在暗中保佑自己的部落和子孙后代，所以那些有功有德的祖先就被从先祖中突显出来，被称为“祖宗”而成为崇拜的对象。对于中国古代民族来说，祖先崇拜与中国古代特有的血缘根基和农业社会相联系。在当时底下的生产条件和需要群体大规模劳作的生存条件下，宗族无论在耕种和狩猎中，还是在防卫灾害、抗击别的部落进攻中，都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另外，祖先崇拜还有一个因素是每个宗族都需要一个宗族的精神象征以增强宗族的凝聚力，这往往就寄托在来自同一个血脉的祖先身上，“先祖者类之本也”，对同一祖先的崇拜会强化血缘部族的认同感。《礼记·大传》说：“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讲的就是把整个宗族凝聚在一起。

不可否认，祭祖敬祖确实有一定的宗教性。但在春秋战国经过儒家的人文理性化，传统的祖先崇拜变成了一种以人文教化为主导的文化活动。于是，祭祖敬祖的宗教性便只是形式上的，并非祭祀祖先的本质。这方面儒家有许多阐发，以发挥祭礼的政治和伦理作用。

关于祭祀祖先的意义，《礼记·郊特牲》云：“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祭祀“所以报本反始也”，《礼记·祭义》云：“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说明中国人对自然人生本源的基本观念，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在情理上的依据。在我们先民看来，自然界给了我们衣食，祖先给了我们生命，所以要报本答恩，报答的方式便是敬天祭祖。中国人很少相信人生命是某种神灵创造的，只是实实在在相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又受父母，以至先祖，这是根本决不能忘记的。祭祖是报本反始之意，不忘我们所自来，报答祖先之恩德，颂扬祖先之功德。这种礼敬是贯彻始终的，即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生事之以礼属于伦理道德范畴，丧葬和祭祀确实是有宗教性的形式，但是依存和附属于前者的。在儒家看来，人在生前孝敬父母是，即使由于不得已的原因，生前不能尽孝，死后也要通过丧葬和祭祀来表达对父母的恩情。因此，儒家十分强调祭祀的伦理作用，特别是孝：“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此之谓十伦。”又说：“祭者，教之本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礼记·祭统》）“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礼记·坊》）“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致爱故能致丧祭，春秋祭祀之不绝，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馈养之道也，死且思慕馈养，况于生而存乎？故曰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大戴礼记·盛德》）中国自古以伦理立国，就集中地反映在“孝”上，这就是“先王以孝治天下”，认为一个家庭的孝道搞好了，忠臣必出孝子门，在家里孝敬父母的人必定在外尊敬君长，所以孝就成为治理天下的基础。《论语·学而》载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就是要尽丧葬之礼，追远就是在祭祀礼仪中要诚敬不伪。这样，通过祭祀，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地进行教化，使民德民风归于纯厚朴素。

《荀子》在《礼论》中也谈到祭祀之礼的人文精神：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

  

这是说祭祀之事原本不是以鬼神信仰为核心，而是在于表达思慕之情，忠信爱敬之意，所以荀子说祭祀是“人道”，人道就是祭祀的文化意义之所在，是祭祀的本质之所在。但只有“君子”（有修养的知识分子）能够领悟这一点，一般的老百姓往往还是把祭祀当成宗教性的行为。正因为如此，儒家强调“神道设教”，这是在民智未开的情况下最佳的方式。

