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五庄模式对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　

-----兼论梁漱溟、晏阳初、希望集团、南街村、华西村 　　　　　　　

张祥平

一、郎五庄模式：源于乡村，成于乡村，存于乡村

郎五庄村是河北大午集团所在地，位于河北省徐水县。河北大午集团在1995年成为中国大陆500家最大私营企业之一，2002年已有员工1500多人，固定资产上亿万，年产值一亿多元[1]。

郎五庄模式的特点可以归结为： 源于乡村，成于乡村，存于乡村，浸润儒家文化，权衡时代变化，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发育之路。郎五庄模式不但对中国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还对全球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2]。

与郎五庄模式相比，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不是源于乡村，而是源于贤人，虽然浸润儒家文化，却没有权衡时代变化，结果归于失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以学校为中心，没有把农民当成利益主体，只是当成道德教化的对象；结果，农民得到实惠时就有道德，利益受损时就迁怒于学校。 梁漱溟从政府争取到财源，指导农民种植的棉花在市场利销，曾使乡村建设顺利发展；可是面对日本倾销棉花，以及农民子弟离家抗日，乡村建设就一溃到底，有的农民甚至杀害校长[3]。

与郎五庄模式相比，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不但不是源于乡村，也没有浸润儒家文化，而是用西方的基督教精神进行道德教化。晏阳初依靠欧美的强大财源闻名于世，对中国的意义很小， 因为欧美的财源再强大，也不可能覆盖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中国农村。即使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从中国本土的乡村建设来看，晏阳初比梁漱溟差得多[4]。

与郎五庄的大午集团相比， 希望集团既缺少儒家文化的内涵，遭致兄弟阋墙，还走向了退一(农业)进二(工业)和退二进三(金融服务业)的直线发展模式，不再存于乡村，而是逐渐脱离乡村，偏离了可持续发展的正路[5]。

与郎五庄模式相比，南街村和华西村以改革开放之前的乡村基层组织为单位，以较小的成本达到了共同富裕， 但是对于21世纪的多数中国乡村来说，已经失去了可操作性：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了21世纪之初，多数的中国乡村都失去了全村共同富裕的契机，农民的自组织形式大多基于血缘纽带，扩展到姻亲朋友[6]，最具市场意识的金融行为也采取了低成本的亲友标会或轮会等形式[7]。中国人的家庭亲缘观念植根在太平洋西岸的环境条件中， 所以可持续的自组织形式是宗族， 不是公司俱乐部或种姓[8]。从长远来看，南街村和华西村的领导班子更新之后如何持续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严格说来，郎五庄大午集团的领导班子更新之后如何持续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但是从郎五庄模式的前期发展和当前走向来看， 郎五庄大午集团比南街村和华西村更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二、 郎五庄模式的中国特色：以农为本，士农工商

郎五庄模式源于乡村， 根本是农：刘惠茹(孙大午之妻)于1985年联合本村4家农户承包了郎五庄村西原的一片荒滩地。 中国的国情是：只靠农民很难成功，由于经营不善，5家

农户一年赔了1。 6万元。在中国，农民的成功离不开士：孙大午于1989年辞职，成立大午农业公司，招回二弟孙二午(正在经商且生意不错)和三弟孙志华(容城县农业局干部)，开始招聘脑力之工和培训体力之工，走上成功之路[9]。

孙大午当过兵，入了党，转业到徐水县农业银行当干部，自修到大学毕业[10]，“信奉传统的儒家思想”[11]。因此，孙大午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家志士，既不是普通的干部，也不是用知识谋生的知识分子。 现代所说的知识分子是用专业知识与其他人作交易的社会成员，而儒家志士知书达礼，以天下为己任[12]。

孙大午主张“私营企业不姓私，私营无私天地宽”，在实践上，大午集团“赢利后，一不装腰包， 二不贪图享乐， 而是积极地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支持教育，扶贫济困”等等[13]。这些都说明孙大午是儒家志士，不是欧美意义上的守法商人或企业家。严格地说，不是欧美经济学家所鼓吹的市场经济中的理性经济人。因为即使在欧美，也有一些商人或企业家热衷于公益事业， 捐助慈善事业。严格说来，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中国，热衷于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都不是无私，而是把小范围的私扩展为大范围的私，即把修身齐家扩展为治国平天下，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是用文化覆盖(长效)替换经济覆盖(中效或短效)[14]。

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往往既缺少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又缺少儒家文化背景，所以不是士， 不能理顺士农工商的关系。欧美的士(通才主义者)要理顺商士农工的关系，只有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才出现了士商工农和士工(商) 农的关系，把农民摆在了最后一位[15]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刑棘丛生，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三民主义志士和共产主义志士在革命变化的历史时期内发挥过积极作用， 可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就必须有儒家志士。否则， 只有为了个人而作交易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中国社会绝不可能走上正轨；正如不可想像欧美社会没有基督教而能走上正轨一样。

有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不到基督教文化背景对于欧美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原因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为己任， 全盘反传统，对西方的传统也抱有敌意。这些知识分子采用 “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待欧美的教育体系。结果中国近代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 比欧美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更加张扬人的强势，忽视环境约束(在基督教中用上帝作为象征符号来约束人)。在中国，能够“拿来”的教育者都是成年人，所以忽视欧美教育中隐含的基督教浸润(从童年开始)，只切出了“科学和民主”(欧美人最强的侧面) 拿到中国，切下的“原罪和忏悔”(欧美人示弱的侧面)被摒弃了。所谓的去粗取精， 其实是非驴非马的骡子，一定不可持续。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平衡科学， 已经造成了五千年未有的道德滑坡，如果再加上无平衡的民主，社会大失序在所难免。

郎五庄模式显示的儒家志士的重要作用，不但对中国的乡村建设有重大意义，也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要用儒家文化平衡科学与民主；正如在欧美，要用基督教文化平衡科学与民主[16] 。反过来说，如果中国不提倡儒家文化，科学与民主就是无根之树，无源之水；正如在欧美，如果没有基督教文化的滋养，科学与民主就不会发育成熟。

三、 郎五庄模式的儒文化内涵：五伦八德与中庸之道

大午集团对于不孝敬老人的职工， 轻者写书面检查，严重的要给予经济处分，甚至除名[17]，这是第一伦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德(第一德)：孝。孙大午兄弟融洽，弟弟二午用七年时间逐渐领会哥哥超出普通商人的志士精神[18] ， 这是第二伦兄弟姐妹之间的德(第二德)：悌。孙大午不服气弹丸之地的香港富商，立志振兴家乡，勤勉不怠[19]，这是第三伦大集体与小群体之间的德(第三德) ：忠。刘惠茹承包失败后，孙大午把赔掉的钱全部退还给合作的农户；大午集团不急功近利，不坑蒙拐骗，不掺杂使假[20]，这是第四伦朋友之间的德(第四德)：信。大午集团要求职工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制订职工守则[21]，这是第五德：礼(礼的源头是第五伦夫妻之间的德[22] )。大午集团建养老院，建技校，免费举办养鸡养猪培训班，捐资助教，赠供水设备扶贫[23]，这是第六德：义。孙大午没有专车，不穿名牌服装，不搞吃喝浪费，不进出歌舞厅，家中设施简朴，出差住普通房间，不开单间[24]，这是第七德：廉。刘惠茹承包失败后，孙大午不但退钱给合作农户，还说：“等我搞好了，再把你们请回来。”[25]，这是第八德：耻。

