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個體性”與”群體性“的一些討論

-------以黃玉順教授的文章為例

作者：皮介行   

　之一 我的觀點

人的認識是對實存世界（包括人自己）的一種理解，而一切認識與理解，都離不開認識者自身的感覺機能與信念體系，因此，認識與理解都是人我同在，人物同在的，人與物，人與環境，共同形構出其認識圖像。人可以論證其認識與理解，但他何以有此認識與理解，卻是難以言說，不可言說的。限於人的精力時間，也限於人的機體與工具，人對世界的認識永遠是片面的，短湹模瑐�別的，但人形構出的認識圖像，卻是整全的，普遍的，因此，人的任何理性認識，也都包含著感性的想像與推測在內。而且經過心理學者的多年研究，一般論者咸信理性是人在意識層次的一種思維作用，而在人意識的深層，還有著生存意欲的根本力量，在主導著人的思維作用，為人的意志而服務著。

再依天撕弦坏挠^點看，存在物離不開其環境，世界離不開萬物，實體離不開虛體，依據人的身體機能，可以在生活條件下建立實體觀念；但現實上該實體之所以存在，之所以以此樣態存在，則離不開虛體，離不開其環境條件。地球生物離開地球環境就生存不了，鐵樹在熱帶年年開花，在溫帶則偶而開花，在寒帶則不開花；地球條件下的制冷設計，到太空環境裡就不能制冷，．．．．．。事務脫離環境單獨界定，自是人思維的技巧，論述的方便，但不能將錯就錯，以為方便就是真實，以為我人眼中看到的該物性能，就是該物獨立自足，本身具有的性能。

之二  宏觀與微觀論述

自從中華帝國與西方諸帝國接觸而落敗之後，如何認識，如何評價，如何解釋這個失敗，就成了中國思想界的無上律令，一代代的被中國哲人們思索著。這種認識，評價與解釋可以從宏觀與微觀兩個方向進行，微觀的研究可以選擇一件具體的事物，收集各種資料與證言，進行分析論證以見其理，並以該理推論中華帝國落敗的主要原由，這種具體事物，具體分析的作法，比較是經驗實證論方法所擅長的，但是將一件微觀論證，輕易推廣到宏觀面去，畢竟過於隨意與獨斷，難有說服力。因此許多人喜歡選擇宏觀論證，上下五千年，東西十萬里，將繁複萬端的古今文明，納入他們預設的框架中，就其自我理念，同義反復，封閉論證，總體性的論斷中華帝國不如西方的根本因由所在。這種方式固然一了百了的給出標準答案，但是一個人的精力時間極有限，事實上沒有辦法處理古今文明，而且如此龐大的古今文明，也根本不是實證方法可以處理的。於是只好大而化之，先有答案（假設）再找理由，答案既然先已有了，論證就不過是形式性的走過場，不再允許否證論的嘗試，也不再允許對其預設框架的質疑，而只能聽任其預設理念之導引，有傾向性的“證實”自我設定的先期答案。這種論證方式，因為涉及面太大，只能哂米约旱闹庇^信念，做高來高去的斷言，以言語概念表述其信念，再以所表述的言語當證據，證明其意圖中的結論，至於結論是否真實合理，也只有天知道了，因為證明既不易，否證也困難，大家也只能各信其信，各說其話罷了。

之三  黃教授的論證

在諸如此類的論證中，有一群人特別以〔個體性〕、〔獨立個體性〕的缺乏，做為中華帝國不如西方的根本因由，至於何謂〔個體性〕？何謂〔獨立個體性〕？至今也未見有誰說明白過。近閱黃玉順教授，〔中西之间：轴心时代文化转型的比较——以《周易》为透视文本 〕一文，又一次的提出〔個體性〕、〔獨立個體性〕之論述，其列舉中西經典的證據，可謂十分宏富，令人眼花撩亂，但在我看來，該文的論證方式仍不脫一般宏觀大敘述的模式──就其自我理念，同義反復，封閉論證。我不妨就我的讀後感，與黃教授做一點交流。

黃教授的論證是這樣進行的：　　

〔當西方後現代思潮已經對“現代性”觀念進行深刻反思的時候，我們中國人還未能實現現代化；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還不完全屬于“現代人”。〕至於何謂“現代性”呢？他說：

