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儒学对民族主义的第一个判断 　　　　　　　　　　　　

 蒋庆 

民族主义不是从中国文化中产生的，和儒家学说，包括政治儒学，也没有太多的关系。

从历史上来看，民族主义是从西方近代以来民族国家运动中产生的，产生以后，就对后
发国家，后进入民族国家的国家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中国，在印度，这些所谓的“殖
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在像西方学习之前，本来是没有民族主义的。印度是一个不重
政治的民族，没有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知识结构中，也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就
是在西方，民族国家也是近代的产物。西方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通过军事侵略
掠夺殖民地，激起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反抗。怎么反抗？就需要学习民族主义。在这
里，民族主义具有某种合理性。

民族主义作为西方在近代以来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表现在很多方面，既有精神道德方
面，也有器物、制度等等方面。在精神方面，民族主义要求一个国家对自己的传统文化
要同情和认同，要有捍卫的精神，这些都是在西方本身就产生出来的。德国的民族主义
是在德国文化中产生。俄国等国家在反对拿破仑侵略的过程中，其民族主义也有很多文
化的成分。民族主义也涉及到器物、制度等层面，你要保卫国家，你就要使你的国家像
西方那些早期形成的民族国家一样，要保证你的国家从制度上能有管理上的最高效
率——这里的效率主要是从国防角度来说。例如，在财政制度、税收制度上，必须尽量
理性化，建立有效的管理体系，用最快速度的集中国家的经济力量，以适应国防的需
要。这些动员功能，在西方古代，在中世纪，是没有的。在教育制度上，为了民族国家
的生存，必须最大限度培养某个科学领域的专家，培养的目的，是直接为国家的国防服
务。此外还有常备军制度等等，都是自民族国家产生以后才出现的。这些都属于民族主
义的内容。

在中国，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的产物。我们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对民族主义进
行评价，我们说，一种健康纯正的民族主义，在被西方列强侵略的国家有其正当的价
值，这是因为，在世界上有一个公理的问题。

二十世纪初，托尔斯泰曾经写信给辜鸿铭，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讲道德的民族，西方是强
盗，所以中国人不要去学西方，中国人自有道德精神。确乎如此，中国是一个崇尚君子
文化、崇尚道德、崇尚良知的民族，它没有西方的霸道、侵略的民族特性。托尔斯泰要
求中国人保持中国人的民族特性，是对的，但是他作为基督教徒，作为西方的和平主义
者，没有看到，世界除了博爱，还有一个公正问题。西方已经侵入中国，掠夺中国的财
富和资源，这种情况下，反抗就是合理的、公正的。儒家不像基督教的极端的和平主义
者，不像佛教怨亲平等这些思想，儒家讲世间的道德上的公正、公义。在侵略的问题
上，儒家一直强调要反抗。

在近代中国救亡的历史条件下，救亡怎么救，你用君子的道，你用托尔斯泰劝说的那一
套，救不了中国。不仅救不了，反而拱手把中国献给列强，这不符合历史的公正。中国
必须反抗，必须救亡。救亡怎么救？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
能用他们这种方法、学他们这种方法来救，除此以外没有办法。因此，中国要学民族主
义。也正是在这种前提下——就是盛洪先生也提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前提下，民族主
义有其合理性。只有学到它的民族主义这套东西，学他的强盗逻辑来反抗他，这样才能
达到历史中的现实的公义。所以我们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所有的民
族主义都建立在国家私利之上，它肯定是不好的；另一方面，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又
确属没有办法。民族主义是中国人被西方逼出来的，中国人并不愿意接受它。

但是必须强调一点，民族主义，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神圣的民族主义，如果不是这样，就
会走向反面，变成种族主义——种族主义是完全建立在血缘、人种之上的。还有一种民
族主义是情绪的民族主义，建立在情绪上面，是情绪的发泄。这种发泄也是反抗。这种
情绪型的反抗，在一段时间可以激发起大家的反抗精神，例如义和团。我们说，反抗压
迫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缺乏正面的建设性功能。

以儒家传统来看，民族主义是“认力不认德”，讲求的是实力，承认民族主义，就意味
着改变中国的传统。中国文化一直是“君子文化”，而民族主义是一种“海盗文化”。
海盗讲的就是实力，谁的力量大，谁就称王。在当时的情况下，君子肯定打不赢海盗。
你要实现政治中的公正，你就需要学他。

总的来看，对于民族主义，我们的第一个判断是：在当时面临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帝国
主义支配的亡国亡种的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下，中国学民族主义，是可以理解的，而且
有某种合理性。在现实上，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是被它逼出来学这个不好的东西。但
是，同时我们又知道，民族主义是西方近代产生的一个怪胎，是海盗文化的结果。在道
义上，我们要否定、批判他。我们学民族主义不是说要保全我们的文化、保教，根本保
不住。我们学民族主义，目的是要保种、保国，保全我们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