五伦八德是儒家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 五伦是最常见的人与人之间的五种有序相关， 即父母与子女、 兄弟姐妹之间、上下级之间(现代术语是大集体与小群体之间) 、朋友之间、丈夫与妻子。八德是与五伦有关的五德和超出五伦的三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五伦八德包括现代常说的“勇气(知耻)、责任感(忠于职守)、关心他人(义)、尊敬(孝悌)、诚实(信)、忠心(忠诚廉洁)、贞操(礼)、宽恕(忠恕)以及自我牺牲(见义勇为)”[26]等等。

五伦八德是儒家志士在两千年的组织管理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五伦八德的最早表述是 《中庸》作者子思所说的五达道三达德：“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27]。从五达道三达德发展为五伦八德，是中华民族与太平洋西岸的环境互动的结果：首先是子思的孙代学生孟子把五伦与五德关联起来： “父子有亲(孝)，君臣有义(忠)，夫妇有别(礼)，长幼有序(悌)，朋友有信”[28]；其中除信之外，其他四德经历史筛选的过程又回返《中庸》或《论语》时期的价值观念。 三达德最后定型为义、廉、耻，也是组织管理实践的经验教训。其中“耻”保留了子思的理解：“知耻近乎勇”[29]。把仁改为义，接受了孟子的认识，使得人格教育接近普通人：“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30]。把知(智)改为廉，大约在明末清初[31] ：科举竞争制度相当成熟之后，有知识的人通过公正的升层方式为官甚至为相，最难得的智慧是有权有势有钱之后仍保持清廉。

郎五庄模式说明，五伦八德在当代中国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制度资源。

郎五庄模式的中庸之道表现为：大午集团的启动资金源于孙大午的信用和关系[32]，启动之后面临的外部纠纷和干扰，也要靠孙大午的敏悟来以直报怨[33]，这些都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 “掌握适当的分寸(中)，维护公正人道的秩序和群体延续(庸)，这是最高的能力和道德!”[34]

源于轴心时代(约第32个甲子， 西历纪元前800之后数百年) 的几个大的文化传统之中，只有儒家文化积极入世，参与组织管理，参与历史中的良性微调，不断总结历史中的经验教训。 因此，儒家十分强调正名，不说空话大话矫情的话。有人曾经问孔子：“以善意的方式回报不善，可以吗?”孔子说：“如果以善意的方式回报不善，那么用什么来回报善意呢?公正的作法应该是以正直的方式回报不善，以善意的方式回报善意。”原文是：“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35]

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后， 儒家传统受到巨大冲击，高等教育退化为专业教育，知识分子利用专业知识与其他社会成员作交易， 高谈阔论，假大空话不少，矫情的拜年话媚俗话更多， 结果，即使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也往往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了，自己把自己边缘化了： 在中国，完全不利用社会关系就把事情办成的概率很小。儒家志士与西方意义的知识分子不同， 必须以正当的方式理直气壮地利用社会关系，这样才能成事，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孙大午以正当的方式利用社会关系，是在清谈自缚与不正当的拉关系走后门搞腐败之间掌握适当分寸， 履行中庸之道。正如以直报怨，是在以德报怨和冤冤相报之间掌握适当分寸，履行中庸之道。

四、 大午集团的文化增值战略和郎五庄模式的三种前景

大午集团七十九戊寅(西历1998)年建立大午中学(含小学部)之后，曾在辛巳(西历2001)年筹划建立孔子大学，壬午(西历2002)年改为建设集博览与教育功能为一体的儒文化大成院， 总的走向是增加郎五庄土地上的文化含量，也就是孔子说的富而好礼[36]，利用文化建设来使郎五庄的土地增值，不妨称为文化增值战略。 用西方经济学的术语来说，郎五庄的文化增值战略是用农业(如种粮养鸡和种苗绿化等) 和服务业(如诗书礼乐和天人合一等) 吸收工业(如食品加工和园林建设等)，圆融发育。 与文化增值战略相区别的产业增值战略，则是以工业服务业压榨农业：退一(农业)进二(工业)，退二进三(服务业)，直线发展[37]。

郎五庄模式的前景有上中下三种，上：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流模式；中：保住自己的风格并且比南街村和华西村更长久地持续下去； 下：失去自己的风格，或与南街村和华西村同期解构，甚至更早解构。 最差的前景主要是接班人的问题没有解决好， 新的董事长总经理破旧(大午时期)立新(新董事长新经理)，或新的总经理素质不高，智慧不够，不能履行中庸之道。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导致最差前景，即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中等的前景是接班人的问题不大，可以守成；而南街村和华西村的接班人问题没有解决好。从当前(七十九壬午)来看，这三个村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 从经济规模来看，这三个村比不上希望集团，可是这三个村的乡村根基(含农业基础)比希望集团深厚， 因此可持续性比希望集团大。如果这三个村都能解决接班人的问题，那么只要宏观条件不发生较大变化，每一个村都能以自己特有的风格持续下去。希望集团则不同，即使宏观条件不发生较大变化，也可能像南德集团或巨人公司那样衰落甚至解构。

郎五庄最好的前景是接班人的素质较高， 或在当前这一代创业者时期就把郎五庄土地上的硬件转化为软件， 通过郎五庄土地上的好学之风和绿色产品使得郎五庄的土地完成文化增值： 推进好学之风，平衡(或约束)急功近利的商业驱动，回归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识， 促成绿色产品的比较优势。最高档绿色产品不可能采用标准化的大批量生产方式，垄断性大于商业性，迟早会退出市场经营(如安徽猴魁茶退出市场[38])。这样的垄断性与文化增值结合，相当于支配全球经济四百年的产品金字塔和朝贡体系[39]。产品金字塔的最高层可以与大成院的经营配合：建立书院，延儒讲经，举办读经竞赛，模拟考秀才考举人和考进士，外来考生的优秀者特供最高档绿色产品，如果本人愿意，还可优先录用，成为荣誉村民；鼓励村民参考，有德村民中的好学有成者可在特供产品和其他形式的重奖之间进行选择，并作为接班候选人。文化增值战略的最大成果将是高素质的人才层出不穷。

五、 郎五庄模式对当代中国的重大意义：以农为本，柳暗花明

重商之路在当代中国行不通，永远是山重水复；中国必须以农为本，才能够柳暗花明：重建“士农工商”的秩序，提高土地价值(参见上节的文化增值战略)，以农业服务业吸收工业。 这是中国的国情：上为吏情，下为民情，无论上下，顺之则生，逆之则亡。如果上层没

有某个“圣君”尊儒，下层就会有某个“刘邦”造反[40]。欧美式的发展道路在人类历史上十分偶然，不是普适的：法王路易十四之前，东西方的差别较小，法王路易十四之后的欧洲条件是非常特殊的，不具有普遍性[41]。这条道路在中国当下就不可持续，在全球，21世纪内不可持续。例如新加坡，学界称为“搭便车”，车(欧美)搭不动的时候就会甩下来。新加坡地处海洋性亚热带， 只是一个城市国家，其效绩与深圳或广州相当。中国难以“搭便车” ，因为车(欧美)在当下就搭不动中国，所以中国不可能采用新加坡的方式。即使采用了，也一定是最早被甩下来的一个。