〔　在我看來，可以一言以蔽之：現代性的根本是“第一實體”（Primary Substance）觀念，亦即個體精神（Individual Spirits）。〕

〔按亞裏士多德的說法，個體可以被種類所陳述而不陳述種類，因而個體乃是種類的基礎。然後，第一實體組成第二實體：種、類、屬等。這同樣在現代觀念的各個方面體現出來：感知依存于個別感覺，集合依存于個體變元，物種之遺傳與變异依存于生物個體，社會組織依存于成員，市場依存于企業單位，國家依存于公民，等等。現代集合論作爲數學與邏輯統一的基礎、從而也是理解“世界的邏輯構造”[6] 的真正基礎，乃是西方第一實體觀念的現代科學表達：集合（set / collective）的基礎乃是元素（elements），此元素可以是低級集合，也可以是個體，但歸根到底是個體，所以集合又叫做“個體域”（domain of individuals）。總之，個體乃是存在的根基。[7]〕

〔實體是一切的基礎，而第一實體則是一切實體的基礎。他實際上認爲，只有作爲第一實體的個體才是真正的實體，因爲“實體，從這個詞的最真實、原始而又最明確的意義說，是指既不能被斷言于主體、又不依存于主體的事物”；由于“除第一實體外，一切事物都或者能被斷言于第一實體，或者依存于第一實體；如果第一實體不存在，其他任何事物也都不可能存在”；因此“第一實體之所以更恰當地被稱爲實體，是因爲它們是其他一切事物的基礎，而一切其他事物或者被斷言于它們，或者依存于它們”。[8] 〕

〔這裏我想指出的是：中國的現代化，首先是觀念的現代化；而觀念的現代化，核心在于重建第一實體。請注意，我講的是“重建”。我的意思是，中國的前軸心期不僅有過第一實體的觀念，而且這種個體精神雖然在後軸心期的專制時代遭到了削弱，但是從來沒有喪失盡淨，它主要存在于儒家心學文化與道家文化中。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要基因，是我們的觀念現代化的大本大源。〕

之四  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

黃教授認為中國人還不完全屬于“現代人”，是因為缺乏個體精神，他並引述亞裏士多德的說法，以證明個體是第一實體，個體乃是存在的根基。他並善意的將此“個體精神”，賦予中國的前軸心期，只是因為在後軸心期的專制時代遭到了削弱，於是中國人才缺乏個體精神。

在我看來他這個論證也不過中國封建專制罪惡論的另一種表述而已，並無新義，其實我們更應追問的是，為什麼西方的專制封建與神權政治不導致罪惡，而中國的封建則會？至於亞里士多德第一實體的論述，說來玄奧，但也不過只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第一隻雞，第一個蛋從那裡來的問題，亞氏選了一隻雞，並以此建立其論證，自是其個人偏好，並非世界就真的從一隻雞開始，這裡面遺落一個時間與流變問題，遺落個體與整體不可分的問題。至於黃教授將“個體精神”，賦予中國的前軸心期，固然有其道理，但問題也很多，人做為個體，做為第一實體，為什麼有時有“個體精神” 有時沒有呢？　黃教授說是在專制時代遭到了削弱，那麼西方專制為什麼不削弱他們的個體精神呢？黃教授說是神學的觀念必然導致個體的觀念，人在追求超越時，這種超越體驗必定是個體性的。但是西方有神的崇拜，中國何嘗沒有？為什麼西方對神的崇拜　，必然導致個體的觀念，中國則不能？

黃教授承認〔中國商代的神學觀念也是如此，它本質地蘊涵著個體性觀念。〕　

　　　　但是黃教授又解釋說：在軸心時代的文化轉型中，中國文化發生了巨大的變遷：一方面，神的地位被削弱了，人的地位被提高了；但另一方面，被提高了地位的人不是個體的、作爲“第一實體”的人，而是群體的、只作爲“類存在”（馬克思語）的人。因此伴隨著神的地位的降低的，是個體精神的失落；伴隨著人的地位的提高的，是群體精神的强化。在作爲絕對實體的神被邊緣化了的同時，作爲第一實體的人本身也被邊緣化了。　

    　　這樣的解釋似乎說出一些道理，但同樣暗藏重大問題，據我所知印度文明及中亞回教文明，在他們的文化與生活中，神一直處於中心地位，為什麼他們沒有產生出西方那種“個體性”？ 而在中國文化中，人的地位被提高了；為什麼被提高了地位的人，反而是個體精神的失落者？且伴隨著人的地位的提高，必定是群體精神的強化呢？

之五  何謂“個體精神”？

這就涉及了個體精神論者的基本框架：社會中存在個體精神與群體精神兩種獨立精神實體，兩者是對立矛盾不相依存的，個體精神的張揚就是群體精神的削弱，而群體精神的強化也就是個體精神的削弱。