从明末清初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士对中国祭祖发生了认识上的分歧，在著名的“礼仪之争”中一些传教士认为中国人的祭祖行为是迷信。当时有中国学者就进行了辩驳：“礼祭祖宗止是思念死者之意，非有求福也。”中国人在先人的牌位前烧香磕头，敬献牲、酒、瓜果，都是为了纪念，并不是希望祖先的灵魂从牌位上下来保佑他们，这都是内心追思故人的情感宣泄。用现代哲学术语来说，如果祭祖是在“求福”，那就是祭祀者信仰超自然的神明，便是宗教；反之，那就是本人内心情感的流露，就是伦理。他还从历代的经典和疏文中，摘录了有关章句加以辨析，然后证明中国人祭祖并没有什么“求福”之意。祭祀中不向祖宗“求福”，自然也就很难说祭祀本身是一种宗教行为（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88-190页）。后来如冯友兰认为中国的“丧礼祭礼是诗与艺术而非宗教。其对死者之态度是诗的，艺术的，而非宗教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8页）“关于祭礼之理论”中，引用的也是《礼记》中《祭义》和《祭统》的文字，强调“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同上第424页）说明中国人在祭祀的时候，并不是对外在神明的崇拜，而是比较注意他们自己内心的感情。一种仪式如果主要是主体性的体验，而不是的超越客体的祈盼，当然就难称是宗教的，而主要是人文的。

中国人的重视祭祀还有崇德报功之意，《礼记·祭法》上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帝喾能序星辰以着众，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舜勤众事而野死，鲧鄣鸿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契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 冯友兰先生进一步分析说：“根于崇德报功之意，以人为祭祀之对象，……中国旧社会中，每行之人，皆供奉其行之人神，如木匠供鲁班，酒家奉葛仙。其意即谓，各种手艺，皆有其发明者。后来以此手艺为生者，饮水思源，崇德报功，故奉原来发明者为神明，而祀之焉。至于天地星辰，鸟兽草木，亦以崇德报功之义而崇拜之。此或起源于原始社会中之拜物教，但以儒家所与之义，则此已为诗而非宗教矣。”（《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8页）这里说的再明白不过了，中国人的重视祭祀往往祭祀的是人，而不是神。即是以人为神也表达的是崇德报功之意，是人文的而不是宗教的，是理性的而不是迷信的。对天地万物的崇拜也有此义，所以儒家认为是诗而不是宗教。

黄帝时代是父系血缘关系强化的时代，也是祖先崇拜观念趋于明确的时代。后来的虞、夏、商、周都尊黄帝为始祖，许多方国也都有关于黄帝后裔的传说，这是祖先崇拜进一步发展的结果。纪念黄帝并不是现在才这样做的，历史上就有祭祀黄帝陵的传统。黄帝去后，后人对他的遗物进行朝拜，以表纪念。《博物志·史补》：“黄帝登仙，其臣左彻者削木象黄帝，帅诸侯以朝之。七年不还，左彻乃立颛顼，左彻亦仙去也。”《竹书纪年》亦云：“帝以土德王，应地裂而陟。葬，群臣有左彻者，感思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庙飨之，诸侯大夫岁时朝焉。”在司马贞为《史记·五帝本纪》作的《索隐》中引用《大戴礼记》一段话说：

“宰我问孔子曰：‘予闻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何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对曰：‘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则士安之说，略可凭矣。

  

说明对黄帝的祭祀一开始就是为了表达人们对黄帝为功德的纪念和感戴，并出现了祭祖的文化传统。《国语·鲁语上》载“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里也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从文献记载看，西汉王朝建立，刘邦入关，曾强调祭祖的重要性。《史记·封禅书》载汉武帝“北巡朔方……祭黄帝冢桥山”。《汉书·王莽传》载：“九庙，一曰黄帝太初祖庙。”魏晋南北朝时期，对黄帝祭祀虽因战乱中断，但总的说来是绵延不断。《通典》载：“后魏文武成帝东巡，历桥山，祀黄帝。”又载：“（隋）祃祭轩辕皇帝”。到了唐代宗大历5年，于桥山西麓建庙并规定按时祭典。宋太祖开宝年间，移庙址于今址，祭祀活动相沿不断。明、清两代对祭黄陵十分重视，明代皇室派遣官员祭祀黄陵14次，清王朝共计29次。清末民初，政局动乱，祭祀中断。20世纪1935——1943年，国民政府多次派遣专官祭祀黄帝陵。特别是1936年清明节，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国共两党首次共祭黄帝陵，对唤起中华儿女共同抗日起到巨大作用。建国后，1955——1962年，每年都举行祭典，但均为省级领导主祭，以后祭礼中断，到1980年恢复。由以上可以看出，历史上祭祀黄帝是从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开始的，除了战乱和分裂，一般都重视祭祀黄帝。而现代史上国共两党在民族危难时刻共祭黄帝陵，最能显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体的存在，已经超越了传统上封建帝王家天下的狭隘意识，而具有现代民族意识觉醒的重大意义。

