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复兴儒学

   复兴儒学，一时成为热门话题，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可惜，负面的回响似乎大了一些。儒学可以复兴吗？我主张宽容，只要无害于社会、人心，百花园中就多了一枝，有何不好。问题是，应该怎样复兴？

   我对儒家经典所知不多，但《论语》、《孟子》等书还读过一点，其中的一些思想，的确有深度，是前人智慧的结晶。和近代西方的理论相比，虽说缺乏系统论证的功夫和严密的推理，但那种顿悟式的豁然开朗，天马行空式的直诉心灵，闪现了人性、智慧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值得研究和传承。但研究和传承绝不是膜拜式的照单全收，可以质疑，也可以争论，更要发展，称之为“学”，当之无愧；可因为儒学重视人性，强调善与仁是人人都应固守的本分，似乎与“教”的功用相关，就硬要称为“教”，就感到多少有点“邪气”、“霸气”，怀疑它容不得变化和争论，一旦真的成“教”，为害定然不小，要“以理杀人”了，所以，宁可不要，或避而远之。

    以儒学一统天下，就必然为儒学设定标准思想，即当时当地的思想高度，那时，儒学就真正是死了，而且死得万劫不复。

    走下圣坛，从平常心开始，这才可望脚踏实地；以儒学本身固有的价值，争得一席之地，这才能长远。

    一．还原与定位。

    儒学是什么？必须从源头说起，就是说，复兴儒学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还原儒学。

    儒学，作为一门有鲜明特色的、不同于其他学派的思想体系，始自孔子。这个鲜明的特色，就是以道德诉求为核心的济世救人，而在孔子之前，早就有了的《诗》、《书》、《礼》、《易》等，人们虽然也读，也钻研，却从来没有从中派生出儒、法、墨、杨等学术派别。

当然，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各派对《诗》、《书》、《礼》、《易》的重视和认同，可能有重大差异。从前人的知识里，我们可以有选择的吸收，有重点的发挥，分道扬镳，形成不同的学派。前人的知识，是思想的基础，却不是区分的依据。所以，儒家的思想，植根于孔孟，来源于孔孟，后人把《诗》、《书》、《礼》、《易》等列入儒家经典，只不过是认可了这些基础知识的地位，认为有益于儒学而已，把这些等同于儒学，就和把医学、数学归于儒学一样荒唐。马克思理论的来源之一，是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我们就从来没有把它列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果叫马克思列出必读书，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就一定入选，可我们无论如何，不会将它们列入马克思文丛。后世儒家之所以将《诗》、《书》、《礼》、《易》等归入经典，和儒学的“国学”地位有关：既然是唯一的学派，继承前人的思想遗产，就是无可回避的责任，只要它们不和儒学的精神实质相冲突。从这种意义上讲，称它们为“官学”，可能更恰当。

    同理，儒学在后来的发展中，也有种种学派，对先圣的思想，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虽统称为儒学，差别却很大，比如，汉代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性三品说，宋朝二程的格物致知，朱熹的禁欲主义伦理学，乃至康梁多少受到西方影响的思想等。须知，古代的中国，儒学是“国学”，学者就都是“儒者”，他们的学术观点，就都称之为儒学。在孔孟所强调的“仁”、“王道”等核心思想下，繁衍出了众多的理论思想，有些，儒学先祖根本就没有涉及；有些，是抓住孔孟的只言片语，穿凿附会，无限扩大，打的都是“儒”的旗号。这个“源”与“流”的区别，“体”与“用”的区别，是必须分清楚的。这些能算儒学吗？当然算，可难道都要复兴？更具体一点，《女儿经》，是否女童要人手一册？《二十四孝图》，可不可以颁行全国？不用说，像三纲五常、忠孝节烈等，都是地地道道的传统儒家思想。

    不可否认，前人的思想，有可取之处，他们的思考，就算是“试错”，也值得借鉴，问题是，两千年前的思想，那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东西，怎么可能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所以，要想复兴儒学，就只有狠下心来，把传统儒学，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砸它个稀巴烂，然后，把碎片细细过筛，选出那些闪光的、坚硬的核心价值，种到地下，殷勤培育，让它生根发芽。这些核心价值是什么？不是针对具体时代、问题给出的具体方案、思想，而是提出这种思路的立足点，即儒学济世救人，求仁求善的原则精神。在这个立足点上推演出的种种理论，有些确实错了，但那是方法路径的错；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是时代的局限；排除异端，惟我独尊的心态，则是政治的附加功能。对这些东西，就必须毫不留情的剥离它。

