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新文化，重认中华魂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20年4月，《新青年》杂志刊出了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文稿;次年5月，又刊出了新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文稿。

    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在那个时代中，凡是有条件的国家都推行强权政治，各民族不得不把在战争中成为胜方作为维护个体生存和群体延续的头等方式。

    由于坚船利炮在战争中作用极大， 科学创新首当其冲，所以新文化运动要科学;由于选举代议组织的经济活力较强， 技术实现紧随其后，所以新文化运动要民主(把选举代议组织 说成民主，是为了掩盖这种组织的商业性和级差结构。其实，世界上从未出现 以民为主的组织形式); 由于儒家学说重视治，反对乱(尤其反对战乱)，所以新文化运动要打倒孔家店。

    1990年，冷战结束。

    1991年，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8卷第1期刊出了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一文，主张按照现代政治的要求重新发掘儒学政治传统。*此文反映出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新儒学思潮进一步回归儒学本色。

    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会议，参加者包括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含102个国家或政府的第一把手) ，外加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里约宣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带有约束力的重要文件。

    1993年，《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1期刊出同源同功同构的两类经济系统----科举竞争系统和市场竞争系统一文，主张突破西方经济学的市场框架，认识到科举竞争系统的重要性。。。。。。放弃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决策的最高指标。。。。。。在科举竞争子系统和市场竞争子系统之间进行不断的权衡和调节。

    (科举竞争系统是指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通过各地举贤、策论考试、中央录用等程序来选拔组织管理人才， 从而形成管理主结构的社会系统。其作用是维护统一，消弭分封而建的地方势力。 后来， 各地举贤 发展为面向整个社会的分科考试，称为科举。汉代之后的统一王朝，除较短的西晋和元代之外，都是科举竞争系统。近代有人对于封建一词的使用，不符合中国国情----即使元代，也不是封建王朝----元代以蒙古人或色目人中的贵裔、军警、商人作为管理主结构。)

    (市场竞争系统是指英国光荣革命及独尊英国国教之后，通过确认所有权、 法律保护公平交易、具有一定财力的商人资产者投票等程序来选出组织管理人才，从而形成管理主结构的社会系统。 其效果是促进分封而建的区域走向整合。后来，资产者投票发展为传媒操纵下的全体公民的普选，有人称之为民主。)

    重认中华魂，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从1984年起，美国的世界观察研究所每年出版一本《全球预警----世界形势评述》。

    在连续七年的观察研究之后，《全球预警，1990年世界形势评述》一书的作者们终于认识到：只要人们仍然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生活福利的指标，社会变革就会遇到极大困难。。。。。。现行市场经济关注的只是效益，而对于无论是正义还是持续发展，它都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

    更为严重的是： 尽管已经有不少西方学者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却提不出有效的对策。 因为，如果不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决策的最高指标，整个欧美式的市场竞争系统就会瓦解----在跨过温饱阶段之后， 市场经济仍然要通过剌激需求来不断推出大附加值的新技术、新产品(先锋产业、龙头产业)，其合理性在于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

    对于欧美来说， 这一秩序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欧美社会是较为单纯的市场竞争系统， 从一国内部来看， 需求不足会使商人资产者难图高利，歇业裁员，引起各种社会问题; 从国际来看，中心区域(二战前是英国，二战后是美国)必须不断推出大附加值的新技术、 新产品，才能积累起高于其它区域的金钱，从而使非中心区域有求于自己，这样才能维系市场竞争系统整合的级差秩序(无级差则无整合秩序， 正如无差别则无秩序：极端状况是热寂)。

    由于商人资产者必须在不断增大耗能以谋取资本收益的前提下， 才能够在和平时期发挥整合作用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有关政府就不得不刺激浪费和需求----正是二战后的政府行为，使得拥有新式豪华汽车和新奇服饰 成为时尚，使得低质的精神产品通过汽车式的节奏和服饰性的包装变成利润， 使得物化的人口借助汽车速度和服饰变换四处流浪。

    过去曾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剌激需求 的合理性是为了 资源最优配置或效率。然而，人类发展经济的目的本来不是为了资源，而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如果为了资源配置而去刺激需求，就背离了发展经济的目的，由此导致的扭曲人格、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就是得不偿失。 也就是说，为了物而去刺激需求是不合理的;只有为了人而去刺激需求才是合理的---- 为了维系秩序去刺激需求，就没有偏离发展经济的正当目的， 只是不得不在人格、资源、环境等方面支付必要的代价而已----如果失去了秩序，人类的需要将不可能满足。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现：资源最优配置论原来是建立在错误的最大化假设之上----需求要靠刺激才能产生出来，这本身就说明人的欲望不是无限的。)

    苏联解体之后， 美国学者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世界将分为相互作用(冲突、 共存)的几大块(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教、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 非洲)，并且主张抑制伊斯兰与儒家国家的军事扩张：放缓削减西方军事力量的步伐，并保持西方在东亚与西南亚国家的军事优势。。。。。。

    其时代背景就是：苏联解体之前的西方产业社会之所以相对平衡，是因为对抗格局可以作为 制造需求 的良好借口(为了冷战而必须使产业升级);苏联解体之后，有必要找个新的借口(为了应付文明的冲突而进行产业升级)----产业社会根本不可能既放弃扩张升级， 又维护秩序。 目前的产业社会是一种不进则退、不升级就涣散、不扩张就瓦解的系统。 因此， 欧美发展模式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状态----人们只能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生活福利的指标。《全球预警，1990》一书的作者们，只能诉诸口头上的吓唬：如果不改变现状，就会大祸临头!

