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红了"，"上帝"死了

作者：張祥平    轉貼自：孔子2000    

东方名合天，西方人造名　　　　　　　　　　　　　　

一

　　从二十出头直到不惑之年，我一直以为心中的上帝死在迎春。又过了五年我才知道：上帝死了，是因为花红了。

　　60年代后期，黑龙江省最东边的一个火车站是东方红，倒数第二站就是迎春。它是1968年7月那一批北京知青的铁路终点： 我们在这里转乘卡车， 分赴各个插队落户的地方。

　　边疆农场的老职工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狂欢似地跳起了忠字舞。

　　这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课。

　　课上的 老师们张开双臂，摇来摇去，迈开双脚，不走直道儿 ---- 其实就是扭秧歌。不过比扭秧歌的动作更夸张，更鲜明，更忠。

　　音乐是 语录歌。语录歌都是进行曲，速度节奏都不大适合扭。好在忠不忠，看行动，音乐与动作是否协调无关紧要，只要能够表达出一颗忠心就可以了。

　　所以，队列虽然歪歪扭扭，队中的一个个舞蹈者却活蹦乱跳，场面十分热烈。

　　最大的特点是 扮像 ：每个舞蹈者的胸前，都佩带着写有忠字的心形标识，很象古代大将的护心镜。

　　这样扑面而来的一群，竟在我的心中引出了一种陌生感，隐隐约约地感到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直到一年之后，我才想起了那个地方：香港。

　　69年我从隹木斯返京。隹木斯比迎春更向北方，不是小站，而是小城。在那个小城市的小火车站里有许许多多像我一样普通的人。

　　我混在人群中排队上车。只有我一个知青，没有人欢送，我却感到温暖。正如我在童年时代回到大陆，街上的警察像我的父母一样，长着黄皮肤黑头发，和不太大的眼睛----童年时代的我， 随父母住在香港。香港有很多印裔警察，眼睛很大，我对于大眼人的陌生面貌曾经产生一种惧怕。

　　儿童时代的惧怕源于外表，青年时代的陌生发自内心：迎春的陌生感把新时代的上帝从我的心中冷淡出去了。

　　上帝 这种东西，是不能冷的，一冷就死了；就像雪人，不能暖，一暖就化了。

二

　　没有 上?quot；的心灵很平静，也很空虚。

　　好在那时我年轻， 上帝腾出空间，心里就装进了无边的黑土地，装进了夏天的朝霞和秋天的大雁，装进了冬天的暴风雪和春天的冰凌花。。。。。。

　　但是到了佳木斯， 我的精神又开始充实，心灵在人间新生：问路的时候用不着扭秧歌，买火车票的时候用不着背语录；我身边的小伙子大姑娘也不说忠不忠，看行动。

　　和回大陆一样，这一次认同也使我的人生进入了新的境界。

　　心智从外表进入了内心。内心的表达，是语言文字。

　　二十年后， 我来到上帝的故乡洋插队。第一站是德国，尼采在这里宣布上帝死了。我的终点是德国的紧邻：荷兰。

　　在这里，上帝死了吗?

　　没有!

　　一个又一个星期五， 我的门铃都在傍晚被神学院的学生们揿响。

　　不只是我， 所有住公寓的中国留学生都会有不速之客光临。 我的同胞们常常婉言谢客，而我，却请他们落座，与他们交谈。

　　他们的目的是传教，我的目的是研究上帝。

　　我在后来的论文和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写下了这样的段落：

　　'文革'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宗教狂热和迫害行为， 使得后来留学海外的'老三届'学生在接触到欧美教会中手捧圣经、时不时来一次褥告或表达对于上帝之爱的友人时，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手捧语录、早请示、晚汇报、表忠心的'战友'；尽管现在的教会并不象中世纪那样对异教徒演出一幕幕残酷的悲剧。

　　有人把文化革命说成是'封建主义大复辟'，实在有些书生气十足----试问：有哪一个 '封建主义'提倡'造反有理'?又有哪一个'封建主义'鼓励'大呜、大放、大字报、 大辨论和大民主' ? 又有哪一个'封建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引自《启蒙----民粹----大民主的历史反思》，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5期第15~19页)

　　在迎春死去的那个上帝，不是中国的产品，而是西亚的原型，欧洲的专利!

　　这里没有褒贬的成分，因为，在一些人看来，上帝死了的地方是好，而在另一些人看来，上帝死了的地方是坏!

　　尼采根本代表不了大西洋东岸的多数人!正如中国的上帝，也不可能代表太平洋西岸的多数人!

　　我终于得到了一个不限于迎春的结论：上帝死在中国!

　　在旧大陆上， 中国是唯一不以宗教立国的地方。

　　应该说，中国是唯一不以人格神立国的地方。因为，宗和教，从甲骨文来说，倒真是中国人的信仰：列祖列宗和子子孙孙。屋宇之中有个祭台就是宗，字意是已故的先人，列祖列宗；教是延续子孙的最重要内容：一只手拿着教鞭指着五，有个子在旁边学认这个五。识字启蒙从五开始，因为一二三四太简单，都是短线，其它的汉字太复杂。

　　中国的宗教，就是信仰生活过，生活着，以及将要生活的人；西方的宗教却是信仰上帝。

三

　　为什么西方的上帝总是不死?为什么歌颂人权和自我实现的美国，每一个总统就职时，都要把手贴在《圣经》上向上帝宣誓?