欧美发展道路的主要特征是以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首要决策指标。为了保证 GNP不断地以一定的百分数增长，各国政府使出了浑身解数。最重要的三件事是英国的圈地运动和海外殖民(第一产业退出前台，农业让位于工业)、美国取消黄金支持美元(第二产业退出前台，工业让位于商业和金融服务业)、世界关税总协定(GATT)改组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削减实物经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加强非实物经济(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业)在贸易中的比较优势[42]。

把 GNP作为第一位的决策指标，使得21世纪之初与20世纪之初相比，人类面临五个重要变化：1。可供殖民开发的区域大大减少，世界人口在1999年达到60亿，而在1899年不到19亿；2。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大大增加，森林面积持续下降，臭氧层遭到前所末有的破坏，欧美社会的经济增长点已经跨过生态环境的警戒线；3。工业模式科学技术创新的边际效益越来越小，20世纪70年代之后，大公司用经济概念而不是用实物生产设置子公司和孙公司，结构复杂，遮掩假账，21世纪初美国安然公司申请破产，标志着概念经济陷入窘境：所谓的高科技股指下跌，传统的钢铁企业股指上扬；4。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储蓄下降，国民生产总值(GNP)成了华而不实粉饰太平的数字游戏 ；5。概念经济的受损者逐渐觉悟，如抗议者在西雅图整垮了第三届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会议，接着出现了加拿大十万公民发起的 “不卖世界”全球运动，反对WTO扩张和专利保护，主张健康教育饮水取暖生态等基本需求的供给社会化， 而不是公司化；又如世界社会论坛反对全球化，与世界经济论坛唱反调[43]。

在世界各地， 越来越多的居民发现：以GNP不断增长为导向的退一(农业)进二(工业)和退二进三(服务业) ，没有带来公正和幸福，甚至危及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越来越多的人面临失业， 等待救济，生老病死和子女教育堪优，黑社会像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越割越多。 发展中国家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公正化，小康化，富裕化，理想化，而是贫富分化，官员腐化，社会黑化，生态恶化。发达国家也自身难保：垃圾可以运出国门，森林可以砍国外的，腐败分子迁入法制国家后会变得安分守己，可是大气污染和温室效应却不分国界；2001年发生的911飞机撞高楼事件还说明，工商金融巨头操纵的发达国家政府对于全球秩序的控制力已经越来越弱，不止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本国秩序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全球社会都在黑化，甚至恐怖化。

捷克总统哈维尔认为， 必须“就当代文明的基础，即价值体系(GNP不断增长)进行调整。 /这是根本问题， 全球化的价值观完全是实利主义的。它的倡导者完全以积累财富(维护并扩展法制钱选秩序)为衡量进步的依据。经济行为和人类工作的最终目的以及对人类行为的定义都被归结为回报投资者(否则不愿投资，引发失业)。。。。。由此才能谈到其它方面的利益(失去秩序就谈不到其它利益)。这种(借助纯经济)自私(来维护社会秩序)的思想已经上升为经济原则。全球化----即促进国际经济开放和一体化 ---- 所掩盖的这种推论最近刚刚抬头(暴露出来)并将最终成为历史。”[44]

调整价值体系， 可以归结为：把GNP指标扩展为NSP。NSP是国民保障乘积，即真实储蓄率、 秩序覆盖率和生态有益率的乘积。第一步是用真实储蓄率代替GNP，真实储蓄率等于GNP除以资源损耗和污染损失等项；第二步是把安全保障纳入指标，即秩序覆盖率，它等于有益于守法社会成员的相互覆盖除以有害于守法社会成员的相互覆盖； 第三步要把生态环境纳入指标，即生态有益率，它等于社会成员生存于有益生境中的时间除以生存于有害生境中的时间[45]。上述的郎五庄模式对于中国提高NSP的作用，大于提高GNP的作用。

用国民保障乘积(NSP)指标引导各国决策者，全球居民就会在一个新的水平上逐渐回归以农为本， 走出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现代化困境，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绿色化时代。也就是说，上述的郎五庄模式不但对于中国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意义：“地球太大了……在政治上可以做到的，是对我们日常所能经验到的乡土的关心。 。。。。。环境伦理学(及制度经济学)需要人们认同于自己的家乡，而(市场)全球化消弱了这种认同。”[46]

相反， 如果继续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指标引导各国决策者，全球生态环境一定不可持续，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更大。如中国，“15年前(1986年----笔者)，有关部门动用了四百多名专家学者，运用数学模型对15年后的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预测。当人们今天回顾预测结果时发现， 凡是有关经济发展建设方面的预测(如关于电信、 交通、能源)，几乎全部落空；而有关生态环境前景方面的预测(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退化、沙漠扩展、沙尘暴、森林砍伐和物种消失等等)，又几乎全部落实。”[47]

亚洲东部生态环境相对严酷， 中国人必须首先认同于自己的家乡，才能够生生不息。认同家乡， 一定是以农为本， 但不是只从事农业，而是以农业(第一产业)服务业(第三产业)吸收工业(第二产业)，即一三融二。郎五庄模式正是这样的典型。

在以农为本的社会中，社会信用和社会角色都定位于经营一定土地的自组织(如大午集团这样的农本公司， 又如宋明清时期的宗族)，不能把社会信用和社会角色定位于拥有一定黄金的自组织(如希望集团这样的钱本公司，又如欧美的各种基金式俱乐部)，更不能定位于失去黄金支持的美元之上。从宏观决策来看，既然美国总统可以宣布放弃用黄金支持美元， 中国的决策者也可以宣布土地的贵重价值得到法律保障，敬宗收族，鼓励国民认同于所居土地， 提高迁居成本；以此解决国内的现代化两难困境，并带动世界各国的多数人爱护具体的家乡， 而不是抽象地爱地球。有了中国的示范，20世纪60年代在发达国家开始展苞的后现代之花，才能结出绿色文明之果[48]。郎五庄模式可以说是中国示范的先声之一。

从居民消费来看，以农为本的一三融二社会与以商为本的退一进二三社会相比，减少了轿车化装品等标准化奢侈品， 但增加了天然吸收人工的非标准产品，如爆竹风筝龙船，根雕核雕，玉石玛瑙，蝉蜕玩具，秆草手工，琴棋书画，射骑灯迷，酒令传花，歌舞杂伎，诗文词赋牌匾， 曲艺戏剧杂耍，花草虫鸟鱼，插花茶艺，纸牌麻将，犬马鹰猎，斗鸡斗蟋蟀，甚至用蓍草占卜等，都是天然吸收人工，物品中蕴含文化[49]。用文化使产品增值，正如郎五庄模式用文化使土地增值。

从社会生活的繁荣来看，以农为本社会的高档消费主要是较少污染的私家园林(大户同族，自居长住，不是商业炒作地皮别墅)和游山玩水的物品，含古董收藏，名画收藏等；以及书院、 佛寺、道观、德制学选的文书用品、仪品和设施，古书收藏和手抄本收藏 ；最高档消费是紫禁城、 祭坛、 皇家园林和作为封禅对象的泰山，等等，不但不破坏生态环境， 反而借助文化内涵把消费需求引向保护生态环境。上述的大成院正是较少污染的高档消费形式。

