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乌托邦到隐形广告

张祥平
 
　　

一.科学乌托邦干扰决策的两个实例
关于历史上我们所上的伪科学 ---- 我将其称之为“科学乌托邦”---- 的当,我们总是缺少一些记性.原因何在,也许看了即明.

《光明日报》1994年8月9日和 11月8日分别刊载了郑也夫的 《轿车文明批判》和樊纲的《轿车文明辨析》。引发了1994年的轿车论战(详见郑也夫编: 《轿车大论战》,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

《人民日报》1995年6月19日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1994年计划安排的33. 3 万辆家车生产压缩到25万辆,尽管采取了鼓励私人购车的措施, 销售量只比上年增长10%,比直线发展模式预计的速度慢了五倍。也就是说,1994年关于轿车的辩论 ,到1995年就有了结果:轿车乌托邦很难在中国实现。作为社会学家
的郑也夫在辩论中获胜,作为经济学家的樊纲在辩论中失败。在近代西方的分科教育中, 经济学的理论模型远远多于社会学。近年来,许多理工科学生愿意改学经济学,很少愿意改学社会学, 也是因为经济学似乎更科学。近代中国的许多错误决策,都与所谓的科学有关对于轿车生产的错误决策相对来说还不是损失最大的, 最大的错误决策发生于20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本人是农家出身,对于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本来不缺乏常识判断,可是留美归来的科学家钱学森写了一篇文章,毛泽东看见了,就形成了错误决策 ---- “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的文章,题为《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科学计算告诉人们. .....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 ......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而是两千
多斤的二十多倍! ’.......毛泽东说,我是看了钱学森的文章 后才相信的。”[1]

50年代的科学乌托邦早在大跃进之前就开始了, 只不过还没有达到高潮 ---- 最初是中下层干部为了向上级邀功, 策划了各种各样的丰产经验和破记录产量, 直到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开始在农田中“放卫星”;所有这些,都是以科学为旗号----“1958年所有浮夸者的手里都拿着‘科学’这张王牌,加上
形势需要、政治保护,加上一些‘科学家’的保驾护航,谁也不敢公开怀疑。 /农民怀疑, 说你‘保守’;干部怀疑,说你‘右倾’,说你‘观潮派’,科学家怀疑,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些说法一直延续到70年代(甚至更后来)。”[2]

毛泽东相信的事实都是广告性的商业性操作: 麦子还长在地里,麦穗就密得能够在上面站住人,照片登在官方报纸上。其中的关键人物钱学森,本来是一个物理学家,根本不知道幼苗刚钻出土壤的时候, 太阳光能的1%都利用不了,即使叶片合垅,利用率也不超过20%, 一株苗在大田中从小长到大,根本不可能把
已吸收光能的五分之一变成粮食。

毛泽东相信了一个越俎代庖的科学家,这样的史鉴,需要认真总结!因为,在那个时期,非正常死亡的炎黄子孙实在太多了---“人类历史上单位时间里死亡如此多的人是绝无仅有的。”[3]

利用自然科学干扰政治决策是真正的史无前例, 造成的危害之大也是史无前例。

二.市场机制可以利用不真的科学

自然科学有四个环节, 缺一不可:观察,假设,实验,推论。其中最重要的是实验。 社会学科中没有真正的实验,但是如果把社会实践看成实验,也不妨把社会学科称之为社会科学。

在自然科学中,如果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期不一致,就必须对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推论过程进行辨析, 得出接近科学的结论。如果实验结果有了明确结论, 那么与实验结果不符的结论就一定是不科学的。钱学森的关于农作物利用光能的结论就是与实验结果不符 的结论。但是,由于钱学森的结论正好是决策者愿意出现的,所以就影响了决策。

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中也常常出现: 一个与实验结果不符的结论,由于正好是工商金融巨头愿意出现的,所以被媒体大肆炒作。樊纲的情况属于后一种,笔者称之为隐形广告 ----“说不定哪天我们人类会. . ....建立起‘星际移民局’......我们人类所拥有的,或潜在拥有的,不会仅仅是目前我们
知道的那点资源, 那点疆界, 那些技术能力和那种生活方式. .....人类发展的极限不是外在世界或自然资源,而只是他自己。”[4]

这种说法,与大跃进中的口号十分相似: “人有多大胆儿,地有多大产儿!”

由此而导致的悲剧性结果不仅仅是中国的大跃进和随后的灾难----曾经被西方专家们兴高采烈地欢呼过一阵的所谓“绿色革命” 或“高产水稻”,现在实在不该被人们淡忘----人类的能力决不象那些不了解科技发展史的人们那么乐观。

绿色革命没有带来奇迹,高产水稻没有解决饥荒!

翻开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对于科学发展前景的预测(不是指科学幻想! ),你会发现许许多多连一阵子欢呼都没有出现过的 “大胆设想”,甚至不太大胆的设想----就连这样一些谨慎的预测都没有实现, 在那些“潜在拥有的”东西变得“显在”之前,人们怎么能够把自己生存的环境拿来开玩笑呢?

20世纪之末对于克隆技术的隐形广告, 已经难以和科学幻想区分开来:“在分子水平上完整描述人体构造”,“揭示出生命的所有奥秘。 在涉及到人的生、 老、 病死诸方面”,出现“与 ‘曼哈顿’ 原子弹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并称”的“应用前景”,出现“超长寿老人,他们也许会活到500岁”,甚
至 “在未来的某一天,‘组装’出几个长出翅膀或犄角的‘异型人’”[5]。

事实上, 克隆绵羊的科学家,以及全世界近现代科学家,没有任何人能够 “制造” 一个活细胞;何况异型人?即使克隆动物,也还没有十代以上的不衰退记录,就连两代也没有!

