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儒教发展道路简论——兼与康晓光建立国家儒教商榷

作者：韩星    轉貼自：《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三辑 

关于儒学发展的道路问题，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探讨和说法。当前最有代表性和最能体现时代特征的，是儒学作为一种专业学院化的东西存在于少数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在海外，是现代新儒学为了回应西学，对儒学传统重建所采取的学院化表达方式；在大陆，是学者在厌倦了儒学被作为政治工具大肆糟践之后，对儒学的研究所采取的纯粹学术化的方式。近几年，也相当一部分人主张走儒学宗教化的路子，有学者公开打出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帜，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需要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今日重提‘文化民族主义’，不是要建立一种束之高阁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理论，而是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要发动一场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活动。……这一活动的核心目标是，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并提出了具体的复兴方案和应该采取的措施：第一，儒学教育要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第二，国家要支持儒教，将儒教定为国教。国家支持，精英领导，全民参与，建立组织体系，实行民间自治。第三，儒教要进入日常百姓生活，要成为全民性宗教。第四，通过非政府组织向海外传播儒教（康晓光：《文化民族主义论纲》，《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这与近代康有为、陈献章的立孔教为国教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在理论形式上挂上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号，在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上也与二十世纪初大不相同。孔教是中国知识分子以西方宗教为样板，在传统儒学的宗教性基础上，有意识地创立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西力东进，近代中国面临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力挽狂澜，通过宗教拯救中国的行为。但是，应该看到，在其宗教的外衣下，孔教仍然保持着儒家人文理性的传统精神，其倡导者也仍然保持着儒者的基本品格，是儒学的一种现代变异形态。孔教的发展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大陆，康有为、陈焕章等试图借政治力量立孔教为国教，掀起了一场孔教运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二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孔教在海外华人当中走民间发展之路，并取得了基本成功。孔教在思想理念上是以儒学的创立者孔子为教主，实际上是以孔子的伟大人格和思想为依归，本质上是人文道德的，是以宗教的形式传承和发挥孔子儒学的基本精神，保存和弘扬中华文化，它与历史上的儒教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与儒学有更直接的承续关系。我不否认孔教运动及其思想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但我认为，孔教只是漂泊海外的华人的精神寄托，心灵慰藉，是儒学现代转化过程中的宗教一脉，并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基本方向，也不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不能走宗教的道路，应该以儒学传统作为基础性的资源，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文化，构建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国文化的主导方向只能是“学”而不是“教”，是人文理性而不是宗教信仰。

为什么儒学发展不能走宗教化的道路？理由有四：

第一，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儒学是一直是主体，儒学的发展演变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主流。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有本土的道教，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很多小的宗教，在某些历史阶段儒学甚至失去了对社会生活的主导作用，如魏晋南北朝，但儒学一直能够把握住国情，有深厚的民众基础，有政治上的支持，在与各种宗教文化的斗争、交流、融合过程中，一直处于多元会通，居中制衡的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规定了包括各种宗教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使中国文化没有发展成宗教为主的文化形态，这一点应该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可。

第二，儒学所产生的上古文化根源中就有宗教性，再加上后来受到各种宗教的影响，使得儒学发展演变过程中，也不免带上某种宗教性质，但这只是儒学的次要的性质，并不是其本质所在。具体地说，儒家自创立以来并没有否定中国上古的巫史文化传统，但儒学之所以成为儒学，就在于它是以“史”的思想进路超越和升华了“巫”这一传统，并与其处于一定的张力之中，形成了“以道统政”之外“神道设教”（以道统教）的思路，由此也就演变出了儒家独特的“教统”——融宗教（精神层面）、教化（社会领域）和教育（学校系统）为一体，兼顾内外、合一天人的传统。我们常常说的所谓“儒教”并不是一个宗教，而是先秦儒学在秦汉时期与政治结合和落实到社会过程中发生的部分变异。从历史渊源上看，儒教是上古宗教文化传统出于政治目的的复兴，是巫史传统分化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新整合，是涣散的宗教性文化形态，它与儒学有着深刻而复杂的联系，是儒学的分流和固化。儒教的形成和发展并没有取消儒学，此后儒学仍然在历史的峡谷中艰难地开辟自己的道路，在历史上不断地更新发展。儒学的更新发展不但有外在的历史推动，更有儒者在回归儒学精神的努力中的推陈出新。也就是说，儒学更新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儒学内部，是由儒家学者的主体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决定的，这一基本状况就造成了儒学与儒教之间的分流、分化和张力，进而历史地形成了二者错综复杂、纠缠不清、容易被混为一谈的现象。我们的学术研究要研究各种复杂的学术思想现象，但目的是通过现象深入其内在的本质，而不是以某些现象为本质，把某些现象夸大、变形，造成对历史文化的误解和曲解。就儒学与儒教而言，如果要说它们的关系的话，我以为，比较而言，儒学是儒教的精神资源和思想向导，儒教是儒学的思想落实和精神沉沦；儒学是道、是学，儒教是术、制；儒学是体，儒教是用；儒学是本，儒教是末。总之，儒学的本质是人文理性和伦理道德，儒教是儒学具有宗教性层面的一种物化形态。

