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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现代新儒家开山之圣

作者来源发布时间 2007-03-28 浏览次数字体大中小

梁漱溟：现代新儒家开山之圣

我们推测的世界未来文化既如上说，那么我们中国人现在应持的态度是怎样才对呢？……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接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过来。——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

宗教所必具之要素，在孔子不具备；在孔子有他一种精神，又为宗教所不能有。这就是他相信人都有理性，而完全信赖人类自己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什么事该作，什么争不该作，从理性上原自明白。一时若不明白，试想一想看，终可明白。因此孔子没有独断的标准给人，而要人自己反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

儒家之为学也，要在亲切体认人类生命此极高可能性而精思力践之，以求“践形尽性”，无负天（自然）之所予我者。说它“乐在其中”，意谓其乐有非世俗不学之人所及知也。如我夙昔之所论断，此学盖为人类未来文化在古代中国之早熟品。它原应当出现于方来之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过早，社会环境不适于其普及发展，历来受其教益，能自振拔者非无其人，亦殊不多矣。……人生真乐必循由儒家之学而后可得。却非谓舍此而外，人生即无乐之可言。人类生命无限可能性为人所同具，虽不必知此学，或由天资近道，或由向上有志，或由他途修养，均未尝不可或多或少有以自拔于前文所云低极者，其生活中苦之感受使为之减少，或且有以自乐焉。——梁漱溟（《儒佛异同论》，1966）

梁氏可能是一个十足的“最后的儒家”，但是他所倡导的儒学则可能比那些在中国有很大影响的现代意识形态，比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科学主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更长的寿命。——杜维明（《儒家人文主义的第三期发展》，1989）

梁漱溟：现代新儒家开山之圣

（1893.10.18.～1988.6.23.）　【清光绪十九年（癸巳）九月初九生，终年94岁】

1921年底，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其后四年，再版八次。这“使梁漱溟‘暴得大名’，以北京大学区区讲师的身份成为国内学术界的新闻人物”，虽然“从评论的情况看，对梁著褒贬不一”。〔注1〕其中“最著名的三种批评代表了广泛的政治观点，它们来自自由主义者胡适、国民党领导人吴稚晖和共产党人杨明斋”〔注2〕。但无论如何，“很少有学术著作能像它这样吸引空前的读者”，梁也“很快赢得了全国性声誉……他的名字甚至出现在‘当今最伟大的中国人’的民意测验表中”。〔注3〕梁氏时年28岁。早两年，所著《印度哲学概论》已经问世；再早两年，他已经在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了——只是不知何因，梁漱溟进入学界虽是从哲学起步，但半个多世纪后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却没给他一席之地〔注4〕。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铬。蒙古族，祖上系元朝帝宗。本人出身官宦世家，生于北京。5岁入新式小学，旋因庚子国难休学两年，后相继入另两所学堂，得以接触西方科学文化，而对儒家经典“竟未一读”。青少年时期，梁“虽然断断续续受过—些教育，但大体上说仍靠自学成才”，并从崇拜梁启超立宪改良主义，转而加入革命派。辛亥武昌起义后，梁中学毕业，出任同盟会京津支部《民国报》编辑兼记者。至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他又退出。不久，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相继失败。其间，梁曾任内阁司法总长秘书，再应蔡元培之邀任北大讲习。在北大同事杨昌济家，他遇到过杨后来的女婿毛泽东，但没留下印象。1918年秋，乃父梁济投积水谭自尽，以表达其“多年来的殉清之志，引起社会上极大反响，舆论哗然”。而在那四五年之前，梁漱溟自己也有过一次因精神苦闷自杀未遂的经历。〔注1〕

1924年夏，梁漱溟辞北大教职，赴山东、广东等地办学和考察。1929年到河南，任“村治学院”教务长，又接办北平《村治》月刊。因致力倡导和实验其“乡村建设理论”，和晏阳初、陶行知，并称现代教育史上“平民教育运动”三位代表人物〔注4〕。费正清说：“一个经典学者梁漱溟……是一个保守派，但在恢复中国古代公社生活方面，又表现得像个革命者的样子”〔注5〕。

