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是昨非约等于明是今非
---- 激进改革者戒
　　　　　　　　　　　　　　　　　　　　　　　　　　　　　　　　　　　 张祥平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教授谢经荣说到1982年 《宪法》时认为:“一下子宣布城 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在文革期间也没说......计划经济那么强烈的时候都没有说 归国家所有, 1982年却说归国家所有.草案我查了,说是为城市的发展,拆迁的便利,就说 这一条.国家宣布,我们也不能说它错,因为国家有权利......同一个政府,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他颁布的产权证也没废止,也没有收回,这是个不完全的过程.”(引自魏永刚,刘伟:《百姓与学者对话(一)私房土地使用权该不该补偿?》,载《中国改革报·时代 周刊》1998年6月18日)

从1982年到现在, 中国改革走过了20年的“不完全的过程”,而且还在走:本来是律师资格考试,从80年代考到21世纪,忽然宣布改为统一司法考试,过去的参考教材作废;企 业标准也在改变,昨天合法,今天非法......

今日是, 昨日非,“我们也不能说它错,因为国家有权利”.不过,我们可以十分合理地推论: 明日是, 今日非.既然如此,今日就要打折扣,说不定明天就成了“非”.既然如此,“今是”有什么值得我们珍惜呢?

正如孔子所说: “作为管理者却没有信誉,不知道有谁会同意这种人进行组织管理. 载货的牛车没有辕[车臼/儿](读泥),就套不住牛;载人的马车没有辕[车兀](读月),就套不住马; 没有辕[车臼/儿]辕[车兀],牛车马车靠什么动力来驱动行走呢?没有信誉,众多的人靠什么同心协力呢?从事政治的第一位要素就是信誉啊!”上面这段话译自 《论语·为政0222》：“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车臼/儿] ，小车无[车兀]，其何以行之哉？”在孔子时代,“人”不同于“民”,这里根据上下文译为管理者. 上文是有个人问孔子,友于(乎)兄弟与为政(从事政治)有什么关系,也就是像对兄弟一样与朋友交,有信誉,这与从事政治有什么关系.孔子答话的最后“哉”,是强调程度较大的语气词,上述的译文用两句增补来强调.

急功近利的管理者可以给自己找出各种理由来 “论证”今是昨非,甚至强行规定今是昨非. 例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1982年《宪法》之后,政府可以制定行政法规:“私房土地使用权视同划拨” (房维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私房主有意见可以理解》,载体同前《中国改革报》)---- 过去“划拨”给某先生住,现在“划拨”出来搞房地产开发, 另外再 “划拨” 一个地方给该先生住,如果该先生有钱,这时还能“有偿”取得新家的土地使用权.正是在“划拨”权力被各级官吏掌握之后,中国出现了大面积的腐败,必然诱导出明是今非.

如果80年代初的多数人大代表和/或他们的亲友在城市中拥有自己的房地产,而且面临被拆迁,那么就不可能通过1982年《宪法》中的“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条文;而如果当时的多数高层决策者和/或他们的亲友在城市中拥有自己的房地产, 而且面临被拆迁,那么就不会有人起草1982年《宪法》中的这个条文.只要有了如下两个条件之一,1982年《宪法》 中的“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就会出现:1.“无产”的决策者和人大代表占多数,同时,决策者认为“需要”把城市土地国有化(书面理由是“为城市发展,便于拆迁”);2.虽然“有产”的决策者和人大代表占多数,却没有人面临拆迁,而且决策者认为“需要”把城市土地国有化.即使西式的民选政治,也只能使第1种情况获得相对公正的解决,对于第2种情况却无能为力. 在制度经济学中称之为“信息不对称”,在中国采用西式法治,还要增加许多文化覆盖的不对称成份.

发展中国家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公正化,小康化,富裕化,理想化,而是贫富分化,官员腐化,社会黑化,生态恶化.这样的“今”,怎么能“是”? 结果一定是“今非”.明天“是”什么?

一定要等到有了“信”,才会有长远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