重农抑商的结果不是取消商业， 反而促成商人敬业：两宋之后，“官吏兼务货殖至巨富者始少，富商大贾在政治、社会各方面活动势力亦渐绌……惟其利润降低，故商人不能进至于大富，而官僚亦无从自商人处一转手而攫多金。然论社会商业状况，宋以下若转较唐前为活泼(市坊制度，皆至宋而废驰。于是有夜市，有草市。此盖都市人口增加，财富旺盛，交通便利，劳动生产力发达，故商业交易，随时随地而扩大。又如唐以前用钱绢，宋、元以下用银钞， 皆可见商货交易之后盛于前也)。盖社会商业情况之盛衰，不必与商人所得利润之高低为正比。 故宋以下社会一般商业虽转盛，而资本集中之趋势则日减……偶有以货殖见称巨富，往往得罪，祸不旋踵……既无特贵，亦无殊富(达到了共同富裕----引者) ”[50]。商人所得利润不多，所以不会全民皆商，其它行业也能敬业。利润不多不是没有利润，所以真正善于经营的商人仍有积极性。从整个社会来看，财富增长与社会安定相辅相成：“太宗(赵匡义)在建国之初即曾夸耀已拥有两倍于唐代的财富(太宗之孙仁宗时约二三十倍) ； 而根据实际数字加以检验， 也可以证明这个数量大体上没有错误……城市兴起……专门依靠商业交通的镇乡也出现了……自治性的行会制度也发展起来了。 。 。。。。讲史、说书等的流行，是人所共知的。当时的都市生活何等豪华，如《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以及《清明上河图》)等书(画)均有详细记载。 宋徽宗皇帝(赵佶) 游幸坊巷的事， 是人所知晓的……出现了交钞和银两的使用……总之，中国文明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普及开来……北宋的吕氏乡约、南宋的朱氏社仓法…… 民间自办的书院流行开来……在家庭之上保持氏族的团结……”“当时所输出的所谓宋钱，不仅在日本、朝鲜、安南等地出土，而且远至南洋群岛、非洲的东岸、桑给巴尔、索马里等地，也有所发现……”[51]

郎五庄模式说明，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走上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的道路，即富而好礼的道路， 既不是富而外侵，也不是富而腐败，不是富而污染，不是富而奢侈，不是富而道德大滑坡。

参考文献

[1] [9][10][13][17][19][20][21][23][24][25]张笃洪：《人间正道是沧桑 ---- 河北大午集团发展纪实》，载《河北经济日报》1997年1月14日第4版。大午集团在1995年的员工为800多人，固定资产三千多万，年产值七千多万。

[2] [5][8][12][15][37][39][40][41][42][43][48]张祥平：《制度对话》，石油工业出版社， 2001年， 第11～23、149～165、275～280页，第183页，第324～329、212页，第243页， 第220～221页，第183页，第275～280页，第47～48、89、155～165、5、195页，第164页，第10～22、61、64～65、183页，第15～17、157～159、10页，第37、270～315、10～17、84～96页。

[3] [4]艾恺：《最后的儒家 ----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8～285页，第158～285页。

[6] 张祥平：《宗族复兴与中国社会秩序的重建》 ，载《世界经济论坛(香港)》，2001年第2期。

[7] 罗吼，方崧：《对“会”的剖析》，引自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二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440页

[11] 孙大午： 《做事先做人，就业乃创业 ---- 在河北师大毕业生教育报告会上的讲话<节选>》，2002年3月15日，靳凤羽整理。

[14]张祥平：《从一阶均衡到二阶均衡 ---- 经济分析框架的扩展和若干结论》，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8年夏季卷。

[16]张祥平：《中国靠什么维护市场秩序?》，载《北京青年报》，1996年1月1日第8版。

[18] 孙大午在北京大学畅春园沙龙的谈话， 七十九辛巳九月二十七，西历2001年11月12日。

[22]《诗经·关雎》朱熹注：“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

[26][美]T。Devine等编(1999?)：《Cultivating Heart and Character ---- Educatingfor life's most essential goals (心情培养与人格教育 ---- 接受教育，作人第一)》 Character Development Publishing， P。O。Box 9211，Chapel Hill ，NC 27515。第5页。括号中为笔者所加。

[27][28]《中庸·第二十章》

[28]《孟子·》

[30]《孟子·离娄上0710》

[31]文献待考

[32] 参见文献[1]，又经核实：最初的启动资金2万元从孙大午任职的银行中贷出。后续资金从亲友中筹集。

[33] 参见文献[1]的下述文句：“大午集团每前进一步，都要经受着血与汗、灵与肉的严峻考验! 大午集团每进一步，都在经历人与鬼、美与丑、真诚与虚伪的较量!……这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经核实：当地乡长曾要求大午集团赠一辆20万的轿车未成，该乡长动员村民破坏大午集团自修的道路(先已经批准) ，孙大午借外请客人及县长陪同的机会恢复道路，事后再请乡长吃饭，用1万元缓和矛盾。大午集团还与土地局工商局等发生诉讼(打官司) ， 最后的解决不是靠法庭，而是双方各自让步，请客吃饭。孙大午处于弱势地位，既不愿向不正之风“屈膝投降”，也考虑到“如果把人整倒，那么私仇难解”，所以采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孙大午认为这是孔子说的 “以直报怨”，自己的实践在《论语》中找到了理论根据，这是“习而时学之，不亦乐乎!”

[34]译自《论语·雍也0629》“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35]《论语·宪问1434》。

[36]《论语·学而0115》。

[38]安徽猴魁茶产于一定的海拔和小气候之中，产量较少，20世纪80年代进入市场后难以满足海内外需求，后来不再参加订货会，只作为特供产品对口供应。资料来源：安徽黄山北京教工疗养基地的导游报告，1996年5月14日。

[44]引自威廉·普法夫：《西方推动全球化的努力证明是一次大失败》，载《参考消息》2000年10月9日第2版，括号中为笔者所加。

[45] J ·迪克逊等： 《扩展衡量财富的手段》，张坤民等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22页；以及张祥平：《美好的中国人》，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363～365页。[46]H。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的类型》，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4期，括号中为笔者所加；另参见张祥平：《环境保护为什么要听林学家的》，载《森林与人类》2001年第12期。[47]沈孝辉：《可持续发展，呼唤人文精神》，载《人民政协报》2002年1月8日第5版。[49]《旧京人物与风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第107～114、265～329、347～358、389～390、407～410、438～445、453～463、515～520、529～538、588～600页。

[50] 钱穆： 《国史大纲》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08～409页及下册第548、573

页。

[51] 和田清：《中国史概说》第125～128、124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引文中除赵匡义和赵佶外，括号中为笔者所加。

