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08年,乃是中国思想史叙事结构最值得纪念的历史性年代。这一年,王阳明得罪朝廷权贵,受到贬谪处罚后,经过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终于躲脱了宦官刘瑾一路派人追杀的生死险境,到达了他的谪居地————贵州龙场驿(今修文),但并没有让他从生命的紧张和焦虑中走出来,他感受到的依然是人生的无穷困厄。他希望自己不仅从世俗外部的得失荣辱中超越出来,而且从生命内部的生死存在困扰中解脱出来。在日夜端居静默之中,他苦苦探寻人生的究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的这一源自生命内部的“呼跃”,犹如思想史上的一声惊雷,打破了程朱笼罩下的数百年沉闷官学空气,吹拂出思想文化新天地的阵阵春风。这就是历史上最为震撼人心的思想性事件———龙场悟道。

龙场悟道不仅是王阳明个人心路历程长期探寻转折性的关键事件,而且在贵州学术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上也有巨大的历史象征意义。

从个人心路历程看,尽管王阳明从11岁起就有了成圣成贤的生命志向,但却长期驰骋于辞章诗文,出入于释、老二氏。虽然他也按照宋儒“尊德性”的要求,不断以向外“格物”的方法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甚至花费了七日的功夫来穷格竹子的道理,但结果却加重了“圣人情结”引起的内在焦虑,使生命处于有限与无限极度对立的紧张之中。以致他不能不慨叹“圣贤是做不得的”。因为以有限的生命去穷尽外部世界无限的事事物物,如此才能成圣成贤,成圣成贤岂不就是一句空话?而龙场悟道正是在生死威逼的边际体验中,直接把成圣成贤的功夫扭转为向内领悟生命的终极意义,从而使他最终发现了生命存在的本体依据,并返归到儒家正学的路途上来,自觉地以儒家精神价值为本位建构自己的心学体系。可见龙场悟道以后,王阳明的学问宗旨才发生了关键性转变,并找到了生命提升的最终归宿,恰如长江黄河,经过千山万壑,自此浩浩荡荡,一泻千里,直奔大海。

从贵州学术史发展演变的情况看,龙场悟道更是一件石破天惊的象征性思想史大事。因为自东汉尹珍以来,儒学大传统即不断传入贵州,并在大小传统互动的过程中推动了地方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但至少迟至明代中叶以前,贵州历史上仍从未出现过较具规模的地域性思想学派。真正的地域性思想学派的形成,直到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才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历史条件和学术条件。换句话说,龙场悟道即意味着心学思想体系的诞生,而心学思想体系的传播则是通过龙岗书院与文明书院的讲学活动得以展开。“黔中之有书院,自龙岗始也,龙岗之有书院,自王阳明先生始也”。正是在王阳明的影响下,贵州不仅出现了大规模的书院讲学活动,使心学思想得以迅速传播,而且通过讲学活动也培育了一批地方心学人才,形成了全国较早的地域性心学学派————黔中王学。

黔中王门的代表人物有陈文学、汤伯元、孙应鳌、李渭、马廷锡等人。他们承先启后,推波助澜,一方面发扬光大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使其朝着更加质朴笃厚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扩大了儒学在贵州的传播范围,使本土学术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自黔中王门产生以后,贵州士习大变,人才浸盛,文教之风播及全省各地区,名臣大儒甚至敢与中原争雄,流风余荫沾溉黔省数百年,降及晚近仍发出极大的声光回响,慎终追始,溯其渊源,仍不能说与龙场悟道那颇具象征意味的一幕毫无关系。

龙场悟道当然更是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象征性事件。王阳明远祧孟子,直承象山,针对程朱理学越来越脱离人的生命而知识化、外在化的倾向,特别是其末流暴露出来的支离破碎的弊病,以更加简易直截的功夫与“先立乎其大”的入手方法,开辟了另一条与朱子不同的成德之学,拓宽了主体自立自主的精神价值世界,展示了道德自律与人格挺立的实践精义及具体路径。他在龙场悟道之后,向诸生讲说的“心外无理”、“知行合一”等理论主张,实际就是强调人的生命内部有着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人性内部也潜藏着无穷无尽的德用智慧或价值资源。真理不是与人的生命毫不相关的身外物。无论心灵或人性,都是精神价值的大宝藏。知识论应该与人的活泼生命结合,甚至也应该与宇宙论结合,不能离开人的生命行动与有体有用的宇宙大化空谈知识或格物。人所要做的努力,就是本着与天地一体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将生命本有的无穷德用显发出来,化为活泼的社会实践行为。可以说王阳明是继朱熹之后,中国思想史上的又一发展高峰。他的各种人生努力与致思方向,都代表了儒家重新调整内在发展理路的一种尝试。他的影响后来遍及大江南北,远到日本、朝鲜及其他世界各国。阳明学作为一种国际性的学问,已超越了国界而引起各国学者的广泛重视。但考察其传播源流,则仍以贵州为伊始,诚如王学益《改建阳明祠记》所说:“阳明之学言于天下,由贵(州)始也。”正是由于龙场悟道的象征性意义极为巨大,所以修文至今仍被海内外学者推尊为“王学圣地”。

王阳明之所以能在龙场形成并传播他的心学思想,与贵州人民对他的养育和帮助分不开。他在贬谪期间自然饱尝各种人生摧残与折磨,但也深刻感受到边地民众质朴人性的可贵和可爱。透过黑暗专制的缝隙,他呼吸到了民间小传统自由清新的空气。譬如彝族首领安贵荣知道王阳明在龙场的艰难处境后,便主动在生活上给予他各种照顾,使他通过与少数民族“礼益隆、情益至”的密切交往,看到了人世间还存在着心灵与心灵沟通的意义世界与情感世界,从而鼓舞了他的存在抉择勇气,加强了他对人性尊严的信心,激发了他悟道传道的生命热情。他相信人人都有生命成长的要求,天下没有不可化之人。他在贵州质朴的文化风气下讲说本心之至善,很快就引起了读书士子的强烈共鸣,并取得了教化生命的真实效果。这自然对他一度受到伤害的心灵是一种莫大的慰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认为不仅王阳明影响了贵州人民,而且贵州人民也影响了王阳明。心学之风行天下,贵州文化实有功焉。