科学家掌握的大自然奥秘,一半儿也不到[6]。可是自然科学划分为不同的专业之后,专家们为了获取本专业的研究经费,倾向于掩盖自己的无知,夸大征服自然的能力。商人们,掌握的自然奥秘比科学家还要少,可是商人掌握的市场奥秘,比科学家多得多, 所以商人(以及与商人配合的所谓科学家或作家们)就
大肆宣传 “人类基因图与原子核能的发现是二十世纪两大成就” 、“一劳永逸地解决肥胖、身矮、貌丑和贫血问题,人人活到150岁” 、“猪身上只长瘦肉”、“牛奶里多产维生素”......

三.应该减少与已有实验结论相违的预测

最恶意的隐形广告是无视已有的实验和科学结论, 仍然为某一批科学家或工程师的工资奖金而愚弄大众,骗取投资 ----美国的人造飞船1997年登上火星考察, 在国内外的新闻媒体中很 “火”了一阵,不少人好像感到自己也能“去火星串门儿”了[7]。

可惜, 这些人过于健忘:1996年初秋, 美国政府就取消了前总统对送人上火星的许诺[8]。

原因很简单: “生物圈2号”彻底失败的实验结论在1996年夏末已成定论[9],送人上火星当然就没有必要了。

遗憾的是, 中国大陆媒体对于科学实验结果常常采取多报 喜少报忧的态度, 助长了隐形广告---- 下面两段文字,第一段取自1997年, 第二段取自2001年,全都刊载于有影响的报刊,全都无视已有的科学结论。 其实,编辑们本来不难判断文章内容有虚假 ---- 对于科技类文章, 本来没有必要使用笔名。引文
中的括号部分为笔者所加:“数(十) 年前,科学家们便预言将来可在月球上建立供人类生活的 ‘城市’ 。美国航空航天局已对此做出了具体规划(十三年前已付诸实验) :运用科技的力量......不但可养活来
自地球的移民,且可利用月球的资源与经济产品支援地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其他星球。 若真能如此(一年前的实验结果是不可能如此),则地球人的资源问题就可彻底解决。”[10]

“科学家们对于未来百余年火星开发进度作出了预测:/开创期. ....可供12人至24人在太空中逗留一年之用...../预备期. . ....移民火星的主要是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及技术人员, 约百余人而已..../呼吸空间形成期......火星上可出现常绿的树...../生命繁衍期.....火星已广被树木覆盖....”
[11]

第二段引文中的“科学家”其实是想要保住高薪职业的工程师 ---- 科学乌托邦使不少人把工程师与科学家混为一谈。

文中所述, 不过是一份项目申请报告的大纲而已。这份报告肯定没有通过评估, 因为关键性的呼吸空间形成期和生命繁衍期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 初期实验在1996年失败得一塌糊涂,直至2001年也没有孜进的实验项目被实施,更不用说跑到火星上去制造生物圈。

这一类隐形广告不过是为一些项目主持人圈线敲边鼓。把线圈到手之后,至少在开创期的30年内皆大欢喜。这样的圈钱方式在计划经济以及不规范的市场体制中比欧美市场经济体制中更容易得手, 如上述的卫星田和轿车投资。

副作用是对伪科学的助长也更严重[12]。

四.几点对策

为了减少科学乌托邦的危害, 短期对策是培训编辑们的识别能力, 如:凡是发表科技文章的作者,不宜署笔名;又如,凡是与科学幻想相似的预测文章,作者应提供文献依据,等等。为了减少钱学森式的越俎代庖现象, 以权威姿态发言的科学家应该出示其在有关专业杂志上发表过的论文目录 ----20世纪之末,像 “人类将建立月球城市. .....2020年自给自足”[13]的说法, 似乎不应出自院士之口,很可能又是越俎代庖。否则,就更可悲了 ---- 院士竟然不关注重大的科学实验结果, 只凭自己的一点儿理论进行大胆推论,缺少基本的科学素养。中期对策是在高等院校的文科教学中增加有关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教育。长期对策是恢复中国学术界重视通才的传统, 鼓励专家们(包括编辑们) 学而不厌----“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故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苟其专在一门上,则其地位即若次一等”[14].

参考文献
[1]卢跃刚:《大国寡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第187 ～188页。
[2]《大国寡民》第169 ～202页。引文见第196页,括号中为笔者所加。
[3]《大国寡民》第236页。
[4]樊纲:《轿车文明辨析》,载《光明日报》1994年11月8日。
[5]于冰:《人类生命将要揭开迷底》,载《工人日报》2000年7月1日第2版。
[6]张祥平: 《人类基因组草图,“八”字的一撇?》,载《森林与人类》2000年第8期。
[7]《去火星串门》,载《北京青年报》1997年7月11日。
[8]《参考消息》1996年9月28日。
[9]《人民日报》1996年11月21日第7版。
[10]明三:《科技的两面性与三重对策》,载《光明日报》1997年2月21日。
[11]兆丰:《科学家预测:未来百余年人类将移民火星、治愈绝症、长命百岁》,载《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1月,第22～24页。
[12]《伪科普泛滥中国》,载《(中国)新闻周刊》2001年1月22日第四期,第81页。
[13]《院士展望二十一世纪》 ,上海科技出版社,2000年,引自《书摘》2000年第12期第63页欧阳自远的展望。
[14]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29页引自《书摘》2000年第12期第63页欧阳自远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