郎五庄模式对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

---- 兼论梁漱溟、晏阳初、希望集团、南街村、华西村》

张祥平

内容提要： 郎五庄模式的特点是源于乡村，成于乡村，存于乡村，浸润儒家文化，权衡时代变化。 郎五庄模式说明， 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走上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的道路， 即富而好礼的道路，不是富而外侵，富而腐败，富而污染，富而奢侈，富而道德大滑坡。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郎五庄模式还对全球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与郎五庄模式相比，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不是源于乡村，而是源于贤人；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不但不是源于乡村，也没有浸润儒家文化；希望集团既缺少儒家文化的内涵，还走向直线发展模式，逐渐脱离乡村；南街村和华西村以改革开放之前的乡村基层组织为单位，对21世纪的多数中国乡村来说，已经失去了可操作性，而且难以解决领导班子更新之后如何持续的问题。

关键词：当代中国，郎五庄模式，儒家文化，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

一、郎五庄模式：源于乡村，成于乡村，存于乡村

郎五庄村是河北大午集团所在地，位于河北省徐水县。河北大午集团在1995年成为中国大陆500家最大私营企业之一，2002年已有员工1500多人，固定资产上亿万，年产值一亿多元[1]。

郎五庄模式的特点可以归结为： 源于乡村，成于乡村，存于乡村，浸润儒家文化，权衡时代变化，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发育之路。郎五庄模式不但对中国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还对全球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2]。

与郎五庄模式相比，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不是源于乡村，而是源于贤人，虽然浸润儒家文化，却没有权衡时代变化，结果归于失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以学校为中心，没有把农民当成利益主体，只是当成道德教化的对象；结果，农民得到实惠时就有道德，利益受损时就迁怒于学校。 梁漱溟从政府争取到财源，指导农民种植的棉花在市场利销，曾使乡村建设顺利发展；可是面对日本倾销棉花，以及农民子弟离家抗日，乡村建设就一溃到底，有的农民甚至杀害校长[3]。

与郎五庄模式相比，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不但不是源于乡村，也没有浸润儒家文化，而是用西方的基督教精神进行道德教化。晏阳初依靠欧美的强大财源闻名于世，对中国的意义很小， 因为欧美的财源再强大，也不可能覆盖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中国农村。即使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从中国本土的乡村建设来看，晏阳初比梁漱溟差得多[4]。

与郎五庄的大午集团相比， 希望集团既缺少儒家文化的内涵，遭致兄弟阋墙，还走向了退一(农业)进二(工业)和退二进三(金融服务业)的直线发展模式，不再存于乡村，而是逐渐脱离乡村，偏离了可持续发展的正路[5]。

与郎五庄模式相比，南街村和华西村以改革开放之前的乡村基层组织为单位，以较小的成本达到了共同富裕， 但是对于21世纪的多数中国乡村来说，已经失去了可操作性：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了21世纪之初，多数的中国乡村都失去了全村共同富裕的契机，农民的自组织形式大多基于血缘纽带，扩展到姻亲朋友[6]，最具市场意识的金融行为也采取了低成本的亲友标会或轮会等形式[7]。中国人的家庭亲缘观念植根在太平洋西岸的环境条件中， 所以可持续的自组织形式是宗族， 不是公司俱乐部或种姓[8]。从长远来看，南街村和华西村的领导班子更新之后如何持续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严格说来，郎五庄大午集团的领导班子更新之后如何持续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但是从郎五庄模式的前期发展和当前走向来看， 郎五庄大午集团比南街村和华西村更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二、 郎五庄模式的中国特色：以农为本，士农工商

郎五庄模式源于乡村， 根本是农：刘惠茹(孙大午之妻)于1985年联合本村4家农户承包了郎五庄村西原的一片荒滩地。 中国的国情是：只靠农民很难成功，由于经营不善，5家

农户一年赔了1。 6万元。在中国，农民的成功离不开士：孙大午于1989年辞职，成立大午农业公司，招回二弟孙二午(正在经商且生意不错)和三弟孙志华(容城县农业局干部)，开始招聘脑力之工和培训体力之工，走上成功之路[9]。

孙大午当过兵，入了党，转业到徐水县农业银行当干部，自修到大学毕业[10]，“信奉传统的儒家思想”[11]。因此，孙大午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家志士，既不是普通的干部，也不是用知识谋生的知识分子。 现代所说的知识分子是用专业知识与其他人作交易的社会成员，而儒家志士知书达礼，以天下为己任[12]。

孙大午主张“私营企业不姓私，私营无私天地宽”，在实践上，大午集团“赢利后，一不装腰包， 二不贪图享乐， 而是积极地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支持教育，扶贫济困”等等[13]。这些都说明孙大午是儒家志士，不是欧美意义上的守法商人或企业家。严格地说，不是欧美经济学家所鼓吹的市场经济中的理性经济人。因为即使在欧美，也有一些商人或企业家热衷于公益事业， 捐助慈善事业。严格说来，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中国，热衷于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都不是无私，而是把小范围的私扩展为大范围的私，即把修身齐家扩展为治国平天下，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是用文化覆盖(长效)替换经济覆盖(中效或短效)[14]。

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往往既缺少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又缺少儒家文化背景，所以不是士， 不能理顺士农工商的关系。欧美的士(通才主义者)要理顺商士农工的关系，只有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才出现了士商工农和士工(商) 农的关系，把农民摆在了最后一位[15]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刑棘丛生，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三民主义志士和共产主义志士在革命变化的历史时期内发挥过积极作用， 可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就必须有儒家志士。否则， 只有为了个人而作交易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中国社会绝不可能走上正轨；正如不可想像欧美社会没有基督教而能走上正轨一样。

有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不到基督教文化背景对于欧美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原因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为己任， 全盘反传统，对西方的传统也抱有敌意。这些知识分子采用 “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待欧美的教育体系。结果中国近代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 比欧美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更加张扬人的强势，忽视环境约束(在基督教中用上帝作为象征符号来约束人)。在中国，能够“拿来”的教育者都是成年人，所以忽视欧美教育中隐含的基督教浸润(从童年开始)，只切出了“科学和民主”(欧美人最强的侧面) 拿到中国，切下的“原罪和忏悔”(欧美人示弱的侧面)被摒弃了。所谓的去粗取精， 其实是非驴非马的骡子，一定不可持续。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平衡科学， 已经造成了五千年未有的道德滑坡，如果再加上无平衡的民主，社会大失序在所难免。

郎五庄模式显示的儒家志士的重要作用，不但对中国的乡村建设有重大意义，也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要用儒家文化平衡科学与民主；正如在欧美，要用基督教文化平衡科学与民主[16] 。反过来说，如果中国不提倡儒家文化，科学与民主就是无根之树，无源之水；正如在欧美，如果没有基督教文化的滋养，科学与民主就不会发育成熟。

三、 郎五庄模式的儒文化内涵：五伦八德与中庸之道

大午集团对于不孝敬老人的职工， 轻者写书面检查，严重的要给予经济处分，甚至除名[17]，这是第一伦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德(第一德)：孝。孙大午兄弟融洽，弟弟二午用七年时间逐渐领会哥哥超出普通商人的志士精神[18] ， 这是第二伦兄弟姐妹之间的德(第二德)：悌。孙大午不服气弹丸之地的香港富商，立志振兴家乡，勤勉不怠[19]，这是第三伦大集体与小群体之间的德(第三德) ：忠。刘惠茹承包失败后，孙大午把赔掉的钱全部退还给合作的农户；大午集团不急功近利，不坑蒙拐骗，不掺杂使假[20]，这是第四伦朋友之间的德(第四德)：信。大午集团要求职工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制订职工守则[21]，这是第五德：礼(礼的源头是第五伦夫妻之间的德[22] )。大午集团建养老院，建技校，免费举办养鸡养猪培训班，捐资助教，赠供水设备扶贫[23]，这是第六德：义。孙大午没有专车，不穿名牌服装，不搞吃喝浪费，不进出歌舞厅，家中设施简朴，出差住普通房间，不开单间[24]，这是第七德：廉。刘惠茹承包失败后，孙大午不但退钱给合作农户，还说：“等我搞好了，再把你们请回来。”[25]，这是第八德：耻。