　　我结束 洋插队之后，从三十年代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中国文法讲话》中受到启发，才找到了答案： 上帝在西语之中永生!

　　上帝死在汉语之中!

　　西方人从来不说花红了，而要说花是红了，花变红了，花看上去红了，花仿佛红了----?quot；的前面必须加上系动词，才能把名词与表示状态的形容词连系在一起，就象把名词与名词连系在一起一样。

　　英语中的系动词， 像be，become，look，seem 等等，不是行为动作，而是感觉印象。

　　中国人把 红当成动词来用，正像所有的行为动作一样，是一个过程，不是稳定的东西 ，花却是相对稳定的；西方人把红当成名词来用，与花平等，结果，花也不那么稳定了。。。。。。

　　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不相信不稳定的东西。

　　在中国人看来，花是真实的，这不只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天造之物。可是，在西方人看来，花不那么真实，因为这个名?quot；是语言现象，就象红一样：人们把它叫成花，却不能保证语言本身是不是真实。。。。。。

　　在中国 名与天合，不但因为花和开不同，和红不同，还因为花只有一个音。

　　一个 音与一个可识别的个体，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花，就是植株上最美丽的个体，即使花落了，被压碎了，仍然香如故，谁会怀疑它的稳定性呢?

　　梅花是两个音，可是说汉语的人都知道：梅也是可识别的个体，梅花不过是 花中的一类，不但不能减少花的稳定性，反倒增强了花的稳定性：真实的个体， 都有无穷丰富的内涵，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分类。正如人可以分成男人、女人、君子、小人等等。

　　在英国 名由人造，不但因为花和红相似，还因为花有三个音：伏老阿(flower) 。

　　一个可识别的个体却有三个音， 教人如何不疑它? 伏 根本不是个体，老和阿也不是，这个伏老阿不是人造的还是什么?人造的东西，哪里有稳定的?

　　言不同，则智不同。

　　西方人需要上帝，因为上帝稳定 ----上帝是一个虚设的名词，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 没有任何人，能够通过感觉器官识别上帝，也不能用任何测量仪器来测量上帝的身高、体重。。。。。。

　　上帝不同于那些可以识别的真实个体，上帝比红这样的状态更稳定，也比花这样的名词更稳定。

　　没人承认 God(上帝，天主)是虚设，反倒认为它最实，最可靠，最能支撑一切：啊，万能的主!

　　有些人甚至看见了上帝，在虔诚中，在冥冥中，在梦中，在渴望支撑的心灵中。。。。。。

四

　　过去，人们把心灵的支撑叫做上帝，后来，有人把它叫本质。

　　一个西方哲学家郑重写道：

　　玫瑰花是红的这个句子，使人们听到玫瑰花就想到一片 红 。

　　因此，他要追究玫瑰花的本质。

　　许多留学英美的中国哲学家发现：本质和上帝一样，是一个虚设的名词----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能够用感觉器官或测量仪器来识别本质。

　　在西方哲学家之中， 也有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一个分析哲学大师叫卡尔纳普，他认识到 本质这一概念是哲学上的假概念。(引自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05页)

　　另一个分析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说得更透彻： 哲学不过是一种语言疾病。(《论确定性》)

　　他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 在近代之前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被称为哲学的学科。

　　近代以来，有人把中国思想家的只言片语用西方哲学家的方法编成了中国哲学史， 但那不是西方人所说?quot；哲学史，不是语言疾病史，而是中国思想史与语言疾病的拼盘。

　　有人很喜欢吃 拼盘 ，不过多数中国人都没有那些语言疾病 。

　　中国的智者为语言疾病开出了良药：折住口---- 少说为佳!

　　哲 的本意就是 折住口。它最先出现在《尚书·舜典》之中： 氵睿 哲文明 。 这句话中的 哲 ，只表示折口，表示被阻塞的通风口。 氵睿是疏通，文是烟火，全句的意思是：改善了通风条件，使烟火烧得更加明亮。

　　那个维特根斯坦也说：对于哲学的问题，我们注定要保持沉默。

　　像尼采一样， 维特根斯坦是西方的少数派，因为西方人只能说花是红了，而不能说花红了；西方的多数人，都不可能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冥思苦想，超越语言屏障。

　　中国也是这样， 尽管有少数人冥思苦想世界的 本质，多数人都不可能超越语言屏障去相信上帝。

　　所以说，上帝死了，是因为花红了。

　　帮助我理解这段 因缘的《中国文法讲话》，著者是刘复，也就是刘半农。他本来写小说，谈情说爱的那一类，鸳鸯蝴蝶；可是后来留学法国，专攻语言学，学有所成。

　　也许， 他是从文学语言入手的： 谈情说爱之中，常常有花呀，红呀，什么的。中国的恋人，很少谈上帝。在刘半农生活的时代，中国没有西式上帝。

　　如果刘半农看见了忠字舞，一定会知道为什么这种舞蹈在中国跳不久。

　　因为，刘半农是一个语言学家。

　　言不同，则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