抗战初，梁漱溟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参与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改组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梁任中央常委兼《光明报》社长，1946年任民盟秘书长，积极周旋于国共两党间，以“第三方面”身份从中调停，企图阻止内战。结果自然是两边不讨好，既被“国”方指为亲共，也曾令周恩来、毛泽东不满。〔注1〕内战爆发后，南京政府于1947年10月宣布民盟“非法”，梁遂赴重庆著《中国文化要义》，两年后出版。1950年由重庆到北京，翌年出任全国政协委员。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应邀发言，对新中国的“工农关系”表示担心，被毛泽东说成“班门弄斧”，发生公开顶撞〔注6〕。隔年，毛接连发动批判俞平伯、胡适的唯心论和实用主义，梁漱溟虽“长期以来和胡适处于对立面”，却“也在劫难逃”〔注1〕。1955年由冯友兰带头，对梁氏文化、哲学、乡村建设理论展开全面批判，为时半年。“除梁多年的朋友、现代儒学思想家熊十力之外，所有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都批判过他”〔注2〕。其后，梁被保留政协委员之名，“闭门思过”。乃重理旧稿，潜心读书，“在沉默中反省”，撰成《人心与人生》等（当时未发表），却因此躲过“反右”一劫。自此至文革初，他虽仍在政协小组会上放过几炮，也挨了批，总算“侥幸”安然渡过。至1966年8月“破四旧”，天下大乱，他经受了空前的冲击和人身侮辱，曾被抄家、游斗。但很快静下心来，“在混乱局面下，每天上公园练拳、散步、读书、读报、看材料”，撰《儒佛异同论》、《东方学术概观》，并着手写定《人心与人生》，整理、修改其他著述。〔注1〕1974年2月，毛泽东支持“四人帮”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进入高潮。在政协小组会上，梁漱溟作长达数小时的长篇发言，此即数月后写成的《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之基础。他公然宣称：

——目前批孔运动中—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

——中国古人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一贯地好讲情理，而孔子则是其关键性的人物。

——如其孔孟之道就是吃人礼教，吃人礼教就是孔孟之道，则数千年来中国人早被吃光死光，又岂能有民族生命无比绵长，民族单位无比拓大之今日？……显见得孔孟之道自有其真，中国民族几千年实受孔孟理性主义（非宗教独断）之赐；不过后来把生动的理性，活泼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贞节泥于形式，浸失原意，变成统治权威的工具，那就成了毒品而害人。三纲五常所以被诅咒为吃人礼教，要即在此。

上述发言和文章，自然又让梁漱溟挨了批，持续大半年。有一次，批判会主持人问他对大家的批判作何感想，梁“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此话一出，在场之人无不震惊”。〔注7〕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梁漱溟升格政协常委，并应聘为全国人大修宪委员。“一些学者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郑重其事地聘请梁漱溟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并多次利用梁漱溟的声望举办短训班、讲习班，年过九旬的梁漱溟也不负众望，多次登台为海内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爱好者讲授儒学、佛学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79年创刊的后来颇具影响的《中国哲学》研究辑刊，不失时机地在创刊号编发梁漱溟的旧作，一些出版社也相继出版或重版梁漱溟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可以毫不夸大地说，80年代的中国，曾经形成—个不大不小的‘梁漱溟热’”。〔注1〕

美国传记作家艾恺写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四个现代化时期他一切都称心如意。尽管他是一名受人尊敬的‘民主人士’，但他的哲学思想并不适用于新的秩序，因新的秩序在某些方面即使不是‘全盘西化’，至少也是‘部分西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发现他当时的处境与他在崇拜西方的新青年派控制北京大学时的处境相似。1979年，他想将《东方学术概观》的手抄本交付出版。由于在政协工作，他于是把书稿交给了当时的政协主席邓小平，邓说他太忙，无暇亲自拜读，就把这件事交给了秘书去办，可秘书不久就把这本书稿丢失了。”“总而言之，梁漱溟似乎是一位不受尘世干扰的心满意足的老头。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他在历史大游戏中只是一位失败者。但他对我说，他没有‘任何失望’和‘遗憾’，‘我完成了我一生的使命’。”〔注2〕

纵观梁漱溟一生，他在平民教育运动中所作探索，自有其重要历史意义。虽然，这意义似乎迄今尚未被充分认识。在政治舞台上，他曾不止一次有过影响——特别是时隔30年后，当年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顶撞毛泽东之事被披露，梁氏不畏权势的骨气、敢讲真话的胆魄，广为传诵。不过平心而论，当时他自己其实也是处于懵懵懂懂的被动之中，对毛为何突然对他变脸这个“迷”，到了也没搞明白；以后几十年更一再检讨自己“狂妄”〔注6，注1〕。或许该说，不论此公案产生过何种历史影响，恐怕都该算在毛的帐上。

我把梁漱溟排在榜上重要位置，首先还是因为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部“震古铄今之著作”（蒋方震语〔注8〕），以及终其一生所坚持的对于“全盘西化”的批判态度、对于中华文明生命活力与前途的坚定信念，并因此在80年来传承不绝、数度震动“大中华文化圈”的“现代新儒家”（及“当代新儒家”）学派中，成为“开创山林的人物”，位居“现代儒家三圣”之首〔注9〕。