五伦八德是儒家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 五伦是最常见的人与人之间的五种有序相关， 即父母与子女、 兄弟姐妹之间、上下级之间(现代术语是大集体与小群体之间) 、朋友之间、丈夫与妻子。八德是与五伦有关的五德和超出五伦的三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五伦八德包括现代常说的“勇气(知耻)、责任感(忠于职守)、关心他人(义)、尊敬(孝悌)、诚实(信)、忠心(忠诚廉洁)、贞操(礼)、宽恕(忠恕)以及自我牺牲(见义勇为)”[26]等等。

五伦八德是儒家志士在两千年的组织管理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五伦八德的最早表述是 《中庸》作者子思所说的五达道三达德：“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27]。从五达道三达德发展为五伦八德，是中华民族与太平洋西岸的环境互动的结果：首先是子思的孙代学生孟子把五伦与五德关联起来： “父子有亲(孝)，君臣有义(忠)，夫妇有别(礼)，长幼有序(悌)，朋友有信”[28]；其中除信之外，其他四德经历史筛选的过程又回返《中庸》或《论语》时期的价值观念。 三达德最后定型为义、廉、耻，也是组织管理实践的经验教训。其中“耻”保留了子思的理解：“知耻近乎勇”[29]。把仁改为义，接受了孟子的认识，使得人格教育接近普通人：“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30]。把知(智)改为廉，大约在明末清初[31] ：科举竞争制度相当成熟之后，有知识的人通过公正的升层方式为官甚至为相，最难得的智慧是有权有势有钱之后仍保持清廉。

郎五庄模式说明，五伦八德在当代中国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制度资源。

郎五庄模式的中庸之道表现为：大午集团的启动资金源于孙大午的信用和关系[32]，启动之后面临的外部纠纷和干扰，也要靠孙大午的敏悟来以直报怨[33]，这些都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 “掌握适当的分寸(中)，维护公正人道的秩序和群体延续(庸)，这是最高的能力和道德!”[34]

源于轴心时代(约第32个甲子， 西历纪元前800之后数百年) 的几个大的文化传统之中，只有儒家文化积极入世，参与组织管理，参与历史中的良性微调，不断总结历史中的经验教训。 因此，儒家十分强调正名，不说空话大话矫情的话。有人曾经问孔子：“以善意的方式回报不善，可以吗?”孔子说：“如果以善意的方式回报不善，那么用什么来回报善意呢?公正的作法应该是以正直的方式回报不善，以善意的方式回报善意。”原文是：“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35]

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后， 儒家传统受到巨大冲击，高等教育退化为专业教育，知识分子利用专业知识与其他社会成员作交易， 高谈阔论，假大空话不少，矫情的拜年话媚俗话更多， 结果，即使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也往往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了，自己把自己边缘化了： 在中国，完全不利用社会关系就把事情办成的概率很小。儒家志士与西方意义的知识分子不同， 必须以正当的方式理直气壮地利用社会关系，这样才能成事，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孙大午以正当的方式利用社会关系，是在清谈自缚与不正当的拉关系走后门搞腐败之间掌握适当分寸， 履行中庸之道。正如以直报怨，是在以德报怨和冤冤相报之间掌握适当分寸，履行中庸之道。

四、 大午集团的文化增值战略和郎五庄模式的三种前景

大午集团七十九戊寅(西历1998)年建立大午中学(含小学部)之后，曾在辛巳(西历2001)年筹划建立孔子大学，壬午(西历2002)年改为建设集博览与教育功能为一体的儒文化大成院， 总的走向是增加郎五庄土地上的文化含量，也就是孔子说的富而好礼[36]，利用文化建设来使郎五庄的土地增值，不妨称为文化增值战略。 用西方经济学的术语来说，郎五庄的文化增值战略是用农业(如种粮养鸡和种苗绿化等) 和服务业(如诗书礼乐和天人合一等) 吸收工业(如食品加工和园林建设等)，圆融发育。 与文化增值战略相区别的产业增值战略，则是以工业服务业压榨农业：退一(农业)进二(工业)，退二进三(服务业)，直线发展[37]。

郎五庄模式的前景有上中下三种，上：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流模式；中：保住自己的风格并且比南街村和华西村更长久地持续下去； 下：失去自己的风格，或与南街村和华西村同期解构，甚至更早解构。 最差的前景主要是接班人的问题没有解决好， 新的董事长总经理破旧(大午时期)立新(新董事长新经理)，或新的总经理素质不高，智慧不够，不能履行中庸之道。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导致最差前景，即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中等的前景是接班人的问题不大，可以守成；而南街村和华西村的接班人问题没有解决好。从当前(七十九壬午)来看，这三个村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 从经济规模来看，这三个村比不上希望集团，可是这三个村的乡村根基(含农业基础)比希望集团深厚， 因此可持续性比希望集团大。如果这三个村都能解决接班人的问题，那么只要宏观条件不发生较大变化，每一个村都能以自己特有的风格持续下去。希望集团则不同，即使宏观条件不发生较大变化，也可能像南德集团或巨人公司那样衰落甚至解构。

郎五庄最好的前景是接班人的素质较高， 或在当前这一代创业者时期就把郎五庄土地上的硬件转化为软件， 通过郎五庄土地上的好学之风和绿色产品使得郎五庄的土地完成文化增值： 推进好学之风，平衡(或约束)急功近利的商业驱动，回归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识， 促成绿色产品的比较优势。最高档绿色产品不可能采用标准化的大批量生产方式，垄断性大于商业性，迟早会退出市场经营(如安徽猴魁茶退出市场[38])。这样的垄断性与文化增值结合，相当于支配全球经济四百年的产品金字塔和朝贡体系[39]。产品金字塔的最高层可以与大成院的经营配合：建立书院，延儒讲经，举办读经竞赛，模拟考秀才考举人和考进士，外来考生的优秀者特供最高档绿色产品，如果本人愿意，还可优先录用，成为荣誉村民；鼓励村民参考，有德村民中的好学有成者可在特供产品和其他形式的重奖之间进行选择，并作为接班候选人。文化增值战略的最大成果将是高素质的人才层出不穷。

五、 郎五庄模式对当代中国的重大意义：以农为本，柳暗花明

重商之路在当代中国行不通，永远是山重水复；中国必须以农为本，才能够柳暗花明：重建“士农工商”的秩序，提高土地价值(参见上节的文化增值战略)，以农业服务业吸收工业。 这是中国的国情：上为吏情，下为民情，无论上下，顺之则生，逆之则亡。如果上层没