必须为儒学“瘦身”。一个包罗万象，无所不知，无所不涉，包打天下的“万事通牌儒学”，只能是各种各样传统文化的大堆积，绝不是儒学，不是儒学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学派的思想精髓。

    不找准自身的核心价值，想用古人的思想，解释现世的一切，解决现代的种种问题，从古代思想家的只言片语里，牵强附会地挖掘现代意义；或在现代思想库中，寻找新潮概念，来附会古人的思想，以证明“我们中国古已有之”，狂得可爱，却绝无“幸免于难”的道理。

    有限的价值，只能定下有限的目标，摈弃古人的具体结论，放弃夸大和狂想，坚守儒学的核心价值，这就叫定位。舍此，就是歧途。

    现在有多少人在研究儒学？两千多年的儒学长流，人们多是截取一个片断，一个专题钻研，这叫专业，叫学有专长。可如果都从自己的专业出发，谈“仁”，谈“格物致知”，谈“天道”，谈“人之性”，凡古人论及的东西，无所不及，那么，就是多出几篇论文，再加几份宣言，也不过热闹一点，充其量是学术气氛浓厚，谈不上复兴。复兴，就一定要摈弃一些过时的知识，丢掉一些无用的概念，抓住儒学的核心价值，集中全力，重点突击，这才可望有所突破，竖起复兴的大旗。    

“瘦身”之后的儒学，好像有点寒酸，过于瘦削了：不能包打天下，解答所有问题，或许还要放弃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可思想的价值又不是论斤卖，何必大而不当？现代的正义概念，源自古希腊柏拉图，翻开他的著作看，他的具体结论，还有多少仍为现代人坚持？可我们似乎没有听到复兴古希腊思想的呼吁。有此一个概念传承，古希腊的思想就没有死。美国学者罗尔斯，名满天下，可他只写了两个字：正义，却写得洋洋洒洒，称为大家。关键问题是，要有深度的开掘。

    那么，《诗》、《书》、《礼》、《易》等，就不要学了吗？当然要学，如果传统文化，我们中国人都不懂，岂不成了笑话？所以，研究可以，讲课也行，总要有人传承，却用不着劳师动众地去“复兴”，更与儒学的复兴无关。没有明确的目标定位，把“国学”完全等同于儒学，把儒学的原则精神和时代的具体解读混为一谈，乱哄哄你也复兴，我也复兴，看起来眼晕，读起来心烦，在杂乱无章中奋起，于四面楚歌中乱撞，毫不中用的。说是复兴，却疑为全面复古。

     二．创新与陷阱。

      一种思想，哪怕是“圣人”的思想，如果句句是真理，统治几百年，是很可怕的。前人的思想，既不可能穷尽所有的领域，也不可能达到后无来者的深度，更不可能了解发展造成的社会基础条件的改变。伟大思想的价值在于，为后人的进步，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立足点、思想方法，因此，发扬光大他们思想的唯一途径，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立足于儒学核心价值的创新。要摆脱旧有理论系统的束缚，也就是摆脱一度走弯了的路，其中，或有耀眼的思想闪光，就大胆地继承，但整个思想体系，却一定要抛弃。跳出了，才能海阔天空，试图在传统的范围内打破传统，是可笑的。

       对儒学的核心价值，有必要进行重新的深度开掘。读一下孔孟，就会发现，多是对人与政治的道德良心的呼吁、企盼和坚持，以及“仁”的标准的大体设立。那么，“仁”的现代标准是什么，在各个领域里，如何把握这个标准，这个标准的社会合理性的论证，用什么方式方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孔孟没有告诉我们，也不可能告诉我们，而后人的演绎、探讨，有的干脆就走偏了方向。可见，围绕这个“仁”字，我们仍然可以大有作为，有充分的发掘空间。能否产生像《正义论》那样有深度的著作？如果有了，而且不止一部，儒学的复兴就初现曙光了。