所谓“现代新儒家”，又被称作“新传统主义”。《剑桥中华民国史》写到：“梁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使他成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新传统主义思想家。此书的成功，或许应该归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以热烈的情绪感染而不是严密的逻辑分析，调和了新传统主义思想家的内在冲突：一方面要继承已经为世人熟知的进化宇宙论传统，另一方面却提出了新的隔离观念，要把不受历史局限的价值、对人类良知的直觉洞察，与受科学支配的自然和社会政治过程彼此分别开来。”〔注10〕

周策纵认为：“从整体而言，梁漱溟最大的贡献，在于某种程度上同情地分析了三种文化（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特点，系统地批判了以往在东西文化问题上的观点。”〔注11〕

李泽厚承认，梁漱溟“相当敏锐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第二代知识分子的感受敏锐、思路开阔、建立思想范式（paradigm）的独创精神……真可说是勇敢地‘逆天下潮流而动’”。同时却断言：熊十力是比梁漱溟更重要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因为，梁的思想既“显得相当模糊、笼统和粗糙”，且“道德人格与学问知识仍是混而未分”；所以，“这种不满意资本主义、尖锐揭示西方现代化社会的病痛，要求以中国传统来补救的理论，在客观历史上却恰恰成了阻碍中国前进的绊脚石，它具有某种民粹主义的性质和色彩。社会斗争和政治逻辑使梁的理论成为保守派所欢迎的思想学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梁漱溟七十余年一直为西化派、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所冷淡，在几代青年中并无影响的根本原因”。〔注12〕

近年，郑家栋通过分析“新儒学”与“新儒家”、“为学”与“弘道”几组概念之异同，得出结论：现代新儒家“作为学派”，已是“一个走向消解的群体”〔注13〕。

方克立曾说：梁氏“所提倡的孔学、儒学已经不是历史上的本来面目，而是用西方哲学改造过了的新孔学、新懦学。在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个重要代表人物那里，就鲜明地表现了‘援西学入儒’、融合中西哲学的特点。梁漱溟决不是一个封建复古主义者。他充分肯定西方科学、民主的价值，主张对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不过‘对其态度要改一改’，认为中国今天要走的路应是：‘以中国的态度走西方的路’”〔注9〕。后来又指出：90年代以来“‘大陆新儒家’的呼唤，是文化保守主义已经逐渐形成气候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承认其有值得“肯定”之处的同时，更表示了种种担忧和不满〔注14〕。

耿云志说：“粱氏是本世纪，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个系统地提出自己的中西文化观的学者和思想家。他的思想无论人们是否赞同，他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论争中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他不像多数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与训练的学者那样，特别偏重理性，偏重逻辑。梁氏是用‘心’去思考。这个‘心’不但是‘思之官’，而且像常人所了解的那样，它包含着理想、期望及爱与憎等感情。我们读梁先生的书，强烈感受到的，与其说是一颗冷静的头脑有秩序的推理和思考，倒不如说是一颗活的心灵在跳动，字里行间都透溢出他的独特的‘自我意识’。他的思想，长处短处皆系于此。……他的思想见解，他的政治主张，也曾屡有变迁。但他的整个思想历程贯穿着两个互相交织的冲动，一个是期盼国家的复兴，一个是期盼文化的复兴。这两者，有时简直就是一回事，但有时毕竟又有所区别。这两个目标，是他同代人中所有优秀分子共同的追求。”〔注1〕

艾恺写到：梁漱溟“不仅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还是一位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家。我认为，他对历史局势的基本关切和所作出的充满理性与情感的回答，以及他的生活都与我们自己目前所怀有的忧虑和思考的问题密切相关。”〔注2〕

以上种种，说明了梁漱溟思想及其影响的复杂性。例如，说他当年就曾引起社会轰动、世纪末又有过“不大不小的‘梁漱溟热’”，和说他“在几代青年中并无影响”，这两个判断显然不能同真，却都反映了不同论者对同一个人、同一段历史的重视——虽然，凭我自己这些年的感性见闻，还是觉得后一说法多少有点儿离谱。

无论如何，今后如果再搞民意测验，问谁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人”，不论提名名单里列没列上梁漱溟，我都不会意外；但如果让我参与，且候选者可以超过30人，我想，我肯定会赞成梁漱溟入围的。

〔注1〕马勇著，《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

〔注2〕〔美〕艾恺著，《梁漱溟传》，湖南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

〔注3〕王邵军　屠茂芹，《东方圣哲——梁漱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

〔注4〕《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电子版。

〔注5〕〔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986），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中译本。

〔注6〕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注7〕曹耀明刘晓晨编撰，《梁漱溟学案》，载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注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注9〕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南开学报》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