    西方学者看不到出路的主要原因是： 不了解科举竞争系统能够以较小耗能来维护级差秩序 ----这一有效机制以文化方式为主，而不是以经济方式为主来维护社会秩序。 而且，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 人们已经可以把科举竞争系统与市场竞争系统兼容起来，发展信息文明----把国民生产总值降为第二级的决策指标，而把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三者之积作为第一级的决策指标。

    由于这三类效益互相制约而不可能同步， 因此必须在这三者之间不断地进行权衡与调节， 也就是实施中庸之道----中的含义是不偏;庸的含义是不变，但不是外物不变， 而是人对外物的主动地位不变：当客观事物发生变化时，人们必须注意到历史上曾经显示过的制约因素，通过权衡调节和适当移中来保持基本秩序(含生态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只有中华文化崛起，并把科举竞争和市场竞争作为操作子系统，人类才能进入信息文明。正如一份由18位世界级学者签名的声明中所建议的那样：在意识上过渡到对持续发展有更深刻和更广泛的理解 ，推动基于依靠自然的'收入'而不是基于依靠耗减自然的'资本'的世界经济。(这个声明发表于《世界资源报告(1992~1993)》，签名者包括世界资源研究所所长斯佩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托尔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执行主任德雷珀三世。) 因为，只有中国人，才能够在个体与整体之间实施中庸之道----中国人具有适度约束自己以维护整体秩序和延续的文化基因，即克己复礼(《论语 ·颜渊1201》)。

    也只有中国人， 才能够在经济活力与社会秩序之间实施中庸之道----主张中庸之道的儒家组织管理学，是被中国的较严酷的环境条件逼上前台的：汉武帝采纳独尊儒术 的建议， 密切相关于他的父亲景帝险些在吴楚七国之乱中丧失皇权，而所谓的文景之治，就是只顾经济活力，忽视了环境约束和基本秩序。与此类似，唐代安史之乱后开始把孟子上移到仅次于孔子的地位，也是因为唐玄宗的子孙们认识到：开元之治中的经济活力，不足以治理中国。

    中国的环境条件较严酷，是因为在亚欧古文明所处的中纬度地区，都受到常规西风的影响。 中国地处太平洋之西，常规西风从大陆吹向海洋，海上湿气只在春夏之交因陆海温差而开始挺进大陆，造成中国降雨的季节性差异，以及频繁的水旱灾害。与此不同：地处大西洋东岸的西北欧， 受西风所携带的海洋湿气的惠泽，降雨在一年中均匀分布，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没有意识到大自然的严酷和威力，常常想要征服自然。

    然而，在越来越严重的人造(污染和生态)灾害面前，一批又一批西方学者开始认识到环境对人类的约束， 开始批评以个人和利益集团为中心的观念价值。《全球预警：1991年世界形势评述》建议：要建立新的价值观念，即使这意味着对人的自由产生诸多限制 ，那也是在对房屋进行修理还是任其倒塌之间进行选择。

    学者们一说起环境保护， 总是不约而同地想到中华之魂----在上述18位学者的著作中， 向世人破坏森林行为所发出的忠告就是：中国有句古老的谚语警告说：如果一意孤行， 必将碰得头破血流。(这个谚语似乎是脱胎于《四书·中庸》第2章：小人而无忌惮也，以及《论语·卫灵公1512》：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不仅从世界范围来看， 中国人应该重认国魂;而且从中国内部所面临的制约来看，中国人也只有重认国魂，才能以自己的面貌自立于世，并造福于世。

    对于中国来说，只要被限制在工业文明或产业社会的思路之内，就难免在世界上处于被动的地位， 中华传统似乎就只有负面作用----文化制约和资源制约使得中国人在刻意套用西方模式(无论是 左 的，还是右的)时，导致一次又一次螺旋多，上升少的周期重复，不断地陷入怪圈：以为有了产值就有了秩序-->向欧美市场经济看齐--> 集资让利以调动个人和外资的积极性-->政府财政能力相对减少--> 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秩序失衡-->多数人心理不平衡并逞离心倾向-->政府加强行政管理--> 经济活力下降-->偏离产业社会的发展模式-->政府试图以更多的经济许诺来凝聚人?quot;。

    反之， 一旦看见了解决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把科举竞争系统与市场竞争系统兼容起来，发展信息文明，传统文化的劣势就成了优势，被动就开始变为主动。

    当人类中越来越多的人们跨过温饱阶段，环境条件却越来越严酷，全人类都必须进行慎重权衡的今日，只有借重于中华文化，才能把工业文明推向信息文明----中华民族既受环境逼迫，又有文化基因，去作出表率，从而造福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