       要求复兴儒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儒学有安顿身心的社会功能，那么，求仁而得怨，是什么原因，合理吗？公平吗？个人可以不计较，对他人而言，对社会而言，后果会是什么？如何才能达到普遍的“仁”？这一系列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探讨？

       社会是高度相关的，现代社会尤其如此，所以，单从一个“仁”字出发，就可以牵出许多问题，最后，会涉及到现代社会常见的一些问题、概念，只不过，角度不同，理论结构不同，或许要一套新的概念系列来表述，这就是具有儒学特色的、民族特色的理论概念。

       当然，这里单提出一个“仁”字，只是方便举例，孔孟的思想远不止这些。

       说到创新，就不能不指出，有几个危险的倾向，可能是创新的大敌。一是道德政治化，企图以政治强力来解决道德问题，或者，把道德提高到政治的高度，这就走上了古代儒学的老路，是儒学最终式微的原因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原因。道德政治化的危险在于，道德，不同于法律，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归根结底是一种价值判断，也定然是个人判断，而判断就必然有正误之别。可惜的是，在呼吁儒学复兴的学者中，似乎仍有这种倾向，他们似乎不明白，只有在道德的环境中，道德才是可能的，个别的例外，不能代表总体趋势；强制的道德，本身就有不道德的巨大风险。孔子讲君君，臣臣，是说君主要做得像个君主，臣子也要像个臣子，可如果有了强制的“教化主导权”，道德失衡，就是必然的现象，君主昏天黑地可以不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臣子义务，却一定要严格奉行的。

        第二种危险的倾向，就是以抵御“西化”为目的，强调民族化的作法。世界上的事情，原本一理，是谓“道”，是谓“规律”、“法则”，并不是白种人有白种社会的“道”

，黄皮肤的“道”又有所不同。你不能不承认客观规律的真实性。我始终不明白，我们为什么总是战战兢兢地忙于抵制，而不是大大方方的积极创造？

       不错，现在的情况是，大量的西方学术概念，充斥着我们的学术界，有人称之为“话语霸权”；学术界，也流行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堆砌“时髦”新概念，明明用通行的、大家都理解的概念，可以说明白的问题，却偏偏喜欢用引进的和看似“高深”的概念，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博学和高深，这也是叫人倒胃的原因之一。

然而，细究根底，这些概念，是为了阐明某种思想创造出来的，概念的背后，有深刻的思想内涵。问题是，我们对这个问题有发言权吗？我们研究过这些问题，并且有一套自己的概念系统吗？如果没有，就只能借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和文化认同毫无关系。以拒绝使用来表明自己学问的民族性，不知对同样的思想，该怎样表述？或者，一言不发，以示高深？当然，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他的观点可能错了、有偏差、不全面，可就是反驳，也须站在他构建的语言平台上，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你没有自己的语言。忿忿然说上一句“夷狄之有，不如诸夏之无”，有什么用呢？“语言霸权”云云，实在是弱者心态的表露，是酸楚心理产生的可笑挑战。何谓霸权？不允许你说话了吗？封杀你的声音了吗？说话没有人愿意听，又怨得了谁呢？看一看物理性、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我们使用的概念，多有外来语，我们的文化被消灭了吗？把文化的竞争关系，上升为“对抗”，实在是思想的堕落。

       想拥有“话语霸权”吗？其实非常简单，只要你从独特的视角，深入研究某个别人不曾涉足的领域，为了表达你独特的思想，或许就不得不使用一套独特的概念系统。有人想挑战你的理论，就一定会使用你的概念平台，而这个语言平台，由于是从儒家学说的一些基本概念而来，就自然充满了儒家文化的民族色彩。有了这个“霸权”，你很得意，是吗？那么，就让我们创建出一套理论系统吧，我倒很乐意看到这种“语言霸权”的出现。

        所以，儒学的复兴，必须创新，这和“语言霸权”无关，只和思想的进步有关。在思想领域里，思想的深度，就是“霸权”， “概念专利”不是“霸权”，仅是思想的附属物。

        儒学创新的第三种危险，就是钻故纸堆，把大量的，已经失去生命力的概念，堆出来，把学问搞得艰涩难懂。“什么话！这叫学问”！那么，你仍旧回到书斋里，搞你的高头讲章去好了，越艰深越好。