有某个“圣君”尊儒，下层就会有某个“刘邦”造反[40]。欧美式的发展道路在人类历史上十分偶然，不是普适的：法王路易十四之前，东西方的差别较小，法王路易十四之后的欧洲条件是非常特殊的，不具有普遍性[41]。这条道路在中国当下就不可持续，在全球，21世纪内不可持续。例如新加坡，学界称为“搭便车”，车(欧美)搭不动的时候就会甩下来。新加坡地处海洋性亚热带， 只是一个城市国家，其效绩与深圳或广州相当。中国难以“搭便车” ，因为车(欧美)在当下就搭不动中国，所以中国不可能采用新加坡的方式。即使采用了，也一定是最早被甩下来的一个。

欧美发展道路的主要特征是以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首要决策指标。为了保证 GNP不断地以一定的百分数增长，各国政府使出了浑身解数。最重要的三件事是英国的圈地运动和海外殖民(第一产业退出前台，农业让位于工业)、美国取消黄金支持美元(第二产业退出前台，工业让位于商业和金融服务业)、世界关税总协定(GATT)改组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削减实物经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加强非实物经济(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业)在贸易中的比较优势[42]。

把 GNP作为第一位的决策指标，使得21世纪之初与20世纪之初相比，人类面临五个重要变化：1。可供殖民开发的区域大大减少，世界人口在1999年达到60亿，而在1899年不到19亿；2。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大大增加，森林面积持续下降，臭氧层遭到前所末有的破坏，欧美社会的经济增长点已经跨过生态环境的警戒线；3。工业模式科学技术创新的边际效益越来越小，20世纪70年代之后，大公司用经济概念而不是用实物生产设置子公司和孙公司，结构复杂，遮掩假账，21世纪初美国安然公司申请破产，标志着概念经济陷入窘境：所谓的高科技股指下跌，传统的钢铁企业股指上扬；4。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储蓄下降，国民生产总值(GNP)成了华而不实粉饰太平的数字游戏 ；5。概念经济的受损者逐渐觉悟，如抗议者在西雅图整垮了第三届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会议，接着出现了加拿大十万公民发起的 “不卖世界”全球运动，反对WTO扩张和专利保护，主张健康教育饮水取暖生态等基本需求的供给社会化， 而不是公司化；又如世界社会论坛反对全球化，与世界经济论坛唱反调[43]。

在世界各地， 越来越多的居民发现：以GNP不断增长为导向的退一(农业)进二(工业)和退二进三(服务业) ，没有带来公正和幸福，甚至危及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越来越多的人面临失业， 等待救济，生老病死和子女教育堪优，黑社会像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越割越多。 发展中国家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公正化，小康化，富裕化，理想化，而是贫富分化，官员腐化，社会黑化，生态恶化。发达国家也自身难保：垃圾可以运出国门，森林可以砍国外的，腐败分子迁入法制国家后会变得安分守己，可是大气污染和温室效应却不分国界；2001年发生的911飞机撞高楼事件还说明，工商金融巨头操纵的发达国家政府对于全球秩序的控制力已经越来越弱，不止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本国秩序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全球社会都在黑化，甚至恐怖化。

捷克总统哈维尔认为， 必须“就当代文明的基础，即价值体系(GNP不断增长)进行调整。 /这是根本问题， 全球化的价值观完全是实利主义的。它的倡导者完全以积累财富(维护并扩展法制钱选秩序)为衡量进步的依据。经济行为和人类工作的最终目的以及对人类行为的定义都被归结为回报投资者(否则不愿投资，引发失业)。。。。。由此才能谈到其它方面的利益(失去秩序就谈不到其它利益)。这种(借助纯经济)自私(来维护社会秩序)的思想已经上升为经济原则。全球化----即促进国际经济开放和一体化 ---- 所掩盖的这种推论最近刚刚抬头(暴露出来)并将最终成为历史。”[44]

调整价值体系， 可以归结为：把GNP指标扩展为NSP。NSP是国民保障乘积，即真实储蓄率、 秩序覆盖率和生态有益率的乘积。第一步是用真实储蓄率代替GNP，真实储蓄率等于GNP除以资源损耗和污染损失等项；第二步是把安全保障纳入指标，即秩序覆盖率，它等于有益于守法社会成员的相互覆盖除以有害于守法社会成员的相互覆盖； 第三步要把生态环境纳入指标，即生态有益率，它等于社会成员生存于有益生境中的时间除以生存于有害生境中的时间[45]。上述的郎五庄模式对于中国提高NSP的作用，大于提高GNP的作用。

用国民保障乘积(NSP)指标引导各国决策者，全球居民就会在一个新的水平上逐渐回归以农为本， 走出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现代化困境，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绿色化时代。也就是说，上述的郎五庄模式不但对于中国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意义：“地球太大了……在政治上可以做到的，是对我们日常所能经验到的乡土的关心。 。。。。。环境伦理学(及制度经济学)需要人们认同于自己的家乡，而(市场)全球化消弱了这种认同。”[46]

相反， 如果继续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指标引导各国决策者，全球生态环境一定不可持续，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更大。如中国，“15年前(1986年----笔者)，有关部门动用了四百多名专家学者，运用数学模型对15年后的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预测。当人们今天回顾预测结果时发现， 凡是有关经济发展建设方面的预测(如关于电信、 交通、能源)，几乎全部落空；而有关生态环境前景方面的预测(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退化、沙漠扩展、沙尘暴、森林砍伐和物种消失等等)，又几乎全部落实。”[47]

亚洲东部生态环境相对严酷， 中国人必须首先认同于自己的家乡，才能够生生不息。认同家乡， 一定是以农为本， 但不是只从事农业，而是以农业(第一产业)服务业(第三产业)吸收工业(第二产业)，即一三融二。郎五庄模式正是这样的典型。

在以农为本的社会中，社会信用和社会角色都定位于经营一定土地的自组织(如大午集团这样的农本公司， 又如宋明清时期的宗族)，不能把社会信用和社会角色定位于拥有一定黄金的自组织(如希望集团这样的钱本公司，又如欧美的各种基金式俱乐部)，更不能定位于失去黄金支持的美元之上。从宏观决策来看，既然美国总统可以宣布放弃用黄金支持美元， 中国的决策者也可以宣布土地的贵重价值得到法律保障，敬宗收族，鼓励国民认同于所居土地， 提高迁居成本；以此解决国内的现代化两难困境，并带动世界各国的多数人爱护具体的家乡， 而不是抽象地爱地球。有了中国的示范，20世纪60年代在发达国家开始展苞的后现代之花，才能结出绿色文明之果[48]。郎五庄模式可以说是中国示范的先声之一。

从居民消费来看，以农为本的一三融二社会与以商为本的退一进二三社会相比，减少了轿车化装品等标准化奢侈品， 但增加了天然吸收人工的非标准产品，如爆竹风筝龙船，根雕核雕，玉石玛瑙，蝉蜕玩具，秆草手工，琴棋书画，射骑灯迷，酒令传花，歌舞杂伎，诗文词赋牌匾， 曲艺戏剧杂耍，花草虫鸟鱼，插花茶艺，纸牌麻将，犬马鹰猎，斗鸡斗蟋蟀，甚至用蓍草占卜等，都是天然吸收人工，物品中蕴含文化[49]。用文化使产品增值，正如郎五庄模式用文化使土地增值。