問題是這種觀念只是一種個人信仰，以個人信仰導引論證的進行，合適嗎？為什麼不能是個體精神強，群體精神也強呢？何謂“個體精神”？ “個體精神”是個集合名詞還是專有名詞？是公共性共名還是個別性專名？我們知道每個人都有其個體性格，個體意志，個體欲求，其行為是千殊萬別的，有的個體特別會經營，當其個體性張揚發揮的時候，經常能團結許多個體組建公司或黨派。有的個體特別柔和，當其個體性張揚的時候，特別有助於團體的組建。每一個個體的不同，使得他們個體性發揮的時候，其結果也是不同的。如果捨掉社會，單說一個人在原始世界裡的個體性張揚，我實在想不出有何意義？又有何論說之必要？如果捨掉個別性，單說社會形成一種制度結構與體系氛圍，使社會中所有的個體，都能在一定的秩序中張揚其個性，滿足其個別意志與欲求，那麼個體的合作，個體的互助，個體的妥協，個體（包括古人）心能智慧與創造力的匯聚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核心要素，這樣的個體精神之張揚，亦也就形成一種群體精神。在這種模式下，怎麼能說個體精神與群體精神一定是“兩種獨立精神實體，兩者是對立矛盾不相依存的”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個體性，用“個體精神”一詞將他們等而同之，有道理嗎？用“個體精神”一詞統合人群，進行總體論述，還將“個體精神”視為單數，視為個體代名詞，有道理嗎？　用總體論述中的“個體精神”與統合人群的所謂“群體精神”，對立起來論述，固然取得論述的方便，但是，難道這兩個不同名詞不是在指稱同一件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不同面向與功能？

長久以來，推崇自由的人一直將”個體性”的強化，等同於自由的強化，主體的強化，也等同於善的增加，現代化的增加，但我認為這是一種意識形態的信仰虛構。如果”個體性”的強化，意味著每個人自由行動的強化，那麼此時若不能同時加強法治秩序，其結果很可能只會導致動亂與惡的後果；人當然需要行動自由，但人也需要秩序，需要合理秩序，有益於生活與生命發揮其潛能的秩序。合理的自由與合理的秩序是不可分的，善的秩序與善的體制是不可分的，人的生命本就意味著個性與群性，單獨抬高個性（視為第一實體），否定群性（視為依附性之第二實體），既不符生命實況，也不足以說明自由之所以可能。

現代社會是個屋舍密集，交通繁忙，各種機械、電子設備充斥的社會，人的活動領域加大，但人活動自由受到更多限制的時代，為了管理現代社會，維持基本秩序，法令真的多如牛毛，處處有規則，處處有禁制，以致引起所謂“後現代主義”的批判與反思，想抗拒物質與社會建構的宰制，從解構出發，以追求人的主體性與自由。　可是在中國卻有許多人相信，現代社會就是自由的社會，個體性就是自由的代名詞，而無原則的推崇“個體性”，以之為衡量資切社會的唯一標準，所謂過猶不及，如此片面性的論斷，恐怕只能走向自由的反面吧！ 　　　　　　　　　

之六  結論：人本然具“個體性”也 本然具“群體性”

在此，我們不妨再進一步追問，不同社會的“個體精神”與“群體精神”都是一樣的嗎？其張揚與削弱，都會得到同樣的效果嗎？中西社會與戰力的不同，只用所謂“個體精神”的削弱，“群體精神”的強化就可以解釋嗎？人本然具“個體性”也 本然具“群體性”，用 “個體精神”與“群體精神”之名詞加以包裝操弄，將繁複萬端的人類歷史與文化，納入單因體系說明之，簡單是簡單了，但有多大意義呢？　

如果人的個體是第一實體，是獨立完足的實體，而人的個體性又是人之所以是人的天然性能，那麼怎麼會出現“個體性”喪失的問題？如果論述的主邏輯是說：“個體性”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不同體制中會有削弱或強化的問題產生。難道不正意味著在理則上，“個體性”不是獨立完足的，“個體性”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會有不同的樣態，那麼“個體性”不也意味著時代性與社會性？所謂“個體性”不也正是不同社會，不同“群體性”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面向，又如何可以在邏輯上將它們對立論斷？實體觀念，兩元對立，固然是西方觀念世界的核心基架，但並不意味著此觀念就是真理，就是世界本色，更不意味著中國缺乏而且必須移植此觀念，才能走向“現代化”。觀念是人類心智創造物，觀念對人類社會生活會有重大影響，但觀念只是世界的模本，人盡可以依其需要與意圖創造觀念，根本不宜倒果為因，把觀念，特別是西方主流觀念當成社會本真實體，當成我們的無上律令，必須崇拜之，葡匐之，靠攏之。

    　　　　　皮介行　寫於孔子２５５６年７月１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