不是要复兴吗？几个人谈论一番，造势一番，就可以权充复兴？不否认，学问本身就有贵族化的一面，但那是指思想的深度，不是语言的艰涩，儒学要想复兴，就必须彻底丢掉贵族气。现在，还有多少人熟悉乃至可以读懂古人的理论概念？别人的思想跟不上，理解不了，读不懂乃至读不通，当然怨不得理论，那是水平问题；因为语言和概念的艰涩，使人不愿读，心生反感，吓跑了许多人，就是我们的错。古人讲，“善易者不言易”，真正的大儒，一定不会把古人的语言挂在嘴边，得其精髓，自可以挥洒自如，不拘泥于已经僵死的语言。以平易的、现代通行的语言接近大众，接近生活，复兴才是可能的，毕竟，复兴是大业，不是百把人就可以撑起来的。

        第四种危险的倾向，就是自缚手脚，闭目塞听，自大自足。看了几本古书，被古人的深刻思想所震撼，就以为中华文化天下无双，殊不知，外边的世界，可能更加精彩。没有比较，没有吸收，别人走过的路，你还面对地图苦想，是绝对不行的。如果你连西方伦理学的著作都没有读过，怎么可能发现传统理论的缺陷？没有学贯中西的“大儒”，不能吸收、融合古今中外的思想成果，不能站在和他们平等的思想高度，却天真地认为，自己见到的深刻，就是颠峰，那无异于坐井观天。闭门造车式的复兴，只能是自说自话，一场闹剧而已，“复”则有之，“兴”则必无。

       在我看来，中国儒学的复兴，从社会伦理、政治伦理的角度入手，或许才是方向，因为中国儒学的核心，就是伦理。而恰巧，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尚有极大的空间，问题是，要取得共识，而且，要有创新和发展。

三．浴火才能重生。

古人讲入世，现在讲功利、社会功能，是站在不同的立足点，以不同的抽象层次，来描述思想的意义，意思大致相同。没有社会效用的思想，不可能流传，更谈不上发展。

儒学要复兴，就必须以鲜明的、干预社会和人生的态度，赢得社会和民众的认同和尊重。儒学思想的复兴和现实的课题，应该是一件事情的两面，这也颇合于传统儒家积极入世的宗旨。

现在的社会，信仰危机，道德沦丧，非常需要坚守道德的理论，重振信念的思想，换种说法，要有一种贴近生活的、有益而有用的思想，通过贬褒、评判，探究原委，追寻病根，使民众看到儒学带来的希望。如果儒学有可能解决现在的一些问题，或对改变社会有积极的、切中时弊的影响力，那么复兴儒学的大旗下，就一定能聚集起足够的社会关注，赢得众多支持者。

走下讲坛，深入社会、深入民众，才能深入人心。这不是延续一种学问所必须的，却是复兴已被“边缘化”的儒学所必须的。

关注社会民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要逐渐形成一套自己的，对社会、政治和人的行为的评判标准，和“止于至善”的途径设计。比如，儒学讲仁政、王道，那么，它们的现代标准是怎样的，你要拿出一个样本，并告诉大家如何实现；如果现实有距离，你可以批评，还可以建言，但千万不能以主观意愿论是非，这一点对儒学复兴特别重要，因为，传统儒学的最大失误，就是过分强调主观动机，却忽视了社会本身的运行规律。

具有真知灼见，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有了真知灼见，就万事大吉吗？还不够，还要以鲜明的态度，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积极地干预社会，干预人生。这很困难，也要冒双重的风险，道德和政治的风险，远不如躲在书斋里安全和惬意。可是，仅在学术层面探讨，不深入地干预生活，就难于引起社会的共鸣，复兴就是一面孤零零的帅旗，结果只能是打道回府，重回书斋。所以，关注社会之所关注，用大家都能懂的语言，呼吁、建言、咆哮、愤怒，义无反顾地，为“义”、为“仁”，九死而不悔，真诚自能感天动地。引一句歌词：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能够把自己摆在思想交锋的风口浪尖上，社会风雨的冲击之下，就是儒学有用性的最佳证明，儒学，注定了只有浴火才能重生。

本人对儒学，没有特别的亲近感，也不反对，中立的看客而已，读了几篇呼吁复兴儒学的论文，有感而发。我相信，两千多年那么多的思想家，总会为后人留下一点有价值的思想遗产，能不能继承下去，全看我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