第三，我们当今是要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我们的宗教政策是自由的、宽容的，但决不提倡宗教，不利用宗教，更反对任何形式的封建迷信和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教。有的学者提出了在对待儒学的问题上也可以实行“一国两制”，即出于对港、澳、台同胞精神信仰的尊重，不限制在统一以后这三个地区的学者把儒家作为宗教来对待，而大陆学者仍然主要把儒学作为哲学来对待（刘宗贤、蔡德贵主编：《当代东方儒学》，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4页）。这最起码是一种有意义的探讨。

　　第四，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已经进入了以理性为主导、以人为本的时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的国家都是政教分离，实行民主和法治，建设丰富多彩的世俗文化，以满足人们的广泛需求。当然在许多国家中，宗教还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毕竟只是维持人们的一种情感需求和精神满足，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权力。而且，宗教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不可控制的因素，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所以，既没有必要过分夸大宗教的作用，也要看到宗教始终有消极的作用。

关于儒学研究，从国内来说，当前学术界确实出现了儒学热，但主要在高等学府、研究机关、书斋，还没有真正地进入寻常百姓家。儒学如果不能在社会上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儒学就只能仅仅是一门象牙塔里的学问，而不可能成为是中国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不可能成为中国民众道德教育的源泉所在。象牙塔里的儒学与儒家所倡导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为学宗旨相悖。要发扬儒学思想，必须先在民间扎根，并由民间社团努力支持推广，这不失为实际可行的办法。

基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儒学要发展，就只能走民间化、世俗化的道路，而不能再试图借助政治的力量定其为国教，为什么？目的论的宇宙观和宗教性伦理不能够直接作为现代（民主）政治和社会理论的基础，这是韦伯以后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共识。托克维尔肯定天主教的平等理念能够适宜自由民主政体的建制，但是他无意于从前者推导出后者，相反十分强调“宗教的”与“政治的”必须严守疆界，各司其职。与现代政治直接相关的是“公民意识”而非宗教性伦理。

这也并不是说宗教性伦理完全没有了市场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宗教性伦理决不可以通过诉诸某种社会法权而使自己普遍化，那样将必然导致思想专制。换句话说，宗教性伦理只关涉到个体的存在抉择与有关生命意义的解释，却不可以将某种政治意图或道德意识普遍化、社会化。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补充与说明：

该文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三辑发表时，编辑做了一定的改动，其中由于诸多原因，删去了下面一段话，可能造成对我观点的误解，为此补充并说明，我是反对儒教国教说的，除了文中已说的理由，还有就是现在在中国大陆并没有一个儒教，香港及海外的孔教也并没有成为“合法”的宗教在大陆存在，所以定立国教的事就成为“无的放失”。儒教或孔教即使要搞，也必须在民间先搞起来，等到有了实实在在的“儒教或孔教”才能谈到其他。
原文删去的一段：“海外华人的孔教活动发展对我们应该有启示。孔教在海外继续存在，甚至不排除让大陆有孔教的一席之地，即政府承认其合法性，以宗教自由政策让其在大陆发展。让孔教以宗教形式在大陆民间发展最起码比让基督教在民间的大肆扩张要更符合民族与国家的利益，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复兴。但是，政府不宜以政府行为规定信或不信孔教，包括其他任何教派，乃至如祭祀黄陵这样的准宗教行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宽容民间的宗教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以内，给孔教这样的健康的宗教以及民间的准宗教活动以宽松的社会环境。政府要加强宗教活动的管理，要注意民间宗教活动中的淫祀，反对铺张浪费，反对骗钱骗色，反对封建迷信，最终是走向不断缩小宗教活动或提升宗教活动的文化蕴涵，导向健康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