1990年4月，黄帝陵基金会名誉会长李瑞环同志到陕西考察时指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把黄帝陵整修好、保护好、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特殊的现实意义。他还说过，祭祀黄帝陵可以团结一切海内外华人。特别是海外华人、侨胞他们看到了祖国改革开放新面貌、国力强盛，对故国家园的赤子之心很强烈，有时我们很难体会，他们强烈要求把祭祀黄帝陵的规模礼仪制度化一个民族需要认同自己的根，了解自己的历史，只有了解过去，认识过去，总结过去，才能发展我们美好的未来。在当前来讲，纪念黄帝，缅怀先祖的伟大业绩，才能够宏扬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的文化，凝聚民族力量，增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促进我们祖国的统一大业的完成，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家，使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的伟大民族之一，屹立于世界民族民族之林。

人民日报网络中心强国论坛(www.qglt.com)曾邀请中国黄帝陵基金会会长孙天义教授做客，与网友交流，主题是“纪念黄帝的现实意义”。在回答网友“纪念黄帝，与我们平时祭祖，与迷信的最大区别在什么地方”的疑问时，孙天义教授说：“我们纪念先祖、拜谒黄帝陵的活动和宗教信仰完全是两回事。我们把黄帝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而不是作为神来崇敬的。”这个说法是有历史依据的，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是从黄帝写起，并没有把黄帝当作神来写，而是把他作为一位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实事，德配天地、功勋卓著，得到民众爱戴的贤明古帝来写的。对此清代学者张昭认为“顾迁之所以始黄帝者，盖以武帝好神仙、神仙家言，并托之封禅，书载帝语，我若得如黄帝，视弃妻子如敝履耳。迁是以据古史著黄帝事实，以言黄帝亦人耳，非驾风长生不死，如所言，神仙者也。故五帝中，独著黄帝之葬桥山，余并不书葬者，言黄帝之死，有冢可据也。”这就是说，司马迁以黄帝为中国历史之开端，在材料的取舍上把历来关于黄帝传说的神话色彩大大地降低了，以表达对汉武帝好神仙的批评和对黄帝开创中华文明历史功绩的敬重。

当然，我们对祭祀黄帝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在历史上黄帝被塑造成帝王形象。我们在许多古代文献中看到的黄帝具有史前英雄人物、祖先神和帝王三种身份，这三种身份通常又是混淆不清的。20世纪疑古学派的学者在澄清这种混淆过程中又走了极端，否定了黄帝是一个史前人物，断言黄帝是后人虚构出来的人物。事实上黄帝是实有的史前人物，是黄帝部落的首领，后来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首领。黄帝的后代分散到各地，成为今天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但黄帝不是后世的帝王，当时处于原始民主阶段，各个部落只不过是松散的联盟，黄帝的权威比起后世帝王来也非常有限。把黄帝看成帝王是为了强化封建专制主义，这样的思想我们今天的祭祀不能有。还有历史上曾把黄帝改造成汉族的始祖，以“夷夏之防”的观念推行大汉族主义，这也是应该清除的。还有，历史上有时过分强调血缘关系而忽视文化的意义，这在今天看来也是不科学的，还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歧义和混乱，这些都应该经过严谨的科学研究予以澄清。在尊崇黄帝过程中要很好地把握黄帝以及祭祀黄帝活动的本质，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防止和消除负面影响，以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