从社会生活的繁荣来看，以农为本社会的高档消费主要是较少污染的私家园林(大户同族，自居长住，不是商业炒作地皮别墅)和游山玩水的物品，含古董收藏，名画收藏等；以及书院、 佛寺、道观、德制学选的文书用品、仪品和设施，古书收藏和手抄本收藏 ；最高档消费是紫禁城、 祭坛、 皇家园林和作为封禅对象的泰山，等等，不但不破坏生态环境， 反而借助文化内涵把消费需求引向保护生态环境。上述的大成院正是较少污染的高档消费形式。

重农抑商的结果不是取消商业， 反而促成商人敬业：两宋之后，“官吏兼务货殖至巨富者始少，富商大贾在政治、社会各方面活动势力亦渐绌……惟其利润降低，故商人不能进至于大富，而官僚亦无从自商人处一转手而攫多金。然论社会商业状况，宋以下若转较唐前为活泼(市坊制度，皆至宋而废驰。于是有夜市，有草市。此盖都市人口增加，财富旺盛，交通便利，劳动生产力发达，故商业交易，随时随地而扩大。又如唐以前用钱绢，宋、元以下用银钞， 皆可见商货交易之后盛于前也)。盖社会商业情况之盛衰，不必与商人所得利润之高低为正比。 故宋以下社会一般商业虽转盛，而资本集中之趋势则日减……偶有以货殖见称巨富，往往得罪，祸不旋踵……既无特贵，亦无殊富(达到了共同富裕----引者) ”[50]。商人所得利润不多，所以不会全民皆商，其它行业也能敬业。利润不多不是没有利润，所以真正善于经营的商人仍有积极性。从整个社会来看，财富增长与社会安定相辅相成：“太宗(赵匡义)在建国之初即曾夸耀已拥有两倍于唐代的财富(太宗之孙仁宗时约二三十倍) ； 而根据实际数字加以检验， 也可以证明这个数量大体上没有错误……城市兴起……专门依靠商业交通的镇乡也出现了……自治性的行会制度也发展起来了。 。 。。。。讲史、说书等的流行，是人所共知的。当时的都市生活何等豪华，如《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以及《清明上河图》)等书(画)均有详细记载。 宋徽宗皇帝(赵佶) 游幸坊巷的事， 是人所知晓的……出现了交钞和银两的使用……总之，中国文明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普及开来……北宋的吕氏乡约、南宋的朱氏社仓法…… 民间自办的书院流行开来……在家庭之上保持氏族的团结……”“当时所输出的所谓宋钱，不仅在日本、朝鲜、安南等地出土，而且远至南洋群岛、非洲的东岸、桑给巴尔、索马里等地，也有所发现……”[51]

郎五庄模式说明，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走上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的道路，即富而好礼的道路， 既不是富而外侵，也不是富而腐败，不是富而污染，不是富而奢侈，不是富而道德大滑坡。

参考文献

[1] [9][10][13][17][19][20][21][23][24][25]张笃洪：《人间正道是沧桑 ---- 河北大午集团发展纪实》，载《河北经济日报》1997年1月14日第4版。大午集团在1995年的员工为800多人，固定资产三千多万，年产值七千多万。

[2] [5][8][12][15][37][39][40][41][42][43][48]张祥平：《制度对话》，石油工业出版社， 2001年， 第11～23、149～165、275～280页，第183页，第324～329、212页，第243页， 第220～221页，第183页，第275～280页，第47～48、89、155～165、5、195页，第164页，第10～22、61、64～65、183页，第15～17、157～159、10页，第37、270～315、10～17、84～96页。

[3] [4]艾恺：《最后的儒家 ----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8～285页，第158～285页。

[6] 张祥平：《宗族复兴与中国社会秩序的重建》 ，载《世界经济论坛(香港)》，2001年第2期。

[7] 罗吼，方崧：《对“会”的剖析》，引自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二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440页

[11] 孙大午： 《做事先做人，就业乃创业 ---- 在河北师大毕业生教育报告会上的讲话<节选>》，2002年3月15日，靳凤羽整理。

[14]张祥平：《从一阶均衡到二阶均衡 ---- 经济分析框架的扩展和若干结论》，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8年夏季卷。

[16]张祥平：《中国靠什么维护市场秩序?》，载《北京青年报》，1996年1月1日第8版。

[18] 孙大午在北京大学畅春园沙龙的谈话， 七十九辛巳九月二十七，西历2001年11月12日。

[22]《诗经·关雎》朱熹注：“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

[26][美]T。Devine等编(1999?)：《Cultivating Heart and Character ---- Educatingfor life's most essential goals (心情培养与人格教育 ---- 接受教育，作人第一)》 Character Development Publishing， P。O。Box 9211，Chapel Hill ，NC 27515。第5页。括号中为笔者所加。

[27][28]《中庸·第二十章》

[28]《孟子·》

[30]《孟子·离娄上0710》

[31]文献待考

[32] 参见文献[1]，又经核实：最初的启动资金2万元从孙大午任职的银行中贷出。后续资金从亲友中筹集。

[33] 参见文献[1]的下述文句：“大午集团每前进一步，都要经受着血与汗、灵与肉的严峻考验! 大午集团每进一步，都在经历人与鬼、美与丑、真诚与虚伪的较量!……这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经核实：当地乡长曾要求大午集团赠一辆20万的轿车未成，该乡长动员村民破坏大午集团自修的道路(先已经批准) ，孙大午借外请客人及县长陪同的机会恢复道路，事后再请乡长吃饭，用1万元缓和矛盾。大午集团还与土地局工商局等发生诉讼(打官司) ， 最后的解决不是靠法庭，而是双方各自让步，请客吃饭。孙大午处于弱势地位，既不愿向不正之风“屈膝投降”，也考虑到“如果把人整倒，那么私仇难解”，所以采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孙大午认为这是孔子说的 “以直报怨”，自己的实践在《论语》中找到了理论根据，这是“习而时学之，不亦乐乎!”

[34]译自《论语·雍也0629》“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35]《论语·宪问1434》。

[36]《论语·学而0115》。

[38]安徽猴魁茶产于一定的海拔和小气候之中，产量较少，20世纪80年代进入市场后难以满足海内外需求，后来不再参加订货会，只作为特供产品对口供应。资料来源：安徽黄山北京教工疗养基地的导游报告，1996年5月14日。

[44]引自威廉·普法夫：《西方推动全球化的努力证明是一次大失败》，载《参考消息》2000年10月9日第2版，括号中为笔者所加。

[45] J ·迪克逊等： 《扩展衡量财富的手段》，张坤民等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22页；以及张祥平：《美好的中国人》，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363～365页。[46]H。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的类型》，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4期，括号中为笔者所加；另参见张祥平：《环境保护为什么要听林学家的》，载《森林与人类》2001年第12期。[47]沈孝辉：《可持续发展，呼唤人文精神》，载《人民政协报》2002年1月8日第5版。[49]《旧京人物与风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第107～114、265～329、347～358、389～390、407～410、438～445、453～463、515～520、529～538、588～600页。

[50] 钱穆： 《国史大纲》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08～409页及下册第548、573

页。

[51] 和田清：《中国史概说》第125～128、124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引文中除赵匡义和赵